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結緣韓國漢學家、詩人許世旭先生

我跟韓國詩歌結緣于31年前——中韓建交前夕，起因于我的授業恩師——韓國著名漢學家、詩人、散文家許世旭先生，他是中韓文學交流的一座特大橋。

許世旭先生1934年生于韓國任實的一個漢學世家，1954年考入韓國外語大學中文系。1960年，由于當時中韓沒有外交關系，他只好跑到臺北去進修中國文化，就讀于臺灣師范大學中文研究所，攻讀中國古典詩歌,1968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

他用中文創作詩歌及散文，并用兩種文字從事學術研究和翻譯工作，以極大的熱情和心血致力于中韓文化交流，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由于他具有深厚的古典詩修養，且重視傳統文學資源，他自己創作的詩歌里處處可見中國古詩的辭藻、情調、意象和意境，有時我覺得這種古色有點太多，從而遮蔽了對現實的關注和對生活的描述。不過，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古詩元素都被他濃烈的情感浸泡過，所以讀者并不會覺得太浮面和冗余。許老師是半個臺灣人，幾乎就是臺灣詩人，從青年時代起就與洛夫、痖弦、紀弦、鄭愁予、楚戈等過從甚密，唱酬甚勤，與后三位還被臺灣詩歌界并稱為“四大飲者”（私下里我們有時也說“四大酒鬼”）。他加入了臺灣的中國文藝協會、中國詩人聯誼會和創世紀詩社等。他在臺灣的《現代詩》、《創世紀》等刊物發表中文詩作，還在臺灣出版中文詩集——1982 年、1985 年和1988年，他分別出版了詩集《許世旭自選集》、《雪花賦》和散文集《城主與草葉》等。

1991年冬天，許老師正是攜帶后面這兩部作品，輾轉來到重慶。當時中韓沒有建交，沒法在韓國直接辦理中國簽證，也無法從韓國直飛中國。他是應時任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呂進先生的邀請，出任客座教授，并給江弱水、王毅、莫海斌和我四個研究生講授詩歌課程，主要講的是臺灣詩歌。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大陸詩歌界曾經有過一段臺灣詩歌熱。我們幾個在見到許老師之前，已經讀過許多臺灣詩人的作品，但他以“臺灣詩人”的身份來給我們講述臺灣詩歌界的那些事兒，極大滿足了我們對作者生平以及作品產生過程的好奇心。

當然，他更重要的身份是韓國的漢學家、詩人。他也確實給我們講了許多韓國的詩和詩事。在那之前，我從未曾接觸過韓國詩歌。比如，他說，在韓國詩壇，新人要入壇，先得拜壇，而拜壇的前提是拜師，拜師與其說是學藝，還不如說是請師傅推上詩壇——在比較重要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這些刊物編輯一般不會接受新人自己的投稿，只有成名詩人推薦才行。

后來我讀韓國作家的簡介，經常會看到類似這樣的話：某年某月在某刊某期發表作品，登上文壇。這種情況有點像中國古人加入行會的程序。在現代中國早期，比如民國，也普遍存在，例如徐志摩推出卞之琳，沈從文舉薦汪曾祺，魯迅則推出蕭紅蕭軍等許多作家。目前在中國也還存在，但已經不是必須的、全面的，即新人自己是可以投稿的。

許世旭老師是我認識的第一個韓國詩人，也是第一個韓國人；當時來中國的韓國人極少。他身材比較魁梧，容貌粗獷，活力四射；他總是笑瞇瞇的，說話很幽默，戲稱我們為“四條漢子”，“四條漢子”的稱謂源自魯迅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指陽翰笙、田漢、夏衍、周揚四人。可見，許老師對中國現代文學界了解之深。

盡管那時中韓尚未建交，兩國詩人之間很難進行實質性的接觸交流；但通過文字神交則早在1970年代隨著中美建交就開始了。許老師早就開始研究并把兩國詩歌翻譯成對方文字。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曾翻譯出版了三種中國現代詩歌的選本。在他之后，致力于中韓文學交流而且成就卓著者是樸宰雨先生。樸先生前不久在一篇重要的訪談中介紹說：“1976年，由許世旭編輯翻譯出版的《中國現代詩選》（乙酉文化社）的選定標準是以中國大陸現代詩人和臺灣當代詩人的詩歌為主，包括劉大白、胡適、沈尹默、劉復、徐志摩、朱自清、聞一多、劉延陵、李金發、朱湘、覃子豪、紀弦、鐘鼎文、周夢蝶、林亨泰、余光中、蓉子、洛夫、羅門、楊喚、管管、商禽、吳王堯、張默、楚戈、朱沉冬、辛郁、瘂弦、鄭愁予、梅新、葉威廉、白萩、戴天、林煥彰、葉珊、夐紅、王潤華、羅青38位詩人的詩歌共計110首，于是1987年他另外編譯出版了以中國當代大陸詩人為中心的《中國現代代表詩選》（傳藝園）。1990年他又把中國大陸、中國臺灣、海外54位華文詩人的詩歌匯集起來，編譯成《中國現代名詩選》（1、2，惠園出版社），后來又增補了一次。”（見《文學翻譯經驗分享1：中國現當代詩歌韓國傳播——樸宰雨教授專訪》）。

《中國現代詩選》中所選中國大陸現代詩人都是新中國成立前的，1949年之后的則全是臺灣的。《中國現代代表詩選》的原名是《中共現代代表詩選》，這里選的則是新中國成立后大陸詩人的作品。1987年，中國大陸雖然早就改革開放，但在資本主義陣營的韓國人看來，尤其是在對岸的人眼里，這邊還是所謂的“中共國”，這算是許老師年輕時受到臺灣政治意識影響的證明，也是交往史的一份獨特見證。

在給我們講課期間，許老師向我們透露，中韓即將建交，時任韓國總統盧泰愚曾向他這位中國通咨詢過有關中韓建交的問題。或許因此，他在兩國建交前夕，即1992年7月，完成了他選編的《韓國詩選》的翻譯工作，并撰寫了“代序”。此書之譯文曾請周有光和劉湛秋校訂，由北京三聯書店于1994年3月推出。這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韓國現代詩選，也是1949年之后韓國人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本書，可以說是許老師用盡心力獻給中韓建交的兼具應時性和歷史性的一大文化禮物，意義重大。

二 在韓國“詩人”是日常尊稱

1992年中韓建交之后，兩國人員來往方便多了。許老師利用他的中文和人脈，穿梭于兩國之間，如魚得水。次年，即1993年，他曾率團出席在西南大學舉辦的首屆國際華文詩歌大會。此后，過兩三年他就會來一趟中國，或一個人來，或帶個團來；或來開會，或來查資料，或來講學。

許老師不僅教我寫詩作文做人做學問，也帶著我從事中韓之間的詩歌文化交流活動。在我們師徒倆的聯手牽線和協助聯絡下，中國詩歌學會和韓國現代詩人協會曾經成功聯合舉行過三屆中韓詩歌代表團互訪活動。

2006年9月，由中國詩歌學會組織的中國詩歌代表團訪問韓國，參加首屆韓中詩人大會。會上研討的主題是現代詩歌與傳統的關系。我想，這可能是許老師參與確定的，因為他一直在關注傳統資源的現代化轉換問題。

當然，這也是韓國詩人們考慮得比較多的問題。2019年，我受邀參加另外一個韓國文學團體舉辦的中韓詩人會議。主辦方定了個類似的主題：“古典詩歌的傳統與現代詩歌的發展狀態”。我發現，很多韓國詩人比較喜歡或習慣順用傳統，許老師尤其如此，而中國現代詩人大多數喜歡反用傳統。

我提交給首屆韓中詩人大會的論文討論的是中國古代詩歌的語句、語意和語勢如何轉換于現代詩寫作，算是正面利用傳統的論調，所以得到了許老師等韓國同行的認可。我的詩、文提前被翻譯為韓文，收入《首屆韓中詩人大會作品集》。回中國后，我寫出詩8首。后來由韓國青年漢學家、北京大學文學博士樸希亙女士翻譯成韓文，由許老師推薦、發表于韓國的《自由文學》雜志。

在韓國，我充分體會到什么叫詩歌國度、什么叫熱愛詩歌的民族。2006年韓國總人口是4844萬，約等于中國總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他們每年出版的詩集約3000種，按照這個比例，中國每年要出版75000種，才相當。

在韓國，我一般都被稱為“北塔詩人”。“詩人”在他們的語境里是一個敬辭又是一個日常稱呼，相當于先生、教授或老師。一開始，我感到既高興又有點不適應；因為在當今中國的語境里，由于某些通過各種奇葩手段成名的詩人的各種不堪行徑，使得詩人這個名稱有時候幾成貶義詞！

與韓國小說家金柱英先生一見如故

三 與韓國詩人“捉對廝殺”

2010年7月1日敬愛的許老師溘然逝世，接替許老師進行大量中韓詩歌文化交流的是樸宰雨教授。2017年9月，由韓國詩人協會出面，在首爾市和平昌郡舉辦了層次很高、規模很大的韓中日詩人大慶典活動。

樸宰雨教授負責邀請并接待中國詩人。主辦方安排的最后一個環節是讓我們乘坐數輛大巴車，浩浩蕩蕩，長途奔襲，從平昌郡前往臨津閣。主事者之所以要安排這趟辛苦行程，是因為臨津閣是為祈愿朝鮮半島統一而于1972年修建的安保旅游景點。主辦方要讓中日韓三國詩人一起在那里祈盼朝鮮半島的統一至少是和平。這呼應著本次大會的主題：“東亞的和平與詩歌的未來”。

就在臨津閣，我朗誦了舊作《新羅的笑臉》一詩。該詩靈感起于我首度訪問韓國之際，有個副標題即“古代韓國首都慶州出土新羅時代一個已經不完整的面具”，含有笑談古今和祝福天下之意，算是符合那場朗誦會不言而喻的主題。樸教授親自朗誦由他自己翻譯的這首詩的韓文，效果甚佳。

我最近也是最輕松一次訪問韓國，是在2019年12月初，新冠大疫前夕。韓國舉辦“第三屆中韓詩人論壇”。主辦方是慶尚北道東部的青松郡政府。郡守親自主持招待我們的歡迎晚宴。就在我與郡守“觥籌交錯”之時，一條粗壯的胳膊閃現在我們中間，連著這胳膊的是一個魁梧的身影。那是一位穿著淡黃色毛衣的古稀老者。他用中文發音喊著我的名字，手里端著滿滿的酒杯。他說的是韓語，我聽不懂。此刻，及時從桌子一端追跑過來的翻譯家黎明博士介紹，這位爺是韓國鼎鼎大名的小說家金柱英先生，他的長篇小說巨著《客主》曾被改編為影視劇，風靡一時；這次他是為了接待我們專程從首爾趕來青松郡。金柱英先生隔著桌子跟我干杯，蘋果酒入口順，但畢竟度數高；宴會終了，賓主都已經有點頭重腳輕。但金先生跟著我們的中巴車回到賓館后，“不依不饒”地拉著我們中的一半人又去了一家夜市上燈光幽微的小酒館，繼續邊喝邊聊，直到夜半興盡。我簡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旅館，如何入睡的。

不過，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沒有任何不適感。可見，頭天晚上我們喝酒的身心狀態奇佳。早餐時，我得知，今天的第一個行程就是由金先生親自帶領我們參觀由他的小說名命名的客主文學館。原來他的故鄉就是青松郡，郡政府利用一座廢棄的教學樓，專門為他建造了這個文學館。在中國，地方政府打名人牌，為當代作家設立文學館的有幾例；但為一部當代作品而設立文學館的，則尚未出現。在韓國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吧。可見，郡政府“佑文”之殷切。不過，文學館的展覽內容其實不止這一部作品，實際兼及金柱英先生的生平與其他作品。客主的意思是貨郎。小說《客主》寫的是以年輕、俠義的貨郎千奉三為中心人物展開的故事，廣泛深入地展現了朝鮮時代后期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金柱英先生搜集巨量材料，經過大量調查研究，結合采風體驗，數易其稿，長達十多年，才完成這部底層社會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偌大的展廳里專門有個柜子陳列著他的手稿，從初稿到成稿，修改的痕跡不計其數，其嘔心瀝血的艱辛程度可想而知。我注意到，手稿開本很大，但他的鋼筆字極小。參觀完展覽之后，我對金先生更加肅然起敬，身為寫作者，尤其要學他細致、認真、堅韌的寫作精神。

此次詩歌交流會期間，中韓雙方詩人、學者進行了非常嚴肅的研討，尤其一對一地討論對方的詩歌，堪稱是“捉對廝殺”——當然我們的氛圍是友好而建設性的。之所以有如此學術的做法，是因為主事者洪廷善教授是一位嚴謹而豁達的學者。中方參加的以詩人為主，而韓方參加的大部分都是詩人兼學者。所以，韓國詩人談起詩學問題來也是頭頭是道、專業十足。

其中與我對談的詩人是樸瑩浚先生，他深研法國象征主義，故能深入剖解我的思維和意象。他自己的作品風格則相當“后現代”。如《月亮王國的石頭》，其思充滿“變”與“化”。開頭是“變”：“月亮王國的石頭”“隨月亮變大而變大/隨月亮變小而變小”。結尾是既“變”又“化”：“沼澤旁的我 一會兒成了新月 一會兒成了滿月 然后又變成了殘月”。這首詩的主旨可能是：宇宙萬物皆在“變”“化”和生成而且是相互成為。月亮由新而滿而殘地變，抒情主人公“我”也在經歷這樣的變……樸瑩浚可能是借鑒了德勒茲和瓜塔希的生成哲學（the philosophy of becoming），他們主要論述的是男人生成女人，成人生成孩子，人生成動物；而樸瑩浚寫的是作為人類一分子的“我”生成非生物，即月亮和石頭。所生成對象不同，而其生成之道一也。我注意到，這首詩在章法和句法上采用了“復沓”手法。這種古老的手法在德勒茲和瓜塔希的筆下上升成了“重復詩學”。樸瑩浚的另一首當時讓我研討的詩《橫式——漢南大橋》則可能就是受到了“重復詩學”思想的直接影響。德勒茲和瓜塔希挑戰人們的成見，認為重復不是相同，連相像都不是，而是差異和建構，是“一種開始復又開始的力量”。樸瑩浚以詩歌思維表現了重復詩學之精髓。他在關于這首詩的注釋性文字中說：“我對怎么樣讓詩越寫越新、思考如何深入、寫過一遍的東西就再也不寫等等完全不感興趣，反而覺得重復書寫某種經驗更有意思。”一般詩人是在陌生的情景中有了新異的經驗時才會生產詩，而他寫詩則是反其道而寫之。

參加詩會的另有一位《朝鮮日報》的資深記者，曾在法國留學，一路跟隨我們，觀察我們，了解我們；可能是他覺得我跟韓國詩歌交流比較多，或者關于法國文化也跟他聊得比較對路；在詩會結束前一天，他決定對我做一個現場專訪。不過，這位大記者的問題似乎更多的還是關于中國當代詩歌的。

四 襄助師兄韓在爀先生再搭中韓詩歌之橋

我要特別感謝韓中日詩人大慶典。那次我從韓國回來后不久，韓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銜文化參贊兼韓國文化院院長韓在爀先生看到媒體上關于我訪問韓國的報道，便讓他的助理常穎小姐給我來電話，邀請我參加他們院舉辦的一個詩會。

韓院長是許老師在韓國外語大學中文系培養的高才生，畢業后即由許老師推薦，來到北京，入職剛剛設立的韓國駐華大使館。2004年，因我的動議，中國現代文學館設立許世旭文庫。許老師請了幾位他在北京的友生來參加開庫儀式。其中就有當時非常年輕英俊的在爀先生。我與他認了師兄弟之后，他經常給我寄他們大使館的資料，但并沒有什么來往；因為很快他就轉去韓國駐上海和香港的總領館任文化參贊。

韓國文化院那次舉辦的詩會主題是海女文化，那是為紀念濟州海女文化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周年。我倆兄弟重逢，相見甚歡。

2017年11月24日，在海女文化詩會的現場，我與時任韓國駐華大使館大使盧英敏先生同臺朗誦詩。原來盧大使也是一位詩人。在韓國，詩而優則仕或為官又為詩的人很多。他朗誦自己創作的詩《中秋節之際》，我讀的是我2016年去濟州島采風創作的《海女》一詩，還與特地從韓國趕來的詩人畫家權大雄先生互誦對方作品。

我在詩會期間向在爀先生提議：舉辦韓國題材的全球中文詩歌大獎賽；既在中文世界推廣韓國形象，又在韓文世界里推廣中國詩歌。據我了解，自從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去過韓國的中國人不計其數，其中包括數以百計的詩人、詩歌愛好者。他們寫有大量的關于韓國各個方面的詩歌作品。通過大獎賽，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品薈集起來，并且選優，予以獎勵和推廣，這也是在全球華人中傳播韓國文化的一種非常美好優雅的行為。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征稿啟事一公布，就受到了媒體和海內外廣大詩人、詩歌愛好者的廣泛關注和參與，來稿量大，而且質量也相當不錯。經過評委會客觀公正的兩輪評選，優勝者脫穎而出，一經揭曉，再受關注。后來，文化院還請專家把詩賽的優勝作品翻譯成韓文出版，成為增進韓中之間國際友誼的詩歌檔案。為了表示對許老師在天之靈的感恩，我特地建議選他的一首詩“塞”入作品集。在爀兄亦深表贊同。

首屆“詩意韓國”詩歌大獎賽的成功舉辦，也得到了中韓兩國有關各界的高度認可。我們再接再厲，2019年7月8日，又開始第二屆“詩意韓國”詩歌大獎賽征稿活動。這次的后援單位增加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韓國著作權委員會等。第二屆評選時，我斗膽向韓院長進言：這次評選專家請當年跟我一起接受許老師言傳身教的師兄弟擔任，江弱水現在是浙江大學的教授，莫海斌是暨南大學的教授。我們在北京現場做個小活動，主題就定為中韓詩歌文化交流，副題是緬懷許世旭先生。在爀兄覺得我這個想法有情有義，表示支持。

于是，9月16日，江弱水和莫海斌分別從杭州和廣州飛來北京，參加由韓國文化院主辦的韓中詩歌之“情?緣”交流會，跟我和在爀兄一起深情回憶許老師給我們的珍貴教誨。為了增加緬懷的分量和色彩，我找了多張許老師的照片和他的著作書影，在現場大屏幕上展示。

這也算是了了我一個多年的心愿：兄弟相見，同懷師恩。2022年是中韓建交三十周年，往事歷歷，都成珍貴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