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討論如上這一題目所涉話題，對我而言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我之前所述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人的交往，過程中逐漸發現并強調，他們之間多以神交為主。但這種“神”性的認知或許正好為自己尋找到一種理由，我探尋的主要是魯迅與相關人物文字上的往來以及精神上的聯系。這既為言說打開了空間，又為探尋話題之上的意義找到了理由。不過，將這種方式和訴求放到魯迅與陳賡時，我卻忽然覺得失效了。因為陳賡本人是一位軍事人物，在文學上并沒有什么專門追求，與魯迅也沒有什么文字上的往來。可是，他們卻有一個傳奇式的見面故事。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無可置疑。只是，由此展開的分歧卻構成一個個謎團，讓人有撲朔迷離之感。我很想把這個只在專家之間討論的故事講述給更多讀者。于是，就想對這些分歧、爭論進行梳理，以獲得對故事主體的了解。

關于魯迅與陳賡，可以肯定的是：

他們曾經在上海見過面。

但不能肯定的是：

他們見面的次數是一次還是兩次？

見面的時間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

他們見面時究竟有誰陪同？

即使陳賡本人有回憶文字，即使陪同者紛紛拿出證據，卻仍然不能有一個服眾的定說，反而使故事裂變成為一個歧義叢生的謎團。

版畫魯迅與陳賡

一、關于起因：究竟為什么要見面

魯迅與陳賡見面的大概輪廓是，時在1932年，肯定是下半年，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到四川的轉移途中，陳賡因為腿部受傷，不能帶領部隊繼續前行，歷經曲折到上海治療。在上海期間，因為講述紅軍在前線英勇戰斗的故事而感動了很多人。大家一致認為，應該請一位作家將這些故事寫下來，以激勵更多人。魯迅被公認為是首選。經馮雪峰之手，魯迅讀到了記錄這些講述的油印材料，也覺得可以嘗試來寫成小說。為此，他提出要與陳賡見面，以獲得更多感性材料。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個神奇的見面故事。這個故事是由當事人之一、被譽為魯迅研究“通人”的馮雪峰最早透露而被確認的。馮雪峰在1952年出版的《回憶魯迅》中寫道：

那是一九三二年，大約夏秋之間，陳賡同志（就是后來大家知道的陳賡將軍）從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方面來到上海，談到紅軍在反對國民黨圍剿中的戰斗的劇烈、艱苦和英勇的情形，聽到的人都認為要超過蘇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中所寫的。大家都認為如果有一個作家把它寫成作品，那多好呢？于是就想到魯迅先生了。那時候朱鏡我同志在中央宣傳部工作，他把油印的材料交給我送去請魯迅先生看，并由我和他談；……我記得，魯迅先生當時也認為這是一個任務，雖然沒有立刻接受，也并沒有拒絕，說道：“看罷。”幾天之后，魯迅先生還請許廣平先生預備了許多菜，由我約了陳賡和朱鏡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的他的家里去，請陳賡同志和他談了一個下午，我們吃了晚飯才走的。魯迅先生大概在心里也醞釀過一個時候，因為那以后不久曾經幾次談起，他都好像準備要寫似的。……但后來時過境遷，他既沒有動筆，我們也沒有再去催他了。不過那些油印的材料，他就保存了很久的時候。

這個最早的披露與故事的發生之間，其實也已經有了二十年的距離。馮雪峰的描述或許還是孤證，但相關證據很快到來。一是故事的主角陳賡的回憶。那是1956年，魯迅逝世20周年之際，陳賡接待了對此故事產生深厚興趣的來訪者張佳鄰。他的回憶同馮雪峰的講述基本一致：

那是在一九三二年，大約夏秋之間，我們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突圍去四川，當時我的腿負傷了，不能再行軍，黨便讓我到上海去醫治。

到上海后，我住在一個私人開設的醫院里，這個醫生很同情我們，他收留了我，愿意替我醫治。當時我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很關心蘇區的情況，我曾給他們講了一些我們紅軍在反國民黨“圍剿”時的戰斗故事。那些戰斗的艱苦和劇烈，我們紅軍所表現的忠誠和勇敢，真是超乎人們的想象的，要是比起當代那些描寫戰爭的作品里所表現的，不知要超過多少倍了。我們當時很希望人民能知道革命和紅軍所經受的這一切艱難和困苦。

當時在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朱鏡我同志，把這些事情都記錄下來，后來他們送給魯迅先生看。魯迅先生看了這些材料非常興奮，他聽說我正在上海治病，便幾次和馮雪峰講，邀我到他家去談談。我們黨也很希望魯迅先生能把蘇區的斗爭反映出來，以他的才能、修養，一定可以寫得好的，在政治上會起很大的宣傳作用。黨同意我去見魯迅先生。

到訪者和陪同者都有一致的說法。故事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了。更不用說，除了人證之外又發現了物證。

《回憶魯迅》 馮雪峰

就在馮雪峰《回憶魯迅》出版之后不久，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在清理魯迅遺物時，偶然發現一張從一本雜志中掉下的紙片。這張紙片是用鉛筆畫出的草圖，還有一些地名的標注。辨認過程中，“有人想起，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談到陳賡曾經到魯迅家里來談過蘇區的事情，再對照圖上的地名，都是安徽、河南、湖北一帶地名，懷疑與此有關。于是，就拿去請陳賡將軍辨認。陳賡將軍看到這張紙片，當即表示，這是當年他在魯迅家里跟魯迅介紹紅軍在戰爭中的情況時，為了便于說明而畫的一張鄂豫皖根據地示意圖。”（王錫榮《魯迅與陳賡見過幾次面》，見《魯迅生平疑案》，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證物證齊全，這個傳奇的故事就由一個傳說定性為歷史故事了。然而分歧也正由此產生。這是后話。我想先探討一下，魯迅為什么要見陳賡？

按照馮雪峰和陳賡的回憶，魯迅是見到了陳賡的講述材料后，決定接受馮雪峰等人的建議，創作一篇反映紅軍戰斗的小說，與陳賡見面的原因，就是準備接受這一任務以獲得感性材料和豐富素材。“魯迅先生當時也認為這是一個任務”，“魯迅先生大概在心里也醞釀過一個時候”，“他都好像要寫似的”，“但后來時過境遷，他既沒有動筆，我們也沒有再去催他了。”也就是說，魯迅要寫一篇以紅軍為題材的小說，是因為陳賡在上海的出現而起的想法，直接地說，是他準備接受的一個任務。學者包子衍也曾以魯迅書信為旁證確證這一點。即魯迅1933年3月1日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說：“去年底，我本想在今年二月以前寫出一個中篇或短篇，但現已是三月，還一字未寫。”而學者陳漱渝對此并不完全認同。“因為魯迅不是見陳賡之后才有寫這小說的想法，而是在會見之前就有了寫的想法，他與陳賡見面，‘只不過是為了進一步豐富創作素材。’”（王錫榮《魯迅與陳賡見過幾次面》，見《魯迅生平疑案》，人民文學出版社）這里涉及到至少三個問題：魯迅究竟什么時候決定寫紅軍題材小說的？他見陳賡的目的是為了補充素材，還是決定是否動筆？魯迅所說的打算1932年底前要寫的小說一定是紅軍題材嗎？之所以有第三個問題，是因為魯迅在1933年3月1日同一天還給另一日本友人增田涉寫了一封信，信末都是“三月一日 夜”的標記。而在這封信里，魯迅則寫道：“我雖也想寫些創作，但以中國現狀看來，無法寫。”這個表達與紅軍題材看上去并不直接關聯。但至少說明魯迅那一時期真的在想創作小說。據馮雪峰回憶，關于紅軍題材，魯迅說過“寫是可以寫的”，“寫一個中篇，可以”，“要寫只能像《鐵流》似的寫，有戰爭氣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而魯迅最終未寫出的原因，馮雪峰認為，并不是魯迅沒有想寫的心思，應該是對紅軍了解不深入的原因。也反映出魯迅對待創作的嚴謹態度。再加上國民黨政府對蘇區進行圍剿，對文化界也相當嚴厲，都是造成魯迅沒有動筆的原因。就此而言，他對增田涉所說的“但以中國現狀看來，無法寫”，或許正是指這一創作。

可以說，魯迅與陳賡見面的起因，一定是與創作小說有直接關系的。問題只在于，魯迅是事先決定要寫，再去讀陳賡的材料，進而約陳賡見面以求豐富素材，還是讀了陳賡的材料，進而接受馮雪峰等人的建議要寫，再請陳賡來談話。總之，這是一次文學家與軍事家的會面，是一次創作行動的前奏，盡管這個創作最終沒有完成。“不過那些油印的材料，他就保存了很久的時候；我記得一直以后他還問過我：‘那些東西要不要還給你？’我說：‘不要，你藏著如不方便，就燒毀了罷。’在他逝世以后，許廣平先生有一次還談起過，說魯迅先生曾經把那些材料鄭重其事地藏來藏去。”（馮雪峰《魯迅回憶》，見《馮雪峰全集》第4卷第2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可以相信，魯迅是把那些材料既當作紅軍戰斗的史料珍藏，也是當作創作素材保存。我們更可以想象，如果這些小說真的寫成了，那又是一個何等熱烈的文學史討論話題。

《馮雪峰全集》

二、關于見面：一張草圖引發的見面次數之爭

在馮雪峰和朱鏡我的陪同下，陳賡與魯迅在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見面了。這是為了一次“主題創作”而促成的會面。他們談了一個下午，并且一起吃了晚飯，夜很深了才告別。許廣平沒有參與談話，她整個下午都在忙著做晚飯。馮雪峰回憶說：“魯迅和陳賡談話的時間很長，我記得那天許廣平同志還做了一鍋牛肉。”（《與馮雪峰的三次談話記錄》，見《馮雪峰全集》第9卷第3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盡管如此，馮雪峰和陳賡在20年后的回憶都坦承無法復原諸種細節。陳賡說，“可惜時間相隔太久，許多細節和談話的具體內容已無從追憶了。”但這種記憶的模糊并不影響事實本身的存在。分歧的起因倒是證據的進一步增加。這就是那張從魯迅遺物中發現的小紙片。當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去向陳賡求證時，得到了陳賡的確認，這張繪圖正是陳賡向魯迅描述有關紅軍戰斗或根據地形勢所畫。（參見王錫榮《魯迅與陳賡見過幾次面》，見《魯迅生平疑案》第2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個情節里略有遺憾的是，沒有再及時得到馮雪峰同志的確認。這為故事留下了伏筆。

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差不多又過了20年，著名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樓適夷提出了新說。那是因為樓適夷在參觀魯迅紀念館陳列時看到了這張草圖，才恍然大悟，那張草圖正是自己當年在魯迅家中親眼見過的。他也才意識到，當年他陪同的一位共產黨“負責同志”原來正是赫赫有名的陳賡。1978年5月，樓適夷發表了《魯迅二次見陳賡》一文，提出了魯迅與陳賡“第二次見面的事實”。也就是說，樓適夷認為，除了馮雪峰所說的見面之外，還有自己陪同的一次。于是，魯迅與陳賡見面究竟是一次還是兩次成為公開的分歧點。

其實，見面是一次還是兩次的分說，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有，而是隨著討論的深入變出來的。我查閱了《黃源樓適夷通信集》（上），可知，樓適夷早在1973年就在同黃源的通信中多次提到此事。由此可知，兩次見面是隨著討論的進展而增加出來的。1973年6月7日，樓適夷第一次談到此事：“我在28年認識先生，31—33年一段，與先生有接觸，但不多，記憶力也很壞，如32年陪陳賡同志去見魯迅，實際是我不是雪峰，談話約六七小時，可是具體的話，能記清的就不多了。”11月24日，黃源致信樓適夷試圖幫助其考證：“兄和陳賡同志去會見魯迅先生，是1932年7月12日，日記上：‘十二日晴，上午伊賽克君來（美國人伊賽克）。下午明之來。’確否？”這是黃源根據魯迅日記做出的推測。此說很快就被樓適夷本人否認。他在次日即11月25日的復信中（那時京杭之間的信件居然次日即到，神速！）談道：

所問陪陳賡同志見魯迅事，我在《日記》上也早已查過，一直查不出來，你說的32年7月12日顯然不對，我記得很清楚，天氣有點涼意，陳賡同志穿的是一件灰色長袍，應該是已在九十月之間，但查《日記》，那一天也不像，一般先生對于這種與地下黨有關接觸，是不作記載的，所以就沒法查了。年代是不會錯的，是“一二·八”之后，搬居大陸新村之前，在北川公寓。樓窗上有一塊玻璃被子彈打穿，先生還指著給我們看。這一點記清楚的。還有一點是模糊了，先生曾拿一張北京師大廣場上講話的照片給我們看，如果就在這次，那應當在十一月去北京以后的事了（不過看照片也許不是這一次）。我還有一個記憶，是先由朱鏡我同志（當時上海臨時中央宣傳部長）陪著陳賡同志到我住處，那地方是北四川路公益坊，我可能四五月間還住過那兒，但四五月《日記》上也找不出痕跡（不過后來還常去，也可能是約了在此處見面的，故在九十月之前可能為大）。現在只能記的時間是下午二三時，這天先生專在家中等待，別無外人，連許廣平也沒有出來接客，到吃晚飯才在一起，晚飯是在廚房邊一個小房里吃的，先生打開了一瓶藏了多年的三星白蘭地。不在當書房的大屋吃飯，可能是怕驚動海嬰，海嬰好像有點鬧病。說了半天，明確的日子還是說不上來。不過你說的7月12日，是不對的。我只能說明這一點。下次見到周建老，我還可以問問。《日記》上所記人名，出版社編輯部都有查考，你疑心“明之”也許是個代號，可問問孫用，請他查一查看。

這個時候，樓適夷強調的是自己陪同過陳賡去見過魯迅。雖然他當時并不知道陪同的是什么人。他之所以確證是陳賡，“是解放后參與籌設紀念館時，因在遺物中發現那張解放區地形草圖，我是親眼見他畫的，才突然記了起來，明確日子現在無法查考，但大致時間是不會錯的。”（12月9日致黃源信）。至此，我們知道，樓適夷堅信自己陪同去見魯迅的陌生人正是陳賡。他的證據就是那張畫著鄂豫晥根據地的草圖，因為自己是親見者。

到了1976年，樓適夷方知自己也許是第二次陪同者。也就是說，他堅信自己的記憶，又放棄了否認馮雪峰陪同說。那就只能得出陳賡與魯迅有兩次見面的結論了。樓適夷4月8日致黃源信中，詳細描述了自己陪同時的情景，應該就是1978年公開發表文章的底本。除了見面場景的描述外，信中特別的地方，是樓適夷此時方知馮雪峰早在1952年的《回憶魯迅》里，已經講述過陪同陳賡與魯迅見面的事實。他說：

魯迅先生會見陳賡同志事，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參與過，是魯迅紀念館展出了一張小小的鉛筆地圖，一見似曾相識，才豁然記起32年秋間某日下午，曾陪同一位蘇區來的負責同志去見魯迅先生，這位同志原來就是陳賡。1953年出版的雪兄《回憶魯迅》可能我當時也看過，并未想起，以后也再未重翻。早已忘掉。雪兄雖多年一起工作，日常相見，我們照例不談往事。在紀念館發覺后，過后也忘記跟他談了。現在他已去世，當然來不及了。我自己曾經參與這事情，只在偶然談往事，和家人及一二老友談過。現在見了雪兄給包子衍同志的信，知道有那么多人關心此事，我應該把親與其事的一節盡追憶所及提供出來，也是后死者的責任。

樓適夷做此說明，前提是黃源將馮雪峰致魯迅研究者包子衍的一封回信內容轉給了樓適夷。馮雪峰那封信回復于1974年4月26日。馮雪峰直接說道：“陳賡和魯迅先生談話的具體日子問題，我以為就不必再費力考證（事實上也考證不出來），而且這是沒有什么重要關系的問題。1932年秋夏之間——或夏末——的一天，有過這件事，這是主要的。”他進一步指出從任何當事人的日記是不可能查證出具體時間的。同時，馮雪峰更對第二次見面說提出自己的看法：“再約第二次見面事，我沒有留下一點印象。但我想，魯迅先生如要再找陳賡談話是以后隨時可以約的。當天談得很久，也似乎沒有未談完而須續談的事情。這時魯迅先生并未決定要寫以所談的事情為素材的小說或報告文學。”

當樓適夷知道馮雪峰早在50年代就已講過陪同見面時，他意識到自己陪同的是另一次。也就是魯迅與陳賡有二次見面的情形。但馮雪峰對此并不認同。這件事因此進入一個紛爭點，引來不少專家的深入考證和反復討論。我們先分析一下基本事實。馮、樓二人的聲明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樓適夷認為是自己一人陪同陳賡去見魯迅，馮雪峰的回憶則是只有朱鏡我一起陪同，不存在二人同去而其中一人事后否定的情形。關鍵在于是否有二次見面即樓適夷陪同的可能。馮雪峰曾在1972年接受上海魯迅紀念館工作人員的訪談，其中寫道：“那天是由朱鏡我陪陳賡到一個約定的地方（馮忘記了具體地名），然后由馮帶領他們二人到魯迅家里。在場只有魯迅、陳賡、朱鏡我和我，根本沒有樓適夷。（注：在1962年前后樓曾自稱是他帶陳賡到魯迅家的。這次我們向馮談起此事，馮情緒很為激動，他說樓適夷這個人太不高明了，許多事情都拉在自己身上，我那時沒有發言權，隨便他怎么說。）”因為是1972年，二次說還未出現，所以誰陪同成為非此即彼的狀況。二人各持己見也屬正常。而且我們看，樓適夷對馮雪峰對于自己的態度是有自我意識的。在與黃源的通信中，他就表達過馮對自己有誤會的說法，而且還提醒黃源，跟馮雪峰通信時不要提到自己的名字。

以馮雪峰同魯迅的往來密切程度，以馮雪峰在黨內的身份，以馮雪峰早在50年代初就講述陪同的事實，以陳賡對此事的相同回憶，樓適夷很難在此事上與馮雪峰掰手腕。更何況，在樓適夷的回憶里，馮雪峰還是介紹人，他說是馮雪峰讓朱鏡我陪同陳賡去約見樓適夷，再由樓適夷陪同這位自己并不知道名字的人物去見魯迅。如今，馮雪峰斷然否認了，自己還能說什么呢？更何況，陳賡1956年的回憶里說過，“他本來想起以前再去談一次，我也答應了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從此再未得見魯迅先生。”（張佳鄰《陳賡將軍和魯迅先生的一次會見》，見《魯迅回憶錄》，北京出版社）

《魯迅回憶錄》

這時，那張用鉛筆繪出的草圖又起到了關鍵作用。它本來是陳賡與魯迅見面的直接證據，到后來更變成了二次見面的最有力證據。

事情根源在于，在馮雪峰的表述里，從來沒有出現過草圖這個情節。陳賡本人則又指認草圖是他為魯迅所繪。樓適夷的回憶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當他看到陳列中的草圖時，不但眼熟，而且恍然大悟到自己當年陪同的人正是陳賡。他還盡可能搜羅記憶，描述了陳賡與魯迅的座位及描圖時的情景。也就是說，繪圖發生在陳賡與魯迅的第二次見面時。從邏輯上推理，此說是有道理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即使陳賡都說自己只與魯迅見過一面，而二次說還不能完全推翻的原因。

二次見面的證據還不僅僅是草圖存在而馮雪峰很可能不知道這一條。因為在證明是樓適夷而不是其他人陪同這一點上，樓適夷也是見到了草圖而回憶進而講述。理論上，仍然存在是否屬實的疑點。能為樓適夷提供新證據的是他早年寫過的一篇散文。那是1936年10月魯迅逝世僅僅4天之后的23日，樓適夷寫了一篇悼念文章，題為《深淵下的哭聲》。文章寫道：

對地下工作的意義先生從來不吝嗇給與最高評價。尤其對于血火中的新中國的創造，先生的關心是無限的。每次有人從那些遙遠偏僻的戰地中來，先生常常請來打聽真實的情形，整幾個小時傾聽著，不覺有絲毫的疲倦。有時要求講的人畫出詳細的地圖，有時叫旁邊的人替他記錄下來。

這里分明描述了繪畫地圖的情景。這是比馮雪峰的回憶更早十年以上的回憶，也比發現草圖早了十幾年。樓適夷的夫人黃煒，正是依據這一關鍵證據，發表了《關于魯迅與陳賡有無二次會見的我見》一文。根據馮雪峰本人的說法，在他的印象中，除了陳賡，“沒有其他紅軍戰士和魯迅見過面”。（《與馮雪峰的三次談話記錄》，見《馮雪峰全集》第9卷第3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這一表述，恰恰為樓適夷的散文作了旁證，樓適夷當年陪同去見魯迅的，正是陳賡，只能是陳賡。

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了一個，陳賡自己說只見過魯迅一次，難道陪同者還能駁倒主角嗎？有趣的是，關于陳賡的回憶，后來者也有各種分說。一是陳賡的回憶基本上同馮雪峰的完全吻合，除了曾向魯迅講述蘇區房屋四面開窗，從而引起魯迅興趣，并沒有提供更多新鮮細節。原來，正如馮雪峰所說，“1956年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時，許多人去問陳賡，陳賡又跑到我家來問我，他說連經過都已經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有過這件事罷了。他后來是把同我談后所記起來的去回答人的。”（馮雪峰《致包子衍》，見《馮雪峰全集》第7卷第1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本來是勸人少去作煩瑣考證的，倒又印證了一點，陳賡是依靠馮雪峰的回憶去給來訪者講述的。

事實上，當年跟隨陳賡一起戰斗的部下，就有人寫過文章，說陳賡講過，他與魯迅有過兩次會面。一位叫戴其萼的部下就曾回憶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山西屯留長子間鮑店鎮、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山西洪洞東之原上村，我先后兩次聽陳賡首長講述一九三二年他在上海兩次會見魯迅及其被捕、脫險的情形。”“在河南方城，一次深夜值班時，作戰科長陳彪、偵察科副科長程銳甲同志也聽過首長講述在上海兩次會見魯迅的情形。”（轉引自王錫榮文章）1956年曾經就此采訪過陳賡的張佳鄰，于次年再次訪問陳賡，并問到這個問題。陳賡的回答是：

馮雪峰的回憶錄早已公開發表了，他堅持說是見過一次，我如果說見了兩次，群眾會說，‘兩個老共產黨員都聲稱如何尊重魯迅，如何受魯迅思想的影響，可是連見過魯迅一次還是兩次都記不清，真不象話！’我只好也說見過一次了。不過我也沒作原則讓步，說了魯迅還要我再去講一次，我也立即答應了。這表達了魯迅對了解蘇區紅軍英勇斗爭情況的渴望和我立即答應的態度。兩次會見的內容是一樣的，第二次只是補充了一些事例。改說見了一次，不是什么原則問題，于魯迅、于我們黨的真誠均無影響。但不能說未見成是由于一方失約，只好說由于被捕未見成，讓群眾罵國民黨反動派去罷。（轉引自王錫榮文章）

這個回答真是有趣。但不管怎么說，以上這些都指向一個答案：魯迅與陳賡應該有過兩次見面。

三、延展說明：一個考驗學術考據與推理能力的案例

其實，去除對細節的追求，我本人很贊同馮雪峰和陳賡兩位的一個基本觀點，討論見面究竟是一次還是兩次，不是什么原則問題。就陳賡與魯迅見面這個事實本身的真實存在而言，這一說法自有其道理。他們強調了人們更應該關心這個故事的核心，即魯迅對于紅軍及其戰斗的關心、關注，以及以此進行創作的愿望。但對樓適夷來說，究竟有沒有二次見面并非一件小事。因為連馮雪峰都認為樓堅持說自己陪同過陳賡的說法，是想把這種佳話“拉到自己身上”。這已經不是見面次數的問題了。我們當然能理解馮雪峰的堅持，因為他親歷過，而且事情都是由他安排協調的。但也能理解樓適夷的另一種堅持，從起初的以為只是自己陪同，到后來的堅持二次見面說。

發生在魯迅身上的故事總是這樣紛紜不定。在我的理解里，這就是一位經典作家的魅力所在，其生平中的所有故事及其細節都值得挖掘、追究、追問，所有的故事又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其創作有關。我對魯迅與陳賡見面故事的完整了解，最主要得益于王錫榮的著作《魯迅生平疑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版）中的文章《魯迅與陳賡見過幾次面》。魯迅研究界對此有多人進行過回憶、考證、判斷和評說，王錫榮的文章差不多將各家說法都歸納其中，我寫作此文，也是通過他的引用，而逐漸打開閱讀的視野，閱讀了多位研究者的文章，努力做出自己的梳理。

這個故事看似簡單，其實又非常燒腦。比如說吧，盡管我們把結論引向了兩次見面說，但不管是一次還是兩次，魯迅與陳賡究竟在何時見面，至今是個沒有結論的話題。而且讓人奇怪的是，兩人見面要么一次，即使兩次也肯定在時間上非常相近。但究竟他們是在什么時候見面的呢？莫衷一是！僅從季節上說，就涉及到春夏秋冬四季。馮雪峰說是夏秋之際，最早可能是7月。學者常亞文指出，鄂豫皖根據地紅軍向四川的轉移是1932年10月，陳賡在此途中受傷，后艱難輾轉至上海。所以他與魯迅的見面，不用說7月，連夏秋之交都不大可能。見面的時間應該在11月。學者陳漱渝則認為，不用說夏秋不可能，連11月都不可能。因為陳賡受的是腿部重傷，恢復需要過程。既然樓適夷說自己陪同的這位同志并“無負傷的樣子，步履甚健”，而魯迅于11月11月即已北上北京，到月底才返滬，所以11月見面是不可能發生的。那到底是何時呢？學者朱正、倪墨炎也介入考證當中，他們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魯迅陳賡見面應在1933年3月，即次年的初春時節。陳賡于3月24日被捕，見面只能在3月初或中旬了。

但疑點卻越來越多。因為11月初才負重傷到上海，又能獨立行走，魯迅又于11日北上至月底，魯陳見面的時間就應該在12月以后了。可我們知道，魯迅從北京回到上海是11月的最后一天，那時瞿秋白與夫人楊之華正在魯迅家中避居，一直到12月20日左右才離開，魯迅此時會即刻答應見陳賡嗎？且沒有一位當事者提到瞿秋白夫婦的出現。如果說在冬季，可僅從服裝上說，與樓適夷記憶中陳賡身著單層灰色長袍這一印象也不相符。

1933年春季倒似乎確實更能讓種種矛盾元素緩沖。但我們想象一下吧，說成1933年3月見面，一是與馮雪峰說的夏秋之際相去太遠，馮也完全沒有“自選”一個時間用以回憶的必要。陳賡、樓適夷的回憶也都確認是1932年。二是，如果是次年3月見面的話，那是經歷了新年，又經歷了春節這兩大節日的，難道當事者連如此跨年的節點都記不得嗎？即使記不住準確時間，年前年后還不至于都忘記吧。

王錫榮在自己的文章結尾也提出了好幾點疑惑，這些疑惑讓人感覺，這個話題仍然處于開放狀態。比如，樓適夷沒有參與第一次見面，又提出“兩次見面”說，是不是出于不推翻馮雪峰陪同見面為前提？還有，樓適夷說自己通過觀察認為，魯迅和陳賡見面并沒有陌生和詢問的環節，可見兩人已經有過見面，但問題是朱鏡我為什么不自己再次陪同，而要把如此秘密的任務交給第一次并未參與的樓呢？再者，出于安全考慮和要求，陳賡大白天出行需要有人護送，到深夜分手，卻為何倒是一個人獨自離開呢？從倪墨炎的文章《魯迅何時會見陳賡和會見幾次》（見《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1期）里，我們知道，這個故事的考據中，不但有一次說和兩次說之爭，還有兩次見面里樓適夷陪同在前，以及一次見面只有樓適夷陪同之說。

這真是個說不完的故事。這故事的主角、配角大都登場，史料專家紛紛出動，卻仍然得不出非一即二這么個問題，春夏秋冬占滿都確定不了見面時間。形成這種局面當然還有別的原因。魯迅本人的日記、書信對此沒有任何記錄，無法查證，失去了大家都可信任的依據。另一關鍵人物朱鏡我如果出場，那又會讓事情變得簡單些，因為畢竟他是馮雪峰和樓適夷都提到參與其中的重要人物。然而，朱鏡我在1941年皖南事變戰斗中犧牲。故事很重要的一條線索過早中斷，令人唏噓。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文學史、革命史上的佳話，故事的主題從不因細節的枝生、歧義的紛呈而改變。其中那些眾說紛紜，無論互相之間有多少矛盾，一家之言是否可以周圓，一個共同點卻都指向故事的真實存在，以及追求其中真相的強烈訴求。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講，這也是一個考驗學術考證和推理能力的案例，值得后來者繼續去追尋。

閻晶明“讀典有識”專欄：

紙張壽于金石——《魯迅全集》出版史述略

神交的境界——魯迅與陳獨秀

“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魯迅與李大釗

親緣之上的神交——魯迅與周恩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魯迅與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