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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叢報》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1832年在廣州創刊，1851年底因故?？?，為當時著名的在華英文報刊。

裨治文等在華西方人士通過各種形式記錄、報道他們所了解到的廣州城，并在《中國叢報》陸續發表。特別是裨治文在該雜志所撰寫的兩個系列性報道——“廣州介紹”與“廣州漫步”，對廣州城歷史地理、風物人情、社會機構等有大量介紹，是觀察西方視角下19世紀廣州風貌的珍貴資料。

廣州歷史地理情況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8年間，廣州以其“一口通商”的重要地位，成為清代中國接觸外來世界的唯一窗口。在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的知識報道中，廣州也成為觀察中國的重要城市。美國傳教士裨治文作為19世紀最早的一批來華“看客”之一，其對廣州的歷史地理情況的表述較有代表性意義。

裨治文在1833年8月《中國叢報》開辟“廣州介紹”專欄，第一篇從廣州城的名稱談起，強調當地人將廣州稱為“省城”。在隨后展開的地理區位描述中，裨治文將目光集中在珠江沿岸：“這座城市建在珠江的北岸，它位于距海大約60英里的內陸地區。商人們會從虎門（當地人將之視為珠江入海口以及內河起點）取道西北方向，便是達到首要港口——黃埔的最佳航線?！瘪灾挝拿翡J地聚焦“虎門”“黃埔”兩個重要的港口地?？梢姡谄湔J知中，要認識廣州城的地理區位，首先要認識到廣東對外貿易的重要性。

裨治文在該文中還報道了廣州的歷史背景，介紹了這座具有超過4000年歷史的城市。他先是概述了廣州城市名稱的演變，而后便介紹了該地自商代、周代、秦代、漢代、唐代、五代十國時期、宋代、元代到明清時期的歷史變遷。裨治文對明清時期之前的廣州歷史都介紹得較為客觀，但在介紹明清時期的歷史時，卻極為簡略，而是用較大的篇幅報道了清代統治者與“反清復明”勢力在廣州城的斗爭。

在討論廣州城的文化意義時，裨治文以全球文明進程的視角，比較了歐洲城市和中國城市：“我們卻非常難以準確地發現中國的城市屬于怎樣的類型、具有怎樣的力量。中國的城市確實也很偉大，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廣州是否對整個中華帝國產生了巨大而有益的影響，還是需要我們對其不同的機構、物產、面積、居民性格等方面作出具體調查之后，才能回答的?！瘪灾挝囊韵鄬陀^的態度對中華文明表示了敬意，強調需要在科學調研基礎上對廣州的歷史文化影響作出評價。

廣州的街道與風俗人情

《中國叢報》記載了大量裨治文在廣州街道的見聞，特別是對棄嬰、無業游民及賭博現象有重點描述。

“廣州漫步”系列文章記錄的是廣州的市井場景。1835年5月，裨治文發表該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敘述曠地、小河、海關、碼頭、拔火罐店、尼姑、“豬巷”（即新豆欄街）、衛兵室、舊中國街（即靖遠街）、算命先生、新中國街（即同文街）。裨治文在1835年6月發表的文章中介紹了在廣州富人住宅區及其附近街道散步時的見聞。他在1846年6月發表的該系列第九篇文章，曾對其所見的停尸房、伊斯蘭教清真寺、城北風景、炮臺、古堡、與眾不同的墓地等城市風貌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廣州城街道上的苦力，作為一種社會階層或者社會勢力群體，也給裨治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裨治文的描述中，這樣的苦力群體大概有四五十人，經常在早晨甚至直到中午，出現在廣州城的街道上、市場里或者城門角落處。裨治文認為這些閑散的苦力們，可以說是他在中國見到的最健康、健壯的男人，但卻無所事事、在閑聊中消耗時光。裨治文認為，苦力閑散的重要原因在于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

在談及廣州城百姓的“斗蟋蟀”活動時，裨治文將其與歐洲民眾的興趣愛好加以比較，從側面表達了對清代社會民眾精神的愚昧性、半開化性的批判，裨治文稱：“‘中央帝國’的子民們從未到過馬德里的公牛斗獸場或其他任何西方世界，他們對于精彩絕倫的歐洲斗牛沒有任何概念。如果中國民眾膽敢切斷公牛的頭部，或者將這些動物中的一只捆綁起來并將其撕成碎片，他們會立即被清政府的禁令所處置，并會被佛教和尚送到地獄，被那里的怪獸撕碎。”同時，裨治文將風靡廣州城的“斗蟋蟀”游戲評論為“這種方式的活動符合這樣一個沒有平等尊嚴的國家之體面”。

裨治文在對廣州的這些敘述中充滿了對清代世相的批判：民眾缺乏公共觀念，大量無業游民、地方強人和乞丐給社會秩序帶來極大隱患，民眾愚昧且沉迷于賭博，但其中也不乏值得我們鏡鑒的洞察。

廣州的社會機構與場所

《中國叢報》當時還對廣州城內的慈善救濟機構、教育機構、佛教寺廟等展開了詳細報道。這些報道的觀察比較細致生動，而且通過對這些機構的介紹來分析清代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如裨治文在1833年10月于該刊發表的“廣州介紹”第三篇文章中，即對廣州的慈善救濟機構（育嬰堂、養慈院、麻風院）、廣州教育狀況（書院、科舉考試、識字率）及佛教場所（光孝寺、海幢寺等）等進行了詳細的敘述。

裨治文報道了廣州城的育嬰堂、養慈院、麻風院等慈善機構。慈善機構的財政來源是裨治文的關注焦點，其背后考量的其實是廣州城市治理的程度問題。根據裨治文的統計，在形式上，上述三所廣州慈善機構都是接受政府資助的。而養慈院和育嬰堂的贊助款項，部分或全部來自那些將大米帶到廣州的外國船只所繳納的稅款。但在報道的最后，他的結論似乎并不太樂觀：“名義上所有撥款都在政府的監管之下，其實每次撥款數額都少得可憐?！边@種結論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當時廣州慈善機構運轉不佳的狀況。

裨治文對廣州教育機構的報道著力較多。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的文官體制是支撐政府穩定的支柱。她的軍隊則完全不足以將眾多且廣泛的省份、地區統一起來，而正是這些省份和地區構成了清王朝的統治范圍”。在對廣州教育機構的調研中，裨治文對廣州地區私學、公學范圍內的眾多書院、清政府科舉制度等都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其中不乏自省式的論斷，并且提到廣州的教育機構多以科舉入仕為目標。裨治文的表述雖有提及當時廣東省城書院繁榮的文化環境，但對廣州實際的教育普及程序并未作出較高的評價。

總的來說，《中國叢報》對廣州城的報道是基于對廣州方志等中文典籍的閱讀與實地生活體驗、觀察等“在地”感受而做出的。雖然《中國叢報》在刊發的20年中始終關注對廣州城的報道，但整體性的大篇幅報道更多集中在1840年之前。這一時期的來華西方人除了在地理、歷史等方面報道廣州知識以外，更從對廣州街景、慈善機構、文化機構、社會秩序等方面的報道之中，逐漸形成了對于中國社會風俗人情、國家治理程度問題的認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