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隨著土地流轉、現代集體經濟成為農村發展的新景觀，農村在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文化觀念等方面皆發生著新變遷。用文學書寫這類農村現代變遷和觀念變革，書寫處于其間的農民的精神底色，是新時代鄉土作家創作的重要主題。在新時代新理念的引領下，作家以過去或當下的某一固定時間段的記憶為敘述支點，或書寫舊時鄉土的美好時光，或書寫新時代鄉土的新主題和農民的新處境，這類創作即“新鄉土寫作”。以觀照當下農村現實和理念表達的不同方式為劃分標準，新鄉土寫作在寫作風格和美學追求上主要呈現出三種形態：鄉土的詩意歌詠類；文化人類學視角下的鄉土紀實類；鄉土問題的即時性詮釋和出路想象類。這三種形態側面反映出鄉土作家觀察時代的不同姿態。多文體形式的加入，也使得舊有的鄉土寫作形式、邊界和觀念發生著位移。

其一，鄉土的詩意歌詠類書寫。創作者以僑居者身份追憶故鄉的生活點滴，傾心于書寫故鄉的舊時印象和今日新變，詮釋鄉村人漸趨裂變的世俗倫理，歌詠著現代鄉村的風物與民俗文化。這類書寫十分注重表達的文學性，代表著鄉土寫作的理想樣態。如付秀瑩的“芳村長篇小說三部曲”（《陌上》《他鄉》《野望》），作者以遠離者的視角回望鄉土的常與變，探尋故鄉人的婉轉心曲。情緒情感表達上的恬淡與從容，是付秀瑩新鄉土寫作的重要特色。付秀瑩鄉土寫作的散文化、詩化傾向，使其創作具有“詩化現實主義”的特質。付秀瑩以《紅樓夢》那種貴族生活細節鋪排的方式寫現代鄉村生活，是以精致寫庸常的典范。

其二，鄉土紀實即非虛構類書寫。這類書寫建立在走訪現場、深度交談和理性辨析的基礎上，生成關于鄉土的個性化“問題”。這類書寫對鄉土日常生活經驗的描摹和鄉親的心理刻畫是新鮮的。此時，作者充當著底層代言人的角色，打破了底層不可代言的“神話”。而這背后關聯著的文獻倫理學問題、社會調查的研究倫理問題、啟蒙姿態的傲慢問題、先驗的語言編碼對非虛構表述影響的問題等，是紀實類新鄉土寫作被質疑的核心問題。如梁鴻的非虛構創作“梁莊三部曲”（《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十年》），梁鴻以歸鄉的“外來者”身份實錄故鄉社會關系與規則的新變，關注于時代進步語境下城鄉對立甚至緊張關系、家鄉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境況，痛心于鄉土的破敗與人心的異變。梁鴻的這類寫作，強調了社會學和人類學作為認識當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方法價值。通過訪談對話，梁鴻獲得了轉型時代農村現狀、農民精神處境的一種真實聲音、一份精神證詞。通過抵近梁鴻的學術資源和方法，可以看出，鄉土紀實類創作有著很明顯的向《憂郁的熱帶》《面具》《鄉土中國》《中國士紳》致敬的特點。

其三，鄉土問題的即時性詮釋和出路想象類書寫。這類書寫往往對農村未來發展作積極樂觀的想象，努力表現出在時代變遷語境下農民與土地關系的復雜面貌。由于其對農村的敘述是即時性的，因而，這類創作對農村發展過程中諸多新問題皆有較為真實的展現。如關仁山的“中國農民命運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日頭》），以及《金山銀谷》和《雄安雄安》。關仁山的新鄉土寫作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收獲。關仁山往往以“先行者”的姿態對農村新面貌進行記錄和歌詠，對新時代新農村建設作理想化的期許，這也使得其書寫本身有著未來探索的性質。新時代新農村的發展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主題在關仁山的小說中都有所涉及，如土地流轉、農業的集團化合作、生態農業和鄉村文化重建等。關仁山的創作整體上揭示出關于農民命運的一個道理：農業塑造著農村新人的品格，然而，非農產業卻是農村新人實現自我價值、帶領鄉親脫貧致富的唯一路徑。在《日頭》中，金沐灶為改變農村局面提出了兩個建議：一是建設集體農業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二是注重文脈建設，重塑傳統文化，從人心人性重塑角度來推動鄉村文明和道德的重建，以文化重建換來農村發展的知識、眼界和膽識。金沐灶對阻礙農村發展的主要障礙有清晰認知：資本進入農村，看似為農村帶來了好處，實則與農民的利益無關；更為長遠地看，則為農村和農業帶來長期的傷害。《麥河》對農村未來的書寫是積極的、理想主義的，農村改革之路前景光明。而《日頭》則更多地呈現出農村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與困局，敘述腔調是悲觀的，對農村的發展有著深深擔憂與焦慮。

三種形態的新鄉土寫作在展現鄉村生活的新經驗、鄉村發展中的新變革上是相似的。如付秀瑩在《陌上》中對農村選舉腐敗、皮革廠污染問題、豬瘟發生后的農副業合作社以及農民職工化等現象的書寫，《野望》中對于返鄉創業大學生的歌頌、對網絡主播的贊美等，都與關仁山筆下所揭示的新現象、新問題相似。再如，梁鴻對轉型時代鄉村人心人性的書寫、對鄉村生活志與風物志的書寫，與關仁山筆下所展現的狀況相似。與第一種形態注重文學性的寫作相比，后兩種形態在直接而鮮活地展現農村問題上具有相似性。在閱讀過程中，能夠很明顯地感覺到梁鴻與關仁山這兩類書寫在記錄轉型時代的中國故事、中國經驗和中國問題上的自覺與創造。基于創作觀念和價值立場的不同，對不同形態新鄉土寫作的評價存在著諸多差異。在呼吁和倡導“主題性創作”[1]、避免書齋式空想、杜絕不及物創作的時代語境下，影響三種形態新鄉土寫作評價的首要因素在于如何定位問題導向的鄉土故事講述方式上。

王春林對關仁山的創作有一個很典型的評價，恰恰指向鄉土故事講述方式的優劣評價。王春林曾基于思想和主題表現的文學性標準，指出關仁山關于“三農”問題的即時詮釋和出路想象類寫作的一個不足，即創作上存在著“理念過于直露”的“席勒式”傾向，而“古往今來，大凡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趨近于‘莎士比亞化’”。[2]所謂“席勒式”創作，即有著顯著的主觀主義傾向、直接的理念預設、強烈的民族經驗投射在其中的創作形式，其體現出較強的思想性，極力追求表現時代現實問題和人的精神處境，而非與時代相背離的創作模式。所謂“莎士比亞化”創作，是建立在對言之不盡的莎士比亞創作的豐富思想藝術特質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即強調文學性、注重思想理念的間接而非直接傳遞、注重文學內在規律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就王春林的評價語境而言，“席勒式”與“莎士比亞化”的沖突即創作強調理念還是強調文學性的沖突。由于新時代的鄉土寫作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揭示新鄉村發展中的問題，所以對“席勒式”與“莎士比亞化”作優劣判斷與取舍，比概念的理想化區別下的取舍要復雜得多。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王春林對關仁山創作模式的批判是有道理的，站在文學內部評價標準上審視，理念直露確實是關仁山創作的掣肘。一旦鄉土作家試圖揭示新農村的新問題時，就很容易滑入為新而新、理念先行的陷阱。

然而，從非虛構角度、從記錄中國鄉土真實問題的角度出發，“席勒式”創作的價值與意義反倒需要被呈現和照亮。關仁山通過“三部曲”記錄新農村新主題，進而表達其對“三農”問題的哲思，為理想的現代農業發展作鼓與呼，是關仁山創作目的之所在。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是表現“三農”思考的載體，這必然會出現“理念過于直露”的現象，揭示現實問題必然會造成文學性的削弱。換言之，關仁山對鄉土的挖掘、探索和建構所立足的角度并非單單是文學，更主要是表達文學之外的目的，即對農村、農業和農民未來出路的一種認知和設想。此時，文學的內在標準顯得不那么重要。且在非虛構寫作日益凸顯其價值的今天，“理念過于直露”對于表現新農村的新主題而言，恰恰是值得稱道的。也因此，“席勒式”傾向恰恰是新鄉土寫作表現當下農村現實的必然選擇。這表明，關仁山這一類型創作原本就不追求“莎士比亞化”的目標，這一目標亦不是其抱負之所在。注重文學性的評價邏輯會造成對關仁山創作理念的誤識與誤判。有學者指出：“在現代性的歷史語境中，當代鄉村作家對‘新鄉’的書寫，已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性和藝術性的創作，更是對鄉村現代性的一種深刻反思與有益補充以及對當代中國鄉村未來的一種文學設計和藝術想象。”[3]這就凸顯出文學性和藝術性之外的目的的重要意義。顯然，關于鄉村的“文學設計和藝術想象”，審視的中心在于文學之外的如社會學等學科門類。因而，當我們責難反映鄉土現實問題的寫作不夠“莎士比亞化”時，我們的鄉土文學觀念可能是偏頗甚至缺失的。

對“席勒式”創作傾向的辯證認知，給我們提供了諸多關于如何放置新鄉土寫作中理念的位置以及新鄉土寫作的批評路向的重要啟示。其一，作家創作傾向與作家的創作理念、精神追求有著密切關系，對不同創作形態的評價最終要回到對作家創作心理的闡釋上。理念化寫作往往注重對問題的揭示。在這一點上，鄉土紀實即非虛構類創作與鄉土問題的即時性詮釋和出路想象類創作有著相似的邏輯理路，梁鴻的“梁莊三部曲”與關仁山的“中國農民命運三部曲”在注重農村現實問題揭示上具有相似性。對于關仁山而言，從“現實主義沖擊波”到新鄉土“三部曲”，注重現代意識的傳遞、注重文本的穿透力和注重對現實問題的洞察是其一直在堅守的方向。其二，虛構文學在表現新時代新農村新問題上的孱弱，凸顯著“席勒式”創作甚至問題意識較強的非虛構寫作的社會歷史紀實意義。非虛構寫作的興盛是時代文學發展的悲哀，而“悲哀”的背后，是創作界和批評界對虛構創作所能達到的對社會現實問題揭示的深廣度的失望。因此，鄉土作家重視鄉土問題的即時性詮釋和出路想象這類凸顯主題性的創作甚至非虛構創作的價值，以此來直觀觀照即時性的當下，充當時代前行中的“書記官”角色，參與當下歷史的建構，就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作為轉型時代鄉村變遷的親歷者甚至是參與者的鄉土作家，記錄鄉土“超穩定文化結構”的松動，為社會學家抵近鄉土中國提供了一份鮮活的精神檔案，更為多年后的研究者抵近時代歷史現場提供了有效史料。在未來研究者那里，任何對鄉土的及物書寫，都會受到“敬惜字紙”般膜拜。記錄轉型中國鄉村發展變遷的作品屬于在場敘事，當我們將梁鴻和關仁山作為新鄉土的新支脈時，就意味著突出了后兩類寫作形態對于鄉村發展變遷的在場敘事作用。其三，新鄉土寫作在把握新時代的新氣象和農村新時尚時，唯有對農村現實問題保持審美距離，才能確保作品的文學性；唯有注重“席勒式”創作，才能更直接地揭示鄉村發展中的問題。這就形成了擺脫理念直露與及時捕捉時代新主題之間的悖論。孟繁華指出，由于中國現代性的復雜性，作家在表達鄉村變革時呈現出多樣的形態，且“某些書寫鄉村中國問題的作品，本身也構成了‘問題’的一部分”[4]。即新鄉土書寫內容、如何書寫、書寫形態及其背后的評價，也是時代鄉土書寫問題系統中的一部分，“席勒式”的、非虛構的書寫為新時代“新鄉土寫作”內涵與外延的增殖提供了具體語境。

注釋：

[1]李云雷：“‘主題性創作’是新時代下產生的一種新的創作類型，即用文藝的方式去表達國家的重大的主題。”見邵宏華、王佳雯：《新時代賦予文學以新的使命——專訪青年文學批評家、〈小說選刊〉副主編李云雷》，《團結報》2022年8月13日。

[2]王春林：《鄉村大地的沉重憂思——評關仁山長篇小說〈日頭〉》，《中國文學批評》2016年第1期。作為文學批評領域的兩個重要概念，“席勒式”與“莎士比亞化”源于馬克思、恩格斯評析拉薩爾劇作《弗蘭茨·馮·濟金根》所提出的觀點。馬克思說：“這樣，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亞化了，而我認為，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4頁）

[3]彭維鋒：《“新農村”鏡像的文學建構:當代“三農”題材文學中的鄉村書寫》，《學術交流》2016年第1期。

[4]孟繁華：《歷史合目的性與鄉土文學實踐難題——談鄉土文學敘事的局限與合理性》，《光明日報》2017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