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日，上海《語言文字周報》編輯部公布2022年“十大網絡流行語”，“小鎮做題家”赫然在列。這是一個讓青年又愛又恨的詞語，它集結了網絡狂歡化的時代情緒，卻又像失意青年的“遮羞布”，有關命運與成長的缺憾都可以藏在這張以自嘲玩笑為表象的身份標簽里。

“每一種身份的背后，都是一種希望被看見、被承認的欲望。”“小鎮做題家”這種命名方式，折射著怎樣的時代情緒與社會結構癥候？這一群體的成長經歷、命運流變又與優績主義有著怎樣的關系？除卻社會學與文化研究視角的觀照，“小鎮做題家”們的藝術形象也在逐漸豐富，它與五四時代的“零余人”、當代文學中“失意青年”等人物譜系有著怎樣的相關性與獨特性？對于圍繞這個詞語所產生的種種疑問，本期“新力量”邀請到三位青年文化研究者一道探討圍繞這個詞語所產生的種種話題。

——主持人：康春華

做題與人生

■魏司馬

做題考古學

要是真能穿越的話，我一定能想起第一次拿到典中點、世紀金榜等練習冊時的感覺。從手寫復印的卷子，到裝訂成冊的習題集，從寫在塑料紙上的幻燈片，到投影在屏幕上的PPT，舊的學習和考試方式仿佛已經成了懷舊，其實也不過20多年的歷史，但它們見證了一代人在21世紀的成長歷程。除了智能手機和電子游戲，做題也構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經驗共同體的重要部分。

不僅我們這一代，自古以來考試就是中國人說不完的話題。科舉和高考建造了古今中國人從少年步入青年階段的那座獨木橋，但這兩座獨木橋有很大不同。科舉通向的是古代公務員體系，而高考則擁有更多元的可能性。高考作為現代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入門環節，通過高考將學生輸入大學，繼續學習專業知識，而不是直接分配工作，可以把高考看作通向社會工作的預備階段。從考核標準來看，科舉通向的是公務員體系，這就意味著它主要是為了考核士人輔佐朝廷進行社會協調和管理的水平。而科學的發展是近代大學體制建立的基礎，科學包括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沒有科學就沒有大學，這就決定了高考（或者說大學入學考試）應當考核的更多是學生掌握科學知識的水平。

對科學知識的考核演變成了對量化的要求，這是很多復雜因素影響下的結果：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是廣義的科學知識向狹義的科學主義演變的結果；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人口和競爭壓力增大以及中國參與全球化競爭的結果。以數量或者說成績作為考核的核心標準，一步步地最終產生了“小鎮做題家”的現象。但歸根結底，做題家的競賽只不過是一個表象，在其背后的實質還是龐大的就業壓力。作為就業競爭的緩沖帶，文憑的競賽獨立發展起來，才造就了特殊的考試經濟。還記得，每一場期末考試結束后，一開始在校門口接孩子的是結隊的家長，忽然變成了發小扇子和輔導班廣告袋的人。

怕做題還是愛做題？

有不少人認為，做題會讓一個孩子自主學習的興趣枯萎，但事實并非如此。做題如同孩子的勞動，在勞動中自然有受苦的成分，但是勞動也讓一個人獲得解脫，人們往往忽視了兒童也有焦慮，會感到無聊和精神內耗，而機械地做題，雖然束縛了孩子的手腳，卻解放了他們的頭腦，在生活中他們感到的無聊在做題時得到了緩解。在做題中令人苦惱的常常并不是題海，因為“題海”其實不是一個恰當的比喻，這里的“海”指的只是題目的數量，毋寧說不過是題池，做題的人像是在一個游泳池里游來游去，練習同一個動作直到熟練。反而是沒有標準答案、過于開放性的問題給人一種茫然的海一樣的感覺，海面固然有起伏，但是時常有危險的海霧和漩渦。如果陷入其中，就會失去方向，比起做題的枯燥，思考問題的迷茫對孩子的傷害可能更大。做題如同一種戀物癖，既有迷戀也有恐懼。

既然存在販賣焦慮，就自然有消費焦慮的人。本雅明提到，在商品的靈魂中存在著移情，消費者無意識地產生了對花費在商品上的金錢的崇拜。其實做題何嘗不是如此，家長和孩子都容易對題和卷子產生這樣的移情作用。把通過做題提高成績視為獲得交換價值，當這個過程不斷反復，做題和成績都抽象出來，造就了以勤勞戰勝天賦的一種拜物教。甚至可以說，分數本身被誤認為智力和努力的一般等價物，對分數的崇拜和對其他一切數字的崇拜一樣，充滿了現代色彩，而小鎮做題家、內卷、躺平等社會現象，都深深地烙有現代性的烙印。社會學家羅薩認為，數字是人類為了讓自己感到對世界掌握的工具，生活是在于我們“有關的”可掌控與不可掌控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展開的，但是掌握世界的行動必然會產生副作用。當人類對世界的掌控達到一定限度，就會產生倦怠感，尤其是在文化上，世界的發展給人的感覺從期待變成了脅迫。人們不再希望從發展中獲得更多，而是害怕從發展中獲得的更少。

做題本身并不見得限制一個孩子的智力發展，也不影響一個人對詩和遠方的追求，反而可能給人帶來充實感，讓青少年免于因為過早思考抽象問題而陷入精神內耗。但這是說能夠從做題中獲得收獲的孩子，或者說能夠從個人奮斗中，感到自己對生活的掌控有所進步的人。比如在劉汀的小說《何秀竹的生活戰斗》中的女主人公何秀竹可以看作是一個早年的小鎮做題家，她在成功考到大城市之后，依然熱衷于同生活戰斗，“她現在很信奉網上的那句話：你如果連自己的體重都控制不了，怎么還能幻想著控制自己的人生？……戰斗，取得勝利，或者撤退，等著將來取得勝利，是她多年來唯一遵循的邏輯。”何秀竹不僅用這套規則要求自己，也用來要求丈夫馬勛和兒子多多。何秀竹通過對社會規則的了解，為自己最大限度地獲取了社會資源。在年輕的時候，她考過公務員，但是有關系、更年輕的人拿到了那份工作，好在何秀竹對于未來并未恐懼而是依然有所期待，“她仍然堅信前面有一條路在等著自己”。對待兒子多多的問題上，她就有經驗多了，主動靠近班里最有錢的家長黃太太，“為孩子的將來選擇同學圈、朋友圈”。何秀竹在逆境中的經歷讓她學到了社會生活的答案。然而是每一對父母、每一個孩子都能意識到這個規則，并且巧妙地付諸行動的。意識到不對稱的競爭關系，有的人會像何秀竹一樣拼命改變自己，也有的人會像高加林一樣陷入沮喪。

從《人生》到《何秀竹的生活戰斗》，年輕人對前途的不同思考反映了合理利己的不斷加強。在《人生》電影上映后《大眾電影》和《中國青年》組織的討論中，我們依然能看到上世紀80年代的理想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沖突。有的專家認為高加林是經濟改革中崛起的“新人”，另一部分則認為高加林是缺乏集體意識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他想要進城的野心類似于《紅與黑》中的于連；有人覺得高加林怎么奮斗也不成的結局提倡了安貧的思想，鼓勵人們回到故土，也有人質疑，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生畢業后并不是只有回到農村才是正確的。但在近些年的小說中，何秀竹們的形象灑上了“奮斗者”的光彩，成為勇敢的、對生活充滿熱情的蕓蕓眾生。如果從“小鎮做題家”的三個標準來看，很多奮斗者形象并不完全符合，只有出身貧寒是他們的共同特征，但很多奮斗者的學習成績既不優異，在離開校園后，對社會現狀也并沒有表現出特別的不滿。與之相對的是《玄鳥傳》中的孫魯西一類形象，家境優渥卻因為理想主義而活成了邊緣人。但小鎮做題家的不滿并不都是因為理想主義，更多的是對中產價值的追求，比如期待更多的工作機會、更好的工作環境和更好的物質條件，這些也都與“雞娃”“內卷”“躺平”等問題相關聯。

歸根結底，小鎮做題家不害怕做題，但害怕無法掌控未來的生活。問題在于，生活是永遠無法徹底掌控的。何秀竹本來“覺得任何計劃外的事都隱含著危險”，但是在生活的變數前，她終于還是“明白了什么是無常，也看清了眼下自己面前的路，很寬，甚至有好多條可以選擇”。當然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個小徑分叉的花園是她生活戰斗的收獲。對很多小鎮做題家來說，不做題又能怎么樣呢？或許就像西西弗斯的努力一樣，堅持推動巨石，也是一種勝利。

（魏司馬，青年記者，文藝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科學主義美學。）

一份社會學課堂隨想錄

■李鈞鵬

“小鎮做題家”這是個年輕人常用來自嘲的詞。急速躥紅，和太多人在它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關。從古代的科舉到今日的高考，標準化考試一直是中國選拔人才的主要形式。通過讀書出人頭地，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人眼中的“正途”。《論語》所說的“學而優則仕”固然遭到了后人的曲解，但通過刻苦讀書出人頭地，千百年來始終是奉行實用理性的中國人的人生理想。

話雖如此，我還是對一些現象憂心忡忡。先從我給博士生和碩士生合開的知識社會學課說起。這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選修課，基本是每周一本書的閱讀量，屬于本專業閱讀量較大的課程。我在課程大綱上明確要求學生每堂課前完成閱讀，并積極參與課堂討論。剛回國工作時，我對這門課充滿了期待。我在美國讀書時的所有研究生課程都是閱讀量巨大，一周一本書屬于最低要求，而且每堂課都是大腦片刻不得放松的兩個小時，因為從頭到尾都是學生就閱讀材料展開辯論，老師只是開頭和最后點評兩三分鐘。我每次課都要搶著發言，否則根本輪不到說話的機會。這種上課方式令我受益匪淺，因為正是這種密集閱讀加激烈討論給了我扎實的閱讀面和批判性思維。事實上，幾年之后回頭看課程論文和閱讀筆記，我悲哀地發現自己已經寫不出同樣水準的東西了。學術靈感是課堂上吵出來的，是三兩個朋友喝咖啡聊出來的，而不是一個人挑燈夜戰、廢寢忘食拼出來的。

然而從第一次課開始，這門課就成了我的全程學術演講。也許閱讀材料太難，也許學生愛聽我的講座，我這樣安慰自己。真正的爆發是一次周一下午的課。那次的閱讀材料是一本新翻譯進來的關于人類瘋狂歷史的書，書很有趣，而且配有精美的彩色插圖。“這一次，學生應該有話可說了吧？”我滿懷期待地走進教室，用5分鐘介紹完書和作者，然后開始提問。我準備了十幾個問題，覺得對于兩個小時的課來說夠用了。但教室里鴉雀無聲，所有學生都低著頭，沒有任何目光接觸。我環視一周，發現幾十個學生中只有我的博士生一人桌子上有這本書。這種情況我并不陌生，只是過去一直以為學生怕花錢，在電腦上讀的電子版。但這次讀的是新書，沒有電子版啊！“大家讀了嗎？書買了嗎？”沒人回答。我把準備好的第一個問題重復了一遍，開始點名。第一個學生表情木然地搖搖頭。第二個學生回答：“老師，對不起，這本書我沒讀。”第三個學生半天沒應答。第四個被喊起來的是個博士生，她說：“老師，我還沒讀，但我剛才從豆瓣上找到一篇書評，我就這個書評談一下……”我在那一刻本想拂袖而去，最后還是強忍怒火做了一個半小時的學術演講。那一個星期，我過得很糟糕。這門課我講過不止一次，但每次都會大幅度更新內容，每次課前一天熬夜備課到凌晨4點是家常便飯。但一個學期下來，我發現只有我和我的博士生做了閱讀。期末作業是一篇3000字的研究計劃，結果不止一個學生問我是不是必須跟這門課有關，好幾個人交了明顯是其他課的研究計劃給我。

我是2019年回國工作的，當年秋季招了5個學術型碩士生。這對我來說具有不平凡的意義。我自覺責任重大，因為研究生三年學得如何，事關他們未來的人生。學生開學初聯系我指導時，我跟每一個人都單獨見過面，跟他們說，我不要求也不盲目鼓勵他們走學術之路，因為這條路很窄很苦，他們考證、“考公”、實習、出國，我都支持；我唯一的要求是讀研期間認認真真讀幾本專業書，寫一篇拿得出手的碩士論文。開學第一個月，我請他們去校門口的商場吃晚飯，飯桌上暢談我對他們接下來三年的期待。吃完飯后我仍覺得意猶未盡，于是到樓下的星巴克請他們喝咖啡，繼續談我眼中激動人心的研究課題，一直聊到晚上十點。那個晚上，我是掏心掏肺的。但三年之后，我發現那不過是一種自我感動。臨畢業前，讀著電腦里的學位論文，我再也沒有當初的雄心壯志，只希望他們順利通過答辯。

坦率地說，我上本科生課的積極性更高一點，因為至少上述現象沒有在本科生課堂上出現，而且課后被學生圍上來問問題的現象也只有本科生課才有。但我還是發現，學生對于教科書之外的書并無太大的閱讀興趣。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學難道不是讀書的地方？大學難道不是充滿理想、實現夢想的地方？大學難道不是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地方？但在我目之所及的范圍里所看到的是，大學生們并不讀書，至少不讀教科書之外的書；大學生們沒有改善社會、造福人類的理想，只有保研、考公的目標；大學生們沒有自我發展的動力，只有拿獎學金的興趣。我們不能一味指責學生，因為他們并沒有“躺平”。他們在“做題”，他們在“搬磚”，他們一直在努力，這些都沒有錯。我們要思考的，是什么樣的結構性因素磨滅了他們的理想，是什么樣的激勵性機制誘使他們以如此方式改善自身境遇，是什么原因使他們不再認為讀書是自己天經地義的事。我們不要忘了，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可以為了買一本海德格爾的新書而徹夜排隊，90年代的大學生以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座右銘，21世紀前十年的大學生為創業忙得不可開交。這一代人發生了什么？

原因有很多，比如我們缺乏有效的選拔手段，將真正對學術有興趣的學生招為學術型碩士；比如本科生課太多、疲于奔命；比如本科生考試不能真正體現水平，卻鼓勵背誦；比如研究生課程缺乏體系、因人設課；比如大學老師忙于做課題卻不重視教學；比如學術評價體系并不鼓勵導師用心指導學生，卻鼓勵導師將師生關系變為“論文工廠”。但我想，最重要的恐怕還是這一代年輕人能得到的機會變少了。真正值得擔心的是，如果社會的通道窄化，我們如何還能奢望年輕人有理想，如何還能期待他們坐在圖書館里一心讀圣賢書？我們又怎么忍心指責這些“小鎮做題家”呢？

(李鈞鵬，社會學研究學者，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

小鎮做題家及其不滿

■陳潤庭

作為近兩年中文網絡最富有生命力的詞匯之一，“小鎮做題家”的身影頻頻在各大社交軟件、媒體平臺上出現。

“小鎮做題家”一詞，最早誕生于2020年的豆瓣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一群出身農村或小城鎮的學子，依靠勤奮苦讀“做題”考上名牌大學，本以為即將迎來新的飛躍，卻在高校與社會生活中不斷遭遇落差與挫折。于是，他們在豆瓣小組集結，分享人生的失敗經驗，并自我命名為“小鎮做題家”。

“小鎮”“做題”“家”，通過風馬牛不相及的修辭拼貼，一個漫無邊際的賽博身份由此誕生。這一命名最初充滿了自嘲的意味，就像一個為了歡愉的徽章。但不同于“迪士尼在逃公主”等等同類修辭法產生出的賽博身份，“小鎮做題家”背后折射出的失落可謂廣大而彌散，真實而深刻。從1999年開始到2012年教育部喊停，中國大學的本科擴招整整持續了13年的時間。除本科擴招之外，中國大學還進行了研究生和高職的擴招。而這兩個部分的招生規模至今仍在擴大。事實上，在過去20年時間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漲船高。因而，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高考盛景每年都在重現，但鯉魚躍龍門卻成為越來越罕見的傳奇。

大多數小鎮做題家最后的快樂，是高考結束被心儀的高校錄取后的那個暑假。在應試教育的價值體系之中，他們終于成為了贏家，考取了國內頂尖的高校。他們靈魂之中——被蘇格拉底稱之為“靈魂的第三部分”的——激情，獲得了滿足。按照福山在《身份政治》中的說法，激情可以分為優越激情與平等激情；“激情是靈魂里渴望尊嚴獲得承認的那個部分；平等激情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尊重的渴望；優越激情則是想被視作高人一等的欲望。”在高考中，小鎮做題家的優越激情獲得了滿足。

然而，進入大學之后，評價一個人的價值體系與標準變得相對多元。正如布爾迪厄所說：“一些人的社會出身決定了他們只能接受學校傳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多數小鎮做題家囿于出身帶來的行為慣習，在大學里依舊押寶在學習成績上。他們希望借此換取一份體面而盡量高薪的工作，并在優越激情之下的苦苦支撐。然而，用文憑換取工作之間的驚險一躍，往往成為壓垮小鎮做題家們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照柯林斯的觀點，學校是一個學習效率很低的地方，而且學校教育與職業技能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管理和專業崗位中所需的技能大多是在工作中學到的。”

換言之，學生時代績點名列前茅并不能保證職業生涯的順利發展，但后者卻關系到小鎮做題家的自我實現感。根據李秀玫、付宇、侯劭勛等的《“小鎮做題家”的群體性焦慮及其來源》研究顯示，小鎮做題家傾向于認為工作是“履行家庭和社會責任”。這意味著，他們在就業時不但在文化資本上處于劣勢，更是背負著實現原生家庭希冀的沉重負擔。在就業形勢相對嚴峻的大環境下，小鎮做題家實在無力逆流而上證明自己。借由網絡，小鎮做題家以自嘲的形式完成了自我矮化的命名，也構建起穩固的身份認同。成為一種賽博身份之后的“小鎮做題家”，“通過這種自我污名化的方式，對難以融入的社會結構展開一種自嘲式的對抗。”

然而，我并不認為小鎮做題家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身份概念。不同于國籍、職業、民族等傳統身份概念，流行于網絡的“小鎮做題家”更像是一件誰都可以披上的身份外衣。只要披上“小鎮做題家”的外衣，就可以在網絡“變裝者舞會”的狂歡中發泄不滿，尋求承認。每一種身份的背后，都是一種希望被承認、被看見的欲望。黑格爾說，驅動人類歷史的是尋求承認的斗爭。即使在網絡場域中，我們無法像在現實生活中那樣，依靠各種標識，認定一個人是否符合小鎮做題家的身份標準，當小鎮做題家能夠在網絡上形成“爆梗”效應時，小鎮做題家及其不滿，便是真實存在的。在進入身份政治的范疇之后，小鎮做題家并不是一個空洞的所指，而是一個嶄新的身份，一種不被看見的、不被承認的不滿。

那么，什么是小鎮做題家的不滿？很多小鎮做題家夢寐以求的人生軌跡，是通過優秀的學習成績，實現躍升，擺脫父輩的職業與生活。但這并不容易。事實上，將教育與階層躍升捆綁起來，許諾優績將帶來美好人生，恰好是典型的優績主義話語。優績主義提供的圖景看似公平，而且與小鎮做題家高度相似。所有人通過考試和成績決定人生的前途，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努力，實現躍升。在小鎮做題家的自我肖像中，也是如此。在小鎮做題家看來，出身小鎮更讓自身的道德完璧無瑕，優秀的成績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換取得來。

對此，邁克爾·桑德爾有過很精辟的批判：“不斷強調要建立公平的優績至上社會，社會地位要反映努力和天賦，這對我們解釋人們何以成功（或不成功）的方式具有腐蝕性的影響。制度獎賞天賦及努力工作這一觀念，鼓勵贏家將他們的成功都視為靠自己取得的，把成功與否視為衡量優點的標準——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雖然桑德爾所劍指的是精英的傲慢，但在小鎮做題家身上，卻也有著相似的傲慢。不難看出，看似公平的優績主義，實際上并不公平，更不可能保證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很顯然，作為一套中產階級的文化方案，優績主義對于小鎮做題家并不友善。但吊詭的是，小鎮做題家卻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優績主義營造的烏托邦里，小鎮做題家們度過了學生時期。而當學生時期結束之后，小鎮做題家卻如十二點后的灰姑娘一般被打回了原型。優績主義許諾的落空只是現實的慘敗。更重要的是，漫長的應試教育塑造小鎮做題家們的價值觀念——他們服膺于一種傷害自己的優績主義，卻不愿意逃脫，因為他們人生的榮耀與屈辱全部來源于此。在《學做工》中，保羅·威廉斯聚焦于一群工人階層的子弟。他們同樣出身底層，但由于社會階層高度固化，階層躍升的通道已經關閉，他們早早地看到了人生的天花板。威廉斯稱他們為“家伙們”。與小鎮做題家們相比，“家伙們”洞悉了優績至上的學校教育：“他們的群體邏輯認為證書和考試不可能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反只會造成資格泛濫，使中產階級特權合理化。”優績主義讓小鎮做題家們嘗到了甜頭，也嘗到了苦頭。但甜頭在前，所以在苦頭來臨時，優績主義成為小鎮做題家內心不滿的來源。

作為當代青年個體價值實現失落的代表，小鎮做題家的不滿值得同情。不過，小鎮做題家的不滿也隱藏著他們自身的盲視。小鎮做題家是優績主義的受害者，卻也在受害之中罹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淪為優績主義的奴隸。換言之，小鎮做題家及其不滿的癥結，就在于他們的觀念先于其社會地位實現了“階層躍升”。在學生時期，優績主義或許是一劑強心針，讓小鎮做題家奮勇前行。但如果無法洞悉優績主義的局限，優績主義也會變成小鎮做題家難以走出的價值迷宮。

(陳潤庭，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作品見《花城》《山花》《芙蓉》《作家》《廣州文藝》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