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遙想社會變革中的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浮現若干深有意趣的話題。張元濟是百年中國頗具傳奇的出版先驅，在當年士階層轉型的時代風潮中，與蔡元培很相像。他們既有同鄉和翰林院同僚之誼，又在戊戌突變，緹騎四出，朝廷關閉變法通道之際，先后由朝入野，踞于出版和教育兩大要津，傳播新知，開啟民智。自晚清以降，繼嚴復后，唯獨他們二人在教育救國的漫漫長途上，用力之巨，收效之著，被學界譽為一時瑜亮。但細察彼此心路，在政治傾向和社會立場上，二人實有明顯差異。蔡是對朝廷和康梁失望，主動掛冠而去。張是感恩光緒面諭，全力參與變法，而被“革職永不敘用”。

張元濟受李鴻章庇護，由盛宣懷安排，擔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后兼代總理（校長）。他積極創設特班，請出紹興辦學受挫的蔡元培為總教習。尤其不易的是，他在一九〇二年主動辭去官辦學堂高位，投身印刷小作坊的商務印書館創業。張元濟上任后即設編譯所，聘蔡為所長，并與蔡元培、高夢旦三人合編中小學新式教科書，一時影響甚廣。當革命聲勢日盛時，蔡元培毅然籌備光復會，加入同盟會，試制炸彈，力主暗殺清廷政要，成為翰林造反第一人。張元濟則聯手立憲派實力人物，舉全力“保路”和“立憲”，推動朝廷加快和平改革進程。但終因不能割舍與廟堂的精神聯系，以致辛亥激變之際，釀成商務的“教科書危機”。

幾年前被高夢旦重金聘來的陸費逵，趁武昌起義爆發，暗中邀約幾位同仁，編寫了一套適合共和政體的教科書。他們做事縝密，絲毫沒讓張元濟察覺。就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當日，陸費逵在四馬路商務發行所隔壁掛上中華書局招牌，推出用五色旗作封面的《中華小學教科書》。其中編有專門解釋共和主張的新課文，很快被各地學校認購一空，一下就把黃龍旗為封面的商務教科書，擠到了市場角落。

陸費逵還從商務拉走不少骨干，他確實是一位不甘久居人下的能人。高夢旦為拴住他的心，還將侄女許配給他，坊間為此流傳“賠了侄女又折兵”的笑聞。盡管張元濟和商務奮力直追，很快推出一整套新編《共和教科書》，但在風云突變的時代潮流前，動作確實慢了半拍。當新文化運動拉開大幕時，張元濟的立場態度，尤為讓人關切。

近讀柳和城《挑戰和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2019年）一書，頗有耳目一新的啟發。作者研究張元濟歷時三十年，還編撰了《張元濟傳》和《張元濟年譜長編》（上下卷）。對菊生先生用情之深，猶如高平叔舉半生之諾，編撰《蔡先生年譜長編》的佳話。掩卷良久，我一直在思索，這里有一個極具啟示的現象，就是如何從“北大—新文化”（策源地），推演出“商務—新文化”（傳播重鎮）的迷人場景。從蔡元培到張元濟，歷史鏡頭切換之間，適時推出新的場域和語境，呈現于世人面前，實是中國之幸。

二

一九一八年九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質問〈東方雜志〉記者——〈東方雜志〉與復辟問題》，矛頭直指這份商務的老派大刊。見主編杜亞泉反駁，陳獨秀又于次年二月再發雄文，觸發了一場中西文化論戰。羅家倫也緊跟而進，在《新潮》推出《今日中國之雜志界》，將《東方雜志》和《教育雜志》列入“雜亂派”“市儈派”，又稱《學生雜志》是“一種極不堪的課藝雜志”，而《婦女雜志》“專說些叫女人當男人奴隸的話……若不根本改良，實無存在的余地”。新文化名流的言辭極具殺傷力，商務高層又一次面臨挑戰，幾種雜志因保守之嫌，發行量驟減。

張元濟表現得很是冷靜，他是過來人，透過“新”與“舊”兩張慣用標簽，依稀可見他們這代維新人士，也曾高蹈地探尋啟蒙路徑的切入點。面對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轉變態度最典型的是嚴復，他嘆息“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從此立志，“惟以譯書自課”。而張元濟主張“即人盡學”，他痛惜四萬萬國人，“惟四十萬識字”的文盲現狀，呼吁普及教育的最好藥方是編寫新式教科書。他在商務全力推動嚴復繼《天演論》后，接連譯出《原富》等八部著作，給天下讀書人打開了格局和視野的“天窗”。魯迅曾生動地記錄了《天演論》給他的心靈震撼：“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鮮?！北贝蟮暮m也說：“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煅荨蕴鞊瘛刃g語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胡適還特地為自己的名字選了“適”字，他和羅家倫們實是同輩人，都曾領受嚴復、張元濟的啟蒙影響。

應該說，變革是張元濟內心的急迫需求。當初夏瑞芳邀他加盟商務，說“你編書，我印刷”，但館內董事會多數成員，還是與夏相處密切的印刷同仁。隨著夏遇刺身亡，公司規模做大，內部治理已難以匹配。但張元濟抓住機遇，順勢而為，聯手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迅速在辦刊方向、人才選拔上作出回應。

他變革的重要一環，是主動與蔡元培相約，幾次去北大座談“取經”，拜訪陳獨秀、胡適、沈尹默、李石曾聽取建議，最終與蔡元培當場拍板，出版《北京大學叢書》和《北京大學月刊》。這套叢書視野開闊，多數為北大新派教授課堂講義，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推出后深受歡迎而不斷再版，也讓商務從新文化舞臺邊緣，逐漸走向傳播新學科、新思潮的主場位置。張元濟對胡適在新文化中“整理國故”的務實態度，格外動心，與急于讓賢的高夢旦誠邀胡適加盟商務，又建議在北京設第二編譯所，第一時間向新文化名人組稿。直至求賢若渴的高夢旦專程赴京，對胡適傾訴感人的心聲：“我們那邊缺少一只眼睛，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p>

此番冰雪真情，促成胡適一九二一年暑期的赴滬考察。這次考察長達四十五天，最終形成一份切中時弊的報告。

而對雜志的改革，張元濟大膽起用新人出任主編。讀者很快發現《東方雜志》由陶保霖接替杜亞泉，《學生雜志》朱元善“小試改革”，《小說月報》沈雁冰（茅盾）“全面革新”，《婦女雜志》章錫琛走上前臺。對沈雁冰，張元濟有個從發現到認知的過程。沈雁冰一九一六年北大預科畢業后進編譯所，從低職做起，很快顯露才華?！缎≌f月報》創刊于一九一〇年，主編王蘊章為鴛鴦蝴蝶派小說家，“禮拜六”派作品自然占了主導。新文化興起后批評不斷，《小說月報》發行量銳減。張元濟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二日日記中寫道：“《小說月報》不適宜，應變通?！鄙蜓惚鋈沃骶幥?，正與鄭振鐸籌組文學研究會。一九二〇年十月張元濟赴京期間，鄭振鐸數次拜訪，已談妥鄭加盟商務的前提，將《小說月報》列入文學研究會的“代用月刊”，用契約明確鄭振鐸主編《文學研究會叢書》。張元濟欣然應諾，相繼隨鄭振鐸進入的還有葉圣陶、徐調孚、顧頡剛、謝六逸、王伯祥等新派文人，在沈、鄭聯手發力下，商務印書館逐漸成為文學研究會的大本營。五四新文學的主戰場，初顯由北京往上海南移的趨勢。

沈雁冰出任主編時，提出三項革新條件：

一、雜志現存稿子（包括林紓譯作）全不能用。

二、原來的四號字印刷全部改用五號字印刷。

三、館方應給予全權辦事的權力，不能干涉雜志主編的編輯方針。

這意味著雜志原先買下的“禮拜六”派稿子得全部封存。而改字體增加了新文學的發稿量。鄭振鐸及時寄來周作人的論文，冰心、許地山和他自己的小說、譯文，還請人畫好封面和扉頁插圖。于是《小說月報》先在第十一卷十二號刊發文學研究會的宣言和簡章，沈雁冰在《本月刊特別啟事》宣布：

本刊明年起更改體例，文學研究會諸先生允擔任撰著，敬列諸先生臺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葉紹鈞、耿濟之、蔣百里、郭夢良、許地山、郭紹虞、冰心女士、鄭振鐸、明心、廬隱女士、孫伏園、王統照、沈雁冰。

一九二一年一月，革新后的《小說月報》一炮打響，為中國新文學史揭開嶄新一頁。各地分館訂單不絕，發行量從王蘊章時的兩千冊不斷上升，至年底突破一萬冊大關。新文學創作自魯迅《狂人日記》破題后，幾年來一直處于整體的“空窗期”，胡適為此嘆息“提倡有余，創作無力”，這時候終于開始熱鬧了。鄭振鐸們高屋建瓴，第一次以文學社團輻射全國，借刊物和叢書傳播魅力，集聚起尚在孤獨中摸索的作家同仁。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藝術主張，伏脈千里，燭影幽顯，乃延伸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左聯”前后輝映。從鄭振鐸和文學研究會這方面來看，很明顯，五四新文學正是借助商務印書館迅速擴大陣地的。

三

文學研究會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發起人是鄭振鐸、沈雁冰、耿濟之等十二人。細看鄭振鐸們列出的發起人名單，頗有深意。在醞釀期間，他們先拜訪了周氏兄弟，魯迅因在教育部任職，受“文官法”約束不便加入，但幫助審閱了周作人起草的《文學研究會宣言》。這可是一份令人矚目的名單，赫然列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和朱希祖，還有葉紹鈞（葉圣陶）、許地山等人，軍事理論家蔣百里的名字亦在其中。

王曉明曾分析過該會的策略、性質和組織形式，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能夠代表和支配整個文學界的中心團體，一個類似后來‘作家協會’那樣的‘統一戰線’”（王曉明《刺叢里的求索》，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第28頁）。所以，他們在《章程》中規定：“京外各地有會員五人以上者得設一分會?！币粋€文學團體，居然像政黨那樣要設支部？后來雖被一次會議否決，但在廣州，確實成立了分會。一次沈、鄭二人去寧波講課，就當場發展王任叔（巴人）入會。不久，王任叔來信告知，已發展九位新會員。應該說，為這個團體奠定理論基礎的，還是沈雁冰。他已參與建黨的實際政治，對口號和主張，自然多了一份社會學考量。而在組織上起重要作用的是鄭振鐸。茅盾晚年在《關于文學研究會》一文中說過：“誰熱心，愿意任勞任怨，賠錢賠時間，誰就可以‘攬權’做事。鄭振鐸就是這樣一個人?！?/p>

鄭振鐸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行動巨人，他一九二三年接任《小說月報》主編，進商務后，全身心主編《文學研究會叢書》，以及《小說月報叢刊》。葉圣陶說鄭很善于“拉稿”，自己經他慫恿，就開始寫童話，一寫就一發不可收。鄭振鐸的寓所，不僅是商務同人散館后策劃選題的聚會之地，也成了他結交各地來滬作家的文學客廳。王伯祥日記記錄了一則軼聞：“平伯下榻振鐸處，佩弦則留在圣陶所，上海屋狹，一家竟難容兩客也?！编嵳耔I精力過人，還以“兒童本位”視角，創辦《兒童世界》周刊，推動轉型期童刊童書的“突圍”。當時初顯名聲的作家，都把新書交給商務旗下的文學園地。如許地山的《落花生》、葉圣陶的《稻草人》、朱自清的《毀滅》、劉大白的《舊夢》等，這份書單一直可以延展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和周作人也施以援手，當時周建人已在章錫琛的《婦女雜志》任職。鄭振鐸借《文學研究會叢書》，推出魯迅翻譯的《愛羅先珂童話集》、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又在《小說月報叢刊》出版周作人《日本的詩歌》。鄭振鐸還陪同愛羅先珂赴京，去八道灣與魯迅兄弟相談甚歡。

鄭振鐸本人也創作翻譯了大量作品，尤其在《小說月報》連載的《俄國文學史略》，第一次將俄國文學史的變遷、特點和重要作家的風格，介紹給國內讀者；講清高爾基為代表的“民眾小說家”，不僅“為”民眾寫作，而且是“寫”民眾。他還特別介紹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當時三人的著作在中國幾乎無人提及，此書的開創性意義可見一斑。最后一章“勞農俄國的新作家”請瞿秋白執筆，全書也由瞿校閱，在傳播新思潮上尤顯珍貴。

經章錫琛全面革新后的《婦女雜志》，先拋棄舊文學那套陳舊套路，以專欄形式，提倡婦女解放、婚姻自由、社交公開。魯迅應邀發表小說《鴨的喜劇》《幸福的家庭》，雜文《娜拉走后怎樣》。章錫琛以善于抓選題出名，他發揮周建人懂英文，自己懂日文的特長，利用涵芬樓豐富藏書，譯介了一批外文雜志上討論婦女問題的文章。除魯迅兄弟外，沈雁冰、巴金、吳覺農、胡愈之等也經常投稿。不到一年，就把一份保守刊物變成走向進步的文化陣地。

張元濟和高夢旦終于舒了一口氣。商務印書館借團隊之力，不僅化挑戰為機遇，還將陳獨秀、胡適倡導而沒做成的許多課題，變成文學的現實。如《新青年》倡導寫實主義，開創了一種翻譯和理論創作的風氣，而文學研究會就把這種風氣發揚光大?！缎≌f月報》作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唯一倡導新文學的純文學月刊，堅持將理論探討和譯介域外文學置于首位，對于推動作家群體走出創作迷惘期，逐漸呈現成熟豐沛面貌，實在功不可沒。

四

張元濟一生可備稱述者甚多，如要用一句話概括，還是胡適的評語最為傳神：“張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舊學家，也是踐行新道德的老紳士?！彼鲎哉憬｛}一個書香世家，是當時中國少有的從骨子里透出書性，又能睜開眼睛看世界的讀書人。他最早發現出版的價值，為此做出讓士林愕然的選擇。

他得知清末留世古籍共八萬余卷，以“為古書續命”為天職，立志：“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書林努力來?！彼先尾痪镁徒ê覙?，作為古籍出版的善本館和編輯查閱資料的圖書館。他收集會稽徐氏、長洲蔣氏、太倉顧氏諸家散出藏書，民國初又收進清宗室盛氏、豐盛丁氏、江陰繆氏等家藏書各數百種。二十年來，他每到一處，必走訪舊書店，不管蛛網塵封還是道遠難行，總要親自翻閱挑選，捆載而歸。僅方志一門，已達兩千余種。還有日本和歐美新出的八萬余冊外文書，成套的期刊、報紙、圖表照片。涵芬樓當時藏書，以數量和品種之勝，享譽海內外。一九二一年初，他鄭重提議公司用公益基金建東方圖書館，向社會開放。這是一座頗為壯觀的五層建筑，底層為流通部藏書室，二樓為閱覽室和雜志陳列室，三樓和四樓一部分為善本室，內藏涵芬樓善本書。張元濟從揚州購回的四萬余冊何氏藏書即堆放于此。四樓置書架五十六排，共三百余架，可容書四十多萬冊。

張元濟主持的古籍印行始于清末，卻在新文化高潮時全面展開。他與梁啟超、傅增湘交往甚密，都贊同胡適整理國故的方法和主張，為籌備大規模古籍印行，堅持從善本搜集入手，甚至在寓所門口釘有“收買舊書廣告”牌子。他在給傅增湘的信中流露了這種急迫之情：“吾輩秉燭余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p>

伴隨著幾大雜志改革，張元濟主持的《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簡稱“衲史”）開始登場?！端牟繀部肥珍浿匾慕浭返浼椭T子百家代表作，以及著名學人的別集，按四部分類排列。叢書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完成出版，一九二六年重印時，張元濟以“書貴初刻”原則，抽換了其中二十一種版本，并給許多書寫了?？庇?，冠以“初編”序次。共銷出兩千四百余部，獲利頗豐，由此奠定了商務在古籍輯印方面的權威地位。

張元濟毫不松懈，又在寓所附近設校史室，配備十一二位助手，開始了輯印“衲史”的海量工程。校史室備有二十四史的各種版本，以及善本書目與題跋，任務一是?？?，二是描潤。原計劃在一九三三年出書，豈料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日軍意欲摧毀中國最重要文化機構，派飛機炸毀了商務印書館總館。日本浪人又闖入東方圖書館縱火，將一座壯觀的五層大樓焚毀一空。煙霧中紙片飛揚，飄滿上海的天空，張元濟在寒風里拄杖悲號，痛惜苦心經手的幾十萬冊書籍化為灰燼。

在重振商務的危難之時，王云五是個繞不開的人物。他經胡適推薦接替高夢旦，一直毀譽參半，上任后將九位部門主管換了七人，推行的“科學管理法”引發人怨，只好作罷。他最初說過只做十年，但面對日軍挑釁，他主動接受張元濟續聘，還向眾人明志：“敵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圖再起，這是一個怯懦者。”在張元濟和董事會力挺下，他強制推行那套管理方法，同時減股份，大幅度裁員，被人罵得狗血噴頭。但奇跡發生了，商務印書館于當年八月一日恢復了印刷生產，在十一月實現日出新書一種的頻率。至一九三六年，商務的整個規模和收入恢復如初，雄踞國內行業首位。王云五是個經商奇才，他能將張元濟的理想情懷，落實成完整可行的商業鏈條。如張元濟說出版要“緊隨潮流”，他馬上跟進為“更要激動潮流”。張元濟傾力“為古書續命”，他就用行動“為古書裝上翅膀”。他發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解決了閱讀古籍的困難，其主編的《萬有文庫》系列叢書，相當于一座可流動的小型圖書館，全套叢書一百七十二種，共四千余冊，可放在家中和任何場所。這套書長銷數年，深得張元濟贊可。

張元濟一直想影印《四庫全書》，一九三三年存放于北平文淵閣的《四庫全書》轉移至上海，中央圖書館的蔣復璁找到他，希望就近印行。張元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就協調此事，有一次書已發運，因江浙戰爭無奈終止。他請教育部聘請專家十五人，商定影印目錄后，選印了二百三十一種珍本，成書一千九百六十冊，名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共印一千部。緊鎖深宮百年的典藏珍本，第一次走進民間。

而在抗戰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張元濟與鄭振鐸秘密搶救古籍的傳奇。其驚險場景，不亞于一部諜戰大片。當時商務總部遷移至香港，他以年邁之軀獨守孤島。北平、天津書商和日本文化機關，見江南幾大藏書樓善本散出，紛紛云集上海，爭先獵取。鄭振鐸急忙從北平跑到上海，與張元濟聯名致電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懇請撥款搶救。重慶又派出蔣復璁來滬，商定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打贏了一場政府無力完成的特殊戰役。他們以張府為據點，由鄭振鐸談價采購，張元濟鑒定拍板，何炳松、張壽鏞保管經費。日偽機關數次發現古籍行蹤，卻總是被鄭振鐸搶先買走，撲空后派人在幾處書店蹲守。一次鄭易裝后還是被熟人拍肩相認，他邁開長腿，終于奮力脫險。而最有價值的是搶救了嘉業堂的明代文獻，并成功運往香港。當時日本的東亞同文書院與滿鐵調查部，同時與劉承幹競價。利用這一空當，鄭仔細查閱發現宋版書下品居多，反而是明代文獻屬極珍貴孤本。于是，他們果斷買下明代文獻?？梢獙登ХN古籍運往香港殊非易事。在郵局工作的唐弢創造了奇跡，他足足打了三千八百個包裹，將嘉業堂典籍陸續安全寄出。這是個驚人之數。

五

商務人有很濃的“張元濟情結”，回望一百二十六年商務史，可謂精英集聚，群星璀璨。但唯有張元濟以獨立濁世的澡雪精神，內化成商務的象征和啟示。那就是：“張元濟不可追！”

他真正將商務辦成了一所“無言學堂”。商務印書館以龐大的文化學術資源，完成了漢語現代知識系統的整體構建，推動了全社會的文化更新。而中國近代史上幾家大出版機構，其創始人和骨干，均出自商務門下。在圖書選題和出版思路上，多為參照跟隨，復制張元濟的“商務模式”。

他一生經歷光緒、孫中山、袁世凱、徐世昌、蔣介石幾個時期，直至參加新中國開國大典，受到毛澤東禮遇。其歷史際遇和人生境界，確實難以復制，更是無人可以比肩。

出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大典是張元濟一生的高光時刻。這年他八十二歲，成為開國元勛們所尊敬的長者。毛澤東先邀他同游天壇，饒有興趣地問起戊戌變法的細節，如光緒召見他和康有為、榮祿的儀式；還談到長征時讓警衛員一直背著《辭源》，隨時以備查閱；幾天后又讓陳毅接他父子赴頤年堂聚餐。張元濟也真敢直言，見當時大軍云集江浙，軍需供應百姓壓力很大，就建議道：“南方糧賦很重，國力困竭，希望政府予以關注?！泵珴蓶|耐心解釋：“現在軍隊已陸續南下，可以減少數十萬人，以后會逐漸寬緩，困難是暫時的?！碑旑I袖談起建設話題，他又建議分輕重緩急，提出“最要緊的是交通，鐵路尤為重要，其次是工業，再次是農業”。（參見柳和城《張元濟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周恩來、朱德、陳云先后前來拜訪，與張元濟暢談，陳云十四歲進商務印書館做學徒，八年后成長為工運領袖。商務寬松的文化環境，讓沈雁冰借《小說月報》做了中共秘密聯絡點，周恩來領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還將指揮部設在商務印書館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受張元濟親炙的陳叔通、胡愈之、茅盾、鄭振鐸、葉圣陶等，均承擔起中央政府文教機關重任。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長，鄭振鐸為文物局局長，葉圣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教科書的編寫工程。

陳毅對張元濟可謂一往情深，不但邀請他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還在他中風偏癱后經常上門探望聊天。

晚年的張元濟長眉細目，滿臉紅光，渾然如孩童般洋溢出清靈之氣。一九五六年十月，京滬兩地友人共慶他九十華誕。陳毅派專人送來齊白石立軸賀壽。畫中一支紅燭高照，旁列螃蟹、美酒，上題：“滿杯酒，蟹正肥，偷閑獨醉夜深壺?！边€有徐悲鴻題跋：“白石三尺燈臺蟹酒?！奔t燭象征高壽，肥蟹正合他生日節氣，陳毅用心之高誼，深得張菊老暮年歡娛。

張元濟于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安然辭世，中央和上海市以高規格的治喪委員會，隆重公祭。靈堂上掛有逝者生前寫就的自挽聯：

好副臭皮囊，為你忙著過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這班新世界，縱我活不到一百歲，及身已見太平來。

寫于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