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前言

在傳統媒體場域中，文學期刊場域作為文學場的次場域，也具備文學場的特征，那就是相對于其他媒體場域而言自主程度較高。[1]文學期刊場域內各類原有的行動者，在行動中擁有較高的自由度，對于各種行動決策擁有更高的決策權，比其他媒體中的行動者更少受到外界干擾。

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認為，讀者的需求也就是市場需求，是一種影響文學場的外部力量。讀者的需求屬于文學場中的商業一極，即他律的一極，與文學場中自主的一極形成“二元對立”。[2]讀者作為外部力量，不是直接而是間接對文學場中各種行動產生影響。[3]其影響途徑是，市場需求通過先影響文學期刊場域內的行動者，例如文學作者、編輯或者其他行動者，再對文學場的各類行動以及相關的結果發揮作用。在這種背景之下，長期以來，文學期刊的運營形成一套較為固定的業務流程。

進入網絡時代之后，文學期刊場域的外部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日益增多的網絡媒體在文學期刊與讀者之間架起了緊密聯系的橋梁。文學期刊設立的各種APP以及微信公眾號、微博、抖音、微視頻、小紅書、豆瓣、知乎等，將數量龐大的讀者直接引入文學期刊場域內部，讓他們從原來場外模糊的力量逐漸轉變成為場內清晰可見的行動者，讀者位置發生轉移。在網絡技術的支持下，讀者發揮力量的方式發生了深刻且影響深遠的變化。為了適應這種變化，文學期刊被迫進行了業務流程再造。這對于文學期刊的運營者來說，是全新的挑戰。這種流程再造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文學期刊的未來是繼續邊緣化直至退出文學場，還是浴火重生，重新在文學場內發揮重要作用。

為了考察網絡時代文學期刊的流程再造，依據生態同形理論，即生存在相同環境下彼此條件類似的組織，當面臨相同的環境限制和壓力時，會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4]，故選擇《人民文學》《當代》《十月》《散文》《詩刊》《小說月報》《收獲》《上海文學》《花城》《鐘山》等十大主流文學期刊作為樣本，對上述代表性文學期刊內部業務流程進行考察，旨在回答下述問題：網絡時代主流文學期刊的業務流程與傳統媒體時代有何不同？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么？怎樣對這種變化進行評估？文學期刊的流程變化對理解文學生產模式的變化有何啟示？

依據上述問題的性質，本文采用邁克爾·哈默、托馬斯·達文波特提出的業務流程再造以及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作為研究視角。流程再造理論作為經濟管理理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并詮釋文學期刊作為文化產業的商業屬性方面的特征，而場域理論則有助于理解并詮釋文學期刊的自主性即文學性的屬性特征。

應當看到，文學期刊作為傳統的紙媒類型之一，其遭受網絡媒體的沖擊卻要小于報紙以及商業、消費類的期刊。因此，有關文學期刊流程再造的研究對其他紙媒在網絡時代如何生存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流程再造和文學期刊的挑戰

進入網絡時代之后，按照美國學者邁克爾·哈默、托馬斯·達文波特等人提出的業務流程再造理論，文學期刊的狀況已經完全觸發了進行業務流程再造的條件。

流程再造理論的內涵是“對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徹底性的再設計,以便在成本、質量、服務和速度等衡量企業績效的重要指標上取得顯著性的進展”[5]。進入互聯網時代，人類社會信息化發展達到新高度，業務流程再造理論成為現代管理理論的新思潮。它以企業流程為改造對象，通過對企業流程的構成要素進行重新組合，旨在提升企業在信息時代的效率。流程再造理論在后續研究中，延伸出多個新的分支。達文波特的價值鏈理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需要進行流程再造的企業有四種情況：一是企業為形勢所逼，身處困境，已經走投無路，希望借助業務流程再造，擺脫被淘汰的命運；二是企業目前還能正常運轉，但危機已經可以預計到，有眼光的管理者未雨綢繆，開始采取變革措施；三是在目前條件下企業經營已達到頂峰，需要通過變革實現新的跨越；四是新技術出現，企業管理者預感到這種技術可能改變市場格局，需要根據新技術帶來的生產力新優勢調整現有的生產關系。[6]

除第3種情況之外，上述情況幾乎都與文學期刊的現狀相關。傳統文學期刊眼下危機重重。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作為中國人重要精神食糧的文學期刊，正在逐漸退出普通人的生活。據有關資料統計，2017年國內文學藝術類期刊共有665種[7]，其中文學期刊占一半，大概300多家。此外，一種頗為極端的說法是，2018年公開發行的純文學期刊，還不到150家。

采用波特的五力模型[8]可以發現，文學期刊正面臨著 “新進入者帶來威脅”“替代品的威脅”“同行中的競爭者”“消費者的議價能力增強”“上游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增強”等多重威脅。第一是新進入者給文學期刊帶來的威脅。網絡媒體作為新進入者，憑借其傳播與更新速度快、成本低、信息量大、內容豐富、檢索便捷、多媒體傳播、超文本的優勢、良好的互動性，奪走了傳統媒體的受眾。[9]第二是文學期刊的替代產品帶來的威脅。互聯網直接推出了替代品——網絡文學平臺。僅2018年，就比2017年新增各類網絡文學作品795萬部，累計達2442萬部，同比增長48.3%。[10]第三是同業之間對越來越少的閱讀者群體的競爭。純文學期刊由于高度同質化，市場越來越窄化。2017年，文學期刊總印數降幅為19.4%，接近1/5。[11]而此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全國比較知名的34家文學期刊中，發行量在1萬冊以上的僅13家，12家發行量在2000冊到5000冊之間，有9家不足1000冊。[12]第四是網絡時代讀者越來越多的閱讀選擇。大眾在打發休閑時間方面可擁有的選擇越來越多，數百個電視網，數千個耗資巨大的電視、電影節目，無窮無盡的社交網站、視頻和微博。人們根本不會擔心時間無處打發。每個媒體都在拼搶人們的注意力。“網絡環境中首要稀缺資源是用戶的時間和注意力。”[13]在這場注意力的爭奪戰中，文學期刊是不戰而敗，逐步衰落。第五是與文學期刊漸行漸遠的作者群體。文學期刊在作家心目中的分量也在悄然變化。“網絡寫作有一個優勢，就是發表迅速，能跟讀者進行直接對話，立竿見影，沒有什么中轉過程。”[14]“‘筆墨當隨時代’，你的作品要體現時代的變化，也可以理解為你的寫作，要跟得上書寫工具的變化。”[15]據統計，目前全國網絡作家的數量已經達到1750多萬。[16]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沒有在傳統文學期刊發表作品的經歷，而其中的佼佼者利用網絡文學平臺，卻迅速積累起巨大的知名度以及財富。2020年，在中國作家協會擬發展會員名單中，網絡作家已經占到一成。[17]

五種力量疊加起來的結果，就是讓文學期刊逐步遠離市場。《收獲》雜志副主編鐘紅明說，傳統文學期刊的生存危機，實際上就是讀者危機，讀者——這是文學期刊永遠的痛。[18]

二、讀者角色：從外部力量到場內的行動者

網絡媒體的興起，加速了傳統文學期刊的邊緣化。與此同時，網絡媒體又對文學期刊自身的運營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發生的途徑，主要是通過網絡媒體給讀者賦能，讓其從原來作為文學期刊場域的外部力量變成場域中的行動者，使其位置發生轉移。

在布爾迪厄提出的文學場域理論中，讀者的需求也就是市場的需求，一直被視為外部力量，在文學生產場外部發揮作用。布爾迪厄認為，文學生產場每時每刻都是兩條等級化原則即他律原則與自主原則之間的斗爭的場所。其中，他律原則也被稱為“外部等級化原則”。其主要內涵是，一部分藝術家所追求的是社會大眾所能理解的成功，例如書刊的發行量、電影的票房等以及社會大眾對藝術家本人的熟知或者認可。而自主原則也被稱為“內部等級化原則”，是指藝術家在場內被認可的程度。衡量文化生產場自主程度的依據是外部等級化原則在多大程度上服從內部等級化原則。[19]

布爾迪厄將大眾需求視為外部力量，跟當時的媒介生態有關。在傳統媒體時代，讀者雖然是媒體市場上的重要力量，但作為整體而言，卻是面目模糊的。即便在高度重視受眾研究的營銷領域，對于受眾的理解也集中在人口統計學變量上，如年齡、性別、收入等[20]，并非一個活生生的個體。這種情況下，在傳統媒體時代的文學期刊場域里，場內的行動者在決策時往往會忽略掉讀者。布爾迪厄甚至說：“為了理解如《快報》或《新觀察家》這樣的產品，研究目標讀者無關緊要。”[21]當然，他這樣說時還有個前提，即“在生產的小世界的空間和周圍的社會空間之間有著一致性”[22]，強調媒體與社會空間的同構性。

但是，布爾迪厄也承認，盡管文學場自主程度較高，但它還是要受總體的場如利益場、經濟場或政治場的限制。他繼而認為，文學場內那些占據統治地位的人如成功的小說家或劇作家，對外部需求最敏感。[23]也就是說，讀者需求作為外部力量對文學場產生的作用不容忽視，只不過這種外部力量是通過間接渠道來影響場域內部斗爭的。用布爾迪厄的話來說，就是文學場內總有一些屈從于外部需求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就成為外部需求的代理人。[24]

如果說，傳統媒體時代外部力量對文學場這種自主性較強的場產生影響是要通過場內代理人迂回進行，到了網絡時代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網絡技術的發展讓讀者直接成為文學生產場域中的行動者，不再像以往那樣面目模糊。這一點在網絡文學平臺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網絡文學中，“粉絲”已經取代“讀者”成為通用概念。歐陽友權認為，網絡文學粉絲就是網絡文學品牌的追隨者，與網絡文學品牌之間存在情感紐帶。他認為，網絡文學的讀者可以分為看客、讀者、粉絲、忠粉四種類型。[25]他還認為，粉絲行為催生出粉絲文化，粉絲文化催生出粉絲經濟。在網絡文學平臺上產生的文學生產新機制中，粉絲已經成為重要的參與力量，并且給文學產業帶來一系列新的盈利模式，包括付費閱讀、粉絲打賞、按點擊量對作品定價、按人氣選擇出版內容等。這種新機制，讓作者既要保證作品產量，還要主動維持作品人氣甚至挖掘新的讀者，只有“粉絲”越多，收入才會越高。[26]對粉絲的尊重，讓網絡文學產業迅速發展起來，也讓一批網絡作家靠網絡寫作富裕起來。

在網絡文學平臺上，粉絲即讀者已經成為文學生產場中的重要場內力量，直接對文學生產發揮作用。他們的能量讓傳統作家、文學編輯群體感到震撼。同時還應看到，網絡時代的粉絲跟傳統媒體時代的讀者相比，前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得到釋放。粉絲的個性需求日益受到尊重。

在現代工業化社會，文化產業或者文化工業實現了很多“大熱門文化產品”的奇跡。新世紀之初，女性歌唱類娛樂選秀節目《超級女聲》播出，4億人次觀看，各項收視指標創下中國電視史上諸多難以打破的紀錄。文學期刊也有這樣的高光時刻，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刊物普遍銷售火爆，新刊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隨著互聯網社會的到來，這種大熱門的現象將很難重現。在網絡時代，大熱門文化產品這個概念會突然讓位于小熱門產品。“單個大明星會被無數小明星團團包圍，少數幾個大眾偶像會變成無數的小眾偶像。‘熱門’群體的數量將會大大膨脹，每一個熱門都擁有數量雖少但卻更加執著的擁躉。”[27]

作為大規模工業生產的產物，傳統文學期刊的業務流程已經無法滿足這樣的新需求。在傳統文學期刊業務流程中，幾個編輯大海撈針一樣向作者約稿，撈到什么是什么，再根據自己的口味對原創作品加工、挑選，然后印制成刊物，最后指望讀者上門訂閱這些刊物，而讀者對此越來越不買賬。而在網絡文學平臺上，讀者群體的細分和日益個性化需求得到充分尊重。根據全國排名靠前的100家文學網站統計表明，目前網絡小說類型多達60多類。其中，玄幻、奇幻、仙俠、武俠、游戲、競技、都市、言情、軍事、歷史、科幻、驚悚等12種類型是網絡文學的基礎類型。這12種類型又進一步被細分，達到數百個之多。[28]這讓安德森在《長尾理論》中提到的觀點“熱門的種類會增加更多，但是每一個種類，都擁有數量雖少卻更加執著的擁躉”，得到充分驗證。

面對這樣分散的讀者群，文學期刊僅僅靠一本刊物，想要滿足所有群體的需要是不可能的。《收獲》主編程永新就自問：文學邊緣化仍是大的趨勢，紙質媒體的衰退趨勢不可更改。傳統的閱讀方式跟電子時代的閱讀方式怎么交接，讀者層的更替如何適應？[29]顯然，主編們已經意識到傳統業務流程已經不再適應新的時代，需要變革了。

三、文學期刊的流程再造

網絡時代，讀者位置發生轉移，從文學場外部轉移到場域之內，讀者成為場域中的重要行動者。顯然，文學期刊在傳統紙媒時代形成的業務流程已經無法滿足這一重大變化，必須重新設計、再造業務流程。

文學期刊傳統的業務流程包括組稿約稿、編輯加工、排版印刷、訂閱零售以及閱讀品鑒五個主要的價值活動環節。編輯部只能覆蓋前面四個環節。事實上，真正能夠自主決策的只有前面兩個半環節，即組稿約稿、編輯加工、刊物排版；后面兩個半環節，印刷由印刷廠完成，訂閱、零售主要委托給郵政系統，而多數文學期刊都沒有設立常態的與讀者互動的業務流程。

通過對《人民文學》《當代》《十月》《散文》《詩刊》《小說月報》《收獲》《上海文學》《花城》《鐘山》等十大代表性文學期刊近年來在業務流程方面的變革進行跟蹤研究，可以看到三種情形：一種是新增的流程，如增設與讀者溝通的渠道，增設讀者參與作品評價的流程，增加為讀者服務的流程，提供適合手機和平板閱讀的數字產品；一種是在原有流程基礎上有較大的改變，如在發行上，原來完全委托郵局代辦，而現在借力互聯網、在線支付以及物流體系開始自辦發行；一種是只有小幅度的變化或者隱性的變化，比如編輯加工和組稿約稿環節。

（一）設立與讀者溝通的渠道

利用方便快捷的網絡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設立與讀者溝通的渠道，是大部分文學期刊都采取的策略。這也是讀者從場外力量變成場中行動者的重要標志。通過對十大代表性文學期刊進行讀者溝通的傳統紙媒渠道、線下渠道以及網絡渠道加以梳理，可形成如下表1、表2。

表1 與讀者互動傳統渠道一覽表

表2 與讀者互動網絡渠道一覽表

從上述表格中可以發現，網絡時代文學期刊在與讀者溝通渠道的建設上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設立新媒體賬號和展示平臺態度日漸積極。對于新技術帶來的便利性，多數文學期刊持歡迎態度。像“微博”這樣簡單、方便、快捷、覆蓋面無限制并且成本低廉的社交媒體出現，各期刊爭相采用。

二是傳統溝通渠道被逐步淘汰。在紙媒鼎盛時期，一些與讀者交流溝通的方式，如召開“讀者座談會”等，現在基本上被放棄。即便一些線上渠道，也會因為新型網絡媒體的出現而被放棄。如對博客的使用，2015年之前的高峰期，十大代表性文學期刊中有7家開設了博客，包括《人民文學》《鐘山》《收獲》《十月》《花城》《詩刊》《當代》。目前僅有《人民文學》《詩刊》還在勉強續更。

三是微信公眾號一家獨大，成為文學期刊溝通讀者的在線主渠道。目前，除了《散文》雜志一家沒有開通微信公眾號之外，其余九家都開通了微信公眾號。以《人民文學》雜志為例，其微信公眾號發布的內容包括三塊：宣傳當期的雜志，刊發當期雜志的目錄、卷首語和重點篇目片段；專門設立作家小輯，刊發創作談和評論；設立多種功能，如信息集納、微店鋪等工具，還有往期雜志回顧。《人民文學》雜志對新媒體的要求也比較嚴格，對微信公眾號實行三審制，要求公眾號的編校水準向主刊看齊。《人民文學》雜志還曾經因為公眾號中的錯字，向讀者致歉。

（二）增設與讀者互動的流程

文學期刊與讀者具體互動模式包括：將自媒體作為新作品試讀平臺；鼓勵讀者參與作品評價；運用社交媒體進行讀者調查。

1.將自媒體作為新作品試讀平臺。很多文學期刊將一些作品的精彩部分放在微信公眾號上，讓讀者可以方便且免費地閱讀。讀者如果感興趣，想看全文，就必須購買當期紙刊。微信公眾號成了一種有效的促銷和推廣工具，能夠提升刊物知名度。查閱《花城》的官方微博可以發現，從2014年至2016年期間，《花城》雜志就先后開展了至少18次轉發微博贈書的活動，為刊物舉辦的活動造勢。查閱《詩刊》的官微可以看到，2020年在標明“青春詩會”的欄目中，有多條宣傳青春詩會以及與明星粉絲進行互動的內容。查閱《收獲》雜志的微博可以發現，盡管創立之初《收獲》雜志微博發文頻率很低，如2010年全年發微博數量僅僅只有4條，但到了2020年，數量增至99條；在微博刊發的內容上，一開始主要是推薦《收獲》雜志主刊的目錄，后來，利用微博，與作者、讀者進行頻繁的互動。

2.鼓勵讀者參與作品評價。20年前，《當代》設立了文學拉力賽，其特別之處在于其最終結果完全由讀者通過線上、線下渠道投票得出。每一期《當代》新刊出來，都會舉行投票，得票最高者為拉力賽分站冠軍，年底再由讀者投票評出各單項的年度總冠軍。[30]與很多只注重專家意見的文學獎項相比，《當代》設立的這個獎項充分吸收了讀者參與。而《收獲》舉辦的文學評獎活動，也非常注重讀者的參與。《收獲》文學獎分為“文學排行榜”和“讀者人氣榜”兩個榜，專家評“排行榜”，讀者選“人氣榜”。2018年的讀者人氣榜，就分為四個獎項，分別是“長篇榜”“中篇版”“短篇版”和“非虛構榜”，由讀者對入選作品進行淘汰式投票，最后留下來的就是獲獎作品。《收獲》官微曾說明，由于“眾多的讀者參與，并且寫下精彩點評，以至于留言遠遠超出了微信圖文可以允許公開發布的限制，有些留言就無法精選呈現了”。《收獲》人氣榜還專門給參與投票的讀者設置了獎項。讀者獲獎的要求是：“留言被點贊”，“評點作品觀點闡釋充分，獨具個性”。

3.運用社交媒體進行讀者調查。如《小說月報》雜志的微信曾在“十一”長假期間，推出有獎讀者調查活動并承諾參與者將有機會獲得最新推出的《〈小說月報〉大獎特集》。

（三）增設增值服務流程

依據馬斯洛的理論，社會歸屬感是人類的心理需求之一，屬于人類安全需求的一個重要方面。與“社會互動需求”和“自我表現需求”相比，歸屬感的需求更難以滿足。這需要文學期刊在與讀者互動中，要有實實在在的付出，讓讀者有獲得感。

《花城》雜志利用自身的內容資源，建立了“愛花城”文學平臺項目，除了銷售電子書、有聲書、自出版之外，更重要的是為純文學期刊的專業讀者提供亟需的服務，包括文學賽事、寫作技能培訓、作品版權運營等，其中系統化的寫作教程、寫作直播課堂、名家名編輯改稿，都讓專業讀者愛不釋手。[31]目前已有超過2000名作者在“愛花城”文學平臺上認證作家身份，上傳自己的作品。“愛花城”文學平臺項目總監陳崇說，將把“改稿”功能作為強化的重點，“愛花城”的互動功能和社交屬性也將被加強。《當代》公眾號有個常設欄目“寫作課”，一旦刊登了賈平凹、余華、格非、遲子建等知名作家講解文學寫作的內容，單篇文章的閱讀量就迅速攀升。該公眾號的編輯說，一些懷有文學理想而且還在嘗試創作的文學愛好者，非常希望得到專業指導。正如一位讀者所說：希望能在《當代》這樣純文學期刊的公眾號上學到文學創作的知識，同時也能提升閱讀鑒賞能力。[32]對這些動作，一些學者則看得更遠。正如李宗剛對《新青年》雜志在魯迅成為文學大家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所評價的那樣，這些新的文學平臺的增設將有助于激發潛在有實力作者的創作熱情，有助于刊物與作者共同成長。[33]

（四）面向讀者推出數字產品

為了適應網絡時代受眾在線閱讀的新“慣習”，如在手機以及ipad、電子書上閱讀，一些文學期刊推出文學期刊的電子版、網絡版本。2016年1月，《散文》和《小說月報·電子刊》已在多看閱讀、掌閱書城、豆瓣閱讀、QQ閱讀等四大電子書平臺上線。2021年1月，亞馬遜提供《收獲》雜志的電子版本。《上海文學》《當代》《詩刊》《十月》等雜志也通過合作網站、手機、電子書等電子商務平臺實現收費閱讀。

（五）對發行渠道的優化和調整

受網絡媒體的沖擊，傳統紙媒發行體系面臨全面潰敗的風險。以零售來說，2008年全國郵政報刊亭數量一度達到5萬個，而到2020年僅存1.1萬個，減少近80%。報刊亭的衰落，濃縮了報刊等紙媒的現實。文學期刊由于自主性較強、服務人群聚焦，受到互聯網的影響反而小于報紙和休閑、消費類期刊。但是，紙媒的發行、零售網絡主要建立在報紙和休閑、消費類期刊的基礎上。當后者變得不景氣時，文學期刊也自然受到牽連。

此外，紙媒傳統發行渠道的發行質量也嚴重下滑。2014年，《詩刊》編輯部在致讀者的征訂信中，公開批評郵政系統：“郵局向《詩刊》收取了占定價百分之四十的郵發代理費，卻敷衍塞責、尸位素餐，經常將我們苦心編輯出來的刊物隨意丟棄，導致許多訂戶無法正常收到刊物。”詩刊社當時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自2015年開始，凡是在《詩刊》郵購部門直接訂閱刊物的讀者，我們都將不惜成本，掛號寄送，保證每一本刊物都能完好無缺地到達讀者手中。”

《詩刊》雜志掀開了傳統紙媒發行渠道崩潰時刻的冰山一角。但沒有暴露出來的問題，只會更多。越來越多的文學期刊下定決心，要利用互聯網和日益發達的物流、快遞以及電子支付系統，重新建立自己的發行體系。從整體而言，傳統的紙媒發行渠道逐步被淘汰是遲早的事，接下來上場的是文學期刊依靠“網絡媒體+現代物流業+第三方支付體系”自建的發行渠道。

（六）編輯加工環節的隱性調整

在文學期刊的業務流程中，經過稿件的篩選、編輯加工之后，不同期刊會呈現出不同的風格，主要體現在審美理想傾向、體裁選擇、欄目設置和語言風格上。這一環節原本屬于文學期刊場域內較為自主的一極，但也受到讀者需求改變的深刻影響。在審美理想定位上，從之前的 “先鋒主義文學”潮流回歸到“現實主義文學”潮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大眾讀者讀不懂先鋒文學。在體裁選擇上，曾經受到文學期刊青睞的短篇小說，正在被長篇小說甚至超長篇小說所取代，因為讀懂短篇小說需要較高的專業知識，而長篇小說較為適應網絡時代讀者的閱讀習性。在欄目設置上，一些文學期刊嘗試面向大眾讀者來設置欄目。在語言風格上，文學期刊的語言有意無意地呈現“網絡化”，具體來說，就是語言風格的“移動化”“跨屏化”“碎片化”“視覺化”以及注重閱讀過程中的“即時互動”。這些都是網絡時代讀者閱讀新習性所導致的。

綜上所述，網絡時代文學期刊流程再造的關鍵是順應互聯網信息創造和傳播的新要求，探索文學作品創作與推廣的新路徑，走好媒介融合的道路。此前，受到媒介轉型和市場化休閑娛樂業的雙重沖擊，文學期刊所代表的傳統文學生產機制面臨與讀者親密關系解體、“專業—業余”作家體制崩塌的困境，文學期刊呈現老齡化、圈子化、邊緣化危機。[34]唯有充分利用好網絡媒體的互動性、便捷性以及能夠敏捷洞察人性變化的大數據技術，加強與讀者溝通，包括設立新媒體渠道、增加互動環節、接受讀者的監督、吸納讀者的智慧，這些才是文學期刊流程再造的關鍵。只有這樣，才能重新贏回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畢竟，文學最終是面向讀者的，最有效的評判標準也掌握在讀者手中。最廣大讀者的支持，才是文學生產機制充滿活力的最終源泉。

結語 對文學期刊流程再造的反思

在邁克爾·哈默和詹姆斯·錢皮對業務“流程再造”的定義中，包含四個關鍵詞，即“流程”“根本性”“徹底性”“顯著性”。[35]這四個關鍵詞，也是對文學期刊“流程再造”效果進行評估的重要指標。

從“流程”的角度來看，關鍵是要能夠識別流程中哪些是增值業務，哪些是非增值業務，然后剔除非增值活動,并對增值活動進行重新組合。“任何文本的解讀，只有靠讀者的創造性解讀才能獲取其獨特的價值。”“如果沒有讀者的參與，所謂的文本只能是封閉的符號存在，正是讀者的介入才使文本得到真正的具體的完成。”[36]無論何時，都不應該忽略讀者對于文學期刊的重要性。

通過對代表性文學期刊的考察可以看出，各大文學期刊都以網絡時代讀者的新需求為中心，對原有的業務流程進行了或大或小的調整。這些調整基本覆蓋了傳統文學期刊運營的全部業務流程，除此之外還增設了新的業務流程，特別是在讀者需求端，增加了與讀者互動溝通的社交媒體渠道，提供的產品也由原來單一的紙質媒體拓展到數字產品領域。參照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的“兩極論”可以發現，在文學期刊場域，越是靠近商業一極，如讀者關系、訂閱和零售等環節，受到他律原則即外部等級化原則也就是網絡媒體的影響就越大，調整的幅度就越大；而越是靠近自主原則一極，如約稿、組稿以及編輯、加工環節，調整的幅度就越小，而且調整越隱蔽。

從“根本性”要求來看，業務流程的再造要求運營者回歸零點，突破原有的思維方式，打破舊有的管理規范，采用新觀念對業務流程重新思考。從代表性文學期刊的業務流程調整狀況來看，多數期刊還沒有做到從“根本性”去思考文學期刊的業務流程再造。雖然所考察的這些代表性刊物經常被稱為大型文學期刊，但受制于經濟資本以及社會資本，這些刊物規模其實并不大，而且人員老化嚴重，很多編輯部多年未進新人，原有的編輯群體受到傳統文學期刊運營“慣習”制約，即使受到網絡媒體的巨大沖擊也難以讓他們擺脫原有的思維模式和思考路徑，難以采用新觀念從根本上去思考文學期刊對文學以及對社會的責任，實現管理思想的重大突破。

從“徹底性”要求來看，“徹底性”是基于在思想上進行“根本性”思考和決策之后，在行動上“徹底”擺脫現有業務流程的束縛，重新設計流程，實現流程的“再造”。但是，從代表性文學期刊業務流程的現有變革來看，受到集體“慣習”和個體“習性”的制約，在“場域遲滯”效應的影響下，這些行動上的變革只能被稱為對現有業務流程的優化和修補，并沒有實現像網絡文學平臺那樣，對文學生產進行徹底的業務流程再造。

基于上述原因，就文學期刊業務流程變革整體而言，遠沒有實現徹底性的變革, 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談不上實現業務流程再造的“顯著性”。業務流程再造的“顯著性”要求通過從“根本”上更新思考方式，找到那些限制文學期刊發展的各種環節和因素,“徹底”設計業務流程、再造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文學期刊滿足文學事業發展的能力，增強刊物競爭力，使得文學期刊的整體運營實現質的飛躍，獲得可持續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對于文學期刊而言，網絡媒體帶來的困境和挑戰依然存在，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嘗試。

注釋：

[1]［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 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09頁。

[2]［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 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93頁。

[3]［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 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207頁。

[4]吳思華：《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4頁。

[5]李愛民：《業務流程再造理論研究綜述與展望》，《現代管理科學》2006年第8期。

[6]李愛民：《業務流程再造理論研究綜述與展望》，《現代管理科學》2006年第8期。

[7]吳尚之主編：《中國期刊業發展報告2017-2018》，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8年，第172頁。

[8]［日本］嶋田毅：《邏輯思維》，張雯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第79頁。

[9]匡文波：《新媒體理論與技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9頁。

[10]陳雪:《網絡文學：“量大管飽”，更要時代精品》，《光明日報》2019年8月14日。

[11]吳尚之主編：《中國期刊業發展報告2017-2018》，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8年，第8頁。

[12]徐虹：《文學期刊苦尋活路》，《中國青年報》2003年12月4日。

[13]［美］韋伯斯特：《注意力市場如何吸引數字時代的受眾》，郭石磊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5頁。

[14]曾璇:《班宇：小說要勇于嘗試 抵達語言和事物的最深處》，《羊城晚報》2019年4月15日。

[15]李洱:《作家李洱：網絡文學是“最具中國性的現象”》，《錢江晚報》2013年5月28日。

[16]只恒文:《胡邦勝：中國網絡作家數量已達1750多萬》，《中國青年報》2020年8月23日。

[17]只恒文:《胡邦勝：中國網絡作家數量已達1750多萬》，《中國青年報》2020年8月23日。

[18]鄭周明：《文學期刊：直面新媒體時代的博弈與困惑》，《文學報》2016年10月20日。

[19]［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 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94頁。

[20]［美］邁克爾·所羅門、盧泰宏、楊曉燕：《消費者行為學》，楊曉燕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頁。

[21]［美］羅德尼·本森，艾瑞克·內維爾主編：《布爾迪厄與新聞場域》，張斌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0頁。

[22]［美］羅德尼·本森，艾瑞克·內維爾主編：《布爾迪厄與新聞場域》，張斌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0頁。

[23]［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 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93頁。

[24]［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 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93頁。

[25]歐陽友權：《中國網絡小說二十年》，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94頁。

[26]鄭崇選：《網絡時代文學生產機制的生機與困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5期。

[27]［美］克里斯·安德森：《長尾理論》，喬江濤、石曉燕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27頁。

[28]歐陽友權：《中國網絡小說二十年》，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26頁。

[29]舒晉瑜：《人民的文學來了：中國文學期刊的新媒體之路》，《中華讀書報》2015年3月12日。

[30]師文靜：《〈一日三秋〉〈文城〉等入選，〈當代〉2021年度長篇五佳出爐》，《齊魯晚報》2022年1月25日。

[31]徐平：《愛花城文學平臺：搭建嶺南特色文藝出版傳播體系》，《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0年6月17日。

[32]周茉：《文學期刊公眾號：新媒體時代意想之外的機遇？》，中國作家網，http://www.donkey-robot.com/n1/2018/0413/c403994-29924374.html。

[33]李宗剛：《〈新青年〉編輯約稿與魯迅現代小說的誕生》,《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34]邵燕君：《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12頁。

[35]李愛民：《業務流程再造理論研究綜述與展望》，《現代管理科學》2006年第8期。

[36]曹明海、史潔：《文學解讀: 讀者與文本的交流與敞開活動》，《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