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創會”與作家培養
內容提要:文學會議不僅是文學秩序調整和轉換的“風向標”,其本身也是國家和政黨對文學進行“規約”的一種重要方式和手段。對作家培養而言,文學會議一樣代表國家和政黨發揮著“指揮棒”的作用。“青創會”已經成為青年作家成長成才的“T型臺”,也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每一屆“青創會”的會議主題都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通過這個會議來檢閱和拔擢文壇新生力量,為文學隊伍的新陳代謝提供“孵化”平臺和展示舞臺,讓中國文學的星空更加燦爛。
關鍵詞:文學會議 “青創會” 作家培養 文學制度
在中國的政治運作模式中,自上而下的制度化開會儀式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許多重大安排部署都是通過會議傳達并落實的。就文學而言,文學會議也是文學運動的一種重要形式。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一次文代會、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大會、第四次文代會等等,都是20世紀中國文學運動的重要節點,也是人們劃分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分期的重要參照。“有關文學的會議,是傳達貫徹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統一思想步調、布置當前任務、制定長遠規劃、矯正糾偏等的主要形式。”①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會議不僅是文學秩序調整和轉換的“風向標”,其本身也是國家和政黨對文學進行“規約”的一種重要方式和手段。對作家培養而言,文學會議則代表國家和政黨發揮著“指揮棒”的作用。
一、文學會議的功能及意義
文學會議作為當代文學的基本制度,與文學期刊、文學編輯、文學批評等其它形式的文學體制因素,一起發揮著建立和維護社會主義文學秩序的作用。當代文學的會議形式多種多樣,有定期召開的“文代會”和“作代會”,有專門針對青年作家召開的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也有為了討論某個問題的專門會議,等等。有學者還專門研究,把這些會議以分門別類地分為四類:一是文代會;二是各種形式的座談會,譬如新橋會議、廣州會議等;三是具有業務培訓和業務指導意義的會議,典型的如青年創作者會議、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以及出版總署等舉行的出版會議;四是具有獎懲意味和儀式化特征的會議,例如批判會、紀念會、觀摩會等。②
不管會議的規模大小如何,是直接討論文學問題還是間接涉及到文學問題,每一次會議都有其較為明確的內容和意圖,背后都有著一只“無形之手”在傳達和調控著會議既定的程序、方式和方向。因為每一會議的召開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和政治背景,每一次會議都不是隨便召開的,而是不得不召開的。當然,每次會議以也是精心組織和籌劃的。每一次文學會議召開前,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會前籌備,其間雖然會有各種文學力量之間的博弈,但通過“必須要堅持正確的政治取向”的強調,為會議的順利召開、會議目標的實現掃平道路。會議召開的過程,也都是提前精心組織安排好的,所有會議議程早已安排妥當,會上按照既定的程序依次進行就可以了。會議議程的預先安排,確保了會議的順利進行。
會后,關于這次會議的宣傳、貫徹以及執行機制則保證了會議決議與精神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文藝界的指導思想。每次會議結束后,都會產生一些“講話”或“報告”,通過一些“決議”。這些“報告”“講話”或者“決議”,會后就會立馬下發到社會各單位,成為一種代表國家實施對文學的規范和控制的重要措施和工作要求。會議最后,也往往會形成會議“精神”,被迅速傳播開來,轉化成為文藝生活的主導話語。“會議的議程如同戲劇的‘腳本’在開會前早已被編排好了,包括會議時間、會場、參會人員、程序、主題、發言等。會議的召開不過是把‘腳本’轉化為一種演出情景,把預設變成一種現場的互動。”③
由此可見,文學會議除了完成既定的各項會議議程之外,更為重要是在調整文藝政策、代表黨政意志、傳達政治傾向、整合有效資源以及進行政治教育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指揮棒”作用。比如20世紀60年代初期文藝政策的調整主要就是通過會議來實現的。
1960年,中共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方針,其用意就是應對因“大躍進”期間經濟政策的失誤,與隨之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給國民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文藝政策的調整也隨之而來,接連召開了“新橋會議”(1961年6月)、“廣州會議”(1962年3月)和“大連會議”(1962年8月),基本完成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文藝政策的調整。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文藝座談會,同時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也在北京召開(因為同在北京新橋飯店舉行,因此合稱“新橋會議”),周恩來到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接著,周恩來又在中南海紫光閣發表《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這兩篇講話與后來在廣州會議上發表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貫穿一致的主題就是提倡藝術民主、尊重藝術規律。這三篇講話稿中的文藝思想其實就是這次文藝政策調整的指導思想。1962年3月,文化部、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即廣州會議),周恩來和陳毅出席了會議。會上,周恩來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陳毅提出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為知識分子“行脫帽禮”。這些都預示著黨開始對“反右”時期嚴厲的知識分子政策進行一定調整。
在此形勢下,1962年8月,中國作協在遼寧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即“大連會議”)就比較輕松。會議前還定下了“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出帽子、不抓辮子),目的是讓大家能夠敞開心扉來座談。參會者黎之后來對這次會議有過這樣的描述,“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神仙會’。(有位名人說過‘神仙會’之后,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思想政治運動。)既無主席臺、首長席,也無開幕式。十六七位知名作家,依自己的習慣用舒適的姿式,在沙發上就坐”④。會議雖然是在有意淡化官方色彩,營造輕松氛圍,其實會議規格還是蠻高的。文學領域的三個最高領導周揚(中宣部副部長)、茅盾(中國作協主席)和邵荃麟(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都悉數到場,并且都作了長篇講話。特別是周揚的講話,代表了黨關于文藝政策調整的聲音,其實就是貫徹中央精神,糾正農村題材創作上的一些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單一化以及文藝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通過這三次會議對文藝政策的調整,中國文壇迎來了“短暫的春天”。但是,隨著文藝界階級斗爭形勢的日益嚴峻,兩年后,卻又迎來了對這幾次會議的大批判。特別是“大連會議”被定性為中國作協的一件“大案”后,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大連會議”、批判邵荃麟的運動,在距離會議召開兩年之后由中國作協正式拉開序幕,⑤真可謂是此一時彼一時。
二、“青創會”的主要任務
1949年之后,作家制度建設是新政權建構文學體制、重建文學新秩序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方面通過各種組織制度和勞動紀律對“文學隊伍”進行管理,通過利益分配、獎懲制度和權力博弈維持作家群體的內部秩序,另一方面通過培養(訓育)符合意識形態需求的新作家來建設“新的文藝大軍”,企圖以此來進行“文學隊伍”的更替和換代,實現“文藝隊伍”的新陳代謝,從根基上保證“文藝隊伍”內部的純潔性。因此,“培養新作家在1949年以后成為一項政策性任務,‘新生力量’更是需要大力扶持、不許壓制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代表文學發展的未來。扶植新生力量幾乎是每一次重大文學會議的重要議題”⑥。尤其是1956年,由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中華全國總工會等單位共同推出的首屆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以下簡稱“青創會”),開創了當代中國青年作家文學創作會議的先河。
1956年3月15日至30日,首屆“青創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周恩親臨會場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重要講話。劉白羽致開幕詞,胡耀邦作了報告。茅盾在歡迎辭中指出,這次會議是我國歷史上的“創舉”,也是對文學新生力量的第一次“總檢閱”。一方面總結經驗,交流經驗,另一方面,檢查文學機構在培養新生力量上的成績和缺點,研究青年文學寫作中存在的問題。“這次會議,對于全國的文藝青年——文學界的后備軍,是一個鼓勵,但同時也是一次思想教育。把這次會議開好,對于今后的文學界新生力量成長和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⑦周揚也在會上特別強調,這次會議不僅是一次“業務會議”,也是一次“政治性質”的會議,希望青年作家們要對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有著共同的世界觀。“在座同志大都是二十幾歲的人,是新時代的人,是社會主義時代的人,也就要做一個社會主義的作家”,而“我們做個作家,首先就應該成為一個熱情的戰士。”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會被“清洗”出作家隊伍。“才能可能有大小,成就可以有大小,但所有作家都應該為共產主義奮斗,如果不為共產主義奮斗甚至反抗的的話,那就應該從作家隊伍中清洗出去,那些人不應該在作家隊伍里,特別不應該在青年作家隊伍里。”⑧與此同時,周揚對新時代文學隊伍的主力軍——青年作家也寄予了厚望。“青年作家是我們國家新的創作力量,是值得珍貴的。我們要用各種方法幫助他們成長。同時又對他們提出嚴格要求,要求他們提高政治修養、文學修養,成為道德品質優良,在寫作上有高度技能的作家,這樣可以把中國文學事業推到世界高峰,這這個高峰上產生一個魯迅、兩個魯迅、三個魯迅、很多的魯迅,很多優秀作家,使我們文學創作事業走上空前的繁榮和茂盛的時代。”⑨周揚熱情洋溢的講話,不僅激勵了青年作家們的創作斗志,也為中國文學事業描繪了“把中國文學事業推到世界高峰”的美好藍圖。
就是單從“業務會議”的角度來看,首次“青創會”也是收獲頗豐。會上,老舍作了《青年作家應有的修養》專題報告,認為培養作家隊伍的新生力量是我們今天迫不及待的要事,希望青年作家要“勤學苦練,始終不懈”“多學多練,逐步提高”“深入生活,了解全面”“提高思想,注意理論”,“讓我們的老作家與青年作家親密地攜手前進,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批評,使我們的文藝戰線日益堅強,一齊創作出無愧于毛澤東時代的作品來!”⑩茅盾也專門作了《關于藝術的技巧》的講演。在講演中,茅盾雖然強調了文學技巧不能脫離作者的人生觀,但是在談到如何提煉素材、刻畫人物和安排結構等問題時,卻非常專業,顯示了一個老作家的真知灼見,讓與會的青年作家們深受啟發。此外,陳涌、公木、馬烽、張光年、袁鷹、陶純、袁文殊、陳沂、許廣平、夏衍、陳荒煤、袁水拍、趙樹理、陳其通等老作家和批評家,在會上也對青年作家們做了交流發言。劉紹棠、董曉華、姚運煥、邵燕祥、崔八娃、畢紹文、李昌松、胡景芳、溫承訓、陳桂珍、提依甫江?艾里耶夫、任鎬、李希凡、鮑昌、鄭文光、黃悌、潘蕪等青年代表,在會上聯系自己的創作實際,暢談了創作中的體會和困惑,以及參加這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的感受和收獲。
由此而后,我國的“青創會”逐漸衍成慣例,成為了青年作家成長成才的展示舞臺,也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幾乎每次“青創會”都會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會場,或與代表合影留戀,或發表重要講話,也有老作家對青年作家寄予厚望,提出希望。可以這樣說,“一次又一次的青創會見證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作家從這里汲取前行的動力”11。到目前為止,全國“青創會”一共舉辦了八屆,歷屆參會作家達3460余人(見下表)。
通過對歷屆“青創會”的梳理會發現,每一屆“青創會”的會議主旨和使命不盡相同, 譬如,第一屆是“繁榮創作,鼓勵創作,積極培養青年作家,擴大創作隊伍”;第二屆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第三屆是“祖國和人民寄希望于你們”,第四屆是“讓《講話》精神永照千秋”;第五屆和第六屆的主題相同,均為“新世紀中國文學的青春遠航”;第七屆主題是“煥發青春正能量 抒寫文學新夢想”;第八屆為“塑造時代新人 攀登文學高峰”。事實上,結合歷屆“青創會”的召開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每一次會議的召開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藝語境,而每一次會議都有其特定的會議主題和歷史使命,其背后的深層邏輯值得深入剖析的。關于這一問題擬另文探討,這里不再贅述。雖然每一次“青創會”的會議主題在表述上有一定差異,但其主要任務都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要通過這個會議來煥發青春正能量,檢閱和拔擢文壇新生力量,塑造時代新人,書寫文學夢想,為文學隊伍的新陳代謝提供“孵化”平臺和展示舞臺,讓中國文學的星空更加燦爛。
三、“青創會”與作家培養
“青創會”之于青年作家代表而言,其意義非同一般。他們都是通過層層篩選,從成千上萬的青年作家(含業余作者)中挑選出來,肩負囑托,進京參加這樣最高規格的全國性文學會議,其內心的激動和興奮還是不言而喻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真正能夠作為代表坐在全國“青創會”的會場上,親自感受到被鎂光燈“聚焦”的感覺,那種光榮感和存在感都得到了極大地滿足。自然,在他們激動和興奮的同時,其內心那股奔涌的創作沖動也會在會議現場被激情點燃,并往往在會后會形成一種燎原之勢。
今天能夠來到北京,來到毛主席的身邊,參加這這樣的大會,我的心啊,激動得快要跳出來了!……我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什么風浪,都要認真請教毛主席的著作,把毛主席思想學到手……我下定決心,在廠一天,就要把頭當筆,把筆當頭,用頭建造社會主義的鋼鐵巨輪,用筆寫下社會主義的熱情贊歌,我要寫上一輩子,唱上一輩子!13
這是來自上海市滬東造船廠的參加第二屆“青創會”的普通工人代表居有松的參會感言。可見,那種光榮感,那種滿足感,那種幸福感,全都寫在了臉上。
據統計,連續八屆“青創會”,共有3460名左右青年作家(含業余作者)代表參加。其中,有不少人青年作家代表在“青創會”前發表作品不多,影響力不大,關注度不高,但是通過“青創會”這個國家級高端平臺展示后,才逐漸受到人們的青睞和追捧,接連在報刊發表作品,一時間聲名鵲起,真正實現了“一舉成名天下知”。劉紹棠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劉紹棠參加的是1956年的首次“青創會”。這次會議共有來自全國各地各民族的青年代表共480人,劉紹棠是其中年紀最小的代表,當時剛滿二十歲。雖然他的年紀不大,但他的文學成卻非常突出。他手里是捧著《青枝綠葉》《山楂村的歌聲》《運河的槳聲》和《夏天》四本書來參加會議的,十分引人注目。正因為如此,他還被大會組委會指定為這次會議的重點發言人,當仁不讓的成為了此次會議的頭號新聞人物。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宣傳報道這會議時,還專門為劉紹棠和另外兩位著名的“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攝制了專題片,在全國各家影院同時播放,加以特殊宣傳。一時間,劉紹棠成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家喻戶曉的青年作家和新聞人物,高居各大新聞媒體“頭條”。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種選本和文集中,無一家不選劉紹棠的作品,無一家不把劉紹棠的作品編發在顯要位置。
同時,他還應《文藝報》和《中國青年報》的特約,寫了《生命的春天》和《生長在陽光普照的沃土上》兩篇特約文章,表達了自己的創作心態和參會時的喜悅心情。劉紹棠的參會心情,實際上也代表了那一時代青年作家的“心曲”:
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召開了,這在我國文學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只有我們的黨,才這樣關懷、而且有組織有領導地培養人民文學事業的新生一代。黨給了我們每個人勇于創造的意志,給我們每個人安排了優越的創造條件。我們比長輩們是幸福萬倍的,因為當我們剛剛懂得寫東西,就有黨和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指引著我們前進的方向。
……
我們的年齡正是生命的春天,讓我們在這播種的季節,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虛夸和驕傲”,為了“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不疲倦地忠誠地勞動。
如果我們用年齡寬恕自己,那么時間卻并不寬恕年齡!
——劉紹棠《生命的春天》14
此次“青創會”后,劉紹棠還在康濯和秦兆陽的大力舉薦下,順利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成為了當時600多名會員中最年輕的會員。15可以說,通過這次“青創會”,剛滿20歲就被人們譽為“神童作家”16的劉紹棠,更加如魚得水,披著共和國的彩虹,乘著“青創會”的東風,雄姿英發地展現在社會主義文藝舞臺上,創作出了更多更優秀的文藝作品,真正實現了“一舉成名天下知”。就在當年,他就接二連三出版了長篇小說《夏天》、短篇小說集《中秋節》和單行本短篇小說《瓜棚記》。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文壇,一個作家一年之內能連續出版三本小說,實屬罕見。筆者認為,這與首次“青創會”上及其會后,人們對他的鼓勵與認可是密不可分的。
結 語
作家培養是一項系統工程,決非僅憑幾次文學會議就能順利達成。一個作家的成長,不僅與其自身的脾性、才情與積累息息相關,也與時代和政治的風云際會緊緊相連。沒有一位作家能夠真正做到與時代脫軌、與政治剝離,而每一次“青創會”的召開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使命。要想通過現有的八屆“青創會”培養多少青年作家,完全達到培養一支“新的文藝大軍”的目的,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青創會”對于青年作家的培養來說,其“推波助瀾”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少青年作家憑借“青創會”這個高端展示平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社會關注,增強了繼續創作的力量和信心,為他們下一步的創作打入了一針“催化劑”,對促進他們快速成長為一名更為成熟的作家,其用是不可低估的。即便有為數不少的參會作家在“青創會”之后沒有繼續創作,沒有成名成家,但“青創會”依然是他們當初從事創作時期的“高光時刻”。難怪不少當年的與會者們常常以曾經參加過“青創會”為榮,在自己的個人履歷表里,都要鄭重其事地寫上一筆“某年某月在北京出席過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以示自己曾有的“光榮歷史”。
注釋:
①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②參見王秀濤《文學會議與“十七年”文學秩序》,2011年南京大學博士論文,第1—2頁。
③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頁。
④黎之:《會議與思考——大連會議?中間人物?〈劉志丹〉》,《新文學史料》1997年第2期。后收錄《文壇風云錄》一書。
⑤鐘桂松:《茅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
⑥王秀濤:《新作家的培養與“十七年”的作家制度》,《文藝評論》2010年第6期。
⑦茅盾:《迎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茅盾文藝評論集》(上),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頁。
⑧⑨周揚:《在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上的講話》,《周揚文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370、390頁。
⑩老舍:《青年作家應有的修養》,《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報告、發言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7—22頁。
鐵凝: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開幕致辭,http://www.donkey-robot.com。
12資料來源于中國作家網,http://www.donkey-robot.com。
13居有松:《一手揮錘 一手寫詩》,《全國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發言選》,中國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第77-86頁。
14劉紹棠:《生命的春天》,《文藝報》1956年第5、6期。
15首次“青創會”后,被吸收為中國作協會員的還有工農兵出身的高玉寶、唐克新、費禮文、李學鰲、高延昌、王老九、阿鳳(王鳴鳳)、滕鴻濤等。同時,還在參會代表中推薦了60余人直接參加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的學習。
161957年,在把劉紹棠作為三大反黨典型進行口誅筆伐時,有位領導要人說劉紹棠尾巴翹得比筆旗桿還高,自封為“10歲的神童,20歲的才子”。其實,第一個稱劉紹棠為“神童”的人,是新中國初年《北京新民報》文藝副刊編輯晏明同志。他在主持《北京新民報》副刊“萌芽”時,曾收到一篇來自北京二中二年級學生的一篇來稿。讀完來稿后,晏明同志興奮地對副刊室的同志們說:“神童!發現了神童!”鄰桌的編輯問他:“哪里來的神童?”晏明說:“你們看,是北京二中的一個初中二年級學生,名字叫劉紹棠……”參見鄭恩波《劉紹棠全傳》,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頁。
[作者單位:銅仁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