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羊兒在欄，牛兒在家，

靜悄悄地黑夜，

我的好人兒早在我身邊睡了，

我的心頭冤苦，都迸作淚如雨下。

我的吉梅他愛我，要我嫁他。

他那時只有一塊銀圓，別無什么；

他為了我渡海去做活，

要把銀子變成金，好回來娶我。

他去了沒半月，便跌壞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媽媽；

剩了一頭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那時老洛伯便來纏著我，要我嫁他。

……

1918年，《新青年》雜志4卷4號上，刊發了胡適的這首譯詩《老洛伯》。這首短詩標志著白話譯詩的開始，并收入胡適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中,成為我國第一本個人新詩集中的第一首譯詩，頗為引人注目。

據胡適介紹：“此詩向推為世界情詩之最哀者。”亦可見其推崇之高。原詩作者為蘇格蘭女詩人Anne Lindsay，作者通過尋常農婦錦妮的口吻進行敘述，大意是講其心上人出海務工，而自己的父母又年老多病，迫于生活壓力，她不得不舍棄心上人下嫁給老洛伯的故事。從翻譯上看，胡適用了許多日常口語，完全符合他的白話理念，也把原詩的通俗意味表達了出來。可此詩在我國刊行后，卻又引出了一段小說襲用案來，著實令人意外。

1919年3月，北京著名的《晨報》上，刊出了一篇名為《人道主義》的小說，作者署名“華士”。小說開篇鋪墊：我國福建一帶，尚算得富足。受傳統思想影響，一般女子，裹纏小腳，行動不便，因而大都“全貞守節”云云。可作者自己居住的由贛入閩的閩南小城，卻有十多家“妓寮”。此地還有一種風俗：“丈夫沒有死，或是殘廢，或是沒本事趁錢，有個補救的法子，叫做招夫養夫”。

接下來，作者有些夸張地說：“數月前，這里有件行諸公牘的大笑話，說出來給諸位聽聽。”小說用的是舊小說的行筆，說是一個女子，名為“錦心”，不僅美麗，且“性情也非常和淑”。錦心的家鄉，有兩個喜歡他的青年，一名黃加晉，一位李杜文。加晉是種田漢子，“品性淳厚，最安本分的”。杜文家境貧寒，早早在市上一家雜貨鋪記賬，“為人豪爽，英挺不群”。杜文更合錦心及母親之意。現狀太差，錦心便督促杜文：“何不出外去混混？”并表白“我等他便了”。杜文便經廈門出國往暹羅（泰國的古稱）打拼去了。

種田的加晉，一心喜歡錦心。盡管知道她已許配了杜文，卻并不談婚論嫁。錦心怕耽誤人家，多次勸他。再后來錦心母親去世，她一個女孩子沒有辦法，加晉便來幫助，并送糧食支援。三年過去，錦心接到杜文從暹羅寄來的信，說自己在此攢下一千余元，月內便動身回家。錦心的高興，那是不用多說。此時她再見加晉，便“正顏厲色地勸他”，加晉卻“只是不語，搖頭苦笑而去”。可過了數月，錦心并沒有等到杜文消息。后來聽一個從新加坡回來的人說，有一艘英國公司經過暹羅的船，在印度洋觸礁沉沒，淹死了很多人。錦心一聽，“痛哭不已，想要尋死”，此時多虧加晉照料。

再往后，加晉病重，錦心約大士庵老尼一起看望。加晉發昏，見到錦心略微蘇醒。見到此況，老尼勸說錦心：杜文大約是真死了。這里加晉病危，你安慰一下他，就說可以嫁他，說不準他還能病起復生。老尼好心，在此照料，漸漸，加晉病竟然真的好轉，死里逃生。錦心也就無奈嫁了加晉。

以下情節就有些造作。再過一兩年，杜文真的回還家鄉。當時他乘的船果然沉沒，他僥幸為人所救，可幾年所獲全丟光了。小伙子又轉身回去，在外打了一年工，掙了幾百元，方才回家。回家見到如此情景，杜文萬念俱灰，便出去上吊；錦心早想要以死謝他，便也進屋上吊；加晉見到此況，也覺不如一死，成全他人，便外出投河。三人均意外獲救后，心意盡到，又經大士庵的老尼說和，“都恍然有悟”。錦心說：我為了“人道”，就顧不得名分了。“過了幾天，人家忽看見加晉肩著犁，杜文牽著牛，走下田去，倒像那大婦前行小婦隨的樣子。”小說開頭說當地有“招夫養夫”的風俗。這個結局有些類似卻并不一致。到此，作者還不愿結束，他還要發議論，解說題目：“這人道不人道，是此一時彼一時，爾為爾我為我的。在下這篇紀實的社會小說，所以就把這人道主義做個標題。”

這篇小說，不短不長，可也連載了四天——3月1日到3月4日。小說并不佳，本來應該登過就過了，可沒過幾天，3月7日的《晨報》上，就刊出了一篇關于這篇小說的反響文章。此文的作者，就是當時新文學運動的領袖之一，此時風頭甚勁的北京大學年輕教授胡適。

前面用了一個頗嚴肅的題目：《〈人道主義〉的真面目》，從副標題：“胡適之先生來信”推想，這個題目應該是編輯所擬。胡適的文字直截了當：

“記者；我看見前幾天《晨報》所登的《人道主義》小說，忍不住要說幾句話。這篇小說大概用了我從前譯出的一首詩做底子，這首詩是蘇格蘭女詩人Lady Anne Lindsay做的，我且請先生看這首原詩（原詩見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

胡適將他的譯文抄了出來，同時寄給編輯。接下來直接說：“《人道主義》里的錦心便是錦妮，杜文便是吉梅，加晉便是老洛伯。這里的事實和布局也是相同的，不過書中的人物從蘇格蘭搬到中國的福建來了。”胡適當然有批評抄襲的意思，可這還不是他想說的主要點：“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指出兩篇相同之點，乃是要指出兩篇不同之點。”

在胡適看來：“這篇詩向來推為世界第一首哀情詩。何以故呢？因為他所記的乃是人生一件無可奈何的悲劇。凡是有情感的人，讀到‘我兩人哭著說了許多言語，我讓他親了一個嘴，便打發他走路……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腸紡紗？我又不敢想著他：想著他須是一樁罪過。我只得努力做一個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他并不曾待差了我。’凡是讀了這幾句詩的人，決沒有不生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劇觀念的。中國古詩說的‘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那里比得上這種真摯高尚的哀情！”胡適的提示是重要的，我國古代這兩句詩，實在缺乏一種深摯的“哀情”。

到此還未了，胡適隨即通過《人道主義》一文，嚴厲批評起我國一種文學觀念來：“中國人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劣根性，就是文學上的團圓觀念。他明知世間‘不如意事常八九’，他明知世間有無數無可奈何的悲劇，但是他總沒有膽子去承認他們，總不肯硬起心腸來說老實話。偶然有一個曹雪芹居然敢打破團圓譜，使林黛玉和賈寶玉生離死別了，便有許多團圓派的文人一定要做許多《紅樓圓夢》《續紅樓夢》等書，硬要把林黛玉從棺材里拖出來配給寶玉做夫人！這便是我說的團圓劣根性。”胡適的這種深切看法，見諸文字近百年，可今天的許多文學作品，走的還是老路，這段議論，真正夠“先進”的。

具體到《人道主義》這篇小說，胡適認為：“如今這位華士先生把《老洛伯》演為小說，也還罷了，他偏要叫加晉和杜文同錦心‘鳩雀同巢’的做那三角形的夫妻。他以為這是解決這件無可奈何的故事的妙法了。他不知道這件故事所以可傳者，正因為他是一件‘無可奈何’的悲劇，現在把那‘無可奈何’變成美滿的團圓，悲劇固然解決了，但是這故事的文學趣味也沒有了。”胡適追求一種文字真實的力量，國人常常以“大團圓”來遮沒生活中的悲劇，是幼稚也是“悲劇”的。

信的結尾，胡適說：“我因華士君有點對不住那位蘇格蘭的女詩人，故不能不說幾句公平話。”話說得還不激烈，胡適到底有君子風度。這封信登載的同時，還附錄刊出了全篇《老洛伯》譯詩。文章編輯在全文后面，也加附了幾句：“《人道主義》一篇，原稿從何處得來，華士是誰，記者還不明白。因為此稿是本社方文君找來付印的。現在方文臥病未起，等他好了便知底悉。”筆者翻閱了后面多天的該報，并沒有什么“底悉”披露，此文作者“華士”為誰，終于外人不知。原來，這是編輯推卸責任的一種招數而已。一種報刊，登出了襲用翻譯詩歌做“底子”的小說，并且是改壞了原作的作品，到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此事發生在外國現代文學進入中國不久時，今天看去，有些別異，但它也表現出舊有文化的保持力量和反應。胡適雖為原詩翻譯者，可他不僅站在傳播者個體立場，對襲用者行為表達不滿，而且通過分析，對舊有文化中不良因子展開批判，對一種不健康的文學觀念和固有心理進行判斷和究詰，這叫我們看到了當時新文化傳播者的立場、眼界和戰斗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