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艾麗絲，我知道這不是你想象中的人生——買房子，和青梅竹馬的男孩生兒育女。這也不是我為自己想象的人生。但這就是我的人生，僅此一次。在給你寫這封信時我非常幸福。”

很難相信，這段話出自薩莉·魯尼的新作《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和前兩部小說《聊天記錄》《正常人》一樣，魯尼在小說中敏銳地捕捉了那些“不可救藥地悲傷著”的年輕人的特征：他們熟稔地談論詩歌與身份政治，試圖在觀念的交鋒中探索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在新作中善于探討親密關系多重可能性的魯尼，賦予了女主人公一個傳統的美滿結局。那些喜愛紙上談兵女主人公，在而立之年準備與奶粉和嬰兒尿布打交道。難道這是一個魯尼版的庸俗愛情故事，主人公看似先鋒的觀點只否只是可有可無的裝飾？魯尼變得更加保守了嗎？

在薩莉·魯尼的小說里，階層是否只是一種裝飾品？

如果說，哪位作家能夠準確地寫出千禧一代看待世界的方式，寫出他們的虛無、迷惘與掙扎，薩莉·魯尼一定是不可忽略的存在。

薩莉·魯尼被《紐約時報》譽為“千禧一代首位偉大作家”。2017年，魯尼憑借首部長篇小說《聊天記錄》進入公眾視野，一向苛刻的《巴黎評論》也將其評為年度最佳小說；2018年，第二部長篇《正常人》斬獲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說，并入圍布克獎、都柏林國際文學獎。2020年，由BBC翻拍的同名電視劇更使得她聲名大噪。魯尼的火爆讓她成為書評媒體和讀者重點關注的對象，2021年9月，英美同步出版了新作《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并迅速登上小說排行榜榜首，并被Goodreads評為年度最佳小說。

從《聊天記錄》到新作《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魯尼沿襲了一貫的風格，成功塑造出了一系列魯尼式的人物：他們往往熱愛文學藝術，重度依賴社交媒體，在不確定的生活中掙扎。另一方面，他們又能隨時就身份政治、馬克思主義、性別、宗教展開長長的辯論，辛辣地批判資產階層的生活方式。

在新作《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魯尼更是通過書信體的形式，讓女主人公肆意地展開觀點的交鋒。文學雜志編輯艾琳和暢銷書作家艾麗絲是大學時期就相識的好友。在這部小說中，兩位女主人公長久處于分離的狀態，僅通過郵件進行交流。除了表達自己在親密關系中的恐懼與迷茫，兩位女主人公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書信中隨心所欲地從柏林墻倒塌談到蘇聯解體，憂慮氣候危機對未來的影響。

在小說中插入大段大段的理念交鋒，或許有魯尼自己的意圖。魯尼借艾莉絲之口，批判了當代歐美小說的生產體系，認為“它憑借自身的整體穩固性來壓迫地球上大多數人類的生活現實。”從這一層面來說，魯尼本身的寫作可以視作對這一文化生產體系的反抗。

不過，這種做法也讓小說受到了質疑。《國家報》刊發的書評認為小說的結尾避重就輕。因為魯尼在故事的最后提及了新冠疫情，但這一重大事件并未成為主人公從理論走向實際的契機。封鎖帶來的影響似乎微乎其微，并不能阻止艾琳興奮地分享自己即將分娩的喜悅。豆瓣高贊短評則認為這是一個極具欺騙性的故事，它“話題莊重但態度放松”，讓一切批判都顯得像是一場“憤怒表演”。

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魯尼筆下的年輕人？如果這種生活呈現了“紙上談兵”的特征，背后又有怎樣的癥結？魯尼在小說中給出“美麗世界”的答案能讓人信服嗎？

紙上談兵的年輕人，背后有什么問題？

薩莉·魯尼的小說深受19世紀英國文學的影響。在她的筆下，不乏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的身影。和奧斯汀一樣，魯尼也關注階層和金錢對人物的影響，鮮明的階層差異總是橫亙在人物之間：《聊天記錄》中的弗朗西斯出身于工人階層，她的好友博比是標準的中產階層；《正常人》里，康奈爾的母親在瑪麗安家做保姆，當瑪麗安住進了母親給的房子，康奈爾還需和人合租，忍受窘迫的租房環境。到了最新的小說，主人公艾琳文學碩士畢業，只能在文學雜志社領著微薄的薪水，被姐姐稱為“一個三十歲了還在干不掙錢的狗屎工作并且住廉租房的人”。當艾麗絲因暢銷書住進了郊區別墅，她還需要為室友占用太久的洗手間，沒有熱水洗澡犯愁。

然而，魯尼雖然試圖批判造成階層差異的社會結構，但故事發展到最后，主人公對身份政治、性別的辯論總會淪為一種社交方式，除了蜻蜓點水的觀點羅列，沒有人真的在現實生活中展開實踐。這一點，在第一部小說《聊天記錄》中就已見端倪。弗朗西斯自稱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表面上，她作為“工人階層”介入梅麗薩和尼克的婚姻，像利刃一樣撕開中產階層婚姻，仿佛要用這種越軌的行為嘲諷一夫一妻制和弊病百出的資本主義。但是，對中產階層生活方式嗤之以鼻的弗朗西斯，卻無法將自己的注意力從梅麗薩的房間裝潢、咖啡杯的樣式和大衣款式上挪開。

不難發現，“女性主義”“共產主義”像是弗朗西斯在現實生活受挫時自我安慰、飲鴆止渴的方式。就像她會同時打開十五個網頁，寫下“認知表述”“矯正性話語實踐”等術語那樣，她從未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些理論，而是用它們填補現實與欲望之間的裂痕，在自我欺騙和沮喪崩潰中反復橫跳。

有意思的是，在《美麗的新世界，你在哪里》中，艾琳嘲諷了將主義當作談資的行為。當她在朋友的生日聚會上，聽到對方在談論共產主義時，諷刺到：“我剛開始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大家都在笑我，現在成了流行了。我只想對所有想讓共產主義變成時尚的新成員說，歡迎加入。”然而，即便艾琳反感將馬克思主義視為談資，她依然沒有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更深遠的實踐，而是更關心自己的情感生活。

事實上，很多年輕人也可以從艾琳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艾琳隨意說出“蒂勒森被開了，我笑死了”那樣，政治事件的嚴肅性被消解了，國際新聞、桃色八卦被差別地吸收。他們可以前腳與朋友為如何定義工人階層爭論得面紅耳赤，后腳又被社交網絡上更新的動態吸引注意力，面對公共議題的爭論往往隨著下一個話題的提出被潦草擱置，不了了之。

主人公對待階層和政治的“輕浮”態度，自然讓小說受到一些質疑。

魯尼自己在接受采訪時也承認了這一點，她說：“我身處一個動蕩的時期，卻還在書寫娛樂化的、裝飾性的美學作品。我時常會因此感到不快樂。”就連魯尼自己在接受采訪時也承認了這一點，她說：“我身處一個動蕩的時期，卻還在書寫娛樂化的、裝飾性的美學作品。我時常會因此感到不快樂。”不過，細究魯尼的小說就會發現，這種“裝飾性”的美學作品或許準確概括了當代年輕人的特質，揭示了別無選擇的年輕人“貧瘠”又“矯揉造作“的生活。

魯尼給出的新世界：美滿但后勁不足

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造成主人公拮據的原因并非是欠缺良好的教育。作為文學專業的研究生，艾琳畢業后卻只能在文學雜志社領著微薄的薪水，報酬甚至不如在工廠工作的菲力克斯。當艾琳刻薄地嘲諷西蒙會交往instagram上擁有上萬粉絲，從護膚品牌里拿免費小樣，而不是對皮埃爾·布爾迪厄發表有趣見解的書呆子時，她忘了布爾迪厄的理論一樣可以殘忍地剖析她的生活。即便艾琳成績優異，卻無法將學歷轉化為經濟資產。未能意識到自己所學的知識與社會“脫節”的艾琳，就像廣大的文科生一樣，在畢業后陷入拮據的狀態。她在雜志社的工作機械又無趣，每天所做的就是將逗號移來移去的工作，并不能為自己帶來精神上的滿足以及生活的尊嚴。

經濟和精神上的匱乏，造成艾琳的迷惘與痛苦。更加殘忍的是，即便艾琳在和艾麗絲的通信中，從柏林墻倒塌談到蘇聯解體，從便利店過度包裝的商品談到丑陋的廣告牌，在心底卻依然認為自己并不具有真正的才華。她拒絕了得來不易的出書機會，甘愿蜷縮在庸常又貧困的生活當中。她不得不承認，無論自己有多么討厭身處的世界，仍然無法從中抽離。具體到日常生活，讓她破碎的，往往是親密關系和對孤獨的恐懼，對幸福生活的想象就窄化成了“一棟鮮花樹木環繞的房子，旁邊有條河，有一個裝滿書的房間，一個愛我的人”。

悲哀的是，身為年輕女大學生的弗朗西斯還可以坦然地做著不賺錢的出版社兼職，愉快地吐槽糟糕的稿件，拮據的生活卻成了艾琳的不可承受之重。如果將魯尼的三部作品放置到“成長小說”的譜系中看的話，艾琳就是正式步入社會后的弗朗西斯，而她的生活顯然更加凝重、滯緩。

雖然艾琳和愛麗絲繼承了魯尼式女主人公的特征：敏感、憂郁、與世俗生活格格不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同時又懼怕孤獨，在不同的情感模式中游離，喜歡談論性別和馬克思主義。但與弗朗西斯、瑪麗安相比，步入30歲的女主人公的人生選擇呈現出了更保守和傳統的趨勢。在《聊天記錄》中，魯尼借人物之口質疑了一夫一妻制，聲稱“在危急關頭，我們都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決定，我們究竟要愛誰。”在“同性戀”“婚外情”中游走，認為明白世界的前提是去經歷它。

但到了最新一部的小說，婚育卻是被女主人公頻頻提及的主題。

在兩人通信的最開始，艾琳就在思考自己是否需要生育。最后看似游離在“正常生活”之外，被提醒要學會生活在現實里的艾琳，卻選擇了最傳統的生活方式——選擇和少女時期就認識的西蒙結婚。就像傳統戀愛小說一樣，在故事的最后，敏感孤獨的女性終于在分分合合中遇到了“真命天子”，新婚夫婦在得知懷孕的那一刻欣喜若狂。就連表明自己是“雙性戀”，不愿給自己和交往對象的關系下定義，想要它成為四處流淌的水的艾麗絲，最后也承認傳統婚姻雖然無可救藥，但“沒有可悲而毫無新意得杜絕人生的一切可能。”

誠然，我們不能說選擇傳統的婚姻就是一種倒退，但當婚育對女性的影響被最大程度地弱化，難免會讓人覺得后勁不足。難以想象一個看到過度包裝的食品，就想到第三世界被剝奪的人的艾琳，不會質疑“父權制婚姻”，心平氣和地接受孕育和分娩對自己身體帶來的改變。如果即將到來的新生命不僅可以成為艾琳個人生活的轉折點，更是艾琳對“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給出的回答，那么這種回答能否真的立住腳，也要打上一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