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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英國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逝世200周年。自1905年這位偉大詩人的畫像第一次出現在中國開始，100多年來，中國文學界對他的譯介、接受與學習幾乎是全方位的，其廣度和深度非同尋常。雪萊經常被稱為“希望的詩人”。“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西風頌》中的詩句不斷被世人傳唱，曾激勵無數人坦然面對困難，滿懷信心迎接未來。

雪萊像，威廉姆繪

一代青年人的偶像

1822年7月，雪萊意外葬身大海，還不滿30歲。1922年至1924年間，他的畫像和紀念文章出現在包括《小說月報》《晨報副刊》《國學叢刊》《學衡》《學燈》《創造》季刊在內的中文報刊中。事實上，當時掀起了一場較大規模的雪萊百年紀念活動，以至于在魯迅創作于1925年的愛情小說《傷逝》中，詩人雪萊已經成了一位被年輕人掛在墻上的浪漫偶像：

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后，破屋里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里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壁上就釘著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志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看時，她卻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后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海里的記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罷；但也終于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里去了。

涓生從雜志上裁下來的雪萊“最美的一張”半身像，其實并非魯迅的擬浪漫想象，而是可驗證的寫實。從小說中貌似不經意的細節可以推斷出的是，雪萊在當時年輕男女的心中，已經是某種形象的代表，以至于追求自由愛情的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而涓生則在子君低下頭便斷言她“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

這幅畫像還出現在胡也頻發表于1928年的小說《北風里》中。窮困潦倒的年輕作家珍藏了一幅雪萊畫像。為了救窮，他終于不得不將其賣出，卻遭到了當鋪老板的奚落。雪萊之于這位年輕人，是偶像般的存在。而畫像在當鋪老板眼中的一文不值，則暗示出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這位青年幻想的破滅。

而現實生活中，也有許多人視雪萊為偶像。比如沈從文在《記丁玲》中曾經評價當年的胡也頻說：“由于嶄新的生活使兩人感情皆在眩目光景里游泳，海軍學生（即胡也頻——引者注）當時只打量作英國的雪萊。寫詩贊美他的同伴，似乎是他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沈從文說的是和丁玲戀愛時的胡也頻。其實，他自己也同樣曾被視為雪萊似的人物。處于蜜月中的他在完成《邊城》之后，曾向林徽因傾訴自己的感情困擾。林徽因仿佛發現了一個和自己一樣的“現代人”：“他使自己陷入這樣一種感情糾葛，像任何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一樣，對這種事陷于絕望。他的詩人氣質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對生活和其中的沖突茫然不知所措，這使我想到雪萊，也回想起志摩與他世俗苦痛的拼搏。”林徽因由雪萊想到了徐志摩。徐志摩曾被世人譽為“中國的雪萊”。但錢鐘書說：“徐志摩先生既死，沒有常識的人捧他是雪萊，引起沒有幽默的人罵他不是歌德”，而事實上，“志摩先生的戀愛極像雪萊”。

徐志摩本人對雪萊也極為鐘愛。他在發表于1923年的文章中這樣評價雪萊：

他是愛自由的，他是不愿意受束縛的。他是“不愿意過平凡的生活的”……但是僅僅愛自由的精神，熱烈的利他情緒并不能使他成為偉大的詩人。他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詩人是因為他對于理想的美有極純摯的愛，不但是愛，更是以美為一種宗教的信仰……他又說，詩人以一種無所不包無所不入的精神來測度人情的深淺人類的境遇。詩人是接受靈感的祭司，是世界的立法者。

徐志摩似乎對雪萊的一切有著深深的認同。他說自己“最愛中國的李太白，外國的Shelley。他們生平的歷史就是一首極好的長詩”。對雪萊作出如此深刻的體認和評價，恰恰成了他自己傳奇一生的注腳。梁實秋認為徐志摩這種單純的追求和信仰，換個說法，其實就是“浪漫的愛”：“他們愛的不是某一個女人，他們愛的是他們自己內心中的理想。”陸小曼在回憶徐志摩時提及：“他平生最崇拜英國的雪萊，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羨慕他覆舟的死況。他說：‘我希望我將來能得到他那樣剎那的解脫，讓后世人談起就寄與無限的同情與悲憫！’”

不僅僅是林徽因、陸小曼，吳宓也認為“以志摩比擬雪萊，最為確當”。事實上，他坦陳自己也是雪萊的崇拜者。吳宓師從美國新人文主義的大師白璧德，弘揚傳統道德，這與實際生活中壓抑不住的浪漫激情產生劇烈的沖突，因此一生殉道殉情，纏綿郁苦。他把自己周遭的女性與雪萊感情生活中的一一作比：“我的Harriet幸未投河自盡；我所追求眷戀的Mary，卻未成為Mrs.Shelley；是的，種種都合適，只是我的Mary未免使我失望。我的痛苦，自然是我所自造，應當自己負責，不錯。但是，我何能比志摩，遑論雪萊。”

雪萊《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方然譯），桂林雅典書屋1944年版

浪漫的啟蒙者

雖然僅僅活了不到30歲，但是雪萊是一個有著復雜情愛經歷的詩人。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情感經驗，都具傳奇性。上面引文中，吳宓提到的Mary，是雪萊的第二任妻子瑪麗·雪萊。她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的作者。這部作品的另一個名字叫作《現代的普羅密修斯》，是她在20歲完成的。而雪萊在幾年之后寫出的代表作，則名為《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兩部作品都與“普羅密修斯”（今譯“普羅米修斯”）相關，不難看出兩人在創作中的緊密聯系。

已婚的雪萊愛上了17歲的瑪麗并與之私奔。瑪麗有著不凡的出身，與雪萊對“智性美”的期待相契合。她的母親瑪麗·伍爾斯頓克拉夫特，是女權主義先驅。父親是重要的思想家威廉·葛德文。瑪麗父母倡導的女性主義、無神論和無政府主義，都對雪萊產生了深刻影響。

也不能忘記雪萊當時的妻子，吳宓提到的Harriet（哈麗雅特）。她比瑪麗大一歲，同樣是在17歲愛上雪萊，兩人已育有一個女兒。在丈夫和瑪麗私奔后的1816年，被拋棄的哈麗雅特自殺了。之后瑪麗和雪萊二人結婚。他們住在泰晤士河畔，分別創作了自己重要的作品：瑪麗基于他們在日內瓦和拜倫等人一起講的鬼故事，創作出了《弗蘭肯斯坦》，雪萊則寫出了《伊斯蘭的起義》。要特別提到的是，在哈麗雅特死后，她的家人對雪萊提起法律訴訟。大法官認定雪萊所持有的無神論是邪惡的思想，于是剝奪了他對與哈麗雅特所生兩個子女的撫養權。1818年，失望并身患肺病的雪萊和瑪麗再次前往意大利。這一次離開之后，雪萊至死都未回過英國。

雪萊在1821年的長詩《心之靈》中寫下了自己的愛情觀：

我從來沒持有

一般人所抱的信條：我不認為

每人只該從人世中找出一位

情人或友伴，而其余的盡管美麗

和智慧，也該被冷落和忘記——

這就是今日的道德規范，它成了

許多可憐的奴隸所走的軌道：

他們在世俗的通衙，以疲倦的腳步

直走向死人堆中的家——墳墓，

總曳著一個友伴，甚至是一個仇人，

看呵，這旅途多漫長，又多么陰沉！

真正的愛情不同于黃金和泥土，

它不怕分給別人，越給越豐富。（查良錚譯）

他說：“人總是有所愛的，愛這或愛那，本是人之常情。但我得承認，對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說，犯錯誤是在所難免的。而我的過錯就在于，欲在一堆塵俗的行尸走肉里尋求一個也許會永存不朽的形象。”

應該說，雪萊的愛情觀給了中國當時的新文人多樣的啟發。一方面，這契合了他們當時希望擺脫舊傳統婚姻制度的束縛，進而追求自由愛情的理想；另一方面，雪萊的愛情觀代表著一種普遍存在于浪漫主義者身上的特質。可以說，在當時，雪萊身上代表著自由、浪漫、革命，意味著打破一切道德束縛，追求愛情，追求自我真實的部分得到了放大，因此他成為一代青年人的偶像。然而，魯迅筆下涓生和子君的愛情悲劇在一開始就埋下了伏筆——雪萊與哈麗雅特的感情跟涓生與子君的何其相似！也許這是將近中年的魯迅前瞻性地看到了青年人對愛情盲目的追求可能帶來的悲劇。

多年后，張愛玲也反思過這場追求愛情的革命。小說《五四遺事》中，1924年的一個夜晚，兩位男青年和兩位女學生在湖上泛舟約會，月夜下男青年朗誦著雪萊的詩，打動了兩位女孩的心。在小說結尾，崇拜雪萊十年如一日的范小姐最終嫁給了曾經一起讀浪漫主義詩歌的章先生，然而“這已經是1936年了，至少在名義上是一個一夫一妻的社會，而他‘章先生’擁著三位嬌妻在湖上偕游”。那位被五四倡導的自由戀愛觀念啟蒙了的新女性就這樣又回到了舊的軌道中。張愛玲在20世紀50年代寫下對迷戀浪漫主義的男女主人公的諷刺，契合了世界文學中新人文主義和現代主義對雪萊和浪漫主義的嘲諷。

反抗的革命詩人

當然，作為1905年和拜倫、雨果、歌德、席勒一起被梁啟超的《新小說》雜志介紹進中國的世界文學中的經典詩人，雪萊在中國，絕不只是被當作一個浪漫偶像所接受。他的詩論作品《為詩辯護》曾被葉芝稱為“英語中對詩歌的最深刻的論述”，其中“詩人必須設身于旁人和眾人的地位上，必須把同胞的苦樂當作自己的苦樂”；“在一個偉大民族覺醒起來為實現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奮斗當中，詩人就是一個最可靠的先驅、伙伴和追隨者”等文學啟蒙和救亡的思想，與20世紀初苦苦求索的中國知識分子相契合。而他作為詩人所具有的多樣性，被譯介者們在中國不同時期進行著各有不同的選擇、理解和接受。

雪萊曾創作出用英語寫就的最偉大的政治抗議詩歌。1819年，遠在意大利，他聽到了“曼徹斯特大屠殺”的消息。這激起了他難以壓抑的義憤和強烈無比的同情。“只要協力同心堅定不移，多數就能控制少數，就像一些年以后被歷史進程所標明的那樣，這偉大的真理使他渴望著教會他的同胞如何反抗。就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感情的支配和鼓舞下，他寫出了《暴政的假面游行》。”瑪麗這樣寫道。雪萊寫出了《給英國人民的歌》《1819年的英國》和《暴政的假面游行》等反映英國現實、號召人民起來反抗的作品。

雖然雪萊的很多詩歌被視為一種政治預言，但是在他看來，詩歌的本質是想象。如果詩歌必須具有真與美，最終達到善，那么必須通過擴大想象來取得。他認為一切詩歌都具有獨白的性質，“詩人是一只夜鶯，棲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來慰藉自己的寂寞；詩人的聽眾好像為了一個聽得見卻看不見的音樂家的絕妙聲音而顛倒的人……”聽眾和詩人之間的“看不見”的關系，才是創作者最富想象力的階段。

對未來美好生活和人類春天的憧憬，對“黃金時代”的預言歌頌，這些構成了雪萊后期詩劇的主題。他宣揚寬恕、善良、仁愛等道德品質，特別強調人類愛的力量。但需要注意到的是，雪萊的“愛”，并非僅指人與人之間的愛情關系。他將“愛”置于宇宙萬物之間，成為人與人，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通感，是一種精神的共振、情感的共鳴，是人間的共同感受和共同體驗。

雪萊經常被稱為“希望的詩人”。“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西風頌》中的詩句不斷被世人傳唱。但必須看到的是，恰恰是這首詩表現出雪萊心中，“希望”與“絕望”如影隨形。如果雪萊對人類命運和個人命運的希望一定與季節周期相一致，毫無疑問，如果春天緊隨著冬天，那么冬天也同樣尾隨著春天。詩人內心對這令人悲哀的規律的清醒意識，使他對絕望有著更切痛的認識。而雪萊的偉大在于，他并不屈服于絕望，他依然相信。

在《生命的凱旋》這部并未完成的詩作中，詩人描寫了地獄的景象。人們在狂奔，“生命戰車”開過來，身后都是被生活征服的囚徒。他寫道：

我已愛過恨過怕過痛苦過，

作過而且活過。

…………

征服我的

只是我的心，無論是年歲、嘲弄，

眼淚，或是現在的墳墓，都難以

使它屈服。（江楓譯）

“生命戰車”沒有放過他，最后他問：“那么，生命是什么？我高聲質疑。”詩在這里中斷了。雪萊以他定格的年輕生命，為人生畫上了一個戲劇化的“休止符”。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又是另一個“開始”。他在遙遠的東方具有了新的鮮活生命。

雪萊是中國文學家們初識浪漫時接觸到的西方詩人，他詩歌中蘊藏的豐富和復雜性，見證了他在中國被闡釋的多義性。在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中，雪萊是“求索而無止期，猛進而不退轉”的具有強烈革命精神的反抗詩人。而蘇曼殊則被雪萊“為戀愛而戀愛”的“哲學家的戀愛者”的抒情詩人形象所吸引。這兩種看起來矛盾的特質，最初便被兩位中國文人牢牢地賦予在雪萊身上。

與魯迅強調反抗的破壞性不同，周作人看重的是雪萊的建設性和“理性的力”，認為雪萊哲學中最重要的是“無抵抗的抵抗主義”。當時的創造社文人同樣看重革命的雪萊所具有的反抗性，但與魯迅不同的是，他們具有“藝術家意識”，認為雪萊身上體現的“生活藝術化”與“藝術生活化”是最具有現實性的，他們對雪萊的理解呈現出一種將美學形式注入現實生活中的新形態。

天才的預言家

雪萊在《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的序言中指出：“詩人和哲學家、畫家、雕刻家、音樂家一樣，在一種意義上是時代的創造者，在另一種意義上又是他們時代的創造物。最最卓越的人物也無法逃避這種支配。”（邵洵美譯）他不僅向我們指明了理解作品的路徑，也指明了理解他在中國被接受的路徑。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處于戰火紛飛中的國人必須面對充滿苦難的社會現實，袁可嘉回憶在西南聯大的生活時寫道：

那時抗日烽火正燒向西南邊遠地區，民族生存已到最危急的關頭，我們這些流亡異鄉的青年學子讀到雪萊的《西風頌》那樣壯懷激烈的革命詩篇，直覺得自己被一把熊熊烈火燒著了，渾身就要爆炸似的。還有一層，20歲的年青人，對人生、愛情、創作，事業有著許多美不可言的幻想和追求，是天生的浪漫派，雪萊、拜倫等詩人的作品在這些方面自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雪萊的人品和作品曾經使我著迷，暗暗拜他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朱光潛在西南聯大的課堂上也向同學們深情講述著雪萊：他的“頌歌所要歌頌的是一種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靈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懾力量……天象的四季循環，人心內在的悸動，節節相扣才見浪漫詩思的宏偉感人力量。”這些都是專業讀者感受到的雪萊詩歌中恒常的詩意和美。

而從此時新詩創作上來看，學院派新詩人們擺脫了郭沫若早年直接取自雪萊的“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詩學觀念。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新詩理論建構中詩人們逐漸拋棄了浪漫主義轉向現代主義，但在各自詩學發展的追求中卻呈現出豐富的復雜性。

吳興華、宋淇、徐遲、袁水拍和方然等身份不同、詩學觀點各異的詩人都曾在這一時期集中譯介過雪萊作品。他們在各自的詩學發展中，或者隱微的不忘浪漫主義中恒常的詩意美學，或者在現代主義的探索中不經意的折返至浪漫主義尋找資源，又或者以新的革命的視角對浪漫主義曾經的偉大事業進行全新的闡釋。事實上，當時的中國處于一個充溢著民族復興、人民革命和個性解放熱情的大時代，在這樣一個急需抒情的時代，雪萊浪漫詩歌中充溢的對療救自身的不懈追求、對智性之美的無盡探索和對希望的永恒崇拜，為中國新詩人尋找“新的抒情”提供了資源并埋下了種子。

從20世紀40年代之后，雪萊詩歌具有的功利性和革命性在中國開始具有了壓倒性優勢。隨著對“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兩結合”文藝創作方法的倡導，隨著馬克思所說“這些人惋惜雪萊在二十九歲就死了，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以及恩格斯將雪萊稱為“天才的預言家”說法的廣泛流傳，雪萊逐漸成為革命浪漫主義詩人重要的代表之一。

邵洵美1956年翻譯完成了《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他認為“詩人所要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不是一個故事的曲折的情節，而是一個故事的深刻的意義”。這部作品中涌動了一種生命力量，一股不斷向前、向上的無窮力量。正是這種來自人類內在的無可名狀的力量使人類掙脫舊的束縛，不斷向上攀升。

事實上，普羅密修斯是被自己而非其他人所解放的。他放棄了仇恨，于是他所仇恨的對象也便不復存在，他也不會再被此束縛。當壓迫和反抗共同得以毀滅，則是循環論的終結。最終，普羅密修斯的解放帶來了整個人類的解放：

人類從此不再有皇權統治，無拘無束，

自由自在；人類從此一律平等，

沒有階級、氏族和國家的區別，

也不再需要畏怕、崇拜、分別高低；

每個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

每個人都是公平、溫柔和聰明。（邵洵美譯）

進入到新時期，雪萊依然是被廣泛譯介的詩人代表。1992年是雪萊200周年誕辰，學術界舉行了重要的紀念活動。鄭敏認為《為詩辯護》是工業革命之后面臨物質與精神對立的困境，傳統人文主義的最后一次掙扎。事實上，當時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印證了雪萊的預言：科學發展強調大腦的分析和認知功能，卻忽視了想象和領悟力。雪萊開出的藥方是愛和想象力。而陸建德則重新確認了雪萊柏拉圖主義的一面，他將雪萊的愛稱為“大空之愛”，認為他不愛具體的人，他“愛上了愛”，愛上的是“凌虛蹈空的純粹理念”。

2000年，《雪萊全集》出版。主編江楓邀請王佐良翻譯了其中的《朱利安與馬達羅》。這是這首長詩第一次被譯為中文，也是王佐良英國文學研究和翻譯工作的最后成果。這首詩是根據拜倫和雪萊的對話寫成的。雪萊借著朱利安的口說道：

束縛我們的原是我們自己的意志。

如不自找心病，我們早已實現了全部的夢，

變得快樂，崇高，恢宏！

何處去尋求愛、美和真理，

如不在我們自己心里？（王佐良譯）

雪萊的詩歌總是將人生的苦難和對美好的追求結合起來，正如王佐良所言，“使讀者能夠在憂郁或沉痛的深淵里，抬起頭看見星月”。是的，僅僅宣泄苦難感，不論怎樣打動人的靈魂，也許都不能算是詩的最高境界。而雪萊總是能登上一個峰頂，那里永遠有希望和理想的光閃爍。就像《致云雀》中寫下的那樣：

向上，再向高處飛翔，

從地面你一躍而上，

像一片烈火的輕云，

掠過蔚藍的天心，

永遠是歌唱著飛翔，飛翔著歌唱。（江楓譯）

200年后，這只自西至東的云雀，依然在我們心中歌唱，以美妙的音色。

（作者：張靜，系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