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科幻電影的發展是電影類型化探索的重要進階。近年來，科幻電影的高質量發展逐漸成為助力中國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新引擎。依循全球科幻電影的知識圖譜和發展環境，得益于技術與藝術的一體兩面式共生進化，20世紀40年代科幻電影開始在歐洲興起。經歷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的初成階段，20世紀70年代的現象級崛起后，科幻電影在好萊塢的優勢高度集中，長期占據美國主流電影類型的中心位置，在全球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受眾市場，持續輸出多部帶有美國特色的全球科幻動作電影IP。

同時，科幻電影的豐沛多樣與社會、政治、科技、文化存在著互為建構的關系，這些變量因素也直接影響了全球科幻電影的內容呈現及產業發展程度，不斷更新科幻產品的流通價值。中國一直致力于開發優質科幻電影文本，深度整合工業美學，探索太空科幻、喜劇科幻，展開本土新想象，并在創作、生產、流通環節加速推進科幻電影產業化。科幻電影作為公共文化產業的重要內容領域，附有文化作品和文化產品的雙重屬性，因而科幻電影的產業鏈路運作系統形成創想層、作品層、產品層、商品層、衍生層五個層次相互交叉、相互承載的閉環模型，并不斷遵循科幻電影與科幻出版產業、科幻衍生品產業、科幻文學產業融合共通的發展態勢。

一、全球科幻電影發展歷史

科幻電影集科學觀念、藝術想象和電影手段于一體,從科幻電影誕生之日起就被大眾所喜愛,并發展成為重要的電影類型[1]。縱觀全球科幻電影的流衍路向，融合橫縱向坐標交叉的闡釋邏輯，科幻電影的全球版圖偏移，歷經早期以歐洲為中心到美國絕對主導的實踐表征。美國科幻電影的進路由邊緣性位置到統領類型發展，主要依賴現象性作品崛起和全球范圍內的中心化，構建帶有美國本土內蘊的科幻影片商業美學范式，重組了科幻電影全球超級傳播的文化景觀。目前，全球科幻電影生態走向多元化窗口期。科幻電影創作風潮從多個維度呈現出在地化和異質性，在敘事完成度、觀眾接受度、文本母題深度、市場工業化制作、產業要素的聚合觸通方面創新投注，締造兼顧視覺奇觀呈現與嚴肅人文母題的合流作品。

（一）以歐洲為中心的起步階段（1900—1940年）

總覽全球科幻電影發展譜系，其流衍路徑基本經歷了歐洲為中心、美國初成階段、美國為全球發展中心、多元化發展四個階段。在歐洲居于中心的起步階段，喬治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執導的《月球旅行記》（Le voyage dans la lune，1912）在法國上映[1]，該片被廣泛認為是全球首部科幻電影。法國和德國電影工業起步較早，以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為先驅的老牌電影公司垂直整合運作體制，使電影工業加速迭進。此外，當時法國和德國的科技發展水平和民眾的科學素養也領先于世界，為科幻電影的出現積淀了良好的技術支持和受眾基礎。自《月球旅行記》問世以來，法國和德國密集誕生了一批經典科幻影片，諸如阿貝爾·岡斯（AbelGance）執導的《杜普博士的瘋狂》（Dr. Tube's madness，1915）、羅伯特·威恩（Robert Wiene）執導的《卡里加里博士》（The Cabinet of Dr.Caligari，1920）、弗里茨·朗（Friedrich Christian Anton Lang）執導的《大都會》（Cosmopolis，1927），都是其中的標志性科幻作品。該時期，在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為重要流派語境中，影像風格從極度抽象、扭曲變形的“圖畫”式視覺呈現轉變為高度簡潔、幾何對稱、場面宏大的視覺風格。敘事完整度及科幻意識的表達也都有具象進階，融合了社會政治、未來時空、種族關系、宗教救贖的元素設定，標注了科幻電影的敘事革新。這些因素的疊加使得法國和德國成為科幻電影最初的發展中心。

在歐洲居于科幻電影發展中心的歷史時期，美國和蘇聯也有階段性的藝術實踐成果。該時期的美國雖然早早建立起了電影工業體系，但由于好萊塢大制片廠采取“垂直合并”的市場策略，從電影制作到發行的各個環節進行壟斷，大量生產以西部片、動作片、犯罪片為主的類型片，尚未形成一種成熟電影類型的科幻片長期被邊緣化，像《科學怪人》（Frankenstein，1931）為典型的早期美國科幻片在當時被劃歸為恐怖片的類型序列。盡管美國的電影工業水平和科幻電影的受眾基礎不遜于法國和德國，但好萊塢當時的產業結構和市場策略卻成為了科幻電影發展的桎梏。蘇聯在這一時期得益于對科技發展的重視，將《阿愛里塔》（Aelita: Revolt of the Robots，1924）等本國科幻文學經典作品進行電影化呈現，科幻電影產業的總體發展成就優于美國。

整體而言，20世紀的前40年是科幻電影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科幻電影尚未被確立為獨立的類型，但一部分傳統已初步形成，并在不斷尋求藝術生產范式轉型，這種新發展體現為吸納更多經典文學改編內容，秉持嚴肅的科學態度，在視聽語言系統突出視覺奇觀，在技術與藝術融合邏輯中注重表達技術焦慮、探討人類異化，在文本母題深度探索中適當加入對當下社會現象的真實模仿，表現中產階級的共性價值觀念，并在影像釋義中隱喻政治批判。科幻電影的傳統初探、科幻電影文本的深度內蘊，把科幻電影推到了電影浪潮先鋒的位置。該時期美國和蘇聯對待科幻電影截然不同的態度，則反映出科幻電影的發展是一個同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大眾審美、電影工業體系等眾多因素相互滲透、互動的復雜過程，這些變量構建了世界科幻電影工業的基石。

（二）在美國初成類型（1950年—1970年）

觀摩線性歷史周期，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電影產業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1948年，好萊塢制片巨頭們在著名的派拉蒙訴訟案2中結束了對影片制作、發行和放映環節的垂直壟斷，被迫改變市場策略，將此前內部握有的發行和放映業務份額向外分散。先前的類型片對市場的覆蓋迅速松動，科幻片在美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而戰后法國和德國的電影產業陷入低迷，科幻電影的發展中心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憑借好萊塢電影工業的世界影響力，科幻電影逐漸以一種獨立類型的姿態進入全球文化視野。

這一時期，科幻電影再次凝塑并確立了類型特征，其工業制作水準有質的提升，流入世界市場擁有了廣泛的吸引力。歐文·皮切爾（Irving Pichel）執導的《登陸月球》（Destination Moon，1950），斯科特·德雷克森（Scott Derrickson）執導的《地球停轉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1951），弗雷德·威爾科克斯（Fred M. Wilcox）執導的《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1956）等一系列早期科幻片先后問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電影創作者對早期硬科幻電影的影像風格探索。其中，《登陸月球》獲得了第23屆奧斯卡最佳特效大獎。

由于科幻電影的發展與政治、技術和文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勾連，因此在強化未來指向性的同時，美國科幻電影的文化實踐也不斷更新運行規則，回應動態變化的世界格局與人類世界，以技術手段構建科幻空間，描摹未來時態中的社會鏡像。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國科幻片的顯著特征是科幻文本的敘事主題多為回應廣受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在美蘇爭霸的政治現實籠罩下，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科幻片，軍備競賽、外敵入侵、技術反思、核焦慮等處在冷戰語境下的主題長期作為主導，以隱喻和寓言為主要形式，同主流意識形態共謀或博弈。20世紀60年代，反戰、民權為社會主流議題，科幻片被認為不適用于探討嚴肅的社會議題而一度陷入低速增長周期，藝術態度極為嚴肅的經典科幻電影《2001：太空奧德賽》（A Space Odyssey，1968）就誕生于這一時期。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思潮“對反思的再反思”促使科幻片重煥活力。《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1972）等一系列反烏托邦科幻片，通過探索價值的視聽形式和荒誕意味的后現代風格取向，構筑了獨樹一幟的美學理念并深刻影響了后續的電影創作實踐。這些特征的出現，主要是由于電視媒介興起影響了電影產業。從20世紀40年代末起，為應對電視的致命沖擊，好萊塢一面大量制作歷史片，對抗因電視媒介大范圍流行而沖擊原有電影媒介的受眾使用頻率，增加電影受眾的消費粘性[2]；一面革新技術、擴大投資，以期憑借震撼性的視聽效果增加科幻電影的文化想象張力和影響力。

20世紀50年代末期，在法國，戰后之初的理想主義與政治運動逐漸讓位于一種非政治的消費與休閑文化。新興的被人們稱之為“新浪潮”的一代主導了法國。法國這一代年輕人中的很多人都閱讀電影雜志并參與電影俱樂部以及藝術與實驗影院的放映活動。他們更多地制作標新立異的電影而非優質電影[3]。在此基礎上，從20世紀60年代起，法國科幻片隨著新浪潮電影的興起略見起色，《阿爾法城》（Alphaville,une étrange aventure de Lemmy Caution，1965）等名作面世，延續了人文關懷、藝術敏感、科技反思相結合的法式科幻傳統。蘇聯科幻片秉承先前的文學改編傳統和嚴肅的科學態度，《索拉里斯》（Солярис）等文學名作被改編成電影。日本二戰后受美國文化影響，出現了小松左京（こまつさきょう）等科幻作家。小松的代表作《日本沉沒》（『日本沈沒』）于1973年電影化，著名怪獸電影系列《哥斯拉》（Godzilla）則于1954年問世，反映出日本特有的生態憂患意識和核傷痛[4]。

整體而言，從傳播區域延伸到科幻電影的主題變化構成了早期歐洲區域科幻電影的實踐范式。在法國、德國的崛起過程中受市場、技術和經濟的變化等綜合因素影響，科幻電影發展格局已走向結構性變更。盡管科幻電影在世界范圍內初現多元化發展趨勢，但以美國為絕對主導的長期格局也已經成型。

（三）現象性崛起和全球范圍內的中心化（1970年至今）

探觀全球科幻電影發展地圖，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博弈中，美國科幻電影歷經從邊緣位置到版圖中心的轉換。1968年以后全球化浪潮席卷，美蘇冷戰對峙格局逐漸瓦解，世界朝向多極化發展。資本——特別是跨國資本成為美國主導下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為了在全世界范圍內追求利益最大化，跨國資本主導下的媒體盡可能地超越民族主義的局限，通過訴諸人類所共通的基本的情感和主題，來最大限度地滿足并調和各國觀眾不同口味的需求。在這一背景下，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原則逐漸成為國際傳播中的主導意識形態。普遍主義試圖超越各個國家和地區原有的特殊的歷史文化，將人們紛繁復雜的情感和經歷簡化并化約為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元素，即找出各個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共同立場”或“最大公約數”，并將這些元素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表現出來，以期讓世界各地的觀眾都可以輕易地理解并接受[5]。

在地緣政治和市場導向的合力推動下，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美國的“星球大戰”三部曲奠定了科幻影片的商業美學范式，也改變了美國科幻電影的未來格局。從市場結果看，1977年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執導的《星球大戰》（Star Wars）以1130萬美元的中等成本在全美收獲4.7億票房、1.27億的租賃利潤。這部影片市場價值的高度溢出，遠超盧卡斯本人和制片方的最初預期。“星球大戰”系列影片被稱為“繼摩西開辟紅海之后最為壯麗的120分鐘”,標志著電影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數字化時代。因為太空大戰等高難度鏡頭的需要,劇場運用了名為Dykstraflex的運動控制攝影機系統,讓攝影機精確重復同樣的運動軌跡[6]。

伴隨著《星球大戰》現象級的成功，美國電影工業迎來了繼20世紀40年代末之后的另一個歷史性轉折，類型電影的生產重心發生嬗變。科幻電影作為嵌入美國文化與當代意識形態的媒介載體強勢崛起，在資本力量的推動下，美國式的科幻電影開啟了走向全球超級傳播的歷史階段。1971年至1975年，全美獲得超過1500萬投資的科幻片僅有2部，到了1980年猛增至17部，1981年又上升至21部。后來，首部《星球大戰》的成功使其續集，以及《異形》（Alien，1979）、《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1982）、《終結者》（The Terminator，1984）、《深淵》（The Abyss，1989）等具有藝術原創性的科幻電影加速全球化傳播。1993年，《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1993）創造了10億美元的全球票房奇跡，標志著科幻電影已經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電影類型。好萊塢主導的世界電影工業告別了此前的“人文時代”，以“技術—感官”為指向的新時代已經到來。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圍繞技術、社會、政治三重向度，科幻電影的創作與傳播融合技術創新形成新的藝術范式，特別是特技的發明和應用成為科幻電影乃至全球電影產業的顯要特征。進入21世紀以來，數字科技的騰飛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技術革新帶動了電影特技的發展，特技制作的視聽奇觀不斷進化，觀眾的感官需求不斷增長，又反過來刺激視聽奇觀的進化，形成了穩固的供求鏈條。美國憑借完善的電影工業體系、強大的科技賦能、深厚的受眾積累和覆蓋全球的發行網絡，牢牢掌握著新時代的產業主導權。《星際穿越》（Interstellar，2014）講述了破解末日危機與人類自救的故事，影片中想象了適合人類生存的未來家園的理想面貌，敘事素材來源于現實科學研究，兼具真實性與奇觀性。《銀翼殺手》（Blade Runner，1982）中展現的神秘美學，以及對人與類人關系認知的闡釋，均為美國科幻創作者對全人類文明和當代社會議題的種種探討，當然其中也暗含了美國意識形態壟斷以及霸權意圖。截至2022年6月，在IMDB Pro統計的全球電影票房歷史排行榜中，可以看到“星球大戰”系列、“復仇者聯盟”系列以及《蜘蛛俠：英雄無歸》（Spider-Man: No Way Home，2021）、《侏羅紀世界》（Jurassic World，2015）等動作冒險科幻大片，其中居于榜首的《阿凡達》（Avatar，2009）全球累計票房達28.47億美元。

整體而言，進入全球化階段，在新技術革命的社會語境中，美國科幻電影通過類型嫁接與文化糅合，在時代加速變遷的基礎上構建了具有普適價值的文化認同視角。同時，美國科幻電影在歷史演化過程中融入了本土表達，也囊括了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具有共通意義的文化元素。由傳統電影工業體系支撐、以“技術—感官”為指向的“新好萊塢模式”在這一階段已經實現了全球化，視聽語言和商業運作模式得到經典化傳播與復制，而科幻電影成為全球化傳播模式的核心支點。

二、全球科幻電影的多元化發展生態

目前，世界各國科幻電影產業的發展呈現出兩個基本趨勢：一是技術想象是科幻文化想象的前進動力，各國均在技術層面上加速探索，追趕美國的發展步伐。二是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強調地域性和異質性，后現代主義風潮與現實主義批判的創作潮流也有所體現。結合文化地理因素，各國的創作者也在避免技術超載所引發的社會倫理問題，他們在電影中植入了更多人文本位的敘事思考。

20世紀80年代以前，法國涌現出呂克·貝松（Luc Besson）、讓-皮埃爾·勒內（Jean-Pierre Jeunet）等國際知名導演，其科幻作品表現出法國藝術美學風格，也滲入好萊塢重視“技術—感官”的審美觀念。俄羅斯、捷克、瑞士、挪威、羅馬尼亞、印度等國也均有兼顧本土特色和感官體驗的科幻電影集中問世。1978年，改編自DC漫畫的美國超級英雄科幻電影《超人》（Superman）上映后，使得漫畫英雄的科幻影像形成了獨特的文本景觀。1979年，西班牙第一部本土超級英雄科幻電影《索尼克超人》（Supersonic Man）推出[7]，其夸張和戲仿的美學特征體現了與美國超級英雄科幻影片截然不同的類型風格。隨著西班牙民主進程的深入，西班牙本土科幻影片的主題、類型、風格與社會思潮、世界科幻電影的大生態環境有深度互動，也產生多樣化變遷。電影創作者更傾向于從歷史回望中探尋創作母題，作品意義闡發集中于反思內戰和獨裁年代的“傷痕”，以召喚激發全民思考，凸顯了科幻電影的社會功能。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經過長時間的積累，《睜開你的雙眼》（Abre Los Ojos，1997）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科幻作品不斷涌現。整體而言，西班牙科幻電影創作者將時代變遷下的熱思考與冷思考注入其中，形成具有西班牙本土歷史文化特色的科幻電影產出模式。科幻影片的美學特征既體現意識流風格，也注入了現實主義批判風格，同時涵蓋了科技創新。

韓國近年來借鑒經典好萊塢常規制作手法，多置入災難恐怖類型元素制造視覺震撼效果，并表現出對社會問題的尖銳批判與抗議，推出融合本國文化元素的《漢江怪物》（『??』，2006）等科幻大片。日本則力求以動漫電影、CG電影為特色產品改變科幻電影的邊緣化狀態[8]，也有一些具有賽博朋克思想的電影出現。《爆裂都市》（Burst?City，1982），《鐵男1:金屬獸》（The Iron Man，1989），《皮諾曹964號》（Pinocchio number 964，1991）等經典作品的相繼推出證明了賽博朋克式電影并未因1970年之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思潮的流行而徹底消失[8]。

在同一歷史時期，基于改革開放的社會語境，中國國產科幻片在20世紀80年代迎來了一次創作小高潮，全國各大電影廠均以主導姿態組織資源傾斜到科幻電影的生產與創作，以期促進科幻電影的類型新拓，向全國市場持續輸出多樣化的科幻電影產品。此時中國涌現了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的《珊瑚島上的死光》（1980）、廣西電影制片廠拍攝的《潛影》（1981），珠江電影制片廠拍攝的《異想天開》（1986），西安電影制片廠制作的《錯位》（1987），廣西電影制片人創作的《男人的世界》（1987），長春電影制片廠打造的《合成人》（1988）等多部富含文化個性和人文內涵的優秀科幻片，包括80后熟悉的《霹靂貝貝》（1988），而嚴肅主題的科幻電影也在這一時期有所探索[9]。20世紀90年代，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背景，中國科幻電影與其他類型的電影同存并進，也推出了一些對焦特定群體的具有代表意義的科幻片。然而類型拓展與價值轉化并未同步進行，這一時期的兒童科幻電影《大氣層消失》（1990）、《毒吻》（1992）等作品影響力仍然受限。

從2000年至今，我國商業科幻電影陸續有精品推出。《流浪地球》（2019）、《瘋狂的外星人》（2019）等本土科幻片陸續面世獲得好評，并嘗試打開全球市場，減少對本土票房依賴，布局中國式科幻影片IP的品牌化塑造。這些作品裹挾著科幻片的類型外衣，但是主題內里聚焦于烏托邦式寓言和人類未來生活圖景的想象表征與創意想象。2022年最新上映的《獨行月球》是科幻與喜劇糅合的產物，電影敘事設定是后賽博朋克風格的廢土末世，以特別的角度融合了濃郁的科幻風格與喜劇風格，通過隱喻與平鋪的視覺修辭以及黑色幽默的藝術手法，書寫了孤獨的、平凡的、被拋棄的飛船維修工獨孤月在雙重空間的個人行為和個體使命的升華——在月球空間追索人類文明，在平行空間中自由彰顯自我意志。該電影既有陌生化藝術呈示筆法，也有常規人文倫理色彩的縫合式大團圓結局。以上作品在影像工業化水平及整體創作邏輯層面均見證著中國科幻片的發展轉向。

三、全球科幻電影發展態勢

整體而言，在復雜的全球化語境中，作為意識形態競爭的托手，全球科幻電影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除了在科幻電影本體與商業美學中的雙向探索外，科幻電影的工業系統也在開拓進階路徑，以此帶動科幻電影產業各鏈條的底層邏輯重構以及產業價值增值。經過漫長歷史周期的沉淀，科幻文本的進化方向體現為不斷平衡其文學性、藝術性和科學性，越來越注重物理學邏輯和科學基礎。同時，科幻敘事文本的素材來源傾向于將經典科幻文學進行視覺化和經典化圖像改編，選擇以糅合多種類型的方式與傳統科幻電影相區別，形成敘事經驗的多元化創新。科幻電影在現代前沿技術的支撐下彰顯先鋒氣質，帶有創意視野的科幻電影的供給產量也在逐年擴容。全球科幻電影發展態勢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科幻文學IP具有多元價值

縱觀科幻文學的發展階段，西方科幻文學歷經搖籃時代、黃金時代、新浪潮時代以及媒介時代等不同階段，科幻文學的創作流派、理論問題、爭論脈絡呈現差異化，形成了不同的科幻思想文化。隨著不同國家、平臺、創作者對科幻文學的認知更加深入，科幻文學逐漸建構以全球市場為導向的生產運作流通體系，科幻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新拓展。同時，隨著全球科幻文學的階段性收獲不斷疊加，科幻電影文本的孵化將繼續沿襲世界文學的文類傳統，圍繞世界建構的科幻小說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具體來看，圍繞世界建構過程而展開自我反思式情節設計的作品被解讀為“超級文本”（mega-text），即關于科幻小說本身的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代表了一種結構性想象（structural fabulation），其中充滿“對作為系統之系統、結構之結構的宇宙本質的意識自覺”（Scholes 41）[10]。基于此，超級科幻文學IP作為科幻電影的母本承載著較大價值，能夠發揮聚合效應。

（二）高質量科幻小說的影視化落地仍是產業發展主流

從工業水平與內容支撐的關系來看，科幻電影的制作水準與影視工業化品質提升存在聯動關系，但最根本制約科幻電影發展的因素是符合科學邏輯基礎上的科幻創意的內在支撐和無限循環。從世界電影歷史看科幻影片的創作實踐，科幻電影敘事多聚焦于未來社會圖景的預測或烏托邦式的設想，隨著技術賦能與工業美學的升級，影像中多數未來想象式話語、預測式話語在現實中不斷實現，受眾失去了獵奇未知事物的審美期待感，所以帶有新鮮視角的科幻文學更具有市場吸引力。出色的科幻小說是科幻電影不可多得的優質素材，其質量既經歷過文學市場的檢驗，同時也積累了一定規模的受眾，形塑了審美接受性，有效降低了電影產品的市場風險。然而，編織一個創意出色且具有市場號召力的科幻故事并不容易，高質量科幻文本的孵化對文學功底、科學素養、想象力、歷史和文化視野均有較高要求。從長遠來看，具有先鋒氣質的高質量科幻小說的影視化落地仍然是全球科幻產業的主流發展趨向。

（三）科幻產業價值鏈將不斷延伸

產業延伸是當代科幻電影產業的重要特征。比起其他類型電影，科幻電影在產業延伸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全球范圍產業份額和價值空間日趨上升。從科幻文學到科幻影片，再到科幻衍生產業，已然構筑了一個全方位的科幻產業價值鏈。科幻電影產業集合多種要素形成了集合多個分支的產業鏈條，通過價值傳遞和價值增值，科幻電影產業與科幻文學產業、科幻IP產業、科幻出版產業、科幻衍生產業等多個關聯產業系統地相互共生與相互補充，衍生市場廣闊。

（四）幻想類題材是科幻電影產業的新拓展

幻想性、奇幻性題材是科幻電影與科幻衍生品市場的樞紐，幻想類的科幻電影題材為全球科幻電影衍生品產業的市場轉化提供了可能。幻想類科幻電影文本多汲取不同國家本土文化元素并給予可視化闡釋，通過設置賽博格化空間，將既有的經典故事、經典形象進行再塑造，吸引全球青年群體進行文化娛樂消費。這種受眾吸引力也為人偶、模型、衣物、小說、漫畫、玩具、電子設備、電子游戲等電影周邊衍生品的開發提供了市場空間。從科幻衍生品產出實踐來看，首部《星球大戰》及漫威的超級英雄科幻電影系列，通過發行大量電影周邊產品實現超長盈利周期，相關衍生品的大規模后續落地及可觀的長尾效應成為同類型系列電影的營銷范式，也為科幻電影產業與科幻電影衍生產業的互補聯動增添了實踐經驗。

（五）科幻電影產業的全球化傳播進程將加速

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思想界對啟蒙和革命的反思、主流文學以大體上歸于現實主義傳統的手法面對現實瞬息萬變的滯后感、新型科學理論和新興技術對日常生活發生影響、互聯網的興起、類型小說市場的成熟，以及網絡社區的繁榮等原因，合在一起促成了科幻小說的異軍突起。由韓松、王晉康、劉慈欣等人開創的中國科幻的新潮流，《三體》等具有國際知名度的科幻小說作品電影化呈現，引領了中國科幻電影黃金時代的迅速到來。未來，中國科幻電影將會側重推出更多兼具顛覆性和流行性的科幻電影，增加跨文化傳播語境的輸出，成為一種在全球視窗可見的世界現象[10]。

整體而言，科幻電影國際化進程與當下發展格局是經過歷史積淀的結果。遠探全球科幻發展愿景，技術與人文的平衡，工業與美學的平衡，科學與現實的觸通，情感邏輯與普世性價值觀的共情式傳遞，硬科幻與軟科幻的類型演進，都是全球科幻電影向前推進仍需完成的工作且需不斷累積新經驗，也是新科幻電影時代重要的關鍵詞。描述歷史是為了指向未來，因而本文立足歷史溯源與未來態勢相結合的視角洞察全球科幻電影的發展態勢，探尋并歸納科幻電影產業發展規律，以期在電影類型界限相對模糊的當下創作環境中識別科幻電影的新受眾，洞察創新趨勢，更好地擴延科幻電影產業的全球價值。

注釋：

1本文由科幻沙龍“國別區域科幻產業發展現象、特征與趨勢”發言擴展而來。

2《派拉蒙法案》是美國于1948年5月開始推行的法案，該法案判定大制片廠垂直壟斷為非法，好萊塢八大制片公司（米高梅、派拉蒙、華納兄弟、二十世紀福克斯、雷電華、哥倫比亞、環球、聯藝電影公司）結束了統攬影片制作、發行和放映的垂直壟斷大一統時代，被迫將電影發行和電影院放映業務分離，對好萊塢的發展和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獨立制片公司和影院得到了解放，獲得了喘息的機會。這也為后來獅門電影公司、溫斯坦公司等獨立制片公司提供了崛起的空間，并為后來的三大院線AMC、 Regal和Cinemark形成的格局創造了條件。

參考文獻：

[1] 陳健.法國科幻電影發展研究[J].科技傳播,2015,7(2):184.

[2] JOHNSTON N. Beneath sci-fi sound: primer,science fiction sound design,and American independent cinema[J]. Alphaville: Journal of Film and Screen Media,2012(3):1-15.

[3] 大衛·波德拉爾,克里斯汀·湯普森.世界電影史[M].范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574.

[4]張健,凡尼爾·西蒙,劉洪濤,等.當代世界文學(中國版)[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130-135.

[5]盧嘉,史安斌.國際化·全球化·跨國化:國際傳播理論演進的三個階段[J].新聞記者,2013(9):36-42.

[6]Magasa.忘不掉,那閃光的足跡——科幻電影的發展歷程[J].科學24小時,2013(5):54-56.

[7]陳坤.西班牙科幻電影發展脈絡和在地化研究[J].美與時代(下),2021(12):128-130.

[8]MYERSON S. Global Cyberpunk: Reclaiming Utopia in Japanese Cyberpunk Film[J]. Science Fiction Film and Television,2020,13(3):363-456.

[9]黃鳴奮.回望與前瞻：中國科幻電影七十年[J].藝術廣角,2019(5):4-14.

[10]宋明煒,汪曉慧.在“世界”中的中國科幻小說——科幻作為一種全球文類，及其成為世界文學的可能與問題[J].中國比較文學,2022(2):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