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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明發粟賑災民，升斗均期饑腹充。

世態漁洋已道盡，人間何事不鵝籠。

這是蒲松齡的長詩《短禾行》的最后四句，寫的是旱災中百姓挨餓，皇帝下令賑災，基層官吏不肯普惠，僅挑村執行，致“東村歡笑西村哭”。

詩中“漁洋”指清初文學領袖王士禛（號漁陽山人），正因他的推薦，蒲松齡始揚名，說他“世態”“道盡”，有揄揚意。

詩中“鵝籠”則指南朝吳均的《鵝籠書生》，故事框架出自佛經《舊雜譬喻經》，收在《續齊諧志》中。此書宋代已佚，幸《太平廣記》等書抄錄了其中的17則（今人輯佚已至20多則），后被明代書商陸采編入《虞初志》中，公開出版，引起人們重視。

據學者谷文彬研究，明清作家中，紀曉嵐、蒲松齡、周清源、張潮、沈起鳳、和邦額等都仿寫過《鵝籠書生》；在當代文本中，賈平凹的《太白山記·飲者》、張曉風的《人環》、季文君的《陽羨鵝籠》、趙端的《鵝籠書生》等，也都受其影響。

近日，動畫短片集《中國奇譚》將該故事改拍成《鵝鵝鵝》（全劇第二集），該劇在豆瓣上評分高達9.5分，主創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原著本就講述了人心的變幻莫測。我唯一做的調整就是改變了主人公的身份，讓他和套娃里的人物發生交集”“現代人就是一路走，一路失去，一路獲得失去以外的東西，也因為這些人生體驗多了一絲善意”，這些理解略顯膚淺，與原著差距不小。

那么，真實的《鵝籠書生》究竟在寫什么？

故事的根在印度

《鵝籠書生》被稱為“中國故事”，但根在印度，魯迅指出：“蓋非中國所故有，段成式已謂出于天竺。”

段成式是唐代志怪小說家，他在《酉陽雜俎》中指出，《鵝籠書生》出自《靈鬼志》（書已佚）中的《外國道人》（收在《太平御覽》中），署東晉荀氏著，荀氏生平不詳，曾在東晉安帝司馬德宗的義熙年間（405年—418年）任官，比吳均早近100年。吳均讀過《外國道人》，段成式稱：“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為至怪也。”

《外國道人》也非原創，它參考了《舊雜譬喻經》中的《梵志吐壺》：

夜便委國去入山中游觀，時道邊有樹，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來入水池浴出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人，與于屏處作家室，梵志遂得臥。女人則復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年少男子，復與共臥，已便吞壺。須臾，梵志起，復內（納）婦著壺中，吞之已，作杖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道人及諸臣下，持作三人食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耳。太子曰：道人當出婦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婦。太子謂婦：當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

在古印度，“梵志”指佛教外的出家修道者，“外國道人”堪稱佳譯。

《舊雜譬喻經》涵蓋了《鵝籠書生》所有情節點。古寺廟常用“公開講經”吸引信眾，競爭下有“俗講”，即從故事切入，輾轉鋪陳，結尾契合佛法。這些故事取自日常生活，將其中佳作寫成文字，可能用作“俗講”底本——只留故事主干，其余自由發揮。

《外國道人》完成了本土化

“俗講”是中國古小說源頭之一。古代中國人也喜歡講故事，但文言文系統太復雜，普通人難掌握，民間故事被限制在口傳層面，長期不發展。佛經用語近于白話，改變了舊傳統。

《梵志吐壺》的目的在隱喻現實世界的嵌套關系：我們生活的世界，可能在別人腹中；而我們腹中，又有另一世界；另一世界中的人，腹中仍有一世界……彼此轉化的關鍵在“壺”。

佛經稱現實世界為“壺”，它將人隔絕在孤獨的時空中——當人說起永恒、無垠時，其實都在“壺”中，只是以人類有限的本能，體察不到時空彎曲，以為所見即是無邊無際。此乃佛教的“超三世”觀。

《梵志吐壺》中沒有道德譴責，也沒點破主旨。改寫成《外國道人》后，變得本土化。

故事安排在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且加入鵝籠：“外國道人”見人挑擔，擔上有鵝籠，便稱自己行路太累，求入籠休息，挑擔者很大方，說鵝籠小，你能進去，我就挑著你走。“外國道人”果然入鵝籠，鵝籠重量不增，他在籠中吞吐婦人。

在原故事后，《外國道人》嫁接了一個新故事：“外國道人”和挑擔者入城，見一不行仁義且吝嗇的富翁，作法將其珍愛的馬隱身，并說請百人吃飯（“君作百人廚”），馬自回。富翁照辦，馬果然現身。第二天早晨，富翁的父母正在堂上，忽然集體消失，發現被困在梳妝臺的油膏瓶中（“澤壺”）。“外國道人”說，你做“千人飲食”送給窮人，你的父母就能出來，富翁只好又照辦，他的父母果然回到了床上。

寫詩才是吳均本行

《外國道人》淡化了《梵志吐壺》中的哲學意味，將主題轉向“劫富濟貧”。

東晉衣冠南渡，北方士人客居江南（作者荀氏應出自北方的潁川集團），與江南士族關系緊張，有強調儒家義利觀的主觀動機。“外國道人”戲弄并懲罰地方土財主，或有深意，但吳均已不太能理解這層意思。

吳均生于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吳興故鄣（今屬浙江湖州安吉）人，據《梁書·吳均傳》：“（吳）家世寒賤，至（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其文，頗相稱賞。”可見，吳均非士族出身，且此時南北士族矛盾已緩和。

吳均時，中原漢語受游牧民族影響，音節變短，傳統四言詩已難適應儀式音樂。是拉長音，還是取法民間，成五七言，創作者莫衷一是。畢竟前者拘泥，后者粗鄙。

吳均開風氣之先，甚至被稱為“開創五絕五律先河的第一人”。五言詩節奏感強，尾字仍拉長音，一字占兩字音節。吳均用字典雅，保留了四言韻味，被贊為“清拔有古氣”。

吳均的詩多從山水風光寫起，進而“言志”，時人仿作，稱“吳均體”。錢鐘書贊吳均善寫景，與酈道元并稱，即“吳少許足比酈多許”。吳均也寫邊塞詩，但他從未遠離江南，只能寫些：

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風霜。

男兒不惜死，破膽與君嘗。

劍拔弩張，口號多，描寫少，缺乏豪氣，難與后來的鮑照、高適等相提并論。梁朝時，士族政治漸松動，已是“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可吳均作為文壇領袖，始終未受重用。

接下茬慢 誤了終身

梁武帝蕭衍好文，吳均先任待詔，后任奉朝請（有朝會資格），皆非實職，因梁武帝斷言“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據《太平廣記》，梁武帝曾招群臣用五字疊韻（韻母相同）聯句，成：

后牖有榴柳（梁武帝），梁王長康強（劉孝綽）。偏眠船舷邊（沈約），載匕每礙埭（庾肩吾）。六斛熟鹿肉（徐摛），暯蘇姑枯盧（何遜）……

輪到吳均時，他“沉思良久，竟無所言”。

“暯蘇姑枯盧”用曹操故事。一說指曹操與楊修解曹娥碑，楊修立刻猜出，曹操則走了30里路后才猜出，吳均沉吟，似在模仿曹操；一說與“驀蘇孤苦廬”同音，后者指曹操當年讀陳琳檄文，頭痛立解，可對君主稱“孤”，屬“不遜”，吳均遲疑，凸顯了這句詩。

南北朝時，曹操已被視為奸臣，梁武帝也是篡位者，最忌提曹操。

疊韻聯句本是文字游戲，寫出的詩常不通，可梁武帝自許文韜武略，喜借小事較勁。且吳均私撰《齊春秋》，梁武帝以為“不實”，派人詰問，終至焚書。其中或記梁武帝篡位事。

否定了吳均、何遜，梁武帝說“未若吾有朱異”。朱異也出身寒門，有才華，但他善諛，因而被重用。蕭衍的兒子編《昭明文選》，吳均詩文皆不收。

在《梁書》《南史》中，沒提《續齊諧記》，可見不受重視。也有學者認為，《續齊諧記》可能是偽書，因未見《齊諧記》，何言“續”？

其實，《齊諧記》是存在的，南朝宋散騎侍郎東陽所著，唐代后散佚，今可見轉抄的三篇，敘事簡略，在小說史上的貢獻不及《續齊諧記》。

改得好也能成經典

吳均寫《鵝籠書生》可能只是戲墨，未必在創作。

《鵝籠書生》腰斬《外國道人》后半部分，文本也有大改。比如挑擔人有了名字，叫許彥；事發于綏安山；會魔法的是“書生”；吐出的不再是“壺”，而是“銅奩子”（化妝品盒或餐盒，圓柱狀，有足）；奩中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

這么寫的目的是：

首先，故事本土化。在中國古人觀念中，“壺”即“壺天”，又稱“壺中天”，意為仙境，與佛教的理解不同，故棄“壺”用“銅奩子”。故事發生地點、人物姓名、人物職業等均用本土名，惟綏安山不知何處。可能是江蘇宜興的橫山，此地多水災，傳說劉伯溫巡視江南，說：“根治水患，除非把山橫過來攔水。”從此得名橫山，橫山小，高僅百米。清代齊學裘有《綏安山中梨花盛開詩以賦之》，寫于橫山，但他可能也被誤導了。

其次，從細節走向情節。細節對故事發展無幫助，情節則有幫助。如契訶夫所說，當男主角房間的墻上掛了一支獵槍，他最終會用它自殺，否則不應出現獵槍。《外國道人》便缺乏這種小說文體自覺，“鵝籠”“挑擔人”等細節毫無意義，《鵝籠書生》極言女子年輕貌美，為她吐出帥哥創造了理由。

其三，從觀念眼走向世俗眼。《梵志吐壺》是觀念眼，故事只是工具，《鵝籠書生》則是世俗眼，強調故事本位，靠故事抓人。

自吳均之后，中國古小說逐漸走上“把故事講好”之路，擺脫了“講個好故事”的束縛，《鵝籠書生》成中國小說史上的里程碑。

《鵝籠書生》有短板

明清小說家推崇《鵝籠書生》，紀曉嵐稱：“陽羨鵝籠，幻中出幻，乃轉輾相生，安知說此鬼者，不又即鬼耶？”

明代中國卷入“大航海”引發的全球化，瓷器、茶葉、絲綢、南京布（即棉布）、鐵鍋等遠銷海外，民間更富裕，作家們也努力擺脫舊的認知框架，追新求異。遺憾的是，就在俄羅斯文明、奧斯曼文明、歐洲文明等都在擴張時，明代自朱元璋起，反而重新操練起朝貢體系，選擇了收縮。到清代中期，已成“萬馬齊喑究可哀”。

明清作家們明知世界在變，想求新，卻接觸不到新事物，只能用舊而怪的東西代償，奇幻文學崛起。從故事性看，佳作不少，從思想性看，只有《聊齋志異》等少數幾部作品不錯。即使是《聊齋志異》，也沒能真正引發“觀念革命”。

《鵝籠書生》存在同樣缺陷。

在故事層面，它環環相扣，可它對人生、對世界的思考并沒超越《梵志吐壺》。《梵志吐壺》的不足在于，它宣揚的是循環論，隱喻不同世界同構，了解自己的世界，也就了解了所有世界。這顯然不正確，一是無實證，二是泯滅了發展。

現代社會的前提是，堅信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是不斷發展的關系，如是循環，則躺贏即可，何須奮斗？在這個大關節上，《鵝籠書生》不僅沒看出問題，甚至在認識上還有所倒退。

應尊重古代文化，但要“批判地繼承”，把古代故事換一種方式再講一遍是不夠的，這種無創作的改頭換面，貢獻還不如吳均，無法真正突破“有趣”“好看”“看完就完了”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