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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陶淵明的內修與自得
    來源:光明日報 | 吳中勝  2023年01月11日15:03

    陶淵明是文學史上的著名人物,大家應該非常熟悉。關于陶淵明及其詩文的研究也很多,大家談得較多的內容,我們這個講座就盡量不涉及了,我們今天主要講的是陶淵明的內修與自得。

    為己之學

    蕭統說:“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陶淵明集序》)陶淵明“不忮不求”,他不是一個“自衒自媒”之人。他回歸田園、躬耕南畝,他喝酒弄琴、為詩為文,不是故作清高、做給別人看的,更沒有博取功名的目的,無非只是為了內心的自足和愉悅。“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以下同)“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雜詩》其五)這是陶淵明的自畫像,涉及“人己之辨”的問題。

    “人己之辨”出自《論語·憲問篇》:“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什么叫“為己”“為人”呢?何晏《集解》:“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楊伯峻譯注曰:“古代學者的目的在修養自己的學問道德,現代學者的目的卻在裝飾自己,給別人看。”(《論語譯注》)人之出處,是每個人必然要思考的人生大問題,人生價值觀念不同,對這個問題自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人己之辨”自然也成為文士們論爭的一大辨題。源于先秦諸子的“人己之辨”對后世文士們的人生取向影響很大,對后世文學的價值取向更是有深遠影響。人處天地之間,為什么需要文學呢?作為一個有品格、有境界、有擔當的文人,為詩作文就不僅僅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有更高遠的目標,或為提升個人道德境界,或為安頓個己心靈,或為探索天地之理,或為人間正義而吶喊,或為開萬世太平而奮斗。可以說,古代的“人己之辨”有效提升了文人的人格境界和精神品格。

    孔子認為,道德修養關鍵在于自己實踐,而不是別人的評價。他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篇》)從這個意義來說,“修己”關鍵是“修德”,而“修德”的關鍵是“修心”。文字學家晁福林指出:“周代彝器中的‘德’字大異于甲骨文之處,是它所有的字都帶有‘心’的偏旁。結合‘心之官則思’的古訓,我們可以肯定‘德’字從‘心’,也就意味著‘德’觀念帶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的色彩。”(《先秦時期“德”觀念的起源及其發展》)也就是說,修德的關鍵是修心,這與周代以后中國人的德觀念是一致的。孔子又強調道德踐行,所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篇》)。只要自己做好了,別人自然會知道,所以要顧慮的是自己沒有做好,不用擔心自己做好了別人不知道。孔子對于道德踐行的重視也是基于“德”字本義的。“德”基于內心又通過外在行為表現出來。孔子反復強調“修己”的重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篇》)無論是生成莊敬之心,還是“安人”抑或“安百姓”,前提都是要“修己”,即提升自己的人格修養。

    陶淵明的“修己”,體現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他把百姓的日常生活藝術化了。無論是起居勞作、吟詩彈琴,還是喝酒游玩,他講究的都是自得之趣,閑在自然,自足自樂。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答龐參軍》)雖是“衡門”“蓬廬”,卻“有琴有書”,時時彈琴讀書,雖是“幽居”,卻身心娛樂。蕭統說:“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琴以寄其意。”(《陶淵明傳》)也就是說,陶淵明彈琴,屬于“亂彈琴”,到了酒喝得差不多的時候,他也顧不得什么音律節奏了,只是抒情達意而已。在陶淵明這里,讀書、彈琴完全是一種“閑業”:“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和郭主簿》)既不是為了求取什么功名利祿,也不是為了取悅上司,“富貴非吾愿”,他最大的愿望是不“以心為形役”,向往“委心任去留”的人生境界。在天地大化中自由自在地勞作、生活、歌詠:“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歸去來兮辭》)“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歸園田居》)“耘耔”“理荒穢”本是農民的辛苦勞作,陶淵明卻可以樂在其中,他勞作之余可以“舒嘯”“賦詩”,只要無違自己的內心。陶淵明把百姓的尋常生活過得富有詩情畫意,從而成為魏晉風流的代表。他的人生是對世俗生活的超越,是藝術化的人生。“不以躬耕為恥,自不以仕進為榮矣!”(張潮等《曹陶謝三家詩·陶集》卷三)

    “有酒有酒,閑飲東窗。”一個人自由自在地品酒,看著“翩翩飛鳥,息我庭柯。”人是“閑飲”,鳥則“閑止”,一切都閑在自然,不著意追求什么。(《停云》)陶淵明喝酒多是“閑飲”:“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答龐參軍》)他更多時候是閑居獨處、自斟自飲的狀態:“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飲酒》)“引壺觴以自酌。”(《歸去來兮辭》)所謂“閑飲”“自斟”“自陶”“自傾”“自酌”,不是自己灌自己,而是自由自在地喝,多少隨意,稱心自樂。“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飲酒》)“揮茲一觴,陶然自樂。”(《時運》)“閑”不是無所事事,而是心閑,悠然自得之趣。所謂“靈府長獨閑”,“靈府”就是內心。心無掛礙,也就是心靈自由,“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戊申歲六月中遇火》)陶淵明與人一起喝酒,重點也不在酒,而在“心醉”:“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擬古》)

    陶淵明的家鄉在廬山腳下,有山有水,閑暇時他會到附近的山水游玩。“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時運》)這情境有孔子向往的“浴乎沂,風乎舞雩”的山水之樂,不過孔子是和眾人一起游樂,陶淵明則更強調“自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得其樂。“豈忘游心目。”(《贈羊長史》)游心游目,縱目賞心,重點還是在游心。

    陶淵明詩文,多用“自”字,這是他講究“為己”“內修”的最好說明。如“自樂”“自足”“自安”“自娛”等,說明他非常重視自我身心的自由和滿足。“傲然自足。”(《勸農》)“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飲酒二十首》序)“怡然自樂。”(《桃花源記》)“悠然自娛。”(《扇上畫贊》)蕭統《陶淵明傳》評其“任真自得”,頗為中的。宋代蔡啟:“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蔡寬夫詩話》)清代佚名:“自得之趣,一寓于詩。”(《靜居緒言》)現代劉師培也說:“兩晉六朝之學,不滯于拘墟,宅心高遠,崇尚自然,獨標遠致,學貴自得。”(《左盦外集》卷九)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用“自得”一詞來評價陶淵明。何謂“自得”?這個詞出自《孟子·離婁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朱熹注云:“自然而得之于己也。”清代章學誠說得好,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文史通義·文理》)“自得”就是自然而得,自己而得,不是外在強加的,自己所得之趣之妙,往往無法用語言與外人道。對于陶淵明的人生選擇,也許當時人會覺得并不明智,他的田園生活很辛苦,但是他自己“自足”“自安”“自娛”。此中之真諦,只有陶淵明自己才能領悟得到。正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就是陶淵明的自得。詩之美妙,貴有自得之趣。明代陸時雍:“詩須觀其自得。”(《詩鏡總論》)清代劉存仁:“詩貴自得,會心微妙,其樂不可喻諸人。”(《屺云樓詩話》卷五)正是此謂。

    “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感士不遇賦》)“祗修”“三省”是中國文人為己之學的久遠傳統,陶淵明的內修與自得正是這一傳統在西晉時期的絢麗綻放。陶淵明的“修己”也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他只是通過樸素自然的言說,就把內心超越的體悟表達出來了,“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三十首》),這樣的語言、這樣的內心最真切、最動人。章學誠說:“偽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真學焉。”(《文史通義·感遇》)陶淵明的“修己”是“自得之真學”,但在其所生活的人人“自衒自媒”時代,陶淵明顯然是另類,以至于元好問都感嘆,陶淵明是生活在魏晉時期的上古人:“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論詩絕句三十首》)

    拙的智慧

    陶淵明《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守拙與適俗形成鮮明的對比,世俗之人講究的是所謂處世之道,智巧鉆營、人情練達。但中國自古以來還有另一種處世方式,即守拙,看起來似乎是傻傻的、笨笨的,但大巧若拙,“守拙”其實是人生大智慧。

    老子云:“大巧若拙。”(《道德經》四十五)王弼注云:“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老子道德經注》)“人多伎巧,奇物滋生。”(《道德經》五十七章)王弼注:“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老子道德經注》)“常德乃足,復歸于樸。”(《道德經》二十八章)王弼注云:“樸,真也。”(《老子道德經注》)樸拙之人自然而為,不為物累,自然得道。王弼注云:“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老子道德經注》)

    我們知道,王弼是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身處其中的陶淵明也受到這一文化思潮的浸染。蘇東坡曾列出陶淵明三首談玄理的詩,分別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飲酒》其七)“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飲酒》其十一)明代都穆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6首,并且指出:“淵明蓋真有得于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南濠詩話》)這則詩話說明,前人已有人認識到陶淵明深受玄學思想影響,其中也包括我們這里所說的“守拙”思想。陶淵明的“守拙”思想除了上述《歸園田居》外,其他還有幾處:“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影答形》)陶淵明選擇“謬會以取拙”態度,以應付令他厭惡的紛繁人事。“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雜詩》其八)陶淵明的“拙”,針對的是榮利滋生的貪婪和荒誕,權勢隱藏的愚弄和殘忍,機巧相伴的虛偽和狡詐。這不是消極,而是智慧。“寧固窮以濟意,不委屈而累己。”“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感士不遇賦》)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在當時世人眼中,他是不明智的,但在陶淵明自己看來則是“欣然”“取拙”,因為不想委曲求全,違背自己的內心去做事,舍去的是如云煙的功名富貴,成就的卻是完滿人格和千載身后名。陶淵明的人生選擇是發自內心的,自然真誠。陶淵明自己就說:“抱樸含真。”(《勸農》)朱熹說:“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卻真個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晉宋人也。”(《朱子語類》卷三十四)元代劉履評陶淵明也說其“適性保真”(《選詩補注》卷五)。陶淵明的“拙”,實在是一種人生的大智慧。

    這種“守拙”的智慧滲透到中國文化的骨髓之中了。蘇州有中國四大名園之一“拙政園”,光從園名就可知,園林的主人是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要義的。遠離紛擾世界,退避塵氛,在完全屬于自己的世界里,悠然自在地種花植草、賞畫聽琴、曲廊信步,也是一種人生境界。

    野者,美也

    在中國傳統禮俗文化中,“野”往往被視為粗俗無禮,為君子所不齒。孔子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篇》)“野”即魯莽無禮,為君子所不齒。然而在中國文學的觀念中,“野”卻經常被視為對規矩束縛的反抗和掙脫。久在世俗禮儀之中的士大夫們體會到的是“復得返自然”的感覺,體會到的是山花野草、田園村寨的野情野趣,體會到的是人性的本真和生命力的充盈。他們從中看到了人之本性、文之自然和美之本色。較早從理論上闡述“野”之美的,要數署名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其中有“疏野”一品,很能反映文人對野性的呼喚:“惟性所宅,直取不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筑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前人解“疏野”一品謂“此乃真率一種,任性自然,絕去雕飾。”“疏野,謂率真也。”(郭紹虞:《詩話集解》)深得“疏野”一品之要義。晚清劉熙載《藝概·詩概》就明確指出:“野者,詩之美也。”那么,古今詩人當中,誰最得“野美”呢?宋代陳知柔認為,陶淵明堪當此稱:“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惟淵明耳。”(《休齋詩話》)

    “野”是人類原始階段真實的生活場所和自然本性,作為一種童年記憶和詩性遺存,它恒久地保留在人類的思想基因當中,是人類心靈的故鄉。回到“野”的狀態,就是回到心靈的故鄉,回到心靈安頓之所。維柯說:“世間事物都不會離開它們的自然本性而安定或長存下去。”(《新科學》)在樸野的山水之中,躁動的心靈自然安定下來。陶淵明就是這一生命體驗的典型:“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既歸田園之后,“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辭》)描述的是一派恬淡安詳閑適的田園生活圖景,這也是千百年來農耕文明滋養下中國人的天然生活原樣,身處其中,自由安適,生命得到最妥帖安頓。

    陶淵明的一方田園可謂“野”性十足:“窮巷”“荊扉”(《歸園田居》)“舊居”(《庚子歲五月中》)“柴門”(《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草廬”(《戊申歲六月中遇火》),怪不得有人稱陶詩為“田家語”。(鐘嶸《詩品》)但在陶淵明看來,這是一方放飛心靈的田園。

    這一方田園,遠離車馬喧囂和世俗紛爭:“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歸園田居》)“少年罕人事”(《飲酒》)“人事”就是世俗之人之事,“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第二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許多俗人俗事不得不去面對,身心疲憊。回到田園,“無案牘之勞形。”(劉禹錫《陋室銘》)“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覺得是個自由的人。”(朱自清《荷塘月色》)所以,這一方田園是他的心靈安頓之所,精神寄托之家園,所謂“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這一方田園,有詩意的環境:“卉木繁榮,和風清穆。”(《勸農》)“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歸園田居》)這里有“草屋”“榆柳”“桃李”,遠處有人家在燒火做飯,近處有“狗吠”“雞鳴”。庭院干干凈凈,物色歸置有序,房間空闊閑敞。“魴鯉躍鱗于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游斜川》)“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歸園田居》)每一片風景都是一種心境,這云、鳥、木、泉,就像有意迎接陶淵明的回歸,一下子鮮活生動起來,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劉熙載:“陶詩‘吾亦愛吾廬’,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懷新’,物亦具我之情也。”(《藝概·詩概》)恰如劉勰所說:“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文心雕龍·物色篇》)人與景物之間是相互贈答、情感往復的關系,人有情,自然萬物也是有情有意的。這時候的山水田園就進了審美的境界。宗白華:“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

    這一方田園,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移居》)素心人,即心地淡泊之人。無任何心機的人在一起談古論今,品詩論文,有時還可以一起喝點酒,這樣的日子讓陶淵明樂此不疲、從不生厭。“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素襟”即素心,陶淵明淡泊之心終生不改。素心真誠實在,不做作:“陶公山水、朋友、詩文之樂,即從田園耕鑿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一副曠達之語,所以為真曠達也。”(鐘惺《古詩歸》卷九)

    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說:“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園植’兩大類一樣,思維方式也可分為‘野性的’和‘文明的’兩大類。”(《野性的思維》)我們認為,文學創作也可以分為兩大類:野性的和文明的,或者說天生的和人工的。陶淵明的詩文就是生長在一方田園上的野花野草,自由生長,天然的芳香沁人心脾。

    如何成為“宇宙間第一等好詩”

    明代唐順之評價:“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文句,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答茅鹿門知縣》)唐順之只說陶淵明的詩,其實我們還可以加上“文”字,陶淵明的文章也是很好的。

    其實,歷史上對于陶淵明的評價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陶淵明在世時可以說沒有什么人關注。陶淵明的作品生前流傳不廣。之后,蕭統編《陶淵明集》。南朝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劉勰的《文心雕龍》,評價了六世紀以前幾乎所有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但對陶淵明卻只字不提。著名的詩評著作鐘嶸《詩品》把陶詩列為“中品”:

    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讀山海經》)、“日暮天無云”(《擬古》),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從在世時無人關注,稍后也只列為中品,到后來被視為宇宙間第一等好詩。如何理解其中的巨大反差呢?

    我們有必要回到“歷史現場”,看看當時的文學思潮。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的文學審美觀念要求文學言辭要漂亮。曹丕:“詩賦欲麗。”(《典論·論文》)陸機:“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綺靡”“瀏亮”都是“麗”的意思。(《文賦》)《文心雕龍》單列有《麗辭》篇,雖然劉勰并不主張一味追求華辭麗藻,但也不否認漂亮言辭的重要性。蕭統明確自己的選文標準是,以“文為本”,“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文選序》)鐘嶸身處這樣的文學思潮之中,他不可能把言辭“質直”的陶詩提得太高。所以,把陶詩列為中品,不是鐘嶸的審美觀有什么問題,他的觀點恰恰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主流的審美觀念。唐代以后,山水田園詩盛行,陶詩得到更多關注。宋元時期,人們崇尚質樸自然詩風,就特別推崇陶詩。如蘇軾說:“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與蘇轍書》)元好問:“一語天然萬古新。”(《論詩絕句三十首》)推崇的就是陶詩質樸自然的詩風。

    對于陶淵明的文章,蕭統就有一段評論:

    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蕩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陶淵明集序》)

    “不群”“獨起”“曠”“真”“貞志”“安道”等等詞語,這既是陶淵明其文,也是陶淵明其人。陶淵明是在用自己的人生寫文章。蕭統“愛嗜其文”到了“不能釋手”的境地,也“尚想其德”,恨自己不能與之同時,要不然,自己也可以“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可見,蕭統對于陶淵明其文其人是高度認同的。劉熙載:“陶淵明為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胸次為難也。”(《藝概·文概》)陶淵明的文章一如其詩,有真感情真境界!這種真感情真境界出自本真自然,也是別人學不到的。在陶淵明僅有的幾篇文章中,宋代歐陽修對《歸去來兮辭》情有獨鐘:“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元代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引)我們知道,歐陽修本人就是文章大家,要得到他的高度評價是很難的。除其“回歸田園”思想主題之外,我想主要是在篇章結構和語言風格上與歐陽修的文章有契合之處。《歸去來兮辭》開篇“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開門見山,以反問語氣表示歸田之志已決。接著申述緣由。以下想象歸家情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一派溫馨喜樂場面。接著移步庭院:“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下一段寫躬耕田園的詩化生活:“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結尾抒發對宇宙人生的感想。整篇文章結構清晰又轉換自如,語言和婉,節奏諧美。這恰恰與歐陽修自己文章的主要特色有契合之處,得到歐陽修的高度贊賞也是自然的。

    章學誠說:“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文史通義·感遇》)陶淵明躬耕南畝,守拙樂道,在一片充滿野性的田園中持守心靈的一方凈土。他也不介意別人的評價,因為他的詩文是抒寫自己的內心,是寫給自己看的,在自娛自樂、超然物外中保持一顆完滿自得的心。正是這種“自娛”“自得”的心態,歷經歲月積淀,最終獲評為第一等的好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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