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輯多有這樣的愿望：組到大師們的稿子。但大師不多，而出版單位卻“不計其數”。怎樣才能組到大師的作品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編輯所在的出版平臺很重要，若是大社、名社，可謂占盡先機。但社與社之間，編輯與編輯之間的競爭很激烈，大師憑什么會答應給你寫呢？ 就憑你在大社和名社？ 或憑你跟大師很熟？ 只能憑你出的選題是否高度契合大師的研究范圍和關注點，是否能引發大師的寫作欲望和興趣。

我在組陸宗達先生的文章前，根本無緣識荊，但他的大名于我可謂如雷貫耳。經人介紹，我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首次拜訪先生，并提出撰寫《我與〈說文〉》的請求。先生爽快地答應了，說這篇文章我可以寫。我放下心來。不久，又去看望比較熟悉的周祖謨先生，他問我有什么事，我忙答：想請您寫《我和〈廣韻〉》。回曰：這篇文章我應該寫。還有就是約周一良先生。《書品》創刊五周年時，我曾去拜訪老人家，提出希望他能題詞。沒想到他老人家一聽就拒絕：那不是佛頭著糞嗎！這回我又要向他約稿，都快進他家了，心里還在嘀咕：會不會再次遭拒啊？ 見面后我直接提出想請他寫《我和魏晉南北朝》，他竟高興地答應了。不久，他跌了一跤，右手臂骨折，不能寫作。在截稿前，他竟用左手寫了下面一段話：“去年得帕金森癥，今年八月又患骨折。醫囑臥床為主，文思枯澀，不能成篇。世林兄索寫小文，愧無以應。就魏晉南北朝史料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寫小詩應命，可乎？”看得出，先生是真想寫好這篇文章。即便骨折了，還用左手寫了三首小詩以概括魏晉南北朝的基本狀況。我把先生的詩和上面的那段話發表在我主編的《學林春秋》（中華書局1998年版）上。在第二年重編時，問先生還能不能寫，此時他的手臂已康復，很快就寫好文章，并于開篇又寫了這樣一段話：“兩年前，張世林兄編輯學者自序的《學林春秋》，邀我寫文，當時因病無法應命，勉強寫了三首韻都押得不正確的小詩。現在世林兄又準備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編入，作為再版，又來邀我。我深為世林兄的決心和熱心所感動，這次一定應命，雖然我的學術成就是沒有太多可說的。”讀了這段話，我心里熱乎乎的。作為編輯，你出對了題目，大師竟會如此重視！

我又想到了鄧廣銘先生。我和他老人家比較熟，曾多次向他約稿。但晚年的他總想趕緊把他那四部傳記修訂好，不想被其他事分心，所以一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時間給你寫稿。至今還記得最后一次向先生約稿，那是在1998年下半年，我去看望他，直接問先生：今天有這樣一個題目，我想不出誰能寫，只好來請教您。他問什么題目，我答《我和宋史》。他一聽便說：這個題目只能我寫！ 我馬上附和：我就是這么想的。不久，他因癌癥住院了。在最后的時日里，他一直要求出院。他的女兒告訴我：他說我要回家給張世林寫稿子去呢！ 聽到這話我眼淚一下子就流下來了。雖然先生到最后也沒能寫出這篇文章，但對我的情誼有多重啊！ 每一念及，不禁泫然。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給先生的大弟子漆俠去信，提議由他撰寫該文，很快收到了大作——《我和宋史研究》，講述了他在恩師鄧廣銘指導下研究宋史的經歷和取得的成就。

饒宗頤先生博學多才，學貫中西。我不知給他出什么題目，請他自定，很快便收到了《我和敦煌學》。鐘敬文先生是當代研究中國民俗學的大師，我去看他，當面約稿，九十多歲的他很快寫了《我與中國民俗學》。我與顧廷龍老頗熟，知道他是圖書館學的重要代表，于是便請他寫了《我和圖書館》。我還知道單士元先生把一輩子都獻給了故宮，便請他寫了《我和故宮》。張政烺先生太博學，我不知道給他出什么題，只好和他及老伴商量，最后確定為《我和古文字學》。季羨林先生同樣博學，我只好問他想選哪個題目，他最后決定寫《我與東方文化研究》。胡厚宣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大家，就請他寫了《我和甲骨文》。王鍾翰先生在中華書局工作多年，是清史研究的權威，參與了《清史稿》和《清史列傳》的點檢整理，于是請他寫了《我和〈清史稿〉與〈清史列傳〉》。

新編的《學林春秋》共三編六卷，一共收錄了近130位大師撰寫的介紹治學經驗的文章，有些作者我不認識，更不了解他們的治學特長。但可以通過大師引介，再致函約稿。就這樣，凡是能寫的，基本上都按時交稿了。這充分說明，只要你出的選題是對的，是符合大師們的研究范圍和寫作重點的，不管你和他們認識與否，也不管你在哪家出版（最初《學林春秋》初編一部是由中華書局出版，后來的三編六卷則是由朝華出版社出版），他們都會應約撰稿。所以說，只要你能提出高水平的選題，就可能組到高水平作者寫出的高水平作品。

如何強化大師對你的信任，保證今后能繼續得到大師的支持呢？我們都知道，出版是一個系統工程，拿到稿子只是第一步，后面的工作還很多，簡單說就是如何出得又快又好。作為編輯，好不容易組到了大師的稿子，接下來應該是全力以赴做好編輯加工、催要書號、設計版式和確定封面、提出正文和封面用紙等具體要求。只有這樣抓好每一環節，保證環環相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快速度給作者呈現質量上乘的圖書。做到這樣，并不容易。

2000年我調入新世界出版社，為了能繼續得到季羨林先生的幫助和支持，我和總編周奎杰一起去拜訪他。當我們說明了來意，先生極爽快地答應道：從今年開始，我把新寫的文章（除個別專書外）都交由你們結集出版。2001年3月，收到了先生去年寫的全部文章。我以最快速度編輯完畢，建議取名為《千禧文存》，先生欣然同意，于是在5月底前就出版了該書。當先生拿到樣書后對我說：“稿子交給你我就放心了。書出得是又快又好！”這是我以后每為先生出版新作，他老人家拿到樣書時都會對我說的話。第二年我又為先生結集出版了《新紀元文存》。2003年先生雖然也寫了，但因為不時住院治療，文字量不夠。我和先生商量，不如和明年的合在一起出版。他同意了。在這之后，他需要長期住院治療。我去醫院看望他，他還對我說：一時回不了家了，我就利用治療的間歇構思，平時休息時再寫，現在已經又寫了幾篇了。我忙說：還是以治療和休息為主，寫作的事可以先放放。他卻說：寫作對我來說就是放松和休息。就這樣，他一直沒有放下手中的筆。2006年我被派到香港一家出版社工作。不久從媒體上得知，病床上的季先生已經寫好了新作，據報道有近五十家出版社在“爭奪”這部稿子。我給先生的助手李老師打了電話，她一聽是我，就著急地說：你怎么還不來取稿子啊？ 我答道：聽說有好多人都在搶啊。她說：先生對他們說了，你們都不要爭了，我已經答應給張世林了。這叫君子一諾！ 我聽了真是萬分感動，就這樣我拿到了這部稿子。我建議先生用《病榻雜記》為名，他完全同意。接下來只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就在香港的和平圖書公司和內地的新世界出版社同時推出了繁、簡兩種文本。當我把樣書放到先生的桌上，他認真翻看后，對我說：稿子交給你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