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華文文學情結
我從1991 年創建云南大學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室至今已經40年了。回想走過的路感到并不容易,其艱難在于:
一是資料的搜集。華文文學資料在國內難買到,開始基本上是空手起家,有的是到國外開會靠與會作家贈送,一箱箱、一袋袋搬回來的。最有效的是主辦會議,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都會帶著自己的作品來交流。我1994年主辦的第七界世界華文文學大會。會上辦了一個作品展。參會的近兩百名代表帶來了三百多本書,為我們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我參會都主動地要書,帶書是個苦差事,每次我肩背手提,登機常常會超重罰款。我研究室兩間房子十幾個書架的書就是我一箱箱、一袋袋揹來的。
最大的支持是泰國作家曾心先生把他積累的近八百本書給我,我租了車,到他的別墅去拉。然后到碼頭海運回來。另外、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張炯教授把他愛人王淑秧積累的三百多本書送我,我請朋友一起到她家去拉并打包運回。許多朋友也贈送過不少書,難以盡述,深感研究資料來之不易。
二是人脈關系的建立。其實國內學者對華文作家作品的研究,并不是自己不能創作,而是出于一種神圣的使命感。華文文學作家在東南亞國家生存不易,寫作更為不易。許多鏡頭是我十分難忘的:
在緬甸一位作家憂傷地述說,他的孩子,第二代還能說點漢語,第三代已經不能聽和說了。他講到他寫的華文作品只是為了后代不忘祖先,不忘故國,留下點供后代學的東西。這可能是許多華文作家共同的初衷。雖然緬甸軍人政府曾經禁止過華語學校的開辦。但并非代表所有軍人的態度。軍隊詩人吳梭紐雖然身居文化部長高位,但他的詩集出版時還請我作序。來昆明時,專程看我并送我他夫人親手編織的毛衣。
泰華作家司馬攻、夢莉都是企業家。他們先后出任泰華作協會長 ,為發展泰華文學出資出力,曾主辦多次華文文學的討論會。我至少參加過四次,每一次都受到熱情的接待。從1994年他們到昆明參加我主辦的第七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至今一直保持著親密的關系。東南亞的華文作家我常常念及的還有很多。這種緣分不僅成為華文文學研究的重要條件,而且成為研究的一種動力。
三是國內學者的交流和友誼,形成了相互鼓勵、共同努力的氛圍。作為中堅力量的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會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創始會長暨南大學校長饒芃子及接班的王列耀、白楊和副會長、秘書長白舒榮、楊際嵐、朱文斌等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有影響 的老學者陸士清、古遠清、陳賢茂等都以他們杰出的研究成果鼓舞著后來者。
四是研究力量的組織,研究力量是中心能否出成果的保證。研究不能只靠經濟激勵,關鍵的是要靠對這一事業的認同。當年在沒有經費支持的情況下,老師們以高度的熱情從事研究,出了不少成果。如今國家教委重視科研,老師們都申報有資助的課題。華文文學較難申報到課題,因此要靠研究人員的覺悟和奉獻精神。
正是這些因素使我念念不忘華文文學研究。2002年我從學校退休后,有一段時間下海,暗想可以通過下海改善經濟條件,為繼續搞華文文學打下基礎。我回歸學校后擴大了研究中心,帶著一批研究生參加研究,并給他們發生活補貼,出席會議也由自己出經費。先后出了一批論文,還辦了20多期《世華微刊》,在《明天》雜志上以畫刊的形式推出了東南亞華文文學專欄刊登介紹了不少重要的華文作家。并支持《滇池》文學刊物開辦東南亞華文文學作品專欄。
云南大學學董事管喬中先生又是潮州韓山師范學院副董事長,當他提出潮州是僑鄉,邀我到那里創辦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時,我欣然應允,把多年積累的資料1.5噸運往潮州。并于2021年五月在韓師舉行成立儀式,并要我出任東南亞華文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中心的執行副主任由文學院副院長曹亞明擔任。管喬中先生是著名的華僑企業家。他的企業凱普科技成為了上市公司。在研究經費上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公司的研究有潮州籍作家、新加坡企業家蓉子指導,他在潮州投資了學校。這些條件是我過去很難有的,可以說,研究中心未來會有更大發展。
我的華文文學心結,從大的方面來說,是對習近平“一帶一路”戰略的呼應。華文作家心系中國,他們是“傳遞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的最佳傳播者,又是國別文化經濟的積極交流者;從小的方面來說,華文文學發起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作為一個新的學科,更有著好的發展前景。
我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教授,在這一領域,先后出版了《新中國文學發展史》《當代文學作品選》,華中師大王慶生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邀我出任副主編,該書目前仍然是21世紀部薦教材。其他還出版了文學著作《邊地文學啟示錄》《紅土地的戀歌》《我生在月圓的時分》;社會學著作出版有幸福文集,包括八本書:《幸福營造》《學會選擇學會放棄》《女人幸福學》《女人幸福錦囊》《建筑幸福學》《企業幸福學》《社區幸福學》《老年幸福學》;華文文學著作有《東南亞華文文學論》《東南亞文化論》《世界華文文學的多元審視》等著作。有一篇關于我的報道《楊振昆、跨界與超越的人生》。說出了我多個領域的開拓,可以說,我的研究范圍雖然有些雜,但華文文學在我的生命中畢竟是不可揮去的心結。
華文文學需要新生力量,相信韓師年輕的學人們一定會把之作為終身的事業,把之發揚光大,成為中國華文文學研究不可替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