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胡適著《南游雜憶》 （1935年10月初版）

喜提新年大“禮包”

1935年一開年，時年45歲的胡適喜提新年大“禮包”——香港大學授予其名譽法學博士學位赴港領受學位之際，又因得公費資助，順道赴廣東、廣西游歷。這一趟新年大旅行，既有來自華南學術界的榮譽加冕，又能捎帶訪友交游，真可謂學術、游樂兩不誤，南游“跨年”氣象新，心情自然大好。

元旦一大早，胡適即從上海登船赴港。他在這一天日記中寫道：

昨夜原放弟兄三人在我房里談到今早三點才走，我想索性不睡了罷。把“中國文學史”學期測驗的題目寫出，封寄與盧逮曾。還辦了幾件事，只到了四點。我脫衣小睡。睡正濃時，被旅館仆人打門叫醒，正是預約的六點半。

七點，中國旅行社的人來，慰慈帶了薄外套來。行李先行，慰慈和我吃了早飯，上渡船，八點開。上President Harriso（哈里森總統號）船，九點送慰慈回去，九點半，船開。

1935年1月11日，胡適飛往廣西梧州。次日晨受其中國公學校友、時任廣西大學校長的馬君武之邀，在梧州中山紀念堂公開講演一次。之后，又赴南寧，逗留至1月19日，再赴柳州。1月20日飛赴桂林，至1月24日晨又飛往柳州、梧州兩地，作在廣西的最后逗留。次日晨，胡適即從梧州飛往廣州，結束了廣西之行。

話說1935年1月24日當天，胡適一行“本決定由桂林沿漓江直下梧州”，“飛過良豐時，飛繞一周”，“以踐昨夜之約，又飽看良豐山勢”。但當時“飛過陽朔，云霧甚重，山頭皆被云遮”，遂不得不“決定改道向柳州西飛”。至此，胡適的桂林之旅也正式終結。

“劇透”旅行見聞與新書內容

時至1935年2月4日，恰逢大年初一，剛從香港乘船北返，在上海、南京稍作停留之后即返歸北平家中的胡適，正與家人團聚，歡度佳節。這天下午，興致不錯的胡適接受北平《世界日報》記者的上門專訪，次日，訪談內容即見報。

報道顯示，胡適不僅為記者講述了此次南游之行的見聞與觀感，還大談廣西獸醫及義務教育，且在訪談行將結束之際，現場“即興”創作一首粵語詩。報載原文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最后胡適并謂，余雖在廣東日子甚短，但學會幾句廣東話，當（即）信筆為記者草成《黃花崗粵謳》一首，茲錄于后：

黃花崗上自由神，

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話火把唔夠猛，

睇佢嚇倒大將軍！

記者按：以上四句若譯為白話，則為“黃花崗上自由神，手拿火把照誰人？別說火把不夠亮，看他嚇倒大將軍！”

誠如胡適在訪談中所言，此次南游“感想已零碎在滬港各報發表，茲再擇要者相告”，可知他特意要將未發表過的一些感言之外的觀感，向北平的報刊媒體首度“爆料”。

實際上，胡適在廣西暢游桂林等地的經歷與感言種種，當年即已將在滬港各報發表的“零碎”化零為整，結集為《南游雜憶》（上海國民出版社，1935年10月初版）一書。不過此書出版已是此次訪談八個月之后的事；因此胡適對北平記者所言，的確也算是提前“劇透”了。

為廣西獸醫事業點贊

但凡讀過《南游雜憶》者不難發現，此書并不全然只是游記。胡適在書中記述較多的，除了對于一些重要古跡的尋訪見聞與簡要考證之外，關注頗多、評述也頗為詳細的，還是當地社會經濟與民生事業的發展狀況。

除此之外，在這本看似學者游記性質的書里，胡適還不吝筆墨，對廣西獸醫事業大加贊賞，認為廣西“最有希望的事業似乎是獸醫事業”，“這是因為主持的美國羅鐸（Redier）先生是一位在菲律賓創辦獸醫事業多年并且有大成效的專家”。書中這樣寫道：

我們看他帶來的幾位菲律賓專家助手，或在試種畜牧的草料，或在試驗畜種，或在幫助訓練工作人員，我們應該可以明白一種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是需要大隊專家的合作的，是需要精密的設備的，是需要長時期的研究與試驗的，是需要訓練多數的工作人員的。

對廣西獸醫引進外國專家，遵從科學發展的態勢，胡適頗感滿意，但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因為當時廣西獸醫事業雖然已經有了好的開局，“然而邕寧人士的議論已頗嫌羅鐸的工作用錢太多了”“費時太久了，用外國人太多了，太專斷不受商量了”。為此，胡適告誡廣西當局及相關人員稱：

求治太急的毛病，在政治上固然應該避免，在科學工藝的建設上格外應該避免。有為的政治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物質的條件，如交通等等；一是人才的條件，所謂人才，不僅是廉潔有操守的正人而已，還須要有權威的專家，能設計能執行的專家。這種條件若不具備，有為的政治是往往有錯誤或失敗的危險的。

除了對廣西獸醫事業的激贊與關注之外，胡適對廣西普及義務教育也抱以熱切希望，稱“實行成功后，全國將以該省之文盲為最少矣”。所有這些，與胡適一貫崇尚科學、重視教育的態度相契合，也與其在廣西梧州中山紀念堂所作《中國再生時期》講演，以及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所作《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等十余次講演主旨相契合。胡適堅信經歷文化革新與教育變革之后的中國，將迎來再生與復興時代，曾在講演中不無樂觀地宣稱：

這個再生時期為歷來所未有。最少，其前途的進展可與歐洲的再生時期的洪流相比。

廣州之行的“誤會”

與在廣西逗留兩周之久，以及對廣西建設各項事業大感欣快截然相反，胡適的廣州之行為期甚短，只是“逗留兩天半，略游各名勝”而已，且還發生了“廣州學校方面之誤會”。雖然，胡適稱對這一“誤會”毫不介意，但當時這一“誤會”曾一度發展成為“沖突”，確是事實，這在《胡適日記》及《南游雜憶》中均有明確記載。

原來，1935年1月6日，剛剛抵達香港才兩天的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所作《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講演中，曾提到：

現代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經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么別的地方已經風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反而守舊如此！

講演中非但有如此不客氣的指摘，胡適還進一步認定廣州不夠開化，已經落后于中原文化了。為此，時為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教授、精通古文尤擅古學的古直及該校教授鐘應梅等人公開致電當局，認為胡適在香港的講演言論有辱國家、有辱廣東人民，實屬造謠惑眾，應當“法辦”。

當然，這本屬于學術見解至多是思想立場的不同，還不至于到了需要“法辦”的程度，廣州當局對此事并未有任何明確表態。而古直等對胡適的“隔空問責”，也隨著胡適的即刻離去而告結束。胡適后來在訪談中對此事一筆帶過，也坦言對此“毫不介意”，理由是：

因學術上之討論，不應用意氣，否則反易被人譏為“小孩子”。

不過，當時中山大學校方對此反應比較激烈，并不如胡適聲稱的“誤會”那么輕描淡寫。該校發表校內布告，對胡適在香港的講演內容表示公開抗議，并宣布取消原定邀請其來校講演的計劃。

可想而知，胡適在后來返歸北平之后，面對《世界日報》記者專訪中隨意言及的那一場“誤會”，對當時的廣東學界乃至整個國內學界而言，都不啻一場軒然大波。

梁啟超曾指導胡適學“粵謳”

至于訪談行將結束之際，胡適即興寫下的那首粵語詩，后來也被收入了《南游雜憶》之中。記者以為是胡適“即興”所作，其實不是。《南游雜憶》中明確交代了這首粵語詩的來龍去脈。胡適在書中這樣寫道：

（1935年）一月二十六日早晨，胡佛總統船開了。我在船上無事，讀了但怒剛先生送我的一冊《粵謳》。船上遇著何克之先生，下午我到他房里去閑談。見他正在做黃花崗憑吊的詩。我一時高興，就用我從《粵謳》里學來的廣州話寫了一首詩。后來到了上海，南京，我把這首詩寫出請幾位廣東的朋友改正。

令人頗感疑惑的是，胡適乃安徽績溪人，曾長期生活在北平、上海兩地，對粵語應當沒有什么接觸，更談不上熟悉。事實上，1935年新年來臨之際的這一趟“南游”，也是胡適人生中第一次涉足粵語流行地區。那么，他何以對“粵謳”如此關切，還能在游程之末“即興”創作一首呢？

其實早在十余年前，胡適即對以“粵謳”為代表的粵語方言文學投以關注，并有過一些初步研究。而引起胡適關注“粵謳”并加以研究的，正是來自“粵謳”之鄉的著名學者、有“維新健將”與“新學首領”之譽的廣東新會人梁啟超。

1920年3月，胡適的新詩集《嘗試集》初版之時，梁啟超讀到此書后致信胡適，就明確提到了希望胡適在創作新詩時注意用韻，并且以“粵謳”為例，提醒其注意研究。原信如下：

《嘗試集》讀竟，歡喜贊嘆得未曾有，吾為公成功祝矣！然吾所尤喜者乃在小詞或亦夙昔結習未忘所至耶？竊意韻意最要緊的是音節。吾儕知樂，雖不能為必可歌之詩；然總須努力使勉近于可歌。吾鄉先輩招子庸先生創造粵謳，人能歌之，所以益顯其價值，望公常注意于此，則斯道之幸矣！厭京華塵濁，不欲數詣，何時得與公再續良晤耶，惟日惟歲，手此敬上適之吾兄，啟超。

可能正是在梁啟超的建議與提醒下，胡適開始有意無意地關注“粵謳”及整個粵語方言文學，也逐漸對其在中國方言文學中的地位與影響力有了較為客觀與確切的認識。胡適曾在《海上花列傳序》中明確指出：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

胡適此語一出，即在上個世紀20年代劃定了中國方言文學的版圖。應當說，這一劃分，即是以“北上廣”三地為核心區；這一劃分，至今依然有效，還依然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