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國文先生突然走了，我很難過。

三天前，我還給他打電話，說在《文匯報》上看到他為湯世杰散文集寫的序，文采斐然，思想深邃，干凈利落，毫無老態，根本不像出自九十有二的老人之手，令人感佩。他說我已經九十三了，身體尚可，只是眼睛白內障手術后效果不好，看東西費勁。遇到報刊上熟人的文章，很想看，但又看不了，心里干著急。他問我“你怎么樣”，我說還行，每天看點書，散散步，偶爾寫點小文章，自得其樂。他說，你的那些回憶文章，我也愛看。不少老人都走了，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他們，你在他們身邊工作過，給他們當過翻譯，有些事，你不寫，別人不知道。能寫，就多寫些，有用。他問我同住一樓的老朋友的境況，我說有的走了，有的搬了，所剩無幾。他感嘆唏噓，讓我代他向老朋友問好……

我已經好久未給國文打電話了，發現他聽力很好，思維清晰，對答如流，心里很高興，馬上給湯世杰兄發了條微信，他當即在朋友圈轉發，與大家共享。當時我還想，他如此硬朗，如此矍鑠，是何等造化！但萬萬沒想到，說走就走了，而且是默默的，沒有任何征兆！生命如此脆弱，如此神奇，如此決絕，嗚呼哀哉，悲兮痛兮。

屈指算來，與國文相識已經三四十年，但我從未去過他府上拜訪，他也沒來過我家，偶爾在一些場合相遇，也只是握握手點點頭而已。我們之間的聯系渠道是電話和信。有事則長，無事則短。過去逢年過節還打個電話問候一聲，這十幾年連問候也免了，覺得無聲無息就是平安。我雖然知道他的手機號，但不知為什么，從未用過，一直用他家的那臺座機。就這樣，若有若無地、云淡風輕地、藕斷絲連地保持著聯系。

國文的頭很大，圓圓的，臉也很大，也是圓圓的。有人說這是福相，有人說這是佛相。還有人說，他就是當代文壇普度眾生的活佛。理由是，他悲天憫人，慈悲為懷，樂善好施，不管是向他討教文學創作方面的長短得失、經驗教訓，還是人生路上遇到了什么坎，判斷是非曲直、進退去留，他總是以自己的創作、人生、滿腹詩書典籍為鑒，開誠布公，鼎力相助，幫你做出選擇。

我已經忘記與國文第一次見面的事由、時間和地點，但有一點沒有忘，那就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不知他是像我在敦煌、洛陽或云岡石窟中，看到的額頭寬闊、慈眉善目、莊嚴自如的大佛，還是像在古寺名剎中見過的高僧大德？反正不陌生。更奇怪的是，沒說幾句話，只是在旁邊看了幾眼，就出于生物的本能，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但又是切切實實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有些人共事半生，永遠是路人，而他，只是一面，就走進了我的心里。

他才華橫溢，出手不凡，先以小說名揚天下，長篇《冬天里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短篇《月食》《危樓記事》分別獲1980、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后專事歷史隨筆，獨辟蹊徑，《大雅村言》，榮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尤其是在他由小說家變為隨筆家之后，神游千古，針砭時弊，談古論今，涉筆成趣，進入一個更廣闊、更神奇，更有魅力的天地。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挖苦、鞭笞中國古代和現代文人的丑陋，嬉笑怒罵，痛快淋漓，常使我想起：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竊以為，在當代作家中，參透人生、歷史、現實、文人卑劣根性的，很少有出其右者。

他德高望重，睿智淵博，沉穩于書海學林。我雖敬慕有加，但從不敢與他稱兄道弟，妄稱朋友，自認為，只是他的一個讀者而已。與他的交往，也淡如空氣，無色無味透明，把對他的敬重，深深地埋在心底。

1998年初春，他給我來了一封信，附一張《讀書人報》（1998年2月18日）剪報，上面有篇題目為《作家寫作應有多少良心——山崎豐子名作〈大地之子〉被控剽竊始末》的文章。

他為什么寄我這篇文章呢？說來話長。

山崎豐子是日本家喻戶曉的著名作家。她直面日本社會的敏感領域的矛盾沖突，以銳利的目光透視紛紜復雜的社會現象，勇敢揭露日本政界、財界、醫務界、企業界既相互勾結利用，又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的丑惡黑幕，入木三分地描繪岀資產階級上層人物的貪婪、腐朽、墮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經濟從高速騰飛轉入穩定發展這一時期社會的畸形和黑暗，人、家庭和社會的腐化墮落。評論家說，她的創作實踐，積極嚴肅地回答了日本現實主義文學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多角度多層次地展示了日本神話般變為經濟大國，成為亞洲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暴發戶的歷史進程，為日本戰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提供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社會價值與審美價值高度統一的標志性的作品。

她的小說，沖突激烈，情節曲折，懸念叢生，人物個性鮮明，本本好看，部部暢銷，動輒發行幾百萬部。每年年初，不少就業的大學生，把她的作品當成社會教科書，念醫科的讀《白色巨塔》，念金融的讀《浮華世家》，念商科的讀《不毛地帶》，而且她的大部分作品被反復多次改編為電視劇、電影，在日本不斷播映。

山崎豐子在中國，也是大名鼎鼎，如雷貫耳。她的《浮華世家》《白色巨塔》《女人勛章》《命運之人》《不毛地帶》等多部作品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發行。遠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她就是中國讀者熟悉的日本女作家之一。

遺憾的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閃爍著強烈的批判光芒的作家，在日本文壇卻聲名狼藉。有的說她出爾反爾，言不守信；有的說她妄自尊大，目中無人；有的說她品行不端，抄襲成性；有的說她性格古怪，喜怒無常；有的說她唇槍舌劍，惡語傷人；有的說她狂傲狷介，我行我素。總之，她是日本文壇的一個怪物，一個異類，一個人人避之猶恐不及的喪門星，一匹獨來獨往的狼。

在她的種種“劣跡”中，最要命的是剽竊，而且每次都鬧得沸沸揚揚，雞飛狗跳，滿城風雨。1968年，她的小說《春宴》被指控剽竊，說其中部分情節與德國作家雷馬克的名著《凱旋門》和芹澤光治良的《巴黎夫人》相似，于是輿論大嘩，鬧騰了好一陣子，她因此沉默了好久。1973年，她的《不毛地帶》又被指控為抄襲，剎那間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她又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最后訴諸法律，不了了之。1983年9月，她的新作《兩個祖國》剛剛出版，《輿論評論》就帶頭發難，說她盜用了別人的資料，《周刊產經》《周刊朝日》《圖書新聞》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一時間風起云涌……

1983年秋，山崎豐子到中國訪問，我陪她訪問了北京、西安、杭州、上海，會見了巴老。后來，她為寫日本殘留孤兒，曾先后三次自費來中國采風，我也曾多次抽空陪她訪問有關地區和人士。她前后用了八年，寫成了一部洋洋近百萬言的長篇小說《大地之子》，生動地塑造了一個在中國生活、讀書、工作，后來為中國鋼鐵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的日本殘留孤兒的形象。甫一出版，風靡日本，一時間洛陽紙貴，一冊難求，前后發行四百多萬部（分上中下三卷）。日本廣播協會為紀念建臺七十周年，投資二十五億日元，邀請中國演員朱旭、呂中、蔣雯麗，與日本著名影星一起拍成同名電視劇，不僅在日本反響熱烈，而且在1996年蒙特卡洛國際電視節榮獲最佳電視作品大獎。

然而，我萬萬沒想到，這本書也惹上了官司，筑波大學教授遠藤譽控告她剽竊，要求她公開道歉并付律師費150萬日元。日本各大報文化版均以較大版面報道此事，將兩人文章中相似之處列表刊登，讓讀者比較判斷。

我感到蹊蹺的是，為什么山崎豐子剽竊事件一而再，再而三，不斷發生，而又每次都不了了之？莫非是資本在背后操縱作祟，花小錢辦大事，目的是吸引讀者的眼球？若果真如此，也太卑鄙無恥了！

我寫過兩篇關于山崎的文章，可能國文看到了，知道我關心這個問題，所以特意剪下這篇文章寄我。收到剪報，我頓時明白，他在默默地注視著我，心里感到熱乎乎的!

還有一封信用的是毛筆宣紙，是國文給我的所有信件中最漂亮最講究的，可當墨寶珍藏。

喜儒兄：

你好！寄去的票兩紙，請予報銷。何時得便，聊聊日式料理，諸如味噌湯之類，向兄請教，該多好！順此祝筆健。

李國文 九月十日

票兩紙，是出租車收據。當時請作家參加研討會或外事活動，無車接送，更無紅包或車馬費等任何變相報酬。家遠者，可以打車，之后再把車票寄給我，我到計財處報銷后再寄還，所謂實報實銷，倘若十個人參加，就要分別報銷十次，這個制度不知是哪位官老爺決定的，執行多年，極為麻煩，但即便如此，我每次請他，都是有求必應。這是我請他參加日本作家入江曜子作品研討會的來往車票，我在信封后面還記下了車費總共50.4元。

1989年春天，我到日本訪問時，日本作家春名徹、入江曜子夫婦計劃到中國采訪，來飯店與我面談。入江曜子送我她以偽滿洲國“皇后”婉容為主人公的長篇歷史小說《我的名字叫伊麗莎白——（偽）滿洲國皇帝之妻的生涯》。當年初冬，春名徹夫婦來中國訪問，我在歡迎宴會上說，入江塑造了一個在中國舞臺和屏幕中還沒有的婉容：她從小在法租界長大，學英語，彈鋼琴，打網球，熱愛自由，追求幸福，一心想到英國留學，是個有理想有追求的現代女性，但卻成為封建小朝廷的至尊至貴的“皇后”，在日本軍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遭受靈與肉的折磨，使她由黑發如云、儀表非凡的少女，變成了一個只能在鴉片的麻醉中，尋找刺激和安慰的行尸走肉……

在座的鄧友梅、李國文、雷達、霍達等作家、評論家都認為有新意，建議我翻譯，入江曜子也喜出望外，希望這本書能盡早與中國讀者見面。于是我在工作之余開始翻譯該書，并于1991年夏天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了不使讀者誤以為是有關英國皇室的讀物，我把書名改為《皇后淚——婉容自白》。當年9月，入江專程自費來中國，請鄧友梅、李國文、李玲修、李炳銀、李文達等作家、評論家，在北京長富宮座談。國文以小說家、編輯家的雙重身份，講了許多中肯的意見。入江聽了大家的發言后很感動，她說：“在日本，根本沒有機會與作家、評論家面對面地坦率地交換意見，這種體驗，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也許是最后一次，刻骨銘心，終生難忘。我做了詳細記錄，以便修改時參考，我相信在日中兩國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婉容的形象會更加豐滿生動真實。感謝諸位在百忙中提出寶貴意見，感謝陳喜儒先生的精心安排……”

這封信就是國文參加那次座談會后寫給我的，同時邀我方便時聊聊日本料理、味噌（大醬湯），其實我早就知道他對日本的茶道、花道，乃至文化、文學，都有興趣，本想找機會親自陪他去日本轉轉，但后來因種種原因，沒有成行，至今想起來，仍深感遺憾。

有一次，他打電話說，你在忙什么，好久沒看到你的文章了，在搞翻譯嗎？我說：“沒有。您知道，我也寫了好多年了，但寫來寫去，都是些沒咸沒淡，可有可無的東西，沒有什么長進，不寫也罷。”但他說：“你是遇到瓶頸了，堅持下去，就會柳暗花明。如果你現在扔下筆，再撿起來可就難了！而且我也不同意你的妄自菲薄。你的文字干凈利索，老實厚道，有情有義，沒有一點花里胡哨的東西，挺好的，應該多寫才是。”

在國文的鼓勵下，我沒有扔下手中的筆，磕磕絆絆地，一直寫到今天。

如今，他走了，我很想念。

2022年12月27日在新冠感染的煎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