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3年，還是3歲小孩的雷·布拉德伯里隨母親去影院觀看默片《鐘樓怪人》。飾演怪人的朗·錢尼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這位演員因擅長靠化妝和道具百變形象，被觀眾親切地稱為“千面人”，電影中的他以怪物的形象激發了布拉德伯里的想象力。當布拉德伯里12歲的時候，他在狂歡節上遇到一位電光人（Mr. Electrico）。電光人坐在電椅上，被充上五萬伏的純電，眼中閃光，頭發豎起。布拉德伯里回憶道：“我覺得因為遇到電光人，一些奇妙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他]給了我一個未來......我開始全職寫作。從69年前的那一天起，我開始書寫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事實上，先于寫作，魔術是布拉德伯里的初戀。當然，在他之后的寫作中，魔術的氣息從未消散。

12歲時，布拉德伯里開始寫傳統恐怖故事。14歲那年，他隨父母定居洛杉磯，開始泡在圖書館里閱讀H.G.威爾斯、儒勒·凡爾納和埃德加·愛倫·坡等人的科幻作品。事實上，18歲之前，他一直試圖模仿愛倫·坡。20多歲時布拉德伯里涉獵更廣泛的文學領域，包括詩人亞歷山大·蒲柏 (Alexander Pope) 和約翰·多恩 (John Donne)。大量豐富的詩歌塑造了布拉德伯里小說中令人無法忽視的詩意和優美的文字底蘊。而美國硬科幻小說家羅伯特·海因萊因 (Robert Heinlein) 則啟蒙了這位年輕作家何為人文科幻小說——“這影響了我敢于做人而不是機械人。”布拉德伯里生前創作并出版了超過500部作品，包括短篇故事，小說，喜劇，電影、電視劇本，以及詩歌。《紐約時報》稱他為“將現代科幻小說帶入文學主流的作家”。2012年美國航天局將“好奇”號在火星的著陸點命名為“布拉德伯里著陸點”，向這位科幻大師致敬。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視力不好，布拉德伯里被拒絕入伍，于是他開始自由寫作。但他并非閉門造車，與世隔絕。戰爭的殘酷、戰后重建、時代的焦灼情緒，一一體現在他略帶傷感的文學作品中。

在他筆下，戰爭是一個極度濃縮的符號、一種結果、一個痕跡，沒有細密畫般的具體形象，而是直白簡單的一個爆炸。“嘭”的一聲，世界夷為平地。戰后的靜謐與空白是彗星拖在身后的尾巴。戰爭與世界末世是貫穿布拉德伯里作品中的重要主題。《火星編年史》中的章節《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淡季》，描述移居到火星的地球人薩姆，摩拳擦掌張燈結彩，開辦火星上第一家熱狗店，迎接大批量地球人的到來。故事的結尾以一場核戰爭，將薩姆的發財計劃毀于一旦，他看到：

漆黑的夜空里，地球發生異變。

它著火了。

其中一部分似乎裂成億萬碎片，仿佛一張爆開的巨型拼圖。一道邪惡刺眼強光籠罩地球，長達一分鐘之久，使它的大小暴漲為平日的三倍，然后開始逐漸萎縮。

在該書的另一章節《二零二六年八月 細雨將至》中，作家細述一棟配以高科技設備的房子運轉的細枝末節。這時，人類日常生活已實現了未來幻想式的全面自動化。但這番運轉是在房子主人缺席的狀況下進行的，因為人類早已在戰爭中滅亡。《細雨將至》是水面上的一抹余波，是一個面部空白的人形輪廓，是切爾諾貝利遺址，是塔可夫斯基電影《鏡子》中桌面上逐漸消失的氤氳水汽：一切還有余溫，但一切將無可挽回地冷卻、消失。全自動化的房子——一個機械造物，生命在它的體內若隱若現、真假難辨。著火后的房子，在邁入滅亡的路上，采取自救，在火舌的吞噬下，會發抖，會尖叫 “著火啦”，水泵會嘆氣。

布拉德伯里筆下的世界末日多為戰爭引起，但有時為地球自身的停擺引發。這種內部的停擺不是科學設想，而是文學隱喻，是以美式生活為標準的現代生活方式所引發的自然死亡。正如長期的饕餮導致血糖升高，胰腺崩壞，生命萎縮。在《圖案人》中的《世界上最后一夜》中，作家以這樣的設想為出發點，展開一段末日溫情。導演亞當·麥凱曾在諷刺喜劇片《不要抬頭》中設置的溫馨晚餐、坦然的人物，與該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火星編年史》的最后一章《二零二六年十月 百萬年的野餐》描述了一個家庭前往火星度假的故事。假期的背后浮動著苦澀的動機，如曼妙輕紗后隱現的可怖惡容：度假是逃亡的幌子，也是虛構寫作中的懸念所在。夫妻帶著孩子們試圖逃離地球上的邪惡和那令人迷失的境地：“政府公債；營運表，一九九九年；論宗教歧視；物流的科學；泛美聯盟的問題；股市報告：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戰爭文摘……”。他們的避難所，是火星。

火星，作為布拉德伯里作品中的重要意象之一，是世外桃源，是人類重新來過的救贖，是對科技無節制發展的自省。那么，當這個應許之地被人類盯上后會發生什么呢？作家微微轉動他那奇妙的幻想萬花筒，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便浮上水面。

布拉德伯里設想地球人登上火星的另一番光景是：火星上并非荒無人煙，棕色皮膚、金黃色眼睛的火星人在這里過著復古未來主義生活。他們的交通工具是高科技與古老生物的糅合：“那是一部機器，外表像是翠綠的昆蟲，一只雙手合十的蟑螂，優雅地劃破清冽的空氣；機身布滿數不清的綠鉆，閃閃爍爍、若隱若現；晶亮的紅寶石構成它的復眼。六條腿分別落在公路上，每踩一步就發出微弱稀疏的水聲。”或是飄逸的“焰鳥”；他們以熔巖烹飪，以金屬管內的金色蜂群為殺人武器，聆聽有著纖薄金絲邊框的書吟唱出的故事。

作家在《火星編年史》中細數火星人面對外來者的種種反應，其靈感無疑來自于人類那相似得驚人的歷史。火星人射殺初來乍到的地球人，對地球語言的首次傳播感到不安。當地球人駐扎下來后，作家鋪設了多元文化前景的想象：當一個地球人和一個火星人偶遇，交融失敗的暗影覆蓋雙方的溫柔試探，他們無法握手、互相碰觸，被不同的時空維度隔絕（《二零零二年八月 夜半的交會》）。火星人被水痘消滅殆盡后，尸骨化作干燥黑花，被嬉戲的人類踩成細屑嵌入鞋底，被政府當作有害垃圾全數處理，尊嚴殆盡（《二零零三年四月 音樂家》）。他們的城市被地球人重新命名，他們留下復仇的城市，城市成為活體，將入侵者內臟剔除，以機械替代，為己所有，反攻地球（《圖案人》）。在種種互動中，警惕彌漫、滲入，鑄就權力的盤踞之地，平等交流與白日夢無異。這無疑是對二戰后冷戰的折射，亦是為當時美國即將興起的黑人民權運動譜寫前奏。而布拉德伯里更是在《二零零三年六月 翱翔天際》中虛構黑人們在還被稱作“黑鬼”的農奴時代，如何乘坐火箭，集體移居火星。這個章節的結尾異常莊重，黑人們在離開地球前，飽含深情地將自己的日用品整齊端放在鄉間路上，給情感的寄托和自我的存在保留一份證明。這惹得種族主義者塞繆爾·蒂斯氣惱地大喊：“不會照我所講的把東西燒掉，而是要把東西一起帶過來放在路上……這些黑鬼還真以為他們很聰明。”

“火” 是布拉德伯里筆下最復雜的意象，擁有多重面向。

火，用以焚燒和取消。布拉德伯里筆下最為扭曲的存在是極權與享樂主義的混合物，在《圖案人》的《水泥攪拌機》一章中，金星人攻打地球，手無寸鐵的地球人憑甜膩的物質生活溶解了敵人，后者在臨死前發出“戰爭雖然可怕，但和平也很恐怖”的哀嘆。一方面，火為這種扭曲的產物效力，焚燒書籍、屠殺頭腦，這是1953年出版的《華氏451》的主要情節。在其他的作品中如《火星編年史》的章節《二零零5年四月 厄舍古屋的續篇》、《圖案人》的《流亡者》中亦有涉及愛倫·坡著作被焚燒、其讀者或書中人物逃離地球卻難逃厄運的情節。另一方面，當《華氏451》的主人公蒙塔格逃亡至森林中時，知識分子們在寒夜中燃起的微火有著截然相反的含義：它為肉體帶來溫暖，也是精神慰藉的投射。

火，用以焚燒和重生。它不僅是災難的載體，也是反抗社會黑暗面的工具。在《華氏451》的結尾，城市的毀滅成為流亡在郊區森林的知識分子們重塑城市的契機。在這個沒有書籍的罪惡時代的終結點上，他們每一個人的頭腦中都儲存著一本書，一個人就是一本行走的大部頭，人類回到了古早的口傳文學時代。城市的毀滅是鳳凰的涅槃，既是自毀和終點也是重生的起點。

在布拉德伯里宏大主題的敘事森林中，我們窺見其間個體情感的幼苗，在爆裂和火光之間，低垂著憂郁的眼簾。作家對人類情感的精密解剖是如此細膩，種種欲念的面容疊加：依戀、占有、控制與反控制……一個火星人，擁有幻化人形的天賦，感知那些失去親人愛人的可憐人的內心，變成逝者的模樣來滿足他們心的缺口，最終這獨一無二的火星人在過多的心碎之人的爭搶中衰竭而死（《火星編年史》《二零零五年九月 火星人》）。這樣的敘事思維在《圖案人》的《訪客》一章中重現，探討人脆弱的情感，重述人類站在名為“占有”這一危險平衡木上，小心行走的處境。在《火星編年史》《二零零零年四月 第三次探訪》中，火星人以幻術重現地球人的珍貴回憶，拖曳他們進入溫暖陷阱，一如今敏編劇的《回憶三部曲——她的回憶》所展示的外太空與人類內心的微妙結合，喚醒人雙腳離開堅實的大地，無助地飄蕩在虛空中的鄉愁之感——那是對往日無可挽回的鄉愁。而在《火星編年史》的《二零二六年四月 漫長的歲月》中，火星上的最后一個地球人哈撒韋先生，則以人造人技術填補了自己那逝去的妻子與孩子留下的空白位置。

《火星編年史》和《圖案人》皆是精巧瑰麗的圓環形項鏈。每個章節是完全可以被視作獨立的短篇故事，是一枚獨立的小貝殼，是一張專輯中的一首歌；同時，它們又被巧妙地連接在一起。布拉德伯里書寫的是一個個設想，他提出一個個問題。20世紀50年代的作品向我們發出的詰問，至今來看，都未能解決。布拉德伯里的作品多以快速敘事為主，節奏敏捷，文筆精煉，飽含詩意，稱之為飄逸空靈也不為過。他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鮑威爾圖書館內，敲打一臺租賃費為每30分鐘10美分的打字機，以9.8美元的成本完成了關于未來焚書時代的經典故事《消防員》，全書約25000字，后以《華氏451》的標題出版。他自稱從約翰·斯坦貝克身上學會了“如何客觀地寫作，同時插入所有的見解，而無需過多的額外評論”，更聲稱自己書寫的并非科幻小說（除了《華氏451》，因為它取材現實），而《火星編年史》不是科幻小說，而是奇幻小說，是希臘神話，具有神話的流傳持久力。

無論是布滿“三面電視墻”、“海貝”等科幻產物的《華氏451》，還是那些充斥著天馬行空的幻想小說，科技具有的皆是附帶意義，是社會評論形式和寓言技巧，在那背后，是作家對社會隱患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