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些年來，生態文學的快速發展已然成為令人矚目的文學現象，它的崛起與蓬勃生長，不僅對應著當下生態環境出現的問題與變化，也呼應著新時代對生態文明的重視與關切。整體而言，生態文學的創作涉及多個向度，生態小說、散文、詩歌、戲劇都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其次，從敘事維度上看，大部分作品體現了作家對逝去家園與鄉土的惋嘆、對人類不合理行徑的批判以及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呼喚。但值得注意與思考的是，許多作品所傳遞的生態思想與主題陷入到城市與鄉土、人類中心與生態中心的二元對立模式中，呈現出批判有余而建設不足的局面。介于此，呼喚建設性的生態文學在新時代顯得尤為重要，作家要在理性地批判與提出更多建設性策略的基礎上，逐步完成中國生態文學的本土化轉換，創作出兼具批判性與建設性，深深扎根于大地又符合中國實踐的優秀生態文學作品。

多向度的生態創作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其發生的動因也與生態環境的惡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城市化、工業化迅猛發展后，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森林、河流、空氣被砍伐與污染，土地被大面積地侵占與使用，原先的自然逐漸變了模樣，這激起許多作家對于自然與家園的守護與關懷之情。可以說，生態文學的誕生是一種被動情形下的選擇，生態環境的惡化與情況之緊迫促使作家發出警示之聲，召喚著人們的生態意識。

中國生態文學創作的初期，一些作家敏銳地捕捉到自然生態在工業化進程中的變化，并創作出一些重要的作品，如徐剛的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張煒的《蘑菇七種》、郭雪波的《沙狐》、烏熱爾圖的《老人和鹿》以及于堅的詩歌《避雨的樹》《南高原》、牛漢的《悼念一棵楓樹》《華南虎》等。此時的創作整體上以揭露現象為主，不管是對砍伐森林、草原沙化還是對生態系統失衡的現象，都進行了較為完整地呈現，但這背后的思想與情感并不復雜，主要以批判現代工業發展與現代人的貪婪為主。

進入新世紀的20多年來，生態文學的創作在廣度與深度上均有明顯的拓展。從廣度上看，生態意識出現在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各個文學體裁當中，同時創作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在深度上，近些年的創作不再限于揭露與批判，而是在復雜的歷史中，呈現出生態失衡背后的原因與人性的嬗變，這其中也蘊含著更為糾葛的情感，既有批判、嘆惋，也有對生態理想的呼喚。而在當下的創作中，一些作家開始擺脫“只問病癥，不開藥方”的創作，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措施與構想，這是令人欣喜的。小說方面，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阿來的《機村史詩》（六部曲）、《云中記》、張煒的《九月寓言》《河灣》等，均顯示出史詩般的宏大氣象，在歷史的變遷中觀照一個村莊的生態變化以及一個族群、部落的繁衍生息。阿來的《蘑菇圈》《三只蟲草》《河上柏影》、張煒的《刺猬歌》、姜戎的《狼圖騰》、郭雪波的《狼孩》、紅柯的《生命樹》、葉廣芩的《老虎大福》、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等，聚焦動植物等生靈，體現了作家開放平等的生態觀。在散文領域，徐剛的《大森林》《自然筆記》、傅菲的《深山已晚》、沈念的《大湖消息》、李青松《北京的山》、艾平的《隱于遼闊時光》、韓少功的《山南水北》、阿來的《大地的階梯》等，豐富了生態文學創作的視野和維度。在詩歌領域，吉狄馬加、雷平陽、李少君、敕勒川、沈河等詩人密切關注生態問題，創作出極具生態意識且呼吁生態整體主義的詩歌。而在生態戲劇上，《青蛙》《共飲一江水》《螢火蟲姐弟歷險記》等，將綠色環保意識融入劇作中，可見生態創作自身的廣度在不斷拓寬。

生態文學的敘事之維

中國生態文學發展至今穩中求進，一些敘事主題與思想恒常地出現在作品中，首先是對逝去家園與鄉土的惋嘆。在中國經濟、工業、城市快速發展的背后，一些鄉村正在悄然退出歷史的舞臺。這種消失不僅是空間意義上的，更體現在文化層面。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作家用文字書寫著對逝去鄉土與文化的惋嘆，這種情感體現在作家對“最后一個”意象的使用上。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以鄂溫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長的口吻，講述了鄂溫克族逐漸遠離自然家園的百年跌宕史。而在阿來的小說中，也時常出現“最后一個”意象，《天火》與《云中村》中最后一位巫師與祭師，《達瑟與達戈》中的最后一位獵人，還有陳應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葉廣芩的《老虎大福》等。這類意象的集中出現，體現了作家對現代文明的思考與自省，正如丁帆所言，這種挽歌與惋嘆，更在于“喚醒我們漸行漸遠的民族集體記憶，邊地作家詩意的邊地挽歌滿懷了憂郁，他們寫出了前行中的價值兩難與審美困境——或者這是另一意義啟蒙的起點？”這樣的惋嘆也是一種警醒，發展是否就意味著必須與自然鄉土與傳統文化告別？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其次，許多作品揭露了現代發展中的不合理行徑與人性的嬗變，并對此進行嚴厲地批判。現代發展有其利好的一面，但在這其中不乏人的異化，在金錢、權力、欲望面前，人類早已失去該有的理智與節制。可以說，生態文學敘事中的批判維度，在揭露現象的同時，也指向人的深層精神生態問題。阿來《蘑菇圈》中的松茸、《三只蟲草》中的冬蟲夏草、《河上柏影》中的崖柏，因成為了現代資本市場中炙手可熱的商品以及權力交換中的砝碼，遭到人類大肆地采摘與砍伐，甚至一些物種幾近瀕危滅絕，這背后體現了人類對于金錢、權力、欲望不加節制地追求。在《大湖消息》中，沈念多維度地展現了洞庭湖的生態情況，也懷著深切的憂思去凝視那些暴利驅動下的毒鳥與破壞環境的行為。吉狄馬加在長詩《裂開的星球》中也批判了人類急功近利的行為。這些生態問題的出現，折射出人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發生的精神異化。

最后，生態敘事歸根結底是在呼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理想以及生態整體主義。我們可以在許多作品，尤其是邊地以及少數民族文學中，感受到作家對生態理想的熱切呼喚。《蘑菇圈》中的阿媽斯炯精心守護著她生生不息的蘑菇圈，《沙狐》中的老沙頭與沙柳在沙漠中封沙治沙，也從沙漠中感受到靜謐與溫暖。楊獻平的散文《盛夏的沙漠，秋天的沙漠》中，人與大地融為一體、和諧共處，體現了一種生態整體主義。艾平的《隱于遼闊時光》中，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始終崇敬自然，他們相信人與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機體、共同體。詩人雷平陽在《大江東去帖》《昭魯大河記》中，不僅詩意地展現了云南的自然生態，同樣也傳遞出萬物有靈的生態觀念。在這種世界觀的影響下，作家對自然與生靈充滿了深深敬畏。自然界的其他生物遵循著自然的法則與規律，他們與自然和諧共處，而人類也應受此啟發，遵循生態整體主義的處世方式，這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思考與展望：批判與建設同行

雖然目前生態文學的發展較為穩健，兼具創作的廣度與批判的深度。但從整體態勢來看，當前的生態文學正處于一個瓶頸期。理論上除了魯樞元、曾繁仁提出的生態三分法、生態美學外并無顯著推進，而在創作中許多作家依然延續著生態文學常見的敘事模式，主要是對現代文明與人類行徑的排斥與抗拒。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兩種較為明顯的創作傾向：一是回到荒野與自然；二是一味批判人類行徑并抗拒現代發展。可以說，這兩種傾向對于解決生態問題、推動生態文學的發展并無太多助益。原因在于，這兩種傾向本質上已經落入城市與鄉土、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二元論窠臼之中，回到荒野就意味著城市與鄉土的對立，而一味批判人類行徑、抗拒發展也沒有考慮到人類在推動生態發展中的能動性與主體間性。以姜戎的《狼圖騰》與張煒的《河灣》為例，二者均有著回到荒野與自然的價值導向，在書中自然鄉土與現代城市處于截然對立的狀態，而背后的狼性文化以及“河灣”這一療愈現代人心理的純自然意象，可以說是對現代發展的逃避以及對生態中心主義的體認，這種創作趨向在今天依舊十分普遍。

在新時代，有必要呼喚一種建設性的生態文學，首先要擺脫中心式思維，倡導生態整體主義理念，人與自然界的其他物種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彼此之間休戚與共。其次，既批判現代發展中的不合理行徑，同時也肯定人在其中的能動性與主體間性，要充分發揮人的生態責任與意識。在此基礎上，提出更多建設性的發展意見與構想，在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中，實現現代社會的綠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周大新的小說《湖光山色》并沒有刻意呈現城鄉二元對立，主人公暖暖在回到鄉村后，看到了楚王莊“湖光山色”的歷史與生態價值，在知識化、科學化、規范化的管理下，既推動了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又帶領村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雖然小說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作者并沒有沉溺于批判與對立，而是提出了建設性的發展構想，這一點深具推動生態文學發展的意義。沈念的《大湖消息》不僅揭露了洞庭湖毒鳥人的惡劣行徑，同時也持續追蹤近些年生態保護的政策與所取得的成效。李青松的《野鴨湖》中，作者提到野鴨湖的生態在科學化治理中逐漸趨于好轉，同時濕地也發揮了對于城市生態的重要調節作用。可見，當今的生態環境需要人與自然的共同努力，從建設性上，人類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但自然生態也會回饋于人類社會，這種良性的互動才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與可持續發展。

作為在中國落地生根四十余年的文學類型，生態文學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不僅擴展延伸至文學體裁的多個向度中，同時在敘事維度上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主題與思想。但當前的生態文學進入了相對平穩的階段，若要取得突破性進展，需要出現更多具有建設性的生態文學作品。我們要擺脫西方生態思想中二元論的思維定式，合理汲取中國傳統中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整體主義思想與資源，在充分肯定人的能動性基礎上，結合本國實際經驗與語境，提出具有建設性的發展構想，完成中國生態文學的本土化轉換，創作更多批判與建設同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優秀生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