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年輕的現代都市

詩人艾青來深圳時曾激動地寫下：“這里是年輕的特區，年輕的城，年輕的事業，年輕的人。”青春的一切充滿希望，讓人神往。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通過對全球城市史的考察得出結論：一個城市的尊嚴，通過盡可能遠地脫離土地的束縛而獲得。城市開始嘗試將天堂里的秩序和尊嚴帶到人間，通過切斷其農業根基，馴服寒冬，變夜為晝，以及約束感性的人體以拓展腦力來實現。“脫離土地的束縛”對于我們理解深圳的現代性及其文學的新質非常有裨益。“鄉土中國”的命名深入人心，鄉土文學的成就璀璨奪目，甚至我們今天談論文學的標準依然建基于鄉土性。農業文明源遠流長，我們的價值標準和根深蒂固的偏見也由來有自。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寫道：每個城市都從她面對的荒漠獲得自己的形狀。前身為小漁村的深圳有著與世界絕大多數城市不同的生長背景和發展軌跡，海洋的浩瀚、神秘、聯通也決定了深圳的城市氣質。從人口比例和城市空間來看，特區與鄉村的關聯相對微弱。短短四十幾年，深圳的人口增長了六七十倍，由三十幾萬人增長到近兩千萬；面積擴大了6倍多，財富漲幅驚人，人均GDP居全國首位，城鄉一體化程度很高，由前現代的海邊小村落發展為以高科技為主的國際都市。這不僅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奇跡，也讓整個世界矚目。20世紀之前，世界上幾乎沒有城市能夠脫離與農村的血脈關聯，遑論中國。

北上廣深，前三者都有著悠長的鄉土發展史，而深圳獨樹一幟，受傳統束縛較小，其最大的文化特征是“在路上”，是變、流動、矛盾、無序、新思想和未來性。變成為常，每天睜開雙眼，面對的是由小變和大變組成的包含漩渦、暗礁的時光河流，新意味著速度、挑戰與激情。土著的比例極小，所以客家話并不占多大優勢，夾雜方言的普通話成了代表性語言。語言并不僅僅是思想的媒介，更與個人的自我認同息息相關。不同語言的相互刺激，語言的活躍度亦反映情緒、思想和文化的豐富程度。

21世紀，我們正處在智能文明與印刷文明交替的歷史時段，年輕的深圳，薈萃著科技的弄潮兒，騰訊、華為等高端企業引領科技風尚。作為與時代、與自我對話的利器，文學會呈現文明交鋒的異質性，也展示地域文化的尋夢氣質。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一直處在多文化激烈的磋商與撞擊中。毗鄰的香港乃深圳發展的重要鏡像，省府廣州亦是一重參照。五湖四海甚至全球的外來者各自攜帶著自己的夢、欲望和習俗匯聚于此。色彩斑斕的跨文化交際、多種多樣的生活世界與隱含進步的現代觀念交融、互換，刺激深圳文學的審美特質發育。

特區：尋夢

特區的構想集中了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和對未來的眺望，“特”表現為特殊的身份，專門的通行證。改革開放在這片試驗田上曾經發生過驚心動魄的改革故事。作家們聽從時代的召喚，拿起自己的筆，陳國凱的《大風起兮》、朱崇山的《鵬回首》分別以招商引資的領導袁庚和市委書記梁湘為原型，他們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勇敢者，披荊斬棘，“殺出一條‘血路’”，探索蛇口模式，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這批作品展現了特區初創期尖銳的觀念沖突和復雜的社會矛盾，歌頌改革先鋒的魄力、擔當和勇于探索的“拓荒牛”精神。這種具有歷史縱深感和鮮明思想解放特色的力作形成深圳特色的新主流文藝。

諸多外來者以自己的切身經驗書寫打工文學，這個命名雖然包含一種身份的等級制，但亦保留了城市化剛開啟、歷史過渡階段的特色，見證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群遷徙。1984年，林堅的《深夜，在海邊有一個人》發表，被視為第一篇“打工小說”。1988年，以打工文學為標志的《大鵬灣》創刊。1992年，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學系列叢書：安子、周崇賢、張偉明、林堅、黎志揚被稱為“五個火槍手”，他們都以“我手寫我口”的業余寫作，將身為打工者在流水線和“城中村”中的辛酸與孤獨、冷遇與歧視、收獲與心聲一一細數。人、財、物急劇流動，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隨著打工群體隊伍的擴大，打工文學逐漸產生了一批代表性作家作品，如盛可以的《北妹》《水乳》、王十月的《國家訂單》等成為潮流中的亮點。2004年，曹征路的《那兒》讓底層文學步入歷史前臺，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與后來雙雪濤、班宇等新東北作家群關注的國企改革問題一脈相承。

隨著戶籍制度和人才流通機制的變化，打工與工作的區別日漸縮小，同時價值觀也隨之松動。連續劇《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播出，讓這個開放而時尚的新價值被廣為傳播，給外來的奮斗者以深深的鼓舞。雖然一千萬個外來者攜帶著一千萬個不同的夢，但相同的是他們都為夢想而來。深圳街區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均設有圖書室定期舉辦交流活動，街區的民刊將廣大文學愛好者聚集在一起。這些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優越條件給深圳文學提供了沃土，薈萃了像楊爭光、鄧一光、曹征路、南翔、吳君、盛可以、舊海棠、蔡東、陳再見、厚圃等不同年齡不同資歷的寫作者，原鄉文化與在地文化的磋商、交匯滲透在他們的生活與創作中。他們不僅自身努力從事創作，而且為繁榮深圳文學，營造多元對話的文學氛圍創造條件，促進文學觀念的升級迭代。深圳文學是中國城市化、現代化最有力的注釋。

大灣區：再出發

早期的本土/外來的二元對立的身份沖突與認同問題開始細化、具體化，“新城市文學”的提出標志著深圳文學進入新階段，越來越多佳作于大刊發表，而且長篇佳作數量激增。看似偶合實為契機，大灣區國家戰略的提出，讓深圳的文學創作生機蔚然，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敘事體量都展示了驚人的爆發力。

呈現度、辨識度以及作家對都市的融入感逐步加強，深圳二字成為小說標題中的高頻詞匯，這在其他城市的文學創作中是不多見的，比如鄧一光的《深圳藍》《深圳細節》《深圳在北緯22°27′—22°52′》，吳君的《親愛的深圳》、畢亮的《在深圳》、丁力的《深圳故事》等作不僅將深圳作為敘事題材、空間，且讓題眼“深圳”充滿魔力。借助于文學的傳播，嶄新的都市景觀如市民中心、萬象城等各種地標就像名牌的logo一樣熠熠發光，給讀者以與鄉土文學中的草木風物全然不同的權力想象。

深圳給了不同年齡的人再出發的勇氣，讓青年作家開啟尋夢之旅，令資深作家重返少年想象。鄧一光乃深圳巨變的鏡子，他有博物學的興趣，關注廣泛的社會問題，以60多個中短篇講述一個立體而飽滿的深圳。77萬字的長篇《人，或所有的士兵》將深圳文學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小說深入歷史腹地，從現代性的紛爭、矛盾與合力中尋求大灣區的根基，在全球史視野的燭照下，非虛構的文獻與虛構的人物、細節和獨特的地方性知識融匯成飽滿的歷史感，深圳得以與廣闊的時空聯系起來。同時超越語言的音樂旋律氤氳出空靈之境。主人公郁漱石豐富的心靈與鐘情于詩的日瓦戈醫生精神相通，成為文學史上獨特的人物形象。

從中篇《皇后大道》到長篇《萬福》、新作《同樂街》，吳君以矢志不渝的書寫成為“深圳文學地理的測繪者”。早期她關注外來者，后來注重彰顯深圳、香港文化的交融與互動。《同樂街》嘗試將家族、代際、性別、外來者與本地人、領導與居民、深圳與香港等諸多矛盾融入傳統村落向現代社區轉型的過程中，致力于呈現高速度發展背后深圳本土人及后代面臨的窘境。不同于很多對城市持批判態度的作家，吳君心中一直潛藏著“萬福”“同樂”的夢想，努力構建我們共同體，凝練地域記憶，渴望抵達一種同舟共濟、美美與共的詩意愿景。

即便堅持鄉土書寫的作家楊爭光亦認為深圳像望遠鏡“給了我距離和另外一雙眼睛”，從《少年張沖六章》到新作《我的歲月靜好》都顯示了一種經過現代洗禮的敘事距離。南翔的《綠皮車》《伯爵貓》等小說集展現了對傳統倫理的緬懷和脫軌者的慈憫之情，他的“三個打通”及其藝術實踐亦給讀者較深的啟迪。畢亮不溫不火的敘事態度和對短篇小說的情有獨鐘讓人印象深刻。陳再見的“湖村”系列和縣城故事也具有不同于田園牧歌的現代特征，新舊夾雜常常讓他的小說具有一種界面氣質。舊海棠的自傳體長篇《消失的名字》通過姐姐的病故細致地呈現特區深圳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骨肉相連，“詩與遠方”的背后是淚水和血，小說以一個家庭內部的變故痛悼漸行漸遠的故土與親情。

尤為可喜的是，林棹和厚圃以非凡的敘事抱負和開拓者的勇氣創作出《潮汐圖》和《拖神》，他們的敘事努力打破二元對立，重建現代與傳統的精神聯結。新作《潮汐圖》延續了《流溪》卓越的語言駕馭力和想象力，以一只誕生于清末的雌性巨蛙在廣州、澳門、“西方”的游歷為敘事縱軸，呈現全球史視野下大灣區的現代轉型，敘事將粵方言、國語官話與竹枝詞及翻譯腔結合，創造出五彩斑斕的多重奏，得到了諸多贊譽和廣泛的回應。厚圃以非凡的敘事耐心和雄心創作長篇《拖神》，小說塑造了典型形象陳鶴壽，確立商業文化的正面價值。小說中人語、神語與鬼語并置，單章呈現水流神、三山國王、天妃娘娘等神語，大量的“地方性知識 ”呈現畬族和疍家不同生活方式及其不同的信仰。雙章是陳鶴壽的生命史與奮斗史，建設樟樹埠的英雄傳奇被放置于19世紀近代轉型的大歷史中，他背負著近代中國的幽暗、屈辱和創傷，但他勇于開拓，心態開放，視野廣大，是不同文化、文明的溝通者、啟蒙者。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面向未來的努力。南方科技大學致力于打造中國科幻文學創作研究基地，新銳科幻作家劉洋的《火星孤兒》《單孔衍射》及吳巖的兒童科幻作品《中國軌道號》等作正在成為文學的新景觀，啟發讀者探向更高處、更遠處、更幽深處。

如果說特區賜予深圳這片土地以不同的初速度，那么大灣區將給予它更為神奇的增速度，甚至是幾何倍增。我知道已有很多深圳作家作品獲得過國際國內多種重要的獎項，但我仍愿意將2022年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的蔡東的《月光下》視為深圳小說的一個新起點。自《往生》起，蔡東因輕盈而詩性的風格書寫現實的滯重、晦暗獲得多方美譽。雖然蔡東在敘事格局上尚可進一步打開，但她始終不懈地探尋現代城市美學，在深圳發現留州，在大時代中堅持小生活。頒獎詞認為《月光下》“映照人的疏離與親情，古老的詩意轉化為現代經驗的內在光亮”。我相信，現代感與古典神韻交織的“月光下”會給都市文學提供浪漫的啟示。

預感盛唐氣象的來臨，詩人王灣寫道“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隨著大灣區魅力的不斷提升，深圳文學亦將再出發，前景如海，萬物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