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一書嘗試對21世紀中國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現象與理論議題進行描述、分析和研究闡釋。探討的對象涉及知識界的主要思潮、人文思想領域的代表性研究者及其主要成果思路、影視大眾文化中的主要現象。內容較為寬泛，但論題非常集中，那就是自20—21世紀之交以來當代思想文化如何重新敘述中國。

21世紀是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國家建構和社會文化發生重要轉型的時期。這一轉型的階段性起點，大致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其時，知識界的分化與論爭、影視文化的產業轉型和不同學科領域的新思路的提出，都標志著中國思想文化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段。經歷20余年的發展變化，如何敘述21世紀中國，無論思想議題、大眾文化還是學科研究話語，都已形成了相對明晰的輪廓，學界對相關議題和歷史脈絡也開始了更為自覺的整理和分析。

從最初的構想開始，該書就有一個明確目標，即記錄和闡釋21世紀轉型的中國。雖然也有追蹤、勾勒20年當代思想文化史輪廓的基本訴求，但寫作方式并不是一般性的歷史研究，而是對正在發生中的思想文化實踐進行觀察，同時融入自己的評價和判斷，以學術研究的方式來展開探討。在大量當下思想文化現象和思潮中捕捉到一些主題性的議題，進而努力把握較為全面的對象輪廓，在對核心文本進行深度解讀的基礎上，推進相關的理論話題，這種寫法使得該書兼有思想文化評論和歷史研究的特點。

全書寫作的時間跨度較長，最早的一章完成于2000年，而寫作最晚的一章則是2020年。可以說，這是一本與20年來中國思想文化變遷同時進行的書。由于這一原因，各章的內容、篇幅并不均衡，但并不是一般性的論文集。總主題“重述中國”是我在不同時間段、討論不同對象時反復思考的問題，何種對象能夠進入分析視野也是有選擇的，因而總體上具有專著的統一性。事實上，這是一本曾經設想可以不斷延展的書。考慮到所討論問題的階段性輪廓已經明晰化，此時出版該書也有了必要性。

一、二十年的變遷與寫作

寫作這樣一本書的想法，始于2011年。那時，我剛剛完成《“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第一章），設想圍繞思想文化界如何重新描述和構建21世紀的中國認同問題，繼續寫一系列文章，加上此前和同時期完成的相關篇什，做成一本研究21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專著。

當時我開始明確意識到，如何敘述和構建21世紀中國認同問題，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關注的主要是思想界和影視大眾文化這兩大領域。就思想界而言，當時人們普遍關注的還是“新左派”“自由派”之爭，但通過對“文化自覺”表述群的分析，我意識到僅僅用左右之爭，已經無法描述中國知識界的前沿思想拓展了。實際上，如何理解和闡釋在21世紀全球格局中經濟崛起的中國，從2005—2006年開始，已經形成了另一個廣受矚目的議題，即有關“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等話題的討論。這一首先從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界興起，繼而轉入國內的話題，吸引了眾多社會和文化力量的參與。

對“中國崛起”的指認，極大地改變了人們談論中國問題和中國話題的方式。其中，費孝通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提出的“文化自覺”論，受到知識界前沿的很大關注，并經由甘陽、黃平等人的組織，成為當時人文社科領域眾多學者參與的“中國文化論壇”的主要議題。而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8年）、《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2008年）、《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2011年），甘陽的《政治哲人施特勞斯》（2002年）、《通三統》（2007年）、《文明·國家·大學》（2012年），王銘銘的《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2007年）、《中間圈：“藏彝走廊”與人類學的再構思》（2008年），潘維主編的《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2010年），趙汀陽的《沒有世界觀的世界》（2003年）、《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2005年）以及韓毓海的《天下：江山走筆》（2006年）、《五百年來誰著史》（2009年）等諸多著作，都已經出版。經過一年多的密集閱讀之后，我完成了《“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一文。這篇文章將在不同學科領域展開的“文化自覺”論述成為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表述群，并重點分析了“中國文化論壇”、汪暉的思想史研究、甘陽的政治哲學研究、王銘銘的人類學研究、趙汀陽的世界制度哲學研究等主要觀點、闡釋思路、理論資源和研究訴求，從而較為系統地呈現出知識界在中國敘述這一問題上所發生的變化及其打開的理論視野。

《“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的完成，對我而言是一次高難度的挑戰，也極大地拓展了我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視野。在此前后的兩三年時間里，知識界所謂“新左派”“自由派”之爭已演變得越來越激烈。我也自覺不自覺地卷入其中，先后完成了《危機意識與知識分子的主體重建：讀王曉明》（第九章，2009年）、《全球化與世紀之交的批判思想路徑》（第五章，2010年）、《作為方法和政治的整體觀：讀汪暉》（第十三章，2010年）、《激活歷史經驗與學術知識的力量：讀劉復生》（第十五章，2011年）等文章。寫作的初衷無意于卷入左右之爭，而是希望以思想觀察者的身份，描述和記錄中國知識界前沿話題的內在邏輯和問題意識的變化。但2010年前后因“長江讀書獎”而引發的知識界撕裂，使我感到極大的困擾，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觀察思考來尋求新的思想路徑的可能性。我采取的是一個年輕學人可能采取的最溫和的介入方式，那就是觀察、傾聽、理解、思考、闡釋，先了解事件或議題的內容，知道人們在談論什么、如何談論，然后以思想史和學術史的方式加以整理分析，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時隔多年以后，這些當年寫下的文章，不僅是我作為一個研究者推進自己學術思考的見證，也可以視為記錄和見證當代中國思想變遷的分析史料。

與此同時，我也在持續地關注和分析中國大眾文化領域的主要現象和敘事變遷。如果說知識界思潮還主要局限于學術領域的話題的話，那么對電視連續劇、商業電影大片等文化現象的關注，則是我力圖去了解大眾社會的文化心理和政治（無）意識的主要途徑。同樣在2009—2011年間，我寫作了《“讓世界看中國”：電影大片的國際化運作與國族敘事》（第十八章，2009年）、《曖昧的遭遇戰：孔子與傳統文化認同》（第十九章，2010年）、《親密的敵人：諜戰大片中的性別與國族》（第二十章，2010年）等三篇文章。這些文章側重討論在后冷戰/全球化的語境下，中國電影的產業機制轉型和關于中國的敘事方式所發生的變化。一種被稱為“中國大片”的商業電影制作模式開始成型，并在“中國崛起”的歷史背景下，成為國際和國內文化市場認知中國、塑造中國形象的主要敘事形式。如果說《“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指認出的是知識界的一種闡釋中國的新理論形態，那么，這些電影大片的出現則意味著在同一時間大眾文化領域也形成了一種新的中國敘事模式。兩者所構建的中國形象，都具有跨越古今、統合內部歷史斷裂與多元構成的敘述訴求。這也是我在該書中嘗試以“文明自覺”這一范疇去加以描述的內涵。

雖然全書的構想源于2011年前后，但對主要問題的思考與寫作要更早一些。這表現為書中的另三篇文章，即《20世紀末的歷史救贖之路：解析“反右”書籍熱》（第四章，2000年）、《“沒有屋頂的房間”：讀戴錦華》（第八章，2000年）和《重述當代史：〈激情燃燒的歲月〉與紅色懷舊》（第六章，2003年）。從寫作時間的相近可以看出，這屬于另一序列的文章。當時我正處在從讀博士研究生到剛畢業當老師的這段時間，從研究方法上來說，是我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這一批判性研究路徑的嘗試。我從一個中國當代文學專業的學生和研究者，部分地轉向文化研究，獲益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思想界特別是北大的知識氛圍。此前，我的關注范圍還是中國文學專業的學生普遍具有的學院視野，正是文化研究（特別是戴錦華老師的影響）使我開始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自覺意識，那就是越過學院的高墻，去關注和研究“身邊的活著的文化”——那些在當代中國人生活和精神中正在發生著的文化變化。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寫作了討論當時圖書市場上的“反右”書籍熱和熱播電視連續劇《激情燃燒的歲月》的兩篇文章，并通過對戴錦華的解讀，嘗試去理解知識分子介入現實的批判性實踐的可能性。這三篇文章也是我突破文學的專業視野，把當代思想文化作為自覺思考對象的研究起點。

2011年10月，我獲得了一次特殊的出國交流機會，被北大中文系委派到日本神戶大學交換教學一年。身處異國獲取研究資料的不便，加上日常生活感知上發生的變化，使這一寫作計劃暫時中斷。旅居日本的那段時光，我像游客也像田野調查者一樣，帶著我所關注的國族敘述問題，走遍了日本關西地區，完成了一本散文小冊子《西日本時間》（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那對我而言是一段難得的學術假期，也是一次尋求國際性參照并開闊視野的學術調整期，許多問題和思路開始重新聚集組合，但思考21世紀中國敘述這一基本問題卻從未停止。也正是在日本期間，我花費了較多時間研讀日本當代政治、經濟與文化史的書籍，集中地看了一批與日本戰后史密切相關的海戰電影。這也為我后來寫成《他者之鏡：日本海戰電影與“治愈式民族主義”》（第二十二章）做了較為充分的準備。

2012年9月從日本回國后，因為課題項目急需完成，我的主要精力轉向有關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民族形式問題的研究，直至2018年完成《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一書。我構想中的21世紀中國敘述問題，與《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這本書在研究主題上有直接關聯，許多新的想法也同時實踐在后者的寫作中。

雖然暫時分不出更多精力，不過我于2015—2017年間又陸續完成了與21世紀相關的幾篇文章。這包括《馬年春晚與“中國夢”想象》（第三章，2015年）、《中國經驗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讀溫鐵軍》（第十四章，2015年）、《他者之鏡：日本海戰電影與“治愈式民族主義”》（2016年）、《“抒情傳統”論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啟示：讀王德威等》（2016年）、《“文明”論與21世紀中國》（第二章，2017年）。這五篇文章的寫作，多是因當時的興趣或編輯朋友的約稿，但我一直有一種要接續2011年被打斷的寫作計劃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隨著新的寫作我發現，時隔4—5年之后，我曾在《“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和《“讓世界看中國”：電影大片的國際化運作與國族敘事》中關注的中國敘述問題，已經開始顯露出越來越明晰的輪廓，并表現為較穩定的理論議題和思考框架。特別是從“文化自覺”到“文明自覺”，是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議題。在幾年前的思想探索中，“文化自覺”還是一種指向并不那么明確的中國主體性訴求，而在這個時段，用溝通古今、打破傳統與現代二元框架的“文明（體）”來描述21世紀中國的特點，已成為知識界論述中國和大眾文化理解中國形象的一種主要方式。這是我在2017年寫作《“文明”論與21世紀中國》時試圖加以明確的理論議題。這種闡釋中國的新方式，無論在學界的前沿著述中，還是在影響廣泛的春晚舞臺和影視文化領域，都已得到明確表達。

2013年我寫了一篇關于溫鐵軍的《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的書評。一個文學專業的研究者分析這本探討危機治理的經濟史著作，在一些關注我的師友看來，我這種跨學科似乎也跨得太遠了。我關注的重點是，《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如何從經濟史的角度重新敘述當代中國歷史，特別是如何在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視野中探討當代中國經濟危機的成因及其解決方案。這些問題，對于我這樣的關注當代中國歷史與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而且借助這種批判性的經濟史研究成果，可以更為深入地思考當代文學與文化主流敘述觀點的基本前提。

可以說，正是出于對“敘述中國”這一總體性問題的關注，我突破學科和專業限制的跨界思考才成為可能；而意識到不同領域的代表性學者在這個總問題上似乎不約而同地形成了相近的“文明自覺”思路，則是我廣泛閱讀的基本動力。當時我曾設想就費孝通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1999年）、《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汪暉的《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2011年），以及陸續出版的新著如王銘銘的《跨社會體系：文明與中國》（2015年）、李零的《我們的中國》（2016年）等，寫作一個系列的評論文章，可惜因為時間和精力，這幾篇書評都沒有寫出來，只將部分想法放到了《“文明”論與21世紀中國》一文中。與此同時，海外中國學界興起的“抒情傳統”論述，也在國內文學研究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種打通古今區隔而在長時段視野中闡釋中國文學傳統的研究路徑，也可以視為“文明自覺”的一種表現。這也是我寫作《“抒情傳統”論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啟示：讀王德威等》的原因。

回顧全書各章的寫作過程，如果將2000—2003年視為初始階段，2009—2011年視為明確階段，2015—2017年視為發展階段，那么2018—2020年寫作的另外六篇，則可以看作收尾階段。這兩年多時間，我又完成了幾篇以個案形式分析學者（導演）的著作與研究思路的文章。這包括《當代文學的自我批判與超越：讀李陀》（第七章，2018年）、《以魯迅為原理：讀錢理群》（第十章，2018年）、《大學教育與文學史傳統：讀陳平原》（第十一章，2019年）、《打開當代文學歷史的三種路徑：讀洪子誠》（第六章，2019年）、《“秋月無邊”：許鞍華電影的香港敘事與中國認同》（第二十一章，2019年）、《文化前線的游擊戰士：讀毛尖》（第十六章，2020年）。寫作時原本沒有想把它們收入書中，但我關注的問題始終與中國敘述相關，我對這些學者的理解也是在這個問題域中展開分析的。特別是考慮到如果要研究思潮與文化現象，真正重要的其實是關注那些“思想者”，正是他們的思考呈現出相關議題在怎樣的研究脈絡和學科背景下展開，又在何種意義上推進并復雜化了某些共同議題的深度和廣度。因此，等到這些文章完成時，我將它們與此前完成的關于汪暉、溫鐵軍、劉復生的評論文章一起，單獨列成全書的第二編。

但是書稿的真正成型，還要等到2020年。

二、當代中國研究的“第五本書”

2020年，《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一書出版。同時我的另外兩本書《“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和《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都獲得了修訂再版的機會。于是，有近兩年的時間，我主要在修訂已完成的著作。這是一段回顧自己學術道路的時光，我開始整理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學術研究，也有了將該書出版的明確計劃。

在這個自我回顧和整理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已大致完成了當代中國主要時段研究的五本書：第一本是我讀博期間完成的《批評的增長與危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探討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批評；第二本是2003年完成的《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21年更名為《時間的疊印——作為思想者的現當代作家》，由北京三聯書店修訂重版），研究的是20世紀40—50年代現當代文學的轉型期；第三本是2010年完成的《“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討論的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思潮；第四本則是研究20世紀40—70年代的《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而我關于21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應是這個序列的第五本書。把這五本書放在一起，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多年的研究其實有一個持續的關注對象，那就是“當代中國”。探討的問題和研究方式都在不斷變化，但“當代中國”這個核心對象和主題卻是穩定的，就像一根軸線，串聯起我多年來看似分散的研究。意識到這一點，我開始整理自己研究21世紀中國的多篇文章，發現這本我一直在計劃中的書，其實已基本完成，并且未曾遠離最初規劃的目標。

以當代中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既是我一直在摸索和追求的個人研究風格，也與我所在的學科領域即中國當代文學有密切關系。中國當代文學這個專業方向的設立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但關于當代中國文學的研究卻是自40年代后期當代文學發生期就同步展開了。當代文學實踐的推進和展開，不僅包括對文學創作即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評論研究，同時也與文學史研究、文學理論和學科建制的探討緊密關聯。這個最具當下性的開放性專業方向，既是中國文學研究整體學科建制的一部分，也是一個不斷地突破文學的邊界而直接介入當下思想文化的研究場域。文學問題的討論始終是與中國問題的研究重疊在一起的。當代文學研究這種前沿性，使得相關研究常常突破了純文學的學科規范約束，而成為回應當下思想文化問題的活躍“實驗場”。

關于當代文學不同時段的研究，我一直嘗試著在一種跨學科、跨專業的視野中探討文學問題，并將“當代中國”視為自己研究的真正對象。在這樣的意義上，文學是基本的研究媒介和主要依據，借此探討普遍性的中國問題。《批評的增長與危機》研究20世紀90年代文學批評，但考察的是批評實踐如何回應80—90年代的歷史轉型、“人文精神”論爭中立場和價值認同的分化、文學的邊緣化與文化研究的提出、文學史研究中思想命題的推進等；《時間的疊印——作為思想者的現當代作家》處理20世紀40—50年代的五個作家個案和五組思想史命題，關注的是大轉折時期不同作家的選擇，文學家作為思想者的生命實踐方式，以及由此呈現的宏觀歷史圖景；《“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探討20世紀80年代六個文學（文化）思潮，希望通過知識社會學的整體性考察，呈現當代中國后40年的主流知識體制如何成型；《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重點分析20世紀40—70年代當代文學六個（組）經典塑造民族形式的具體路徑，但關注的問題則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學實踐如何轉化民族資源并塑造其主體性。把文學問題和作家的創作實踐放在思想史視野中展開分析，曾是我提出“人文學的想象力”的基本想法。因此，文學從來不是文學自身，而是一種當代中國自我表述的實踐形態。

中國學術體制中并不存在“中國研究”這一分類。在二戰后海外學科分類中，中國研究一方面是從傳統的“漢學研究”轉化而來，另一方面則與戰后美國學院新設立的“區域研究”關系密切。歐美及日本等的漢學研究更強調的是古典中國研究，對現當代中國的關注并不多，因此稱其為漢學研究還是中國研究實際上也涉及研究中國的時段轉移。而在戰后美國學術體制中得到命名的“區域研究”，顯然與冷戰體制及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版圖密切相關。在這種區域研究視野中，中國研究僅僅是“東亞研究”的一部分。我所理解的當代中國研究，并不是要接續這樣的國際學術分類，而是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界為回應中國問題而提出的前沿性研究路徑相關。這種研究的兩個特點，其一是將當代中國作為整體性的研究對象，這意味著打破單一國別、專業研究的界限，而形成一種跨學科、跨國別、跨區域的整合性研究視野；其二是從中國的主體性視野出發重新理解中國與世界，這意味著并不將中國問題視為“世界問題”的某一地方性研究，而是注重問題提出的中國語境和歷史脈絡，并立足中國而重新理解世界。當代中國研究以“中國問題”為研究對象和討論場域，在這一問題域中，基于不同國別、不同學科的專業研究可以獲得對話和交流的空間，從而共同推進對中國問題的思考。

這是我所理解的“中國研究”，也是我一直在嘗試和摸索的研究風格。在既有的學科分類體制中，這種研究風格并不容易獲得清晰的定位。兩個需要突破的主要體制性區隔，一是國別文學研究，一是學科與藝術分類體制。但在我的理解中，強調要從“中國問題”的整體性視野中展開研究，與專業體制并不構成對立關系。可以說，缺少必要的國別文學研究和藝術分類研究的專業基礎，想要將中國研究推向深入，也將是困難的。其中的關鍵，不在于國別與世界、文學（或他種藝術分類）與中國的二元對立，而是研究者是否能既具有一種整體性的研究視野，也具備專業性研究的基礎和能力。整體性視野和專業性研究能力這兩方面的結合，才能使“中國研究”兼具廣度和深度。

寬泛地說，只要關注與研究當代中國，就需要借助文學、藝術、思想、文化等諸多表述媒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越來越強調“媒介自覺”和研究的專業化特點，但這并不意味著就能離開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差別只在于，對于何為中國，對于作為一個整體性對象的中國本身是否有著反思性的理論自覺。我開始有意識地將當代中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問題對象，受到90年代求學期間知識界前沿思想的影響。正是在當時知識界的諸多論爭，包括“后新時期”的轉型、“人文精神論爭”、“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戰等，使得總體性地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大問題變成了共同的意識。這使得人們難以僅僅在專業范圍內討論問題，而需要對中國社會現狀及其可能的發展方向作出自覺或不自覺的考量。

事實上，在凸顯“轉型”“斷裂”“變革”等階段性特點的同時，就已經包含了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總體性判斷。我對當代中國五個主要階段的分期研究，也是建立在這種總體性理解的基礎上的。回過頭來看，當代中國似乎頻繁地處于“轉折期”，20世紀40—50年代之交、70—80年代之交、80—90年代之交乃至20—21世紀之交，中國社會與文化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使得將“當代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性的談論對象，首先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缺少對當代中國的總體性意識，這些轉折和變化的具體內涵也難以得到清晰描述。

每一次對“轉型”的界定和分段，都源于一種“新時期”的當代性訴求。在這一意義上，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確切涵義是，缺少對當代性的認識和理解，人們就無法書寫“歷史”。而我對當代中國五個時段的專題性研究，可以說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當代性意識。當時，如何看待80—90年代之交的轉型是一個關鍵問題，知識界的諸多分化和爭論也都建立在這一歷史判斷之上。就我的歷史經驗而言，正因為意識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發生的重要變化，如何重新理解80年代、如何看待40—50年代的重要轉型，尤其是如何重新闡釋和評價50—70年代歷史與文學，才成為可以也應該探討的問題。這種關于當代中國的分段研究，一方面需要對研究者置身的當代性處境有自覺的歷史認知和判斷，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并超越此前形成的主流評價方式。已經形成的主流判斷，主要是后一時期為確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對前一時期的選擇性評價。例如在80年代，學界如何敘述40—50年代轉型，如何闡釋50—70年代的歷史與文學實踐，都有意無意地立足于確立和維護“新時期”“新啟蒙”的合法性。在這種歷史意識中，啟蒙與革命、傳統與現代、文學與政治等構成了一種二元對立式的選擇。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化及其新的歷史意識，使得超越80年代新啟蒙知識體制而重新闡釋當代中國才成為可能。

回過頭來看，迄今我的所有研究存在著一個“90年代原點”，也就是說我關于當代中國不同時段的研究，都有意無意地建立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歷史意識這一基礎上。20世紀90年代是我們“70后”研究者的求學期，也是我們的學術青春期，當時的知識氛圍和社會歷史結構塑造了我們這代人的基本學術譜系和精神氣質。意識到這一點，也就深刻地意識到人如何生活在歷史中，我們作為個體如何被歷史所塑造。所謂“一代有一代之學術”，大約指的是這樣的情形。《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第二編收入了我對劉復生、毛尖這兩位同齡人的學術思想評價，也大致呈現出了這樣的理解。但是，當代性的社會歷史結構是處在變遷發展之中的，“歷史中的人”如何反思性地認識歷史進而介入時代實踐之中，才是代際主體性的真正表現。所謂“90年代原點”的獨特性在于，一方面人們的精神狀態仍舊處在80年代的浪漫主義余緒中，同時又意識到80年代塑造的“新啟蒙”知識體制已經開始失效。構成整個20世紀中國基本認知框架的中與西、古與今、“左”與右、保守與激進等，都匯聚于20世紀90年代的話語場中，在相互分化、辯駁乃至論戰中深化推進。可以說這是一個曾經的主流話語失語、失序的時期，是一個略顯混亂因而開放地蘊含著多種可能性的時期，也是一個新的思想路徑在摸索中逐漸成型的時期。

該書所描述、勾勒和闡釋的思潮、議題和現象，事實上都是從20世紀90年代生長出來，進而在21世紀逐漸成型并穩定下來。正如前文提到的，這些從20世紀90年代出發的思想文化探索，經歷20余年的發展，已經逐漸顯露出相對穩定的輪廓。這或許也意味著“綿延的90年代”終于結束，而21世紀中國也開始顯露出自身的階段性特點。因此，當“90年代原點”獲得指認的時候，對我而言，也意味著我終于遠離了20世紀90年代，而獲得了對21世紀中國更為自覺的認知。這本書的意義因此也不僅在于記錄和呈現了20余年來中國思想文化變遷的軌跡，也是我從20世紀90年代出發，觀察、分析和闡釋當代中國的思考見證。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實際上是與我迄今的主要學術研究同時進行的。因此，這“第五本書”不是研究當代中國最新時段的最后一本，而是“四+一”本書，即該書構成了前四本書寫作的思想底色、問題意識和當代性出發點。只不過前幾本書將研究的范圍放在20世紀40—90年代的中國，而這本書探討的是正在展開中的21世紀，并且直接把“何為中國”、如何重新敘述中國作為關注的主題和對象。

三、21世紀：中國如何作為問題

“何為中國”作為問題的提出，源自20—21世紀之交中國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和中國社會自身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所有有關中國的討論，都可以寬泛地視為中國研究的一部分，但追問中國“是什么”、什么是“中國”以及如何界定中國的主體性特點，卻是21世紀之后才產生的問題。汪暉曾于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在各種有關中國的具體問題的討論中，‘何為中國’始終是一個核心的但常常被掩蓋了的問題”。這個核心問題，正是在21世紀才提出來的，由此展開的理論實踐也構成了20年來最受關注，談論也最為深入的一個前沿性話題。

諸多學者都將自己21世紀的研究冠以“中國”兩個字，比如汪暉的“中國問題”、甘陽等的“中國道路”、潘維等的“中國模式”、溫鐵軍等的“中國經驗”等。這種問題意識意味著，人們已經不再能挪用一些既有的理論范疇來界定或談論中國，而需要對中國作為一個政治體、經濟體、文化體的獨特性質作出總體性描述。《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的第一章（《“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第二章（《“文明”論與21世紀中國》）較為全面地論述了人文與社科界提出這一問題的大致過程、不同的思考路徑和主要議題。包括其他章節所分析的思想文化現象和議題，既是不同學科領域、不同歷史脈絡上的具體討論，“何為中國”又是這些論述共同關注的核心問題。具體問題的論述不是對某些核心理念的演繹或發揮，而是對“何為中國”這一總問題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與闡釋實踐。

這個總問題被提出來，是因為人們普遍意識到21世紀中國已經發生了不同于20世紀的巨大變化。但這種變化的內涵和性質如何描述，特別是21世紀中國是否具有了不同于20世紀中國的新特點，是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

21世紀中國是20世紀80—90年代中國的階段性延伸與調整，從而是20世紀中國在新時段的延伸，還是說21世紀中國已經整體性地超越了20世紀中國的基本問題系，而形成了中國發展的全新階段，這是看待當今中國問題的兩種基本方式。該書從對三個序列（即思想界論述、代表性研究者和影視文化實踐）的分析出發，總體性地偏向于持第一種態度，即認為21世紀中國具有了超越于20世紀中國的主體性特點。這一基本判斷是否確切，當然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21世紀中國已經具備了新的特點，因而無法或難以用人們所熟悉的20世紀80—90年代乃至整個20世紀的主流話語及思考框架來展開分析。但如何描述、判斷和界定21世紀中國的主體性，則是一個仍在探索、建構中的思想與話語實踐過程。可以說，該書的全部內容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即21世紀中國已經不再是20世紀中國，如何通過思想、學科、文化的話語實踐來描述也是建構這個歷史階段的主體性內涵。

21世紀中國變化的階段性標志是明顯的。從全球格局而言，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國家地位的提升，變成了獲得明確指認的歷史事實；從中國內部而言，社會文化的組織方式和民族認同方式也發生了不同于20世紀80—90年代乃至整個20世紀的大變化。正是這些變化，使得如何認知和敘述中國成為一個需要不同社會力量共同回應的核心問題。發生于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相關討論，即是這種問題意識的集中呈現。人們曾經習慣的諸種認知和表述中國的思考模式與闡釋框架，諸如在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中展開的現代化論述，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模式中展開的冷戰或后冷戰論述，都已無法描述和分析21世紀的中國問題。這使得建構一種新的21世紀中國敘述，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在中國國家形態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重要變化的21世紀，存在著多種敘述中國的實踐形態和方式。從實踐主體的層面而言，存在著政府、知識界、學院、大眾文化、基層社會等不同力量。該書將關注和分析的重心主要放在了知識界前沿性的思想探索和大眾化的影視文化實踐這兩個層面，討論的是其“敘述”形態。可以說任何行動實踐都必然包含著對其意義機制的敘述成分，但不能倒過來說所有敘述都可以轉化為行動。一種知識或理論形態本身可以視為一種“理論實踐”，但并不等同于社會（特別是體制性的）行動、實踐本身。在這樣的意義上，該書更側重的是思想文化敘述的探索性。也就是更關注這種敘述基于何種問題意識而提出、包含著怎樣的共同理念、依托怎樣的群體性或體制性力量而展開、其核心敘述文本的具體表述方式、蘊含了怎樣的突破性理論性議題、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等。換言之，在重視“重述”這一基本取向的同時，該書對所討論的理論議題與文化現象的闡釋，都是分析性的而非結論性的。

四、“文明自覺”：整合與重構

《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花費了較多篇幅關注的一種重要敘述模式，是以“文明”為基本框架而展開的中國闡述。正如第一、二章的分析提到，“文明”作為一個論述20世紀80—90年代之交冷戰后世界格局的基本范疇，其提出者可以追溯到美國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他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在后冷戰的世界里，人民之間的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7頁。“文明”在這里被指認為一種“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的“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并區分出當今世界存在的八大文明，將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日本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并列。亨廷頓的相關論述已為許多人耳熟能詳，并且因其美國立場和后冷戰色彩而引起廣泛爭議。

重提亨廷頓的文明論，并非簡單地肯定他的觀點，而意在關注美國式世界論述范式在中國知識界引發的繁復效應。比如人們較少意識到，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提出并在21世紀引發廣泛關注的“文化自覺”論，其基本意圖即是與亨廷頓對話。“文化自覺”論既接續了以“文明”為單位的闡述方式，但又希望構建一種不是基于“沖突”而是基于“和諧”關系的世界圖景。而自2003年起，學者甘陽就提出中國應當從“民族—國家”走向“文明—國家”。他借鑒亨廷頓的現代化理論，將所有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是“西方化”階段，第二個階段則表現為“去‘西方化’和復興‘本己文化’”，由此認為在經濟崛起的21世紀，中國的“歷史文明”不再是現代化的阻力，而是“中國‘現代國家’的最大資源”。甘陽進而提出了著名的“通三統”論述，即“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我在書中提及的雅克·馬丁的《當中國統治世界》和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世界》等，也力圖用“文明—國家”“文明型國家”等概念來描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與政治體的獨特性。更多知識界前沿的諸多相關論述，盡管并未明確“文明（體）”這一說法，但在理解和闡釋中國的基本思路上采取了相近的方式。

當“文明”與“中國”關聯在一起，將中國視為一個文明體而非僅僅民族體，或用文明史的視野來闡釋中國問題，其間的關鍵變化包含幾個要點：其一，涉及如何理解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性質，即中國作為獨立的現代政治體，是文明與國家相統一的形態，具有不同于西方現代國家的特點，不能用西方式民族國家的標準來衡量或描述；其二，涉及如何看待古今關系，即中國文明具有自身的長時段歷史連續性，中國傳統不是現代化的障礙或包袱，而應該說中國的現代化特別是21世紀的崛起正是從中國傳統自身延展出來的；其三，涉及如何理解世界的基本格局，即認為世界是由多個文明體構成的區域體系，強調中國作為一個文明體，并不是用中國中心主義來取代西方中心主義，而是從中國的主體性視野出發來理解自身和世界，用費孝通的說法是“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些變化的關節點在于，文明傳統作為一種重要因素與維度，被納入當代中國問題的思考之中，進而創造一種同時涵納傳統、現代、當代的中國敘述。

需要在21世紀提出新的中國闡釋框架的強大動力，既源自中國現實情境的巨大變化，也源自既有話語形態無法有效地回應和闡釋現實問題而產生的危機意識。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和現代化意識形態曾經有效地整合起了中國政府、知識界和大眾社會的基本認同，那么經歷80—90年代轉型，這一文化共識已經產生了明顯的分化。其突出表征是官方“主旋律”、知識界專業化訴求、大眾文化市場這種三元格局的形成。而從知識界內部來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論爭，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現代主義”、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等的分流，再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出現并一直持續到了21世紀的“新左派”“自由派”論戰，分化表現得越來越尖銳。《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一書的第四、五章分析闡釋了知識界左右之爭產生的歷史脈絡和問題意識。知識界的“論爭”現象，可以說是僅僅用冷戰、革命話語來敘述中國社會現實所產生的危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論爭”本身并不一定是“民主”的代名詞。如果雙方缺少共同的整合性訴求，對抗式論爭只能導向撕裂。這一點親歷過當代中國思想界論爭的人們都會有所感知吧。

分化格局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發展，隨之也必然產生一種新的訴求，即如何在包容不同族群力量、文化空間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共識，進而形成一種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度的中國敘述。“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文化構成體，其存在和發展總是同時需要構建自身的合法性論述，需要在全球性的國家體系格局和內部性的社會關系格局中塑造有關中國的共同體意識。缺少這種共同體意識和認同，中國就無法存在。無論是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還是90年代論爭中的諸種思想路徑，都主要局限于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而難以意識到處于矛盾和沖突之中的二元本身都共存于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國”這一內部。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對中國社會形成的越來越明顯的影響乃至擠壓，使得一種從“外部”重新理解中國的眼光和思路成為可能。這可以說是“何為中國”這一問題提出的初始情境。這里并不是在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邏輯上討論這一問題，而是從實質性的政治科學意義上探討中國作為共同體存在的必要條件和全球化時代國家形態的存在方式。

從這樣的歷史脈絡來看，“文明自覺”首先可以視為超越二元對立式論戰、沖突的一種新思路。費孝通用“文化自覺”來替代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強調關節點不在“沖突”，而在“共生”，所謂“和而不同”是一種既超越“專一獨尊”也超越“二元對立”的思考自我與他者關系的整合性模式。“新左派”與“自由派”雖然在基本立場和理論預設上存在著較大分歧，但兩者實際上都是在二元對立的冷戰式框架內部思考問題。21世紀初的“文化自覺”論述，試圖通過對長時段文明傳統的重新闡釋而回應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國問題，這種思考框架已經超越了冷戰式的排他性政治邏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自覺”論述并不是“左”右之爭的延續。

“文化自覺”論述的基本意識，側重于“中國”作為一種包容多種差異性（包括古今、左右、城鄉、東西等）的新共同體形象。而描述這一新共同體的理論性范疇，則是“（中國）文明”。從20世紀90年代關于“文明的沖突”的爭議，到世紀之交“文化自覺”論的實踐，再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文明自覺”論述的成型，這中間存在著一個敘述能指的展開過程。“文化自覺”所理解的“文化”，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與政治、經濟、社會等相對應的文化實踐，其內涵相當于作為一個大的構成體單位的“文明（體）”。因此，“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的基本內涵和重構指向是相近的。如該書第二章提到，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的文明史論述，強調的是一種復數的“文明”觀，試圖描繪一種超越西方中心主義而包容多種文明形態的世界史圖景。這種新的世界史/文明史訴求，也構成21世紀中國知識界重新理解中國自身的歷史傳統，并構想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發點。因此，“文明自覺”不僅是回應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分化的整合性訴求，也是塑造21世紀新的中國認同的重構實踐。

由于“文明”這一范疇的引入，理解中國的古與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理解中國內部包括階級、族群、城鄉、東西等群體與區域的關系，以及如何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等，都與此前的現代性視野有很大不同。“文明自覺”的基本訴求在于強調中國基于自身的歷史傳統和能動性實踐而具有的主體性。中國不是一般西方式民族國家，也不僅是普遍性的意識形態機器，而是一種具有自身長時段傳統特點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形態。如何看待中國歷史傳統，是關鍵所在。20世紀80—90年代乃至整個20世紀，人們對中國的主流理解，都強調應擺脫傳統的束縛而將自身轉變為一種現代性組織形態。而21世紀出現的這種新論述，則認為經歷劇烈的轉化更新，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但這個國家仍舊與文明傳統有著割舍不斷的關聯。在闡釋21世紀中國崛起的原因時，人們普遍強調的不僅是西方式現代化資源與規范，更是支撐著中國的現代性轉化但未曾得到充分理論化的政治傳統、經濟傳統與文化傳統。費孝通所謂“行而不知”的實踐層面，正是“文化自覺”需要著力探索的面向。“文明”作為一個同時涵納古典、現代與當代的闡述范疇，由此而成為闡釋21世紀中國問題的主要框架。在這種闡釋視野中，理想的狀態是將當代中國問題的分析，放置在中國自身的文明傳統延長線上展開，以期構建出一種真正能呈現出中國復雜經驗和政治文化特點的闡釋路徑。

21世紀思想文化“重述”中國的主要思考向度，都有意無意地建立在這種“文明自覺”的意識和訴求之上。這是在全球格局中彰顯中國主體性的主要方式，也是整合國內不同族群、區域性差異而形成的新的中國認同的主要思路。當下，有關“中國文明”“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描述，已成了人們逐漸耳熟能詳的論述方式。但需要意識到，“文明”并非一個自明的范疇，其內涵即便在當代中國也發生了極大變化。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中，“文明”是一個表達價值判斷、與“野蠻”這一范疇相對的形容詞，而非一種“文化（同時也是政治、社會、經濟）實體”。在這種普遍主義的邏輯中，世界只有一個，而中國是其中尚未獲得“入籍”資格的成員。當中國被承認為一種自足性的“文明（體）”，也就意味著世界可以是多元性的，每一文明（體）都是這個世界格局中的“地方性”（“區域性”）形態。從這些變化可以看出，“文明自覺”的關鍵在于認知中國的基本方式發生了范式性的變化。這使得考察“文明自覺”的出現過程、具體表述形態和不同的意識形態訴求，成為既是理解今日中國，也是理解20余年來思想文化變遷的一個核心理論范疇。

值得說明的是，《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并不把“文明”或“文明自覺”作為一個內涵固定的理論范疇，更不將其視為一種理論原理，而強調這是一種包含著相近的問題意識和思考取向的闡釋框架。該書更關注的是，在何種現實情境的觸發下，人們需要重新調用“文明”這一看似陳舊的范疇來描述世界與中國；在“文明”或“文明自覺”的能指表述實踐過程中，出現了怎樣的不同以往的研究思路和闡述方式，以及這種闡釋實踐能提供何種新的批判性思想資源。但這并不影響全書得出這樣一個基本結論，即“文明自覺”不是僅限于知識界的一種前沿性理論探索，而是21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發生的一種范式性轉型。

五、探索一種總體性的研究路徑

“文明自覺”意味著一種從文明（史）的角度闡釋21世紀中國的整合性的文化政治表意實踐。由于“文明”是一個內涵模糊、涵蓋面甚廣的總體性范疇，要勾勒出這種表意實踐的大致輪廓，需要某種與文明的總體性視野相匹配的分析路徑。這也涉及《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在基本研究方法上的自覺探索。

首先值得提及的是全書前三章的關聯性。第一章將“文化自覺”論視為世紀之交中國知識界一個有多種聲音和力量介入其中，但具有相近的批判性訴求的表述群。該章主要分析其代表性研究著作和思路，它們嘗試回應當下中國的何種問題，核心的理論議題如何建立自身的邏輯性表述。從分析對象和方法上來說，這是一種思想實踐的知識社會學探討。第二章偏重分析“文明”論，關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哲學等領域前沿研究如何闡釋中國的國家特性、歷史傳統和新的世界史訴求等問題，進而概括提煉出其中的主要理論表述。第三章則以2014年的春節聯歡晚會為分析對象，探討這一融合了大眾娛樂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大舞臺，如何展示“中國夢”訴求，呈現出怎樣的文明史敘述和共同體想象方式。從最初的寫作動機來說，這三章原本是我設想的相互關聯的整體，力圖呈現“文明自覺”從知識范式、理論議題到大眾文化的實踐形態。

將全書設計為“思潮”“思想者”“文化”三大部分，也是基于這樣的研究視野和思考維度。從一般的學術分類而言，“思潮”研究大致屬于思想史的范圍。第一編的五章，力圖顯示出知識界的主要思潮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左右之爭轉向21世紀的文明自覺的流變脈絡。這種章節組織當然是粗糙的，因為這些文章寫作之初，我主要是想勾勒當時思潮的主要輪廓、基本議題和論述邏輯，既無法預知此后的發展，也沒有考慮思潮與思潮之間的關聯性。但將這些文章放在一起，卻可以看出20余年來思潮流變的大致軌跡。

第二編的十一章，分析解讀11位學者及其主要著作。他們研究的學科范圍涵蓋當代文學、文化研究、現代文學、思想史、經濟史研究、文化評論等。當初寫作時沒有全盤性的考慮，選擇這些學者及其著作作為討論對象，多是刊物約稿或會議邀請。這些研究對象，都是或深或淺地對我的學術研究產生過影響的前輩或朋友，可以說他們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了我的學術與思想資源的基本譜系。同時因這些學者在各自領域和當代思想界的重要影響，這些文章也可以說是以學案的方式展開的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我的討論不是一般的研究者論，而是側重于當代中國20余年的歷史變遷對這些學者的學術思想產生的影響，特別是他們如何通過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回應21世紀中國的變化。將這些文章輯錄在一起，可以更為具體地呈現出知識界共同面對的議題，包括如何跨越20世紀80—90年代轉型、如何在90年代的分化和探索中提出新的研究路徑、各自的學術思想和研究議題在21世紀發生的變化，特別是形成了怎樣的具有新特點的研究著作、思想議題和探索路徑。如果說思潮研究更關注知識界的普遍議題，那么學案式討論更關注的是研究者直面21世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而展開的能動性思想實踐。第一編以“思潮”形態討論的思想議題和變化軌跡，在第二編中得到了更深入也更復雜的呈現。

第三編的六章，探討影視大眾文化中的重要現象和代表性敘事文本。這是“重述中國”在影視大眾文化中的具體實踐，可以與第一、二編知識界的理論實踐形成互動和參照。第十八章（《“讓世界看中國”：電影大片的國際化運作與國族敘事》）是與第一章（《“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對稱寫作的一章。第一章分析的是知識界關于“何為中國”的理論探索實踐，而這一章則分析電影產業所塑造的中國敘事。“中國大片”作為中國電影一種獨特的敘事藝術媒介和產業形態，在21世紀全球化語境中自覺地謀求國際化市場的過程中，也形塑了一種新的中國形象敘事模式。這種敘事模式同樣需要將古典文明資源作為其展示中國形象的內在構成部分，進而重組中國內部的文化認同和全球華語電影的區域性市場資源。很難說這些商業電影有明確的理論訴求，但其展示中國形象的基本敘事框架、調用中國歷史文化資源的方式以及重構中國敘事的強烈訴求，卻是與“文明自覺”的理論實踐相近或相通的。可以說，這是以“大片”形式展開的重述中國實踐。第十九章（《曖昧的遭遇戰：孔子與傳統文化認同》）、第二十章（《親密的敵人：諜戰大片中的性別與國族》）、第二十一章（《“秋月無邊”：許鞍華電影的香港敘事與中國認同》）則將討論范圍擴大到中國社會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沖突、東亞地區的后冷戰整合以及香港電影的中國認同等問題。這四篇和探討日本海戰電影的第二十二章，都試圖在一種國際化特別是東亞區域關系中分析電影如何重構其國族敘述。

這種章節設計，力圖呈現的是知識界的理論實踐、學術界的研究議題、大眾社會的文化現象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共振”關系。正是這種共振性，構成了人們指認一個“新時代”的基本內涵。打破既有的學科體制分類，從理論、研究者、敘事這三個實踐層面整體地把握21世紀中國敘述問題，是該書摸索的一種研究方法。這也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將“中國”作為整體性的研究對象是如何可能的？

可以說，全書關注的是關于中國的“敘述”，即多種表意實踐如何建構出有關中國的認知和表達這一語言或話語的維度。強調“敘述”這一維度，無疑會使人聯想起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那些著名論斷，“文本之外一無所有”或“我們透過語言看到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關于事實的表述”。斯圖爾特·霍爾則將文化研究直接理解為對“表征”（representation）實踐的探討。自20世紀60年代人文學科和理論的“語言學轉型”以來，這幾乎已成為人文研究領域的某種常識。缺少對“敘述”或“表征”本身的自覺，我們難以將如此廣泛的論述對象納入研究整體中。但是，關注“敘述”本身，并不意味著抽象地關注語言或話語，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意義表述的社會實踐行為。對我而言，無論知識界的理論闡釋、研究者的學術著作還是影視文化的敘事，都是一種敘述性的“文本”。我將這些文本視為21世紀中國總體性意義網絡中的一些開放性“節點”。依托這些文本節點，既可以考察生成文本的21世紀中國政治經濟學語境、專業與媒介的體制性生產機制以及接受條件，也可以深入文本內部，分析其調用的文化符號、敘事表意的策略和試圖達成的意識形態效果。

由于這些文本的當代性，也形塑了我作為研究者與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本之間的獨特關系。與一般性歷史研究的對象化文本不同，這些敘事文本就在我們的身邊和生活中展開，其意義實踐是開放的、召喚性的，與我作為當代中國人的種種感覺、感知、體驗和（無）意識相互參照、相互激發。在這一意義上，我既是參與性的受眾，也是反思性的研究者；既需要將這種表意實踐納入知識/權力的體制性場域中進行分析，也需要通過對我的當代性經驗和文本敘事的參照性解讀，來評判這些敘述文本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這個意義上，我的闡釋和寫作本身也是一種介入性的“表征”和“敘述”。

作為表意實踐的“敘述”存在著不同層次和性質。每一種敘述都是嵌入種種物質性的知識/權力機制之中的，比如思想表述本身無法脫離學院知識生產機制以及社會文化傳播媒介，而影視敘事實際上是由影視產業和文化市場組織的，既是“藝術”也是“工業”。這里存在著寬泛意義上的大大小小的“場域”，同時也存在著布爾迪厄意義上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場域的結構性互動。能夠將諸種敘述場域勾連起來的共同體機制則是“中國”，它既是政治共同體意義上的國家，是組織共同體意義上的社會，也是意義共同體意義上的文化。對于中國這樣有著悠久文明傳統的國家而言，其共同體意識也遠遠超越了現代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現代民族國家這種政治形式，是原發于西歐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產物。中國社會雖然經歷了從傳統的王朝國家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但長時段歷史積淀下來的文明傳統并沒有消失，并始終在20世紀現代化實踐過程中發揮作用。因此，僅僅用西方式的現代國家（以及與之同構的社會與文化）理念無法涵蓋中國共同體意識的更復雜和多元的層次。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需要調用作為“超社會體系”的“文明（體）”這樣的總體性范疇，來描述和呈現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共有的總體性特點。這種總體性并不表現為整一性和單質性，而存在著不同層次，兼有差異性和同一性的特征。

將中國指認為一種“文明體”，或從“文明（史）”的視野來理解當代中國，是一種基于21世紀全球格局而“在世界中認識中國”的反思性闡釋實踐。缺少對這一當代性情境的把握和意識，“文明自覺”的敘述實踐就不可能出現。也可以說，正是闡釋者的當代性立場，構成了“撬動”文明論述的支點。而“文明自覺”之“自覺”這一意識與行為本身，最重要的是提示一種思考路徑，即通過對已有經驗的反思性認知和敘述實踐，重新探索中國與世界的未來。21世紀以來，“中國經驗”作為一個高頻詞的出現，不僅意味著思考者站立的主體位置的調整，也意味著認識中國的方法論和闡釋框架發生的變化。借用托馬斯·庫恩的說法，這是一種真正的范式轉型。而“文明自覺”正是這一轉型得以發生的基點，它給出的不是結論或原理，而是探索的問題域與新的可能性。

從這一意義上說，以上對該書的寫作過程、成書方式、基本問題意識、主要理論范疇和研究方法的回顧，既是對我多年研究實踐的總結，也希望由此出發，為推進21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未來發展而提供思考的線索。這顯然是一次極為艱難而且力不勝任的冒險嘗試。但或許這也正是思想探索的意義所在。每一種思考和寫作都是認識現實世界的摸索性嘗試，并需要在社會實踐中檢驗其效力。缺少這樣的探索性認知環節，“經驗”無法成為“意識”，“實踐”也無法轉化為“理論”。

因此，《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的意義不在于提供具體的結論，而在于召喚一種認識和闡釋我們置身其間的21世紀中國的自覺意識。21世紀仍在展開之中，21世紀中國和中國人也正在探索自己在世界史/文明史上的確切位置。對這個正在進行中的歷史過程進行認知、描述和分析，進而探索出有效的實踐方式，將是每一位思考者需要直面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