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五湖四海是一個革命時代的詞匯，“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具有改天換地的氣勢。在王安憶的小說《五湖四海》中，五湖四海是由水組成的生存發展空間，主要角色張建設和修國妹生于內河里的船家，終年在水網里周轉，無名的支流縱橫交錯，汊口套汊口是他們的生養之地，水是流動奔騰的，帶領他們四處謀生，流散到更大的水域，比如進入經藉的淮河、洪澤湖、邵伯湖、邗江、烏江、漢江、長江、黃浦江等，最后奔流到東海，從內核走向沿海。它還是鄉愁和故地，修國妹視之為家，無論他們如何騰挪激蕩，都眷念著水的走向、氣味和形狀，他們卑微貧乏的出生時刻，振奮疏朗的創業時期，高歌勇進的發跡期，都在五湖四海的水系中完成，連惶遽迷茫的情感都靠它來疏解，大家庭中人們的離散、匯聚也都與這片水脫不了干系。《五湖四海》借著水上人家的自我革新之路，為渡劫一般跌宕起伏的當代社會發展史賦形。

《五湖四海》是一分為二的世界，一部分以張建設外在發跡為中心，另一部分則追隨修國妹的內心走向。前半部分可以看作張建設的個人生活史，帶我們回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熱衷表達的“創業史”，從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父子到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孫少安兄弟，甚至余華《活著》中一敗涂地的福貴等，都夢想過一份可觀的家產，辛苦恣睢走在發家致富的路上，與他們的波折不同，張建設幾乎是一帆風順。張建設生于一九五零年代末期，成年結婚之際，恰逢改革開放，國家經濟松綁，加上船上人家得風氣之先，“他的人生從此煥然一新”，做起個體運輸生意，靠著先天的稟賦、勇敢，懵懂中摸到了時代的命門，左右逢源。其次，在鄉鎮經濟轉型期，張建設敏感地把事業從運輸轉移到陸地，以恒心造恒產安頓家人，并由此建立起從大隊書記、銀行系統、地方政府部門的人脈資源網絡，縱橫捭闔，一個鄉下人走入現代經濟社會，拿地立項，注冊企業建制，開啟激情四射的創業生涯。其后，順長江東去，直抵上海崇明，建立船塢，開辦分公司，在上海大肆置產投資，開拓海外市場。張建設是提前看透時代先機的聰明人，當然更是敘事者和兩個主角反復闡述申明的時代大勢使然，“拜世道所賜，八十年代開初，所有物權都在重新定性定量，事實上就是再次分配，變通的渠道很多”“他們都是生逢好時代的人，憑借一雙手打下小天地”“我們是幸運的人，得歷史先機，跑在經濟運行的軌跡上”。這是我們所熟悉的當代中國發展史，當代文學敘事已經在這個部分創造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和故事，他們大同小異，強化著公共的認知，只不過王安憶鋪敘了張建設的個人創業故事，卻把結論的重點放在時代身上。

修國妹作為張建設的妻子，互相成就，共享了二人家庭發達的過程與成果，住別墅開豪車，激情歲月過后回歸家庭，作為時代的影子出現，“張建設的事業真的做大了，大到她都不敢看，遠超出她的眼界。張建設和她說起生意上的事情，已經聽不懂了。” 王安憶在《我是女性主義者嗎？》一文中說，“抑或是由于社會性的原因，抑或更是由于生理性的原因，女人比男人更善于體驗自己的心情感受，也更重視自己的心情感受，所以她們個人的意識要比男人們更強，而男人們則更具有集體性的意識。”與丈夫的開疆拓土不同，修國妹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在家庭中，她把自己活成了港口，供家人們來來往往，漸行漸遠的丈夫，懦弱的弟弟，惹是生非的妹妹，升學讀書的兒女，還有大家庭延伸出來的各色人等。在繁瑣的人情關系和時間流逝中，修國妹惶遽、警醒、崩潰，又打起精神去修復，理解和維系，她在生活中獲得了哲人和現代藝術家氣質，不斷給凡庸的生活不斷增加心理和哲學的維度。王安憶在此處制造了時代藝術的變形和人物身份上的刻意變調，果斷排除了一般時代劇本中發跡拋棄發妻和狗血家庭劇的戲碼，走向引而不發的內在爆裂和平行宇宙。修國妹傾情投入到對家庭的全盤安置規劃中，冷眼旁觀丈夫膨脹的世界和情感的心猿意馬，她樸素地感受到不安與大廈將傾，小心泅渡生活中的暗夜與淺灘，累積愈來愈駁雜的內心世界，與不能撼動的一切共沉溺，在煎熬中等待命運的裁決——張建設死于非命。《五湖四海》對我來說，最震撼的恰恰來自張建設潦草的“死”，與一帆風順和野蠻生長形成強烈的對比，也終結了修國妹雜草般無處著陸的內心世界，最重要的是為整部作品找到了看起來套路化，卻又特別必要的結束點。

《五湖四海》還可以看作是內河氣質與五湖四海氣質分野的過程，小說中的涉及到眾多人物，每個人的生活表面上都跟時代一樣日新月異，但在氣質上卻日漸分開成色。修國妹和遠離塵囂的父母，消極生活的弟弟，學業不精留在本地的女兒和天真爛漫的私生子核桃屬于內河氣質，他們以各種理由放棄了外邊的世界，有一顆本地的心。而一帆風順的張建設，亡命徒般的妹妹、目標明確的袁燕，如父親翻版的聰明兒子等，他們擁有跟時代更加匹配的氣質，膨脹的欲望，高瞻遠矚的心思和一路向前的行動。《五湖四海》中大部分人即使出身于內河，依然受益于五湖四海的氣質，難以抵擋其魅力和強勢，所以才有修國妹的猶疑不定，弟弟的缺乏存在感。《五湖四海》是新時期以來張建設的個人“創業史”，也是修國妹的心靈史，同一個家庭走向迥異的歸途。孩子們看不到主動的痕跡，他們被安排被教導，弟弟從性格到選擇都是沉默而退縮的，修國妹接受并認可兩個世界的隔膜，心知肚明秘而不宣她對他們黃金世界的拒絕。

王安憶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語是“顢頇”，這個詞在其他當代作家的作品中鮮少出現，而王安憶則是多次使用這個詞語，給這個詞匯打上自己的印記，在反復使用中創造出一種美學氣味，就像梵高之后我們再看見松柏，自然而然地能看到樹梢升起的煙火。顢頇有不夠聰明和精英、大大咧咧、馬虎和漫不經心，不洞悉規則等意思，王安憶賦予了它一種野蠻生長的空間和力量感，在混沌中殺出一片天地，粗枝大葉中獨有一種定力和運數。小說中的修國妹和張建設跟王安憶小說中眾多的同系人物都屬于顢頇者，他們憑借顢頇的心，帶上創造者和時代運勢的光環，本能讓他們又能看到大勢之下幽暗的火。如果喜歡王安憶《長恨歌》《天香》《匿名》等作品的寫作風格，自然會接受《五湖四海》的公共故事和意猶未盡，接受那個翻來覆去敲打、掂量世界和人心的敘述者的形象，接受議論、評價、猜測、篤定的判斷，接受農婦的身體，普魯斯特的內心。大部分當下作品中的敘述者是躲在細節和故事后邊的，甚至讀者也接受了精細展示的習慣，而抗拒較大強度的敘述。相對于年輕一代的講故事方式，王安憶是顢頇而任性的寫作者，這種顢頇是時代腔調、歷史時勢和個人資歷積累的結果，后繼者難以模仿，就像失去的好時代，物以稀為貴。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項靜，評論家，作家，現就職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出版專著《韓少功論》、評論集《肚腹中的旅行者》，《我們這個時代的表情》《在結束的地方開始》《徽章與證詞》，小說集《集散地》《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