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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一生有三段時間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適出生上海，跟隨母親學語習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適求學上海，先后歷經四所學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適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論人權。三段時間，以第二段最長，前后六年有余。這一階段，一端連著胡適在家鄉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連著胡適在美國接受的現代教育，是個“絕對戲劇性的變化”（江勇振語）。青年胡適對上海有著特別的感情，但無專門談上海的長篇大論。通過胡適的自傳、日記、時論等有關上海的記錄，可了解其審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對上海的真實情感。

1909年的胡適像

“鄉野小子”筆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此處的“出”是從徽州“出”，此處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適以“十二歲有零”的稚齡離開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適回憶：“我永遠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個晚上的感覺，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個現代的城市，當時早已成了中國一個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學校、報紙和出版社。當我十二歲第一次到上海的時候，我對那些早已叩上中國大門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紀初，上海與徽州相比，無異于天壤之別。從窮鄉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適是“全然懵懂的”——哥倫布、拿破侖、俾斯麥等，他毫無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時間里，胡適就完全被改造了，因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為了接受“新教育”。

胡適在上海進的第一所學校是梅溪學堂。對此，胡適回憶：“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指張煥綸，梅溪書院創建人，梅溪書院后更名為梅溪學堂）時，我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但這個鄉野小子與都市小孩比較，自有其強項——“他們對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書的能力比他們強”。在梅溪學堂，胡適除學習國文、英語、算術三科，業余便是看《新民叢報》一類的書，從而得到許多“新知識”。

自19世紀中葉開埠，上海開始承載越來越多人的夢，“到上海去”一時成為眾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為一個內地人、鄉下人，胡適想融入上海，語言是必須要過的一關。經過幾年適應，胡適的“語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觀：“我們的徽州土話是很不好懂的；那時上海各學堂全用上海話，所以我學會了上海話。”進入中國公學后，因“中國公學是各省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取締風潮’罷學回國創辦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學‘普通話’”。在這一環境下，年紀輕輕又頗有悟性的胡適，很快能說“官話”。

1906年9月，胡適在《競業旬報》第一期發表其第一篇白話文章《地理學》。在提到“見多識廣”一詞時，胡適舉例，“比方我們內地人到了上海，見了許多奇怪的東西，見了無數的外國人，哈哈！這個人回到內地，可不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么？”彼時，對于上海的許多事物，“鄉下人”胡適都頗感新鮮。其間，胡適寫有《沁園春·春游》，詩云：“寂寞春三，雨雨風風，過了清明，有香車寶馬，云鬟霧鬢，拈花笑語，道是新晴，四郊麥秀，斜日微風閑聽鶯。”這種都市的車水馬龍、喧鬧繁華，與鄉村的地曠人稀、沉聲靜氣，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論。同樣，在《電車鐵橋望黃浦江時天欲雨矣》中，胡適感慨：“黑風吹海舞羅衣，望極蒼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適眼中，黑風、帆影等，都是奇怪的東西、陌生的風景。

從胡適筆下可知，20世紀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榮，讓他“見多識廣”。這方面的例子，還有胡適觀摩上海省漁業公司陳列于白渡橋堍陳列所內的賽品。1906年3月13日，胡適參觀該所：“至則見各品：有生魚，有醃魚，有介殼，無類不備。中有大龜，徑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龜，徑二三寸，生綠毛，長寸許。又有鯊魚項骨一具，長六尺余。皆創見也。”在陳列所，讓胡適大開眼界的還有數幅中國漁界圖，“中西文合璧，精細詳明”。而該所陳列的漁船及網罟模型有上百具，無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適呆在徽州，終日與青山綠水、粉墻黛瓦相伴，顯然無緣這番都市盛景。

這一時期，還讓胡適大飽眼福的是中國品物陳列所的展覽。彼時，不少國家在滬上開博覽會，“把自己國內的東西和外國的東西，比較起來，看是誰強誰弱”。胡適認為，這種做法有利于激發國民的進取，振興國家的實業。可晚清治下的中國積貧積弱，國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國自己有這樣的博覽會，“幸得上海有一班紳商，發起了一個中國品物陳列所，在四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陳列所開展后，胡適去過兩次，將陳列所樓上樓下走遍。所內所陳均為中國品物，有陶器，有顧繡，有綢緞，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樣都屬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顧繡又活動又工致，都是別國“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樓上展出的中國古代名人書畫真跡，“足以勝過外人”，“看了這些東西，再到大馬路去看那外國的貨物，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了”。胡適甚至“誘導”讀者：“列位內地的同胞，要是高興到上海來耍耍，在下奉勸列位不要去青蓮閣吃茶，也不要到張園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稱玩耍為到外頭白相——引者注），還是來這個中國品物陳列所玩玩罷。”可見，這個曾經的“鄉下人”儼然已是通達的“老上海”。從中也知，青蓮閣、張園、中國品物陳列所等地，都是當時滬上尋歡作樂的去處；而白渡橋堍、四馬路、大馬路等，當時已是上海熱鬧繁華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馬路（南京路），早已成為聞名中外的“十里洋場”。

“青年才子”筆下的上海

胡適在上海求學時，對其影響最大的經歷，應是介入《競業旬報》。胡適與《競業旬報》的淵源是從該報創辦開始的。起初，胡適只是為《競業旬報》寫稿，到1908年7月，成為了《競業旬報》的主編。胡適為《競業旬報》寫的稿中，有小說、詩詞、社論、時聞、雜俎等。檢閱其中文字，可知當時的胡適幾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見所聞，折射出上海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復雜與艱難，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織并存的歷史狀況由此顯現。

還在績溪時，胡適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頭馬面。到了上海，胡適更加反對迷信，認為“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適發表《論毀除神佛》，主張毀掉神佛、驅逐僧道，悲嘆中國處于迷信狀態太久太深：“現在文明世界，只可憐我國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廟哪！黃河安瀾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蝕哪！月蝕哪！還是纏一個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極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縣哪！遇著什么上元節、中元節，日蝕、月蝕，依舊守他野蠻的風俗。”為此，胡適呼吁：“這是（這）種混賬東西的行為，列位切不可學他，學了他們，便是混賬，哈哈！”作為一個“新人物”，胡適在民國成立之前已經開始了“破除迷信、開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擊迷信，且坦然主張毀棄神道，這一時期的胡適對傳統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認為中國男女的終身“一誤于父母之初心，二誤于媒妁，三誤于算命先生，四誤于土偶木頭”，結果“隨隨便便”合成了許許多多的怨偶，造成了無數不和睦的家族。為此，胡適給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權干預”。對于彼時上海的新氣象、新做法，胡適表示認可：“近來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學問相長，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無父母的，便由師長或朋友介紹，結為婚姻。行禮的時候，何等鄭重，何等威儀，這便是一種文明結婚，也是參合中外的婚禮而成的。”只是，“這是為一班有學問有品行的人說法的，而且只可于風氣開通的地方行罷了”。言外之意，這種文明婚姻當時還只是在上海的少數地方、少數家庭先行，胡適希望更多的地方“風氣開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觀念開通”。

與婚姻密切相關的問題是貞操問題。在上海求學時，胡適并無專文談及貞操問題。到1918年7月，因讀了周作人譯的日本謝野晶子的《貞操論》很有感觸，胡適才撰文討論。文中，胡適提到了陳宛珍殉夫的事：

陳烈女名宛珍，紹興縣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遠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歲。陳女聞死耗，即沐浴更衣，潛自仰藥。其家人覺察，倉皇施救，已無及。女乃泫然曰：“兒志早決，生雖未獲見夫，歿或相從地下……”言訖，遂死，死時距其未婚夫之死僅三時而已。（此據上海紹興同鄉會所出征文啟）

同時，胡適又引出上海縣知事呈江蘇省長請予褒揚的呈文：

呈為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事實略）……茲據呈稱，……并開具事實，附送褒揚費銀六元前來。……知事復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并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并備文呈送，仰祈鑒核，俯賜咨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為德便。

胡適對此十分驚詫，驚詫的不是陳女殉夫，而是中華民國居然還有《褒揚條例》，居然褒揚“自三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以后”的節婦，居然嘉獎“夫亡殉節”的烈婦烈女，居然鼓勵“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貞二十年以上”。胡適寫《貞操問題》時已從美回國，所舉例子發生在民國。類似陳女殉夫的例子雖不算普遍，但民國時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時期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20世紀初的上海，算是開風氣之先，可國人的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轉變，實在不易。

除了關注當時上海的風俗、婚姻等，慈善問題也是青年胡適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發生水災、風災，“風勢極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損壞船只不計其數；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計其數。其中尤以廣州、香港二處，受害最大”。胡適寫道：“那廣州府既受水災，后遭風災，珠江內船只擊沉了幾百只，數十里的岸灘上，無一處不是破壞的東西，無一處沒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種情形，可謂傷慘極了。”消息傳到滬上，上海人作了積極響應：“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園開一個賽珍會，賣物助賑，聽說也賣了狠（很）多的錢。”而且，對于上海的妓女、戲子在賑災中的表現，胡適十分滿意：“這個會里，有狠（很）多的妓女親自賣物，親自執役，不怕熱，不怕苦，看官，這是一種當婊子的。上海有一個丹桂戲園，自從各省水災以來，他演了好幾天戲，把賣下的錢盡數捐助各省水災，看官，這是一種當戲子的。”相形之下，對上海紳士、政客的表現，胡適頗有微詞：“那些紳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議，說現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齊心保全這個城頭罷。人家水災，干我什么事。看官，這是紳士。還有那些學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議，說現在各省都請開國會了，我們不可落在人后。簽名呵！上書呵！來！來！人家水災干我甚事。唉！這是學界。”紳士、政客與妓女、戲子相比，整體熱情不夠、慈悲不足可能屬實，但他們當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人。不過，胡適想到的是，“我們做中國人的，應該怎樣竭力捐助些洋銀，好去賑濟賑濟，救得一人，便盡了一份的責任，多救一人，便多盡了一份責任，也不枉咱們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國人》一文中，胡適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極力攻擊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國人。列位，上海的中國人，是比內地要開通些的，是比內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過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馬路哪！大馬路哪！那一處不是笙歌盈耳，車馬滿途，一條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何止千千萬萬，一個個穿綢著緞，歡天喜地，飲食醉飽，那（哪）里有一點兒的悲懷，那（哪）一個肯哀憐我們那幾千幾萬最苦惱最可憐的同胞。

“義憤填膺”的胡適還“惡言相向”：“兄弟不懂醫學，不曉得他們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應該不致如此，大約他們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罷了。”如此“惡毒”的話語，此前或之后，在胡適筆下，都是鮮有的。

當然，胡適筆下的“滬上圖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貧民顧咸卿的見義勇為，胡適就很激賞。1908年8月17日，胡適在《競業旬報》發表關于顧咸卿的小傳，文中生動介紹了顧咸卿的壯舉。故事發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雞橋，婦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搶奪金挖耳。顧咸卿在與流氓搏斗時，被流氓用刀戳傷，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處。胡適寫道：“顧義士大叫一聲，也顧不得自己的性命了，還是惡狠狠的忍痛趕上，他口中卻不叫痛，也不叫一聲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來捉搶東西的賊呵！快來捉白日殺人的賊呵！’”胡適不是目擊者，所記與事實可能有出入，但這位有膽有識、大慈大悲的義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縣李紫璈訪知顧氏家境貧寒，便召集一班紳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適在《競業旬報》再談顧氏：“現在上海的紳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憐他家有老母少婦，故此大家捐出些錢幫助幫助，昨天看見報上說，現在捐助顧義士的錢，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適欣慰地寫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幾個人曉得如此辦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與俄國斷絕外交關系，日俄戰爭爆發。當時，清政府以日俄兩國“均系友邦”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著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眾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國的一個傳播基地與思想高地，在新學說、新思想方面占有領導潮流的地位。這在胡適提及的發生在上海的幾起案子也有所體現：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槍擊了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胡適說：“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

在排滿、排外的時代風氣影響下，胡適也跟著成了一個“新人物”。這當中，當然也有梁啟超、鄒容等人提倡的種族革命思想對他的沖擊。上海六年，由于胡適志在求學，故而雖也曾關心政治，也有革命傾向，但終究不曾陷入。在中國公學三年多時間，同學當中熱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終沒有人強迫胡適剪辮、入會，原因是同學中的革命黨人愛護他，認為他“將來可以做學問”。也因為如此，胡適很少談論當時上海的政治，偶爾提及也只是簡單敘述而不作深度議論。但從胡適少有的記錄中，也能明顯感受到當時上海的“革命”氣息。

事實上，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來，日益成為西方新思潮和新風氣進入近代中國的窗口，各種新派人物在這里創辦、經營報紙、雜志和出版機構等文化事業，“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黨在國內最大的輿論宣傳基地，并與海外的日本東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場浪子”筆下的上海

胡適在上海求學期間，頻繁轉校，且均未正式畢業。但胡適在學習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間，胡適學國文、算術、英語等，一樣都沒落下，包括為《競業旬報》寫稿、編輯，占去了大量時間，多少也是干正事、務正業，而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他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他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從此，白話文成了胡適的一件“工具”，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里做了一個開路的工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是胡適的福地，為他日后的成名與成功提供了鍛煉的平臺。1910年7月，胡適順利考取留美賠款官費，這也是他勤學苦讀的結果和證明。由于胡適把時間、精力大多放在了讀書上，在上海的前幾年，也就基本上沒有娛樂活動。但在1908年、1909年，胡適因“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國公學不幸解散，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適也就跟著“墮落”了。恰恰因為意氣消沉、厭世悲觀，混跡十里洋場的胡適，其筆下的“滬上圖景”有了另一種味道。

觀劇是前途渺茫、毫無把握的胡適的娛樂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是夜與劍龍觀劇春貴部，有李百歲之《拾金》，貴俊卿、小喜祿之《硃砂痣》，李順來、常春恒之《義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適又到春貴部觀劇，“貴俊卿之《空城計》最佳。其‘城樓’一節，飄灑風流，吾昔觀劉鴻升唱此戲，輒嘆為飄飄欲仙，今貴（俊）卿之豐神乃駕劉而上之，惟聲稍低耳”。這段時間，胡適的日記往往只有三言兩語，可如果談起看戲，就會興致勃勃，多寫幾句。1910年2月19日，胡適又同一班朋友觀劇，起因則是胡適愿賭服輸：“先是劍龍嘗為余言，小桃紅能演《空城計》。小桃紅者，菊部花旦，予前為作詩所謂‘最是動人心魄處，一腔血淚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綸巾作武鄉侯，遂不之信。劍龍不服，遂與余角勝負，約：小桃紅果演此劇，則余出資請劍龍及證人林、吳觀劇。”其間，胡適與一班朋友心血來潮，還請滬上名伶小喜祿教他們唱戲，雖然胡適“最不行”，一句也學不會，但還是癡戲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過兩日就要北上應考，胡適也要再去看上一場，“是夜，有《新榮花》新劇極佳，末布戰場尤佳”。

從胡適日記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戲院作為傳統的娛樂方式，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上海舊式戲園以昆曲、徽劇、京劇為主要劇目。隨著時代發展，舊式戲園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改良，新式劇場紛紛建立。但中國傳統戲曲在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等方面變革緩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學歸來的胡適很是失望：

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臺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臺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臺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戲臺上的布景裝潢又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

到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戲曲演出劇場，無論從舞臺設施還是建筑風格較之傳統的戲園都有很大改觀，但這并不是胡適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戲劇做傳播思想，組織社會，改善人生的工具”。無怪乎胡適大放厥詞：“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而“爾等”所“待”之一，當有其戲劇改良觀。

除了看戲，狎妓是胡適“墮落”的又一表現。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胡適與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舊歷，下同），胡適授課結束，“過桂梁家，桂梁令書贈妓聯，以不□書辭焉”。1909年12月16日，胡適與眾友在雅敘園吃茶，并在他們的慫恿下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諸人乃慫恿仲實令以所叫伎曰趙春閣者轉薦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適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實皆外出，桂梁來邀至伎家，食所謂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適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觀之，時與金韻籟同處，皆未懸牌應客。君墨亟稱此二人，謂為后起之秀，余亦謂然。及今年，二人皆已應征召，……是夜酒闌，君墨已醉，強邀至金韻籟家打牌，至三時始歸”。1910年2月5日，胡適與人“聚飲于伎者白玉茹家”，“歸寓已十一時”。次日，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圍”，打牌打到一點鐘，此后又同至伎者陳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適與人酒足飯飽之后，“與仲實同赴鄧碩麟君約，飲于花瑞英家，十二時歸”。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可見，當時的洋場浪子、花花公子，樂于狎妓，以為風流。

這一時期的娼妓現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國作家瑪麗·寧德·蓋姆韋爾（1858-1947）也有相關回憶：“上海最美麗、最要的商業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國人所稱的大馬路。……在陽光明媚的日子里，無論是哪個方向的景觀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從街頭到街尾都燈火輝煌。……到處都是中國的‘街頭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女孩子，幾乎每一個年紀都小得可憐。”胡適日記中提到的花瑞英，當時就只有16歲。

20世紀初，上海娼妓惡性繁衍，泛濫成災，胡適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煙、喝酒、閑聊，不過是娼妓行業的“冰山一角”。據胡適介紹，當時“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長三，“長三”原指牌面為兩排三點的骨牌。長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時人以“長三”來代指這一妓女群體。在整個民國，長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級——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個野雞妓女（野雞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數量最多的群體——引者注）當街拉客，內中至少有一百個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適的數據從何而來，但可以推斷，正是這種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對娼妓的病態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場的畸形繁榮。

洗浴是胡適筆下的又一看點。如，1910年1月3日，胡適與人一番暢飲，“九時復同至天發園一浴而歸”。1910年1月17日，胡適與人“浴于天發園”，等等。民初以降，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的繁榮，上海洗浴行業迎來“黃金時代”，而胡適與他的文朋詩友見證的則是這一行業的起步階段。據滬上有閑人士的“白相經”，最安逸的生活莫過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稱“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當時旅居上海的俄國人顧彼得（Peter Goullart）說：“對中國人來說，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衛生設施，也是和朋友說話、談生意、結交新朋友的俱樂部，和羅馬的傳統很有幾分相似。”這個說法大致不差，因為“‘浴堂’這個名目，聽來多么簡單，然而里面卻很復雜：除了可稱為浴堂外，尚可稱為茶店、理發室、館子、休息場所等等。……如果友人約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預備犧牲半天光陰。橫豎中國人的光陰是不值錢的，這又算得什么？”彼時的胡適一籌莫展、百無聊賴，自然“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飲、茶敘、酗酒、打牌等，胡適筆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適曾經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后，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這話不算夸張，畢竟誰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時候。好在胡適與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窮酸小子，“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同時，胡適周遭還有王云五、許怡蓀這樣的師友及時警告、幫扶。過了一段雖然短暫卻很污穢黑暗的日子后，特別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適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結束了醉生夢死的日子，開啟了勵志進德的新途。

結語

青年胡適筆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學堂、店鋪、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習俗、婚俗、時俗種種，視角靈活而多樣，元素豐富且多彩。誠然，一幅幅“圖景”不能反映舊時上海政治、經濟、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卻是觀察舊上海風土人情、時風世貌的一個個“窗口”。因此，胡適的上海書寫，為后世研究這一時期的上海歷史可謂提供了一份珍貴的史料。

上海自開埠以后，成為中國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顯現。經過50余年的發展與磨合，到20世紀初期，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上海都已由傳統向現代轉型。胡適沒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關于上海的描述，讓后人了解到：這一時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動的，另一方面卻是開明的、進步的，充滿了吸引力、爆發力。而就胡適描述的“滬上風情”及其上海經歷看，“那是一個由都市生活、思想時尚、革命激情與自我叛逆與墮落混雜而成的時期”。胡適以“一顆早慧的心靈，敏感地捕捉到了那個時代最進步的思想信息，同時也在社會革命的潮退之中體驗到了人生的彷徨、苦悶與空虛無聊”。上海六年，胡適幸運地完成了從最初的懵懂無知到叛逆不羈再到圖新精進的轉身。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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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迎平：《論胡適在〈新青年〉的戲劇改良理論》，《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

[3]瑪麗·寧德·蓋姆韋爾著，孫雪譯：《中國之門：上海圖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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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9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10]朱紅：《胡適詩文手札中的徽州與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懷清：《洋場才子、文學憤青與青年革命黨——上海時期（1904-1910）的胡適》，《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