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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以色列語境下所說的伊拉克猶太人，實際上指的是伊拉克裔猶太人。

接納移民是以色列國家建設進程中一個重要策略。19世紀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國家一直試圖把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聚集到一起。大屠殺與二戰前后歐洲的環境，世界各地猶太人中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阿拉伯國家猶太人的生存境況，以及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后的東歐劇變，乃是猶太移民大量涌入以色列的重要原因。猶太移民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多樣性特征造成以色列移民的獨特性。自1948年到2013年，大約300萬猶太移民從世界各地移民以色列。其中歐洲猶太人占2/3，東方（或亞非-猶太人）占31/3。東方猶太移民在20世紀50年代的移民（1952年到1957年）大約占東方猶太人移民總數的百分之七十, 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的移民比例不到百分之十。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初，85%的移民是歐洲猶太人，多數是大屠殺幸存者。但是1949年到1951年，當來自中東的伊朗、伊拉克猶太人投身于移民浪潮，情形發生了轉變。從1950年5月至1951年12月，超過12萬伊拉克猶太人響應以色列政府發動的“以斯拉與尼希米行動”，乘飛機抵達以色列，以色列移民人口的構成發生了變化。

(一)

身份的雜糅：阿拉伯猶太人與猶太阿拉伯人

歷史上看，伊拉克猶太人不僅認同其居住國，也認同其在居住國的身份。在猶太復國主義者創建猶太民族國家之時，伊拉克猶太人也在塑造自己的身份。猶太人在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許多人在流亡中來到了阿拉伯國家，客觀上促進了阿拉伯世界猶太社區的繁榮。19世紀下半葉，伊拉克的猶太人更早地比穆斯林，甚至比基督徒更深切地意識到掌握歐洲世俗文化和現代科學、爭取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性，而融入更為廣泛的阿拉伯世界也是猶太人世俗化過程的一個結果。自20世紀以來，以1921年建國的伊拉克為例，一些成功的猶太社區已經開始現代化進程，并且融入了伊拉克的政治和文化之中。換句話說，在20世紀40年代，猶太社區的多數人把伊拉克當作自己的祖國，認為自己是伊拉克人中的一員，期待獲取公民身份和民主權利，即成為真正的阿拉伯世界中的猶太人。阿拉伯猶太人是其身份，但不是唯一身份。一些伊拉克猶太人在創作中把自己當作阿拉伯猶太人，也有學者將其稱作阿拉伯人，但筆者對后一說法并不認同，認為稱其阿拉伯猶太人則更為確切。

猶太復國主義興起之際，巴勒斯坦地區的民族沖突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伊拉克猶太人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但是，情況遠比想象要復雜得多。1947年之前，猶太復國主義并未在伊拉克猶太人的身份中起到重要作用。就像在根據伊拉克裔作家埃里·阿米爾《放鴿人》（又名《別了巴格達》）改編為電影的小型發布會上，一位來自伊拉克的以色列女子所說：伊拉克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本來和平共處，但自從以色列宣布獨立后，情形發生了轉變。面對政府、媒體與大眾的敵意，當時認為已在伊拉克扎根的猶太人，感到其經濟身份與公民身份遭到破壞。一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加入了共產黨，希望伊拉克政體能夠改變。另一些人則投身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之中。與此同時，巴格達的猶太領袖反對當地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猶太拉比也懼怕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年輕人一般熱情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從這個意義上，伊拉克猶太人的身份中包含了“伊拉克人”、“公民”、“猶太信仰中的伊拉克人”、“阿拉伯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等多重含義，具體哪種含義占據主導地位，則視使用者的社會政治地位與社會文化階層而定。正因為此，以色列建國之后，伊拉克猶太人意義中的“猶太國復國主義者”占據了主導地位。由此，他們與伊拉克國家的關系開始對立起來。1950年3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允許放棄公民權的猶太人離開，但這條律法條例只保留了一年。邁克爾的《維多利亞》雖然主要敘寫的是猶太人在伊拉克的生活，也曾經暗示維多利亞的兒子加入了共產黨，但只是一筆帶過。相形之下，埃里·阿米爾則在這方面做了一個更為精細的詮釋。

阿米爾1937年生于巴格達，1950年隨家人移民以色列，先在基布茲接受教育，后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攻讀中東歷史和希伯來文學。曾為以色列總理做阿拉伯事務顧問，并一度管理以色列新移民事宜，積極參與巴以關系問題的探討。與此同時從事文學創作。作有《替罪羔羊》（1983）、《放鴿人》（又名《別了，巴格達》）、《掃爾之愛》（1998）、《雅思敏》（2005）、《騎自行車的孩子》（2019）等長篇小說，曾經獲得青年移民五十年慶典獎、墨西哥猶太文學獎、以色列總理文學獎和布倫納獎等。

處女作《替罪羔羊》是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寫的是20世紀50年代一個13歲少年隨家人從伊拉克移民以色列，與和他年齡相仿的少男少女一起被送到崇尚社會主義理念的基布茲，在基布茲生活與成長的故事。代際之間、不同身份的猶太人之間的沖突十分激烈，甚至帶有悲劇色彩。但阿米爾在描寫這樣的艱難時世時帶有幽默與調侃，試圖溝通東方猶太人與西方猶太人兩個不同的營壘。

《雅思敏》是一部優美動人的愛情小說。其背景置于以色列1967年“六日戰爭”之際，主人公，即以色列猶太人努里出生于伊拉克，現在以色列政府部門擔任阿拉伯事務顧問；雅思敏則是個巴勒斯坦女子，信仰基督教，美麗優雅，從巴黎到被以色列人占領的東耶路撒冷看望父親。二人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中相遇并相戀。小說把個人離合與巴以沖突相互交織，引發讀者深沉的思考，堪稱最杰出的展示巴以沖突的希伯來文學佳作之一。

其鴻篇巨制《放鴿人》為我們展示20世紀四五十年代伊拉克猶太人風起云涌的歷史。小說的大部分背景置于伊拉克巴格達。與邁克爾的《維多利亞》主要描寫家庭與個人生活不同，《放鴿人》雖然從小敘述人卡比父母的日常生活寫起，但注重烘托巴格達猶太人的生存環境：特務機關每天來家中搜查是否藏有武器、收發報機，以及“運動”發的希伯來語課本。“運動”即巴格達猶太人對猶太復國主義地下組織的稱呼。數百名猶太人被拖入酷刑室，被迫在軍事政權的即決審判中承認有罪。整部作品的敘事背景置于猶太商人沙菲克·阿達斯（Safik Addas）被處決、伊拉克頒布猶太人移民律法（移民者首先要被取消伊拉克公民身份）到1950-51年幾乎整個猶太社區逃往以色列這三年間的動蕩歲月里。阿達斯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是伊拉克猶太首富，與幾位部長，甚至攝政王過從甚密。他和合作伙伴購買英國廢金屬，后將這些廢金屬運往意大利，而軍事法庭則認定這些舊金屬最后被運往以色列的武器加工廠。1948年8月，阿達斯遭到逮捕，并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意味深長的是，阿達斯是生意合作伙伴中唯一的猶太人，也是唯一受到懲罰的人。據作品描述，以色列建國后，新任伊拉克國防部長薩迪克·阿里-巴薩姆（Sadik al-Bassam）試圖教訓猶太人。阿達斯正好是天賜之物。巴士拉的一家報紙要求阿達斯捐款遭拒后，就發表文章指控阿達斯向猶太復國主義者出售武器，為以色列國家做間諜，并要就此展開調查。阿達斯本人并未意識到危險，沒有及時逃離，因此在被逮捕后迅速被判處絞刑。如果把史料和文本信息疊加起來，便會看出，阿達斯事件反映出伊拉克當權者對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國家的極端仇視；阿達斯之死，既是伊拉克仇視猶太人情緒的高峰，也標志著伊拉克猶太人生存境遇的轉折。

《放鴿人》堪稱伊拉克猶太人的民族敘事。盡管在伊拉克這片土地上，古代猶太人曾經創造出《巴比倫塔木德》，記述了猶太人的精神生活和宗教創造，再現了巴勒斯坦和巴比倫猶太人一千年左右的生活。其后他們在那里生活了數千年，創造出豐富的文化遺產，講猶太阿拉伯語，并已經融入了當地文化之中。20世紀初期，許多猶太人步入伊拉克上流社會，對伊拉克的文學與文化產生了影響。但是猶太國家的建立直接影響到伊拉克猶太人的生存境遇，加劇了伊拉克猶太人與伊拉克政府和當地阿拉伯居民的沖突。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國后的第二天，伊拉克向以色列宣戰，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在政府任職的猶太人被解雇，銀行家和商人不能像從前那樣自由經商，年輕人不能進大學讀書。

與歷史進程類似，在阿米爾筆下，猶太人一夜之間變成了國家的敵人，一切發生了轉變，未來變得更加不確定，任何人不知道明天該發生什么。即使普通的阿拉伯人也聲稱要砍掉共產主義者的頭顱，把猶太復國主義者送上絞架。猶太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滿了恐懼和不安。敘述人的叔叔希茲克爾（Hizkel）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一位關鍵人物，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在阿達斯之死后發表社論，稱沙菲克·阿達斯審判實際上是每個猶太人都將面臨的審判，類似德雷福斯事件。阿達斯能被絞死，誰會能拯救其他猶太人？很快，希茲克爾也遭到了逮捕。

這部小說描寫了卡比的父親，希茲克爾的兄弟阿布·卡比和希茲克爾的年輕妻子拉舍爾為尋找希茲克爾下落，希望其獲釋而做出的日益絕望的努力。卡比的父親意識到伊拉克猶太人面臨的危險，預言他們很快將被絞死，開始期待離開這座曾經居住了家族70代人的城市，去往心目中的圣地以色列。在他心目中，猶太人在以色列可以享有自尊。那里有猶太軍隊、猶太政府和猶太國家。于是他和弟弟與朋友一起組織青年運動，為巴勒斯坦募捐。而母親卻將此視為男人沖動的征服與冒險夢想。

就中東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而言，猶太歷史學家雷蒙德·謝德林（Raymond P. Scheindlin）曾經論述：許多中東猶太人似乎在猶太復國主義中找到了出路。換言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對許多中東猶太人具有天然的感召力。原因在于，與西方猶太人相比，中東猶太人與以色列人一直有著緊密的聯系，部分是因為他們許多人生活在離以色列更近的地方。但在這方面，伊拉克猶太人卻顯得比較特殊。敘述人的父親與叔叔都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但并非所有的巴格達猶太人都愿意移居以色列。伊拉克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實際上是一個很小型的運動，其成員大概只有大約兩千左右的年輕人。

在筆者看來，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來自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猶太社區的精神領袖——拉比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伊拉克猶太人并不把融入主流社會視為拋棄傳統猶太身份的行為。猶太拉比依舊是猶太社區的精神領袖，人們仍然為生活中的種種糾紛前去請教拉比，敘述人的嬸嬸也曾為尋找叔叔下落求助拉比，但無濟于事。身為猶太世界的精神領袖，拉比也認為穆斯林之所以反對猶太人，皆因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他們想離開這個國家嗎？我祝他們一路平安。但正是因為他們急急忙忙，巴比倫，我們的流亡之母，所有的猶太人就該遭受譴責嗎？我說，讓他們走吧……

尤其是以色列建國后，伊拉克參與阿拉伯國家抗擊以色列的戰爭，死傷無數，激起了當地穆斯林的復仇心理：

底格里斯河將被猶太人的鮮血染紅！要是他們想和穆斯林作戰，歡迎他們做英雄吧，但是他們要意識到我們能夠活到現在，只是因為我們軟弱得無力抵抗。他們難道不知道比我們強大的民族曾占領阿拉伯世界，被消滅了嗎？笨蛋！

拉比之言關涉到猶太人的流亡歷史，即我們在本書前半部分所說的公元前586年的巴比倫流亡歷史，也關涉到中世紀穆斯林征服歐洲諸多國家的歷史。目的是想勸說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可輕視穆斯林。納粹上臺后的19世紀30年代，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意欲消滅巴勒斯坦的所有猶太人，而拉比在那時就譴責猶太復國主義。在他看來，正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才遭到解雇，抓捕，折磨和絞死。

其次，從公元前6世紀就開始流亡伊拉克的猶太人已經在巴比倫岸邊安身立命。盡管古代猶太人之所以來到巴比倫是因為山河破碎，國土淪陷。但廣為人知的是，當波斯大帝居魯士結束所謂的巴比倫囚虜時期后，只有一些流亡者和后裔返回耶路撒冷。余者，施羅莫·桑德（Shlomo Sand）所說的“絕大部分人”選擇日益繁榮的東方猶太文化中心，并在那里日漸繁盛。就連猶太人引為自豪的一神教也是在流散地得到系統闡述。在流散地永久安家的猶太人一直將耶路撒冷視為中心，這一事實與其宗教思想并不矛盾。在居魯士法令頒布的若干年后，在蘇拉、尼哈迪亞、帕姆貝迪塔等地由流亡者后裔創立的學堂成為猶太人完成宗教與祭祀儀式的重要場地，最后促成了《巴比倫塔木德》等猶太經典文獻的誕生，對后世的猶太思想與文化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歲月荏苒，伊拉克猶太人雖然擁有猶太拉比、猶太會堂、猶太喪葬傳統，恪守猶太教和猶太習俗，平日說話也會援引圣經典故，如在形容女子之美時稱之為“荊棘里的玫瑰”，美如王后以斯帖等。但本質上，多數猶太人已經被流散地同化，他們熱愛這里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把自己當作國家的一員，把流亡視為猶太人的唯一出路。他們雖然不像后來一些歐洲猶太人那樣皈依異教，但對新建的以色列國家沒有興趣，為此，他們甚至否定猶太文化史上具有原型色彩的亞伯拉罕迦南之旅。理由是首先不應該流亡；其次，即便流亡，也不應該選擇一個遭詛咒的地方，按照《圣經》描述，吞噬其百姓之地。在這類人看來，最好的方式就是住在伊拉克。還有一些伊拉克猶太人，比如希茲克爾的妻子蕾切爾與多數巴格達猶太人則期待通過與聯合國分治協議妥協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平和地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她未曾想到整個阿拉伯世界，包括伊拉克都卷入了與新建以色列國家之間的戰爭。

第三，新建的以色列國家并不具備接納與安置流散地所有猶太人的條件。一位曾經代表以色列國家與伊拉克政府進行談判的伊拉克猶太復國主義者回憶：他曾經與負責安頓新移民的列維·艾希科爾（Levi Eskol）在1950年進行過一場談話。艾希科爾說：聽說一年內將會來6萬（伊拉克猶太人），請告訴你的猶太好人，我們很高興他們前來，但是讓他們別急。我們眼下沒有接受他們的可能性。我們甚至沒有帳篷。如果他們來了，就得住在大街上。

與這種現實相呼應，在小說《放鴿人》中的放鴿人阿布·愛德華看來，希茲克爾之所以被捕，并非因為他是猶太人，而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破壞了穆斯林對猶太人的信任”，“是一場災難。”同時，他并不認為以色列比巴格達安全，不相信猶太復國主義者能夠取得勝利，認為那里隨時會爆發一場新的戰爭，因為阿拉伯人也不會忘記巴勒斯坦，那里有圓頂清真寺和圣石。主人公父親與放鴿人之間的爭論不僅代表著巴格達猶太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抗拒，也預示著巴勒斯坦地區未來的爭端。耶路撒冷是一座神圣的古城，是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發源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封堵了阿拉伯人的朝覲之路，為未來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伊拉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不同態度，體現出伊拉克猶太人不同的價值觀念。放鴿人安于現狀，傾向于留在巴格達。在巴格達，猶太人生活安逸。穆斯林在土地上勞作，庫爾德人為猶太人清理廁所。而到了以色列，這一切恐怕不再可能。而以主人公父親為代表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強調親自耕種土地。放鴿人認為猶太人不需要土地，而猶太復國主義者則認為，沒有土地的民族則像沒有星光的天空。在猶太歷史上，猶太復國主義者具有一種優越感，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放鴿人則對選民之說持懷疑態度，認為今天的安逸生活拜穆斯林所賜，沒有意識到猶太人遲早被伊拉克穆斯林驅逐的危險。期待結束漫長的流亡，把伊拉克從內心深處連根拔除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把與同胞談話當作人生中的一個使命。爭論焦點便是如何認知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

“你們的猶太國家只給我們帶來麻煩。”阿布·愛德華反駁說。

“以色列是我們所經歷的最偉大的奇跡。”我父親說。

“我們是它最偉大的受害人。”放鴿人說。

“在以色列，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對猶太人的仇恨。你可以驕傲地活著。”

“我們一直是伊拉克的組成部分，永遠也是。這是我們的國家。我是伊拉克人。這里生活得很好。這里是我們所有人的家園。人信仰哪種宗教是上帝的事。”

“沒有土地的民族不是民族。”

阿布·愛德華朝地平線揮揮手。“我擁有土地。那就是美索不達米亞，它也是我們的先祖亞伯拉罕的土地。”

本文選自鐘志清新書《希伯來敘事與民族認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