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文學創作者的“罪與罰”——巴金的道路與《寒夜》的位置

一、對與錯：革命青年的作家之路

因為《家》的廣泛影響，我們對巴金的出身和家庭情況較為熟悉，通常意義上會將巴金看作“覺慧”的原型，因為受不了封建家庭的壓迫和束縛而反抗和出走，這也是巴金早年成為青年代言人的重要原因。事實上，巴金雖然確實深受封建大家庭繁文縟節、道德敗壞之苦②，但這個封建牢籠畢竟是個富庶之家，巴金因而在戰亂年代免遭饑寒，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小說中被描繪成大家庭罪惡之源的祖父現實中其實對巴金頗為疼愛。③巴金在人生之初的生命和成長中就多次歷經矛盾掙扎，他一方面依戀母親和哥哥帶來的溫情，一方面也親眼看見從小照顧陪伴自己的下人楊嫂的悲慘死亡，朦朧意識到了自己出身的復雜性。“在公館里我有兩個環境，我一部分時間跟所謂的‘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時間又跟所謂的‘下人’在一起生活”，“我在污穢寒冷的馬房里聽那些老轎夫在煙燈旁敘述他們痛苦的經歷，或者在門房里暗淡的燈光下聽到仆人發出絕望的嘆息的時候，我眼里含著淚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個站在他們這一邊，幫助他們的人”④，這雖然是巴金后設視角的追憶，卻也合理解釋了16歲的巴金在走出家庭之初為何會被宣揚平等、博愛的無政府主義組織“適社”⑤吸引。“從《告少年》里我得到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失。在《夜未央》里，我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里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斗爭之大悲劇，我一次找到了我的夢景中的英雄，我找到我的終身事業，而這事業又是與我在仆人轎夫身上發見的原始的正義的信仰相合的。”⑥巴金在走出家庭后沉迷于和這群無政府主義者一起辦報、寫稿、發傳單、參加游行活動，正是和他最初的生命經驗密切相關。

到了離開家鄉赴外地求學，巴金開始自由地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家通信，通過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鄧夢仙開辦的華光醫院⑦結識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再到去往無政府主義者聚集的法國留學，生活猶如烈火烹油，激動人心。留學期間，巴金不僅參與了引起世界關注的營救薩珂與樊塞蒂事件，翻譯了克魯泡特金、高德曼、廖·抗夫等人的著作，也寫了非常多的討論國內政治和社會狀況的短評、雜感，“加入了巴黎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小組，并且和不同國籍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流亡者取得了聯系；這些人包括象亞歷山大·伯克曼和TH、基爾（倫敦）這樣的名人。他和愛瑪·高德曼仍保持著從一九二四年在中國就建立起來的聯系，并且開始和奧地利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奈特羅通信。他還同法國的中產階級及工人階級建立聯系。”⑧從四川的“適社”走到上海的華光醫院，再到法國的巴黎和沙多-吉里，作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十分稱職。而文學創作，只是這段時間里的“無心插柳柳成蔭”。巴金自己后來回憶說是因為初到法國，想念親人，內心寂寞，只好借紙筆發泄情感。后來也因為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作品而直接中斷了創作，可見對于一些工作的輕重緩急，巴金自有標準。直到大哥寫信來繼續說些希望他“揚宗顯親”的話，他才拾起了中斷的創作，想把這本書呈獻給大哥，“如果他讀完以后能夠撫著我的頭說：‘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罷，從今以后，你無論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愛總是跟著你的！’那么，在我是滿足，十分滿足了！”⑨相比于翻譯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參加營救無政府主義者活動、撰寫時政短評等工作，文學創作真的只是巴金的業余消遣，“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更準確地說，文學創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充當了巴金社會活動的補充，比如發泄情緒、輔助宣傳、讓長兄了解自己的主張理想等。

《滅亡》發表后取得巨大的成功，倒是讓巴金深感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滅亡》的結尾，革命者杜大心選擇了用恐怖主義的方式獻身革命，這和巴金信仰無政府主義同時受俄國民粹派運動和歐美恐怖主義思想影響有關。⑩無政府主義在今天作為一種政治光譜包含著諸多不同的流派和宗旨觀念，但在巴金對這一思想的接受階段，暴力、恐怖活動、個人、集體、財產所有權等觀念其實都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和認定，巴金雖然后來多次批評恐怖主義以及否定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的關系，但彼時身在異國他鄉，也眼見了諸多同人的奮斗犧牲，年輕而性情激烈的巴金塑造出杜大心這樣的人物便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把這樣一個為革命獻出生命的形象寄給了長兄，甚至奢望長兄能夠理解他的志向。巴金對供養他生活、對他寄予厚望的長兄做出流血犧牲的暗示在傳統文化意義上講便是“大不孝”，但從彼時巴金的思想發展出發，這確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坦誠。巴金將全部身心奉獻于自己的主義和理想，這種激情和無所畏懼可以算是巴金在個人主體性指引下對精神超越的最初探索。以賽亞·伯林曾指出浪漫主義的兩大原則便是自由意志和反對一切固有結構?，這里的“自由意志”和“固有結構”都是對啟蒙主義理性一元化的對抗和反撥，伯林的這種對抗性張力正在巴金身上得到完美呈現，即既接受了啟蒙理性的根本影響，又兼具與理性相抗爭的自由與激情，浪漫主義者巴金在革命的理想和實踐之中陰差陽錯地走上了本來只是輔助他發泄情感的道路：寫作。

從法國回來后，巴金繼續汲汲于社會活動，沉浸在社會革命者激情燃燒的生活中。《滅亡》大獲成功的1929年秋冬，剛剛意識到寫作巨大威力的巴金在給大哥的信中才提到想要為大哥寫一部長篇小說，這就是《春夢》（即后來的《家》），而從這一想法萌發到《家》完成之前，巴金創作了包括《死去的太陽》《新生》在內的多部作品，成為了一名真正的作家。“決定繼續走文學道路的時候，我曾在我心靈的祭壇前立下這樣的實驗：要做一個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換了一條行走的道路，卻是同種情緒的為了他人，年輕而浪漫的安那其主義者巴金作出了不知是對是錯的人生抉擇。

寫，日也寫，夜也寫，我究竟寫出了什么呢？我果然寫完了我所要寫的東西嗎？沒有，什么也沒有，靠了寫作，我只是給自己帶來寂寞，帶來苦痛，給人們也帶來苦痛帶來不幸。我是誤了人誤了自己了。我于是詛咒起自己來：我當初為什么要揀了這一條路，我為什么不到廣大的人叢中去，去分享他們底快樂和愁苦，卻躲在狹小的屋子里在寂寞與死亡中拿寫作來消磨我底青年的生命。我能夠像某一些人那樣欺騙自己似地說我是為社會服務，給人類作了什么貢獻嗎？不，我完全在無用中毀了自己了。?

雖然之后憑借多部重要作品逐漸成為知名作家，受到各方好評，甚至和魯迅等人有了交往，但對巴金個人來說，這種創作生活并非自己想要的，還給他帶來了無盡的矛盾和痛苦。即使是在全身心投入創作的1931年，巴金也時常感到懊惱悔恨，時常質疑自己當初的抉擇。對巴金來說，真正能夠為社會服務，為人類作貢獻的是走到“廣大的人叢中去”，而不是“躲在狹小的屋子里”，寫作宣泄了情感，卻也消磨了青春，更重要的是“無用”。

文章和話語有什么用處？自從有人類社會一直到現在，所說過的話，所寫過的文章倘若都能夠遺留下來，堆在一起也可以淹沒了世界。然而到現在人類還被囚在一個圈子里面互相殘殺。流血、爭斗、黑暗、壓迫依舊包圍著這個世界，似乎就沒有中介。文章分尸了太平，文章掩蓋了罪惡，文章麻醉了人心。那些呼聲至今還是響亮的，它們響得那么高，就壓倒了你的輕微的呼號。你不久就會過去了，然而那些青年的靈魂是要活下去的。你說你喚醒了他們，你卻又拋棄他們走開了，讓他們留在黑暗的圈子里面夢想那些光明、愛、自由、幸福的幻景。你完全忘記了他們，讓各種打擊破碎了他們的肢體。你，你這個制造書本的人，你真該詛咒啊！”?

寫作的事不再能使我滿足了。我甚至寫出“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東西”的話。我已經不能承認文字有什么力量了。

……

但文章究竟有什么用處？……我沒有勇氣再寫下去了。?

書寫的激情和被鞭策的熱望始終摻雜著書寫無用、誤人誤己等復雜的矛盾和苦痛，折磨著年輕的作家。和最初借小說向長兄明志一樣，創作始終是巴金的“工具”。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巴金在文章中因為一些細節小事批評其他人后受到沈從文的勸告，“寫文章難道是為著泄氣？！”“莫把感情火氣過分糟蹋到這上面”，巴金卻回應說“我寫文章沒有一次不是為著泄氣”?，彼時已經是1934年，可見在文學創作這件事上，不管是初試筆鋒的1927年還是已經有了不小名氣的1934年，巴金始終未有多少神圣感，且易動怒、愛計較。在巴金看來，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話，都是心靈和情緒的吶喊，又怎么可能不動情，怎么可能慎重呢？安那其主義者李芾甘在熱烈的革命生活中沉浮，作家巴金卻在新的戰場備受煎熬。

二、激情與痛苦：《寒夜》?作為一次停靠

一邊受情緒亢奮和光明未來的驅使，不得不寫，另一邊卻是自我質疑，深感書寫的無力，巴金掙扎在要寫與不能再寫的困頓之中難以逃離，面對混沌年代的眾生皆苦，巴金深感“百無一用是書生”，社會革命家沒有解決的問題在作家這里更無法解決。也是在這段時期，曾經在《家》中逃離封建大家庭而成為青年楷模的“覺慧”也開始改變觀念，認為“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剛剛長成的小鳥。在羽毛還未豐滿的時候，一只小鳥是不能夠遠走高飛的。天空固然廣闊，但到處躲著那些兇猛的老鷹，它們具有尖銳的眼睛和鋒利的嘴爪，準備著捕食一只迷途的幼禽”?人到中年的巴金似乎開始意識到個體的解放無法改變中國的社會現實，個體的犧牲也不能實現真正的全民族的自由。但群體的解放路在何方，大多數人的自由如何實現？無力的巴金不管是在自己的社會活動還是文學創作中都沒有給出答案，自己也深陷在痛苦、抑郁的低落情緒中。

也是在這樣的混亂不安中，國民政府的腐敗與軍閥的混戰被更為災難性的抗日戰爭沖擊，主義與制度之爭也不得不變更為民族國家維度上的同聲歌唱。此時的巴金和其他文人知識分子一樣奔走呼號，呼吁抵抗和斗爭。從理論上說，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天然敵人，作為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沒辦法背叛自己的信仰，卻又因身為中國人，在炮火連天之中眼見日寇的鐵蹄踐踏疆土，眼見同胞身處水深火熱之中，性情激烈的他無法真正無動于衷。晚年巴金也曾坦白，“我那個時候是一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后來我相信了無政府主義，但愛國主義始終丟不掉，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一直受到各種的歧視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運始終跟我的祖國分不開。”?

我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有人說安那其主義者反對戰爭，反對武力。這不一定對。倘使這戰爭是為反抗強權、反抗侵略而起，倘使這無力得著民眾的擁護而且保衛著民眾的利益，則安那其主義者也參加這戰爭，而擁護這武力。要是這武力不背叛民眾，安那其主義者是不會對它攻擊的。?

這便是巴金的單純。面對全民族的戰爭災難，巴金看到的是他發誓要“和他們站在一起”的人的生的艱難，死的悲痛。于是互助友愛的無政府主義的信仰天然地讓位于為“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發聲，讓位于為了和平和保全的戰斗。這種斗爭和流血精神其實更符合巴金一貫的思維，即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為了更多人的未來做出犧牲。他自行調整了無政府主義信仰的條條框框，使其適應自己眼所見耳所聞的終極信仰。戰爭期間，巴金輾轉于上海、廣東、廣西、云南、貴州、四川等多地，忙于編輯書刊雜志和從事一些社會活動，也完成了契合時勢的抗戰三部曲的創作，也是在這段殘忍的戰爭時期，巴金逐漸意識到自己之前那些激情與理想是多么脆弱和天真。縱觀巴金的創作不難看出，那個看似復雜實則簡單的要為人類幸福犧牲的青年經歷了怎樣的精神危機。

進入40年代后，戰爭硝煙未散，國統政府腐敗潰爛，人們似乎都進入了生理與精神雙重的悲觀疲憊，巴金的創作也愈發沉郁。于1944-1945年間完成的《憩園》《第四病室》都以旁觀者的視角記錄了人間悲苦，但也還是穿插著隱秘的樂觀和希望。而于同時期斷斷續續創作完成的《寒夜》整體氣氛低沉，且以慘烈的結局收尾，傷感的基調下難尋“激流”與“愛情”中的昂揚斗志。曾經輝煌燦爛的“五四”一代汪文宣、曾樹生被生活打壓得猥瑣而凄涼，《寒夜》也因此被認為“以‘青春、新青年’為代表的五四信仰在40年代的消失和變種”“五四一代人在動蕩戰亂時期的思想困頓和精神匱乏”?。時常讓研究者們感到奇怪的是，小說創作的時間正是巴金與相戀八年的蕭珊新婚燕爾濃情蜜意之時，而且巴金離開家鄉多年，早無母親在堂，巴金如何會將夫妻、婆媳的家庭生活描寫得這般不堪，且細致入微到這般程度？巴金在《后記》和后來的幾篇創作談中都曾提到，寫《寒夜》主要是因為自己身在戰時首都重慶，生活困苦，不僅見證了彼時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更有感于平凡小人物的悲慘無力。本文認為，這些只是表面“說得出”的原因，巴金的情緒可能更為復雜。

先說巴金與蕭珊的新婚之喜，彼時巴金的心情恐怕并非只是新婚的喜悅。巴金與蕭珊相戀多年，而且自1942年蕭珊從西南聯大輟學后便一直和巴金在一起，他們的結合也只是托朋友在報紙上發表一封“旅行結婚”的通知而已。且婚后幾天，蕭珊便回到四川探親，巴金獨自留在貴陽寫作，還進醫院動了一次手術。可見此時二人雖然感情甚篤，但早已過了激情澎湃的熱戀期。筆者大膽推測，在少年時代便立志獻身人類的革命與解放事業的巴金可能開始并無婚戀的打算?，就像《滅亡》中的杜大心，“并非不能愛人，而是把他的愛奉獻給了群眾。”?巴金一生著述千萬言，但涉及私人情感的部分確是少之又少。這當然是作家個人創作的主體性選擇，這里也絕非責備作家吝惜情感，一句“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摻和在一起”?便可見鶼鰈情深，巴金顯然是一個不愿意在文學作品中記錄夫妻私人情感的人，但個人的情緒卻可以透過作品被讀者窺伺。結婚這年巴金整整四十歲，或許是不惑之年思想的某種轉變，或許是戰火紛飛中的渴求安慰，筆者推測巴金此時選擇結婚多少有對時局、國家乃至前途失望的情緒推動，可能多少有當年大哥被安排了婚姻時“大哭一場”的相同感受。這并不是說巴金結婚出于勉強，而是說巴金在婚姻之中寄托了對早年某些精神和理念的疏離乃至放棄，不再執念于工作永遠第一、不應婚戀，也不再將全部的身心完全奉獻于無望的革命與創作。以此觀之，《寒夜》中歷經“五四”洗禮的青年夫妻的隔膜、別離以及小說整體內含的壓抑、絕望便都多少有理可循。?

其次，巴金不喜歡分享私人感情，倒是格外注重以朋友們的故事反觀自身，《寒夜》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種因素的產物。1944-1946年，烽火滅而復燃，國統區生活凄慘凌亂，巴金已經失去了王魯彥、林憾廬、陳范予、繆崇群等至交好友，還聽到他們近乎悲慘的死狀。他們不只是巴金的朋友，更準確地說是巴金的“戰友”，他們多年與巴金在文學、出版及社會運動中志同道合，并肩戰斗，卻無法同享勝利的果實，無法看見他們所期冀的理想社會的建成；1945年，當抗戰勝利消息傳來，蕭珊即將分娩的時刻，巴金的三哥李堯林卻病重，送進醫院僅七天后便撒手西去。三哥和巴金在故鄉時便形影不離，一起離開家鄉后二十多年中互相扶持照顧，是真正意義上的手足，巴金卻眼睜睜看著他貧病交加，凄然死去。“勝利會不會給他們帶來解救呢？”?這是汪文宣臨死前的疑問，顯然也是巴金內心的吶喊。他們都和汪文宣一樣，是接受了新文化思潮洗禮的“新青年”，信奉著德先生和賽先生，也為了國家和社會奉獻到最后一刻，但時代回報了他們什么？貧窮、瑣碎、病痛以及無盡頭的絕望，最后是寂寂無聲的死亡。即便國家和未來前途光明，那些逝去的生命該由誰來補償，或者是給予最基本的銘記？《寒夜》的書寫方法正和多年前的《家》類似，現實生活中的祖父并沒有高老太爺那么罪惡滔天，甚至是一個讓巴金感受到愛的家庭長輩，但他依然成為“類”的代表，成為巴金藝術手法下成功塑造的典型形象；巴金的親朋故舊也沒有都是汪文宣那么凄慘的結局，但汪文宣也還是成為“類”，成為巴金控訴、抒情的最佳“工具”。

在這樣的雙重意義上，《寒夜》是巴金歷經近二十年創作后，在從未消失過的激情和痛苦中的一次停靠：首先作為作家生活觀念變遷的體現，進入婚姻是世俗的出口，《寒夜》則是文學創作上的見證與體察，作家有了自己的港灣，卻也在港灣中埋葬了部分的情緒與理想；《寒夜》同時是巴金寫給同代人的挽歌，是對彼時社會環境的真實揭露，更是對那些優秀的靈魂逝去的哀悼與不忿。巴金借此在多年的激情澎湃中獲得喘息，更在多年的掙扎苦痛中安定心神。

然而，《寒夜》也僅僅是一次停靠，之后的巴金還有漫長的人生需要度過，還有無數的苦難需要歷經，由《寒夜》開始的對個人精神境遇的撫慰又如何影響了巴金的后半生？以巴金為代表，歷經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雙重思潮的一代人又該如何實現疲憊靈魂的療愈？

三、懺悔與救贖：作為《隨想錄》前文本的《寒夜》

1936年，巴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作品集《生之懺悔》作為“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中的一本。這個看似有些奇怪的題目其實來源于古田大次郎。古田大次郎是日本的一個恐怖主義者，因為替被無辜殺害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復仇而被捕入獄，在獄中寫下日記《死之懺悔》，巴金讀后深受感動，在自己的散文《死》中評價道，“古田大次郎為愛而殺人，而被殺，以自己的血償還別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報償別人的痛苦。他以一顆青春的心毫不猶豫地攀登了絞刑臺。死賠償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巴金雖然對于極端暴力的革命行動不贊成，但對勇敢奉獻與犧牲流血的殉道者精神一直十分感佩，他也曾撰文歌頌俄羅斯、法國的虛無黨人、芝加哥無政府主義殉道者，甚至對于刺殺了法國革命領袖馬拉的少女哥代，巴金也多次表達自己的同情和理解。?此時距離他塑造杜大心這一犧牲者形象已經過去了近十年。這種非理性之誘惑伴隨巴金的一生，也形塑了巴金的“情感結構”和“感覺結構”。在巴金看來，這些人都是理想的圣徒，“死”在這里也成為救贖罪惡、實現理想的終極道路。

這本小冊子可算是我的懺悔錄的一部分罷，正如這題名所表示的。

我常常想，我第一次拿起筆寫文章，那就是我的不幸的開端，從那時起我開始走入迷途了。以后一誤再誤，愈陷愈深，終至于不可收拾。于是呻吟呼號，自我的筆端泄了出來。發泄以后便繼之以沉默，這期間我很想把以前錯誤挽回過來。

……

這一本小小的書雖出于一個無學者的手筆，但決不是我一個人“閉門造車”的結果，它也可以代表一部分青年人的思想，我和他們在一起生活過，而且至今還沒有脫離他們的圈子。讓他們來判斷我和我的書罷，我誠懇地把它獻給你們。?

《題記》簡潔而直接地表達了巴金想要通過“懺悔”來救贖自己過錯的意圖，因為沒有像古田大次郎一樣赴死，所以只能是“生之懺悔”。這本雜文集很薄，第一部收錄《我的心》《作者底自白》《我的自剖》《我的呼號》《我的夢》《我的自辯》《新年試筆》《我與文學》《靈魂的呼號》《給E.G.》《囈語》，第二部是對三部外國作品的評論，第三部是自己幾部翻譯作品的序言，第四部收《廣州二月記》《薛覺先》兩篇，第五部則收《童年》《兩個孩子》《雙十節在上海》《木匠老陳》四篇。在二三四部收錄的文章中，巴金依然是那個激情澎湃的戰士和關懷體貼卑微者的善良青年，但《題記》和第一部收錄的作品便全是“生者”巴金糾結慘痛的囈語和自剖，除了對文學創作和知識分子力量弱小的懊惱外，更多了對憎惡、仇恨、罪過、寬恕等情緒的挖掘和追問：

一個人對自己是沒有欺騙沒有寬恕的。讓我再來打開我的靈魂的一隅吧。在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夠閉眼睛，沒有別的聲音和景象來纏繞我。一切人世間的榮辱毀譽都遠遠地消去了。那時候我就來做我自己的裁判官，嚴苛地批評判我過去的生活。

我的確犯過許多錯誤了。許久以來我就過著兩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掙扎，我像一個戰士那樣搖著旗幟吶喊前進，我詛咒敵人，我攻擊敵人，我像一個武器，所以有人批評我做一付機械。在夜里我卻躺下來，打開了我的靈魂的一隅，撫著我的創痕哀傷地哭了，我絕望，我就像一個弱者。我的心為了許多事情痛楚著，就因為我不是一付機械。

……

“你為什么不拋棄掉那憎恨呢？”我也常常拿這話來問我自己。但是我永遠得著強硬的回答：“我不能！在這樣的社會里我是不能愛人的。”我說這些話也費了很大的力量。那掙扎是很苦痛的，我知道為了這恨，我還要繼續把苦痛當做疼過般一粒粒地吞進肚里。

……

有人說革命者是生來尋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個革命者，但我卻做了一個尋求痛苦的人。我的孤獨，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尋來的。對于這我不能夠有什么抱怨。?

出生地主家庭、少爺生活的優渥成為巴金自己認可的“原罪”，于是選擇和弱勢的“下人們”站在一邊，是某種程度上主動為之的“贖罪”；如今因為“讀書”，因為“寫作”，因為做了一個徹底又無用的“革命者”，巴金再次直面失望、不滿、無能為力的罪惡感。在深夜輾轉反側，反省自己的過錯，也審視自己對他人的憎恨，巴金這種痛苦的“我不能愛人”的狀態頗有魯迅《野草》中“抉心自食”的悲涼。白天是戰士，夜晚是自省的矛盾體，想要愛人而不得，不想恨人也不可，深知自身的“毒氣與鬼氣”，卻不能停止，巴金共享了魯迅的焦慮。巴金試圖以革命和書寫拯救生民于水火，更需要拯救自己深夜被矛盾嚙噬著的孤獨的靈魂。

關于《寒夜》，我過去已經談得不少。這次在談《激流》的回憶里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也在鞭撻我自己。”那么在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東西。我曾經對法國朋友講過：我要不是在法國開始寫了小說，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會得到他那樣的結局……覺慧同我之間最大的差異便是他大膽，而我不大膽，甚至膽小。以前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但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后，我看自己可以說比較清楚了。在那個時期我不是唯唯諾諾地忍受著一切嗎？這究竟是為了什么？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解釋：中了催眠術。看來并不恰當，我不單是中了魔術，也不止是別人強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來就有毛病。我幾次校閱《激流》和《寒夜》，我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著頭立在臺上受批判一樣。在向著偉大神明低首彎腰叩頭不止的時候，我不是“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嗎？?

這是寫于1980年年末的《創作回憶錄》，是時隔三十多年后的“憶當年”，這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巴金歷經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從建國后的知名作家、政協委員，到蠻荒年代的階下囚、臭老九，再到“新時期”的“歸來者”、作協主席，巴金的幸與不幸也都付諸歷史塵埃。寫下這篇《關于<寒夜>》時，巴金已經完成了五卷本《隨想錄》的前兩卷，寫完了《懷念蕭珊》《紀念雪峰》《小狗包弟》《說真話》等名篇。巴金也因為《隨想錄》坦誠的敘述與深沉的自省被譽為“世紀的良心”?，“與民族共懺悔”?，甚至有學者直言，“如果否定《隨想錄》的話,那么80年代知識分子所受的精神折磨和生命的消耗,就變得毫無意義。”?《隨想錄》的評介也是復雜的八十年代的癥候之一種，但毫無疑問，劫波渡盡后巴金確因為《隨想錄》迎來了自己創作生涯的又一高峰，也由此真正推動了自己的思想探索。

在第一卷的序言和后記中，巴金表示“這只是隨時隨地的感想，既無系統，又不高明。但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于不說的話，寫了等于不寫的文章”?，“《隨想錄》其實是我自愿寫的真實的‘思想匯報’”?，但在第二卷《探索集》的后記中，巴金已經有了非常鮮明的“問題意識”，“我要寫自己幾十年創作道路上的一些感受，一些感悟。但是更重要的是，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我經歷了‘十年浩劫’的全過程，我有責任向后代講一點真實的感受。”“我挖別人的瘡，也挖自己的瘡。這是多么困難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會不會有成績？這對我也是一次考驗。”?對這個時候的巴金來說，總結“十年浩劫”也意味著重審這十年中的自己，反思歷史的過錯也意味著檢討自身的幽暗，當意識到自己并非無可指摘甚至也犯了一些嚴重錯誤的時候，巴金的痛苦與悔恨可想而知。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巴金給《激流》和《寒夜》寫創作回憶時，便也與三十多年前的那個共享了魯迅焦慮的自己重逢，也將今天不堪的自己置于三十多年前的審判臺下。

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腫了，可是他并沒有感到痛。他只有一個思想：“我對不起每一個人，我應該受罰。”?

“不過時局壞到這樣，你應該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機會，為什么要放棄？我也會有辦法走，我們很快地就可以見面。你聽我的話先走一步，我們慢慢會跟上來。”

“跟上來？萬一你們走不了呢？”她仍舊不動感情地問。

他停了片刻，才低聲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來了。”他終于吐出了真話。?

因讀書創作誤人誤己，卻又要盡力拯救身邊的人，汪文宣的懦弱、隱忍與痛苦是巴金的朋友們的化身，顯然也是巴金自身的寫照。因為不想要讓“青春最后的時刻這樣白白耗盡”而在內心吶喊“救出她自己”?的樹生在汪文宣的推動下采取了行動，從這樣的意義上說，樹生還有著早年覺慧等人的影子，雖然境況、性質都已完全不同，卻還是巴金一以貫之的反抗與拯救的主題?，然而，此時的巴金顯然已經和“五四”遺風有了較大區別，《憩園》和《第四病室》已有端倪，《寒夜》的汪文宣才是他真正意義上的回望自身。巴金在汪文宣身上寄托了自己探索到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不能拯救自己，至少拯救一個無辜的妻子，放她到自由的世界去，而自己即如古田大次郎一樣，“死賠償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巴金本人沒有走上“死”的道路，卻可以對他的人物“賦死”，這是“生者”的主體性自省，是作為讀書人、作為革命者對“原罪”的“生之懺悔”。文學寫作這份工作給他的“罪與罰”，他不得不、也只能通過書寫進行療救。換句話說，肺結核患者汪文宣?代替曾患肺病的巴金“死”去，以此完成巴金對自我的鞭撻，也完成對更優秀的朋友慘死自己卻茍活的罪惡感的紓解，巴金從汪文宣這里得到超越精神困境的內在力量。?

三十多年后，面對渾渾噩噩過完的十年，重構了自身主體性，或者說有了重構意愿和行動的巴金慢慢從創傷中平靜下來，反思歷史，也意識到了過往歲月中自己“覺新性”和“汪文宣性”的復發，巴金終于重拾青年時代的“工具”，“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干凈，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此時巴金已經75歲高齡，走到人生的晚年，曾給他帶來無數痛苦的、無用的寫作終于在此時成為一種清理心債、獲得困境解脫與靈魂安寧的方式，巴金也由此開始了真正的救贖之路。

在這樣的意義上，《寒夜》對自身性格痼疾的反省正是《隨想錄》的一次預演，40年代借《寒夜》對自我進行批判、對拯救路徑的尋找和80年代對過去十年中的自我和他人“挖瘡”式的“還債”、對實現精神困境救贖的探索有了跨越歷史時空的同構。《寒夜》是《隨想錄》思想意義上的前文本，是巴金對靈魂困境出口與精神超越因素一次含蓄而深沉的觸碰。

四、結語

目前對巴金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對《隨想錄》和《寒夜》的研究也都有了相關研究資料合集?，“巴金的意義”儼然成為一個學術話題。?愈是在這樣研究充分的前提下，愈是需要從整體看待巴金的思想與創作發展，《寒夜》的特別在于處于社會歷史大變動的分界處，更在于見證了巴金對一直困擾其身心的“罪惡”問題的考量與處理。建國前的巴金始終處于掙扎矛盾之中，被革命和創作的激情所驅使，卻也沉浸于革命和創作都無法療救他人的絕望困惑中，《寒夜》以深沉的基調撫慰了作者躁動不安又傷痕累累的心，以隱忍的人物之死容納了救贖一切的理想；建國后的巴金歷經人生起伏，直到“新時期”有了《隨想錄》的覺醒、反思，追溯和延續了《寒夜》的隱微主題。歷經“五四”洗禮，歷經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截然不同的浸染，巴金始終不改衷腸，始終試圖借文學書寫救贖罪惡感與無力感，而文學書寫同時是這罪惡感與無力感的來源。這或許也是巴金用百年生命代一代乃至幾代文學知識分子踐行的文學創作者的“罪與罰”。

注釋：

①關于《寒夜》的藝術評價評價和接受情況，可參見陳思廣：《定位與拓進——1979-2009年的<寒夜>接受研究》，收陳思和、李存光主編《你是誰：巴金研究集刊卷八》，第210-223頁，上海，三聯書店，2013。

②巴金自述家中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的男女仆人。在這樣的大家庭里成長，巴金甚至忘記了自己一個早夭的同胞妹妹的名字。巴金父親曾做縣官，巴金親眼看過父親刑訊逼供，而家中叔父的荒淫無度也讓巴金記憶深刻。參見巴金：《我的幼年》，《中流》1936年第1卷第1期；陳思和：《人格的發展——巴金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③祖父曾在巴金父親去世后專門訂牛奶給巴金補養身體，也因為“識時務”對家庭的很多新式變化聽之任之，也出于現實考量允許巴金和三哥在外學習英文。

④巴金：《家庭的環境》，最初收入《巴金自傳》，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本文未在報刊發表過。

⑤適社是當時活躍在四川成都等地的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社團，1921年在本地刊物《半月》上發表意趣和大綱，巴金讀到此文后十分激動，寫信去后不久被接納進他們的編輯部。

⑥巴金：《信仰與活動——回憶錄之一》，《水星》1935年第2卷第2期。

⑦當時這里聚集了國內外多名革命志士，巴金1925年從北京回南京又轉到上海治病，與華光醫院里的諸多同人往來密切，并結交了多位無政府主義者。

⑧ [美]奧爾格·朗《<家>英譯本序》，載《家》英譯本，紐約，達波臺有限股份公司，1972。轉引自唐金海、張曉云主編：《巴金年譜》，第163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

⑨巴金：《序》，《滅亡》，第2頁，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

⑩關于巴金復雜思想的組成和發展可以參見陳思和：《巴金研究論稿》，收《巴金的魅力》，第2—237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參見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呂梁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巴金：《序》，《巴金論創作》，第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巴金：《最后的審判》，《文藝月刊》1931年第2卷第8期。

?巴金：《無題——一個人的自白》，《文學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

?巴金：《片斷的記錄》，《大公報·文藝》1936年4月1日。

?巴金：《懷念從文》，《再思錄》，第19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根據金宏宇、彭林祥的研究，《寒夜》共有初刊本（1946-1947雜志初刊）、初版本（1947晨光出版公司首次單行本）、再版本（1948晨光出版公司再版）、新文藝本（1955新文藝出版社）、文集本（1962人民為U型和出版社文集收入）、選集本（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選集收入）、人文本（1983人民文學出版社單行本）、全集本（1989人民文學出版社全集收入）等版本，從初刊本到初版本和從初版本到文集本有兩次大的修改，1962年的文集本是之后各個版本的底本，之后各版都是細微修改。參見金宏宇、彭林祥：《<寒夜>版本譜系考釋》，《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2期；另有關于《寒夜》版本研究的重要文獻是周立民：《<寒夜>的修改與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問題》，收陳思和、李存光主編《一粒麥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二》，上海，三聯書店，2007。本文《寒夜》引文引自初版本，即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后續引文只標注頁碼。

?巴金：《給一個孩子》，《中流》1937年第1卷第10期。

?巴金：《絕不會忘記》，《隨想錄》，第14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巴金：《只有抗戰這一條路》，《中流》1937年第2卷第7號。

?趙靜：《另類的都市漫游——對<寒夜>的再次重讀》，周立民、李秀芳、朱銀宇編：《<寒夜>研究資料選編》（下），第668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巴金年輕時在朋友圈中一直屬于“反對戀愛婚姻三人團的成員”，認為婚姻和戀愛影響“工作”，從他的《霧》《雨》《電》三部曲中不少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這種傾向。參見劉恩義、王幼麟：《巴金與蕭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3。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本章譯者水晶，第17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巴金：《懷念蕭珊》，《隨想錄》，第3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也有學者將《寒夜》和魯迅的《傷逝》進行對讀，認為彼時新婚的巴金和魯迅寫《傷逝》時的心情類似，既擔心小說中描述的場景會發生在自己的現實婚姻中，也因婚姻對小說人物、細節和情感的把握更為真實細膩，同時也是作家對“五四”啟蒙后新式女性的困境的探討。參見陳國恩主持專題：《啟蒙神話、命運悖論與現代知識分子的遭遇——關于<傷逝>與<寒夜>的筆談》，《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巴金：《寒夜》，第353頁。

?巴金：《死》，《文叢》1937年第1卷第2號。

?相關論述可參見巴金《俄羅斯虛無黨人的故事》《法國虛無黨人的故事》《芝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后的四十年》《俄羅斯女十杰》《馬拉之死》《馬拉、哥代和亞當·克魯斯》、《靜夜的悲劇》等。

?巴金：《生之懺悔·題記》，首發《水星》1934年第1卷第1期。后收《生之懺悔》，改名《前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巴金：《新年試筆》，首發于《文學》1934年第2卷第1期，署名比金，后收《生之懺悔》。

?巴金：《關于<寒夜>》，《文匯報》1981年2月14日。

?巴金與二十世紀研討會編：《世紀的良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劉再復：《作家的良知和文學的懺悔意識——讀巴金<隨想錄>》，《特區文學》1987年第1期。

?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編：《巴金精神遺產探討暨<隨想錄>出版二十周年座談會發言摘要》李輝發言部分，《細讀<隨想錄>》，第201-235頁。

?巴金：《隨想錄·總序》，《大公報·大公園》1978年12月17日。

?巴金：《隨想錄·后記》，《大公報·大公園》1979年9月11日。

?巴金：《探索集·后記》，最初發表于《羊城晚報》1980年11月9日。

?巴金：《寒夜》，第45頁。

?巴金：《寒夜》，第162頁。

?巴金：《寒夜》，第225頁。

?藍棣之認為巴金的《寒夜》屬于“雖顯猶隱”類別，巴金看似控訴戰爭和經濟狀況對曾樹生的壓迫，實則回到了“五四”的主題，即曾樹生本質是喊出了“五四”覺醒一代女性在40年代社會困境里的吶喊。參見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癥候式分析》，第105-112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唐小兵用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分析汪文宣，認為肺結核本身的象征內涵使得汪文宣的患病是一種心理促生、有意為之，即汪文宣通過患病的自虐尋求現實生活的避難所，以此達成對自身的拯救，而他的死亡則象征著肺結核代表的民族衰弱、民眾蒙昧、個體焦慮的現代傳統走向尾聲。學者徐鈺豪并不認同唐小兵的觀點，而認為巴金恰巧擺脫了疾病的隱喻，只是把肺結核當作一種普通疾病，他更感到恐懼無助的，是戰爭。參見唐小兵：《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75-110頁；徐鈺豪：《杜大心與汪文宣：巴金筆下的肺結核患者》，周立民、李秀芳、朱銀宇編：《<寒夜>研究資料選編》（下），第706-707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陳少華也指出汪文宣是“自覺的受難者”，但他還是從汪文宣本人所受的母親妻子的雙重拉扯和他個人主體性難以建立的角度入手，認為其掙扎的慘狀是對重重苦難的控訴。參見陳少華：《二項沖突中的毀滅——<寒夜>中汪文宣癥狀的解讀》，《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

?巴金：《無題集·后記》，第18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寒夜》相關研究資料可參見周立民、李秀芳、朱銀宇編：《<寒夜>研究資料選編》（上、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隨想錄》相關研究資料可參見李存光：《<隨想錄>評介、研究資料目錄（1980-2006）》，《<隨想錄>出版二十周年紀念》（周立民編），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2006年12月編印；胡景敏：《巴金<隨想錄>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周立民：《<隨想錄>論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胡景敏對這一問題有詳細敘述，參見胡景敏：《緒論：巴金的意義》，《巴金<隨想錄>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