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05年，高一涵離鄉入六安州中等學堂就讀。他勤奮好學，加之有自幼奠定的國學基礎，很快在六安州中等學堂脫穎而出。1907年，他被選送入安徽高等學堂就讀。在此期間，高一涵打下了扎實的英文基礎，閱讀了嚴復（時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之職）等人的大量著作，接受了《民報》宣揚的共和思想，向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1911年，高一涵于安徽高等學堂預科畢業。1912年，在友人的資助下，他自費赴日本留學， 進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在留學期間，他系統地接受西方政治學、經濟學、法律等方面的教育。1914年，章士釗在東京創辦《甲寅》（日刊），高一涵成為該刊的重要撰稿人。由此結識了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并成為好友。留日期間，高一涵時刻關注祖國的命運。

1916年7月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后，高一涵回國，與李大釗同辦《晨報》（初名為《晨鐘報》），經常為《新青年》撰稿，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并協辦《每周評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1918年進入北京大學工作，先后被聘為編譯處編審、政治系教授等職，兼任中國大學、法政專門學校客座教授。在北大期間，主要從事政治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并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輪流編輯《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基地“一校一刊”的核心人物之一。1918年11月，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共同創辦《每周評論》。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高一涵在《晨報》《每周評論》發文多篇，倡導民眾運動。1920年1月，再次到達日本東京，進行訪問游學，收集史料編寫《歐洲政治思想史》。1920年6月返回北京，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同年8月，與李大釗、胡適等聯合署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

1927年4月，李大釗被奉系軍閥殺害，高一涵聞訊悲痛欲絕。同年5月，高一涵等人在武昌中山大學舉行追悼大會。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高一涵避居上海，在上海法政大學任教授，兼任政治系主任。1931—1948年，高一涵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兩湖監察使、甘寧青監察使等職，其間他主要是“一位立足于監察崗位，廉潔自律，與貪腐現象作不懈斗爭的實踐家”，并于1943年出任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為保護敦煌石窟、組建敦煌藝術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國成立后，高一涵歷任南京大學教授、法學院院長，江蘇省政府參事，江蘇省司法廳廳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53—1954年，高一涵參加了我國第一部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一、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

高一涵是五四時期思想啟蒙運動的“大眾導師”之一，為大眾思想啟蒙與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1915年6月，陳獨秀回國創辦《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邀高一涵撰文。高一涵不負所托，很快寫成《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在《青年雜志》分三期連載。《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一文，號召青年要“練志”“練膽”“練識”。高一涵指出：“練志、練膽、練識，三者互相為用，不可缺一。以志言，則膽與識所以定志者也；以膽言，則志與識所以壯膽者也；以識言，則志與膽所以致識于用者也。志何以不移？有膽有識以定之故不移。膽何以不怯？有志有識以壯之故不怯。識何以能行？有志有膽以致之于用則行。”同時，建議青年不要悲觀，更不要“圖自了”，“一抱悲觀，則灰心頹氣，而不存猛勇奮進之心；一圖自了，則朝不謀夕，而不存任重道遠之念”。同時，他建議青年對國事不要袖手旁觀， 而要盡主人之責。

高一涵又相繼在《青年雜志》發表《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民約與邦本》《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等文章，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和哲學流派，呼喚知識分子擔負起思想啟蒙的重任。在《青年雜志》第1卷第5號發表的《自治與自由》一文中，高一涵指出：“自由乃自治之歸宿，自治實自由之途徑，二者常相得相用，而不可相離。”據統計，《新青年》共出版的9卷中，高一涵總計發表28篇文章，成為僅次于陳獨秀的主要撰稿者，被后人譽為《新青年》的“臺柱子”。李新宇認為，高一涵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其中心是傳播現代國家理念。高一涵論述共和國家與專制國家的不同性質，論述個人與國家、國家與政府、民主與自由等一系列關系，論述自由的復雜內涵，目的是讓人們明白自己與國家應有的關系，進而明白應該如何對待國家和政府，如何做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這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無疑是非常必要的。關于現代國家的性質，高一涵強調國家是人創造出來的，是保障人民權利的工具。如在《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一文中，提及“無人民不成國家，無權利不成人民，無自由不成權利”，“人民藉自由、權利以鞏固國家，復藉國家以保護其自由、權利”。關于現代國家的理念，高一涵強調“主權在民”“國家是人民為保障個人權利而創造的工具”“國家權力有限”等。

1916年初，高一涵與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共同發起組織神州學會，該學會以“研究學術、教崇氣節，喚起國民自覺、圖謀國家富強”為宗旨，主要通過“分科研究、演講和編撰書報”等方式進行活動。1916年2月，高一涵被推選為留日學生總會文事委員會委員長，李大釗被推選為文事委員會編輯主任。高一涵和李大釗合作創辦了留日學生總會機關刊物《民彝》。同年5月，高一涵在《民彝》上發表《國本》《共和》《程度與民政》三篇文章；9月，應李大釗之邀，赴北京參加《憲法公言》的編輯工作。1917年，為《甲寅》（日刊）編輯及撰稿人。1918年11月參與創辦《每周評論》。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高一涵在《晨報》發表《市民運動的研究》《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問題》等文章，在《每周評論》發表時評、社論，引領輿論走向。1919年6月，高一涵與陳獨秀等人到中央公園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1919年11月，高一涵在《太平洋》雜志發表《俄國新憲法的根本原理》，向國人客觀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社會制度。1920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高一涵經常參加研究會的活動，指導該會成員學習馬克思主義。1921年11月，高一涵在北京政治研究會上講演《共產主義歷史的變遷》，號召大家詳細研究實行的方法，“以使世界大放光明”。

高一涵不僅積極宣揚民主啟蒙思想，而且也積極投身到實際活動中來。“文學革命旗幟及其白話文運動興起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表征。”高一涵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是倡導新文學的重要代表，他積極推進新文學觀念在中國的發展。從其發表的《現在改良戲劇家的錯處》《看過〈英雄與美人〉新劇的感想》《我的戲劇革命觀》可看出他的新文學觀念。高一涵也是白話文運動的支持者。他身體力行地用白話文撰寫游記，成為“白話散文的作者”。例如，用白話文創作的《京奉車中見聞記》《下關東京車中見聞記》《東京見聞記》等文章發表于《新生活》上。用白話文創作的《新西游記》在《晨報》上連載。針對章士釗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反對白話文的觀點，高一涵在《努力周報》發表文章《“新文化運動的批評”》，為白話文辯護。

二、 現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開拓者

高一涵在五四時期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的研究。此外，他也從事中國監察制度史的研究。他是現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開拓者，是當時北京大學政治學研究的主要成員之一。

1923年1月、1925年5月，高一涵的《歐洲政治思想史》上卷、中卷先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該書是研究歐洲政治思想史演變的重要著作，為政治學學科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歐洲政治思想史》的內容包括希臘政治思想史、羅馬政治思想史、中古政治思想史和近代政治思想史。該書曾被北京大學列為第八套教學叢書。

1926年1月，高一涵完成《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1926年6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了高一涵的《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一書，該書是高一涵1925年因患猩紅熱病休養三個月期間所著（從中可看出其勤于治學的品質）。在該書中，高一涵認為，中國的政治紊亂，并不是因為各種監察權無機關行使，只因為各機關法律上有監察權，事實上不能行使監察權。高一涵指出，彈劾權只能算是監察權的結果，必須先有監督行政、考察官吏、檢查會計、注銷案卷等權，彈劾權才不會成為虛設；監察院如果要想實行監察權，一定要在彈劾權之外，同時享有這四種權力，然后彈劾權才有著落。1933年4月，高一涵在《東方雜志》發表《憲法上監察權的問題》。有學者認為高一涵的監察思想具有以下特征：強調權力監督的法制化與規范化；對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吸收；監察理論與工作實踐相輔而行，相互促進。到了抗戰時期，高一涵在監察工作中積極貫徹落實事前監督制度。高一涵還多次為監察立法工作建言獻策，并撰文總結監察工作的經驗。從中可知，高一涵的監察思想和監察實踐對當代監察工作的研究和實踐都有重要借鑒價值。其監察思想、研究維度也得到學者們的高度評價。例如，孫宗一認為，高一涵在懲戒權的歸屬、事前監督制度、監察與法治的關系以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等問題上的觀點和主張，極富遠見卓識，達到了同時代的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代表了中國近代監察思想的最高水平。吳漢全認為，《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和《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開創了以現代政治學理論研究中國制度史的新紀元，在現代中國學術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1930年，高一涵編寫的《政治學綱要》由神光出版社出版發行，當年四次再版，至1949年5月仍不斷地再版。《政治學綱要》一部分是其在北京大學講授政治學時所編寫，另一部分是在上海法政大學講授政治學時所編寫。在該書中，高一涵指出：“政治學上的中心問題是國家，政治學上最難回答的問題也是國家。”該書也介紹了俄國的政治制度，肯定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批評和否定了近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吳漢全評價該書是“現代中國學術界具有嚴密體系和學術架構的一部開拓性政治學研究著作，為政治學這門學科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高一涵還在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發表了《柯爾的國家性質新論》《福濱社會主義派的方法和理論》《唯物史觀的解釋》等文章，在《法政學報》發表了文章《一百三十年來聯邦論的趨勢》，在中國大學《中大季刊》上發表了《海格爾的政治思想》《委員制的性質和利弊》等文章。“主權在民”是其政治學整個體系中最核心的理念。

高一涵對政治哲學也具有濃厚的興趣，發表了《論彌爾的自由論》《斯賓塞的政治哲學》《老子的政治哲學》等論文。“高一涵對老子政治哲學思想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具有諸多的開創性，不僅體現政治學與哲學相結合的研究思路，而且使老子的思想在學術上得到新的詮釋，從而使老子的政治哲學地位能夠比較具體地呈現出來。這是高一涵在政治哲學上的一個重要的貢獻。”吳漢全如是評價。吳漢全認為，高一涵對老子政治哲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一是從老子時代的政治社會情形來分析老子政治哲學思想；二是揭示老子政治哲學的根本觀念；三是從政治哲學理論的高度評價老子的國家理想。吳漢全還指出，高一涵研究老子的政治哲學顯示出獨特的視角，如從時代思潮中研究政治哲學思想、從比較的角度研究政治哲學思想、注重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探討。

研究方法方面，高一涵主張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其特別重視對唯物史觀的研究和宣傳，將唯物史觀視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要基石，重視唯物史觀研究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應用。其在《在唯物史觀的解釋》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觀家最扼要的一點是，看清楚了社會環境與人類思想的關系的重要。在《歐洲政治思想史》上卷序中，高一涵寫道，研究政治思想的人可以用科學上分析的方法，尋找每派思想所受的影響；每派政治思想所以結胎成形，都不外下列三種影響：一是社會的影響。“無論什么樣的超群出眾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總跳不出當時社會實際生活情形的范圍。他的思想的大部分特質還是社會上的特質；他所以能夠成為大思想家，就因為他把他所居住的社會上的傾向，比別人觀察得清楚；因為他把他所代表的那時代的真正精神，比別人表現得更格外周到。”“所以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如果把歷史上各時代的社會生活情形弄清楚了，便可以明白某位政治思想家所以發生某種政治思想的一個原則。”二是宗派的影響。他指出，無論哪位思想家，只要是受過一派學說的洗禮，多少總帶點宗派的特質。“我們研究政治思想史，如果把每位思想家的派別和師傅弄清楚了，便可以明白各派思想變遷進步的線索。”三是個性的影響。“每位思想家固然是跳不出以上所說的兩種影響的范圍，可是我們仍然不能忘卻思想家自己的個性。”“我研究政治思想史，如果弄清楚了某思想家的才性，就可以窺見某思想家的特質。”其研究政治思想的方法也為其他學者提供了借鑒。

高一涵還積極推動中國政治學會的組建。1931年夏，高一涵與杭立武等人發起成立現代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政治學會——“中國政治學會”。高一涵參與了學會章程的起草及籌備工作。1932年9月，中國政治學會在南京中央大學舉行成立大會，10月中國政治學會干事會組成，高一涵為干事會成員。此外，高一涵在北京大學等高校任教期間承擔了《政治學原理》《政治思想史》《現代政治》等課程的教學工作。1950—1959年，高一涵還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等報紙上發表文章，內容涉及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黨的方針政策、法律等多方面。

三、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和宣傳者

1918年冬，高一涵在北京大學協助好友李大釗發起組織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馬客士主義研究會”。該研究會對內活動是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對外則是舉辦一些講演會”。1919年11月，他在《太平洋》上發表《俄國新憲法的根本原理》。文中指出：“俄國共和政府的根本原理，就是在國家社會主義上造成的。這種政府的組織，是拿馬克思主義（Marxism）做底稿子。要想明白俄國新憲法的根本原理，應該先明白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東西。”“在馬克思前的社會黨都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到了馬克思才成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俄國的政治組織本是很平易近人的，一點兒希奇也沒有；所以駭人聽聞的，只是實行土地產業國有的一件事。究竟這件事，七八十年前的馬克思已經說過多少遍，俄國現在不過拿馬克思的學說來實地試驗罷了，那有什么驚天動地的事，值得起大驚小怪呢？”

1921年5月，高一涵在清華大學政治研究所作題為“共產主義之歷史”的演講。同年6月，在《新青年》發表文章《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文中指出，要想弄明白共產主義在歷史上變遷的線索，最好分三派進行研究：從倫理的基礎上立論的共產主義、從人道的基礎上立論的共產主義和從經濟的基礎上立論的共產主義。高一涵認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屬于“從經濟的基礎上立論的共產主義”，并認為“如果把國家放在勞動者管理之下，如果國家之中沒有不勞而獲的階級存在，共產主義就可以完全實現了。所以近代的共產主義家所商權的只是實行的方法的問題，至于共產制度本身可行不可行的問題，老早就用不著討論了”。從中可知，高一涵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為共產主義是可以實現的，“所商權的只是實行的方法的問題”。同年11月，高一涵在北京政治研究會作了題為“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的演講。

1922年5月，在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舉辦的“馬克思誕生百又四周紀念會”上作馬克思唯物史觀主題的演講。1924年在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團體組織的五一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講。1925年4月，《京報副刊》發表了高一涵在中大的講演稿《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文中闡述了“唯物史觀中的五個公式”。

1926年4月，奉、直、魯聯軍發起進攻，隨后占領北京，4月26日《京報》創辦人、著名報人邵飄萍被殺害。同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10月占領武漢。在李大釗的勸說下，高一涵于1927年1月抵達武漢參加國民革命。途經上海時，由李大釗推薦、高語罕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名譽黨員。在武漢期間高一涵多次參加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為國民革命建言獻策。1927年6月，高一涵在《向導》上發表《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對“國民革命軍在前方北伐，共產黨專在后方搗亂”“國民黨雖欲容共，而共產黨卻不容國”等言論進行了駁斥。

從高一涵以上的這些活動與著述可知，其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是持積極態度的。其上述相關活動或著述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加深了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相關工作的開展。

四、新中國事業的積極建設者

新中國成立時，高一涵已年屆老年，但他仍積極投身到新中國建設事業中來。曾任南京大學教授、法學院院長、校務委員。1953年任江蘇省政府參事。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5—1959年任江蘇省司法廳廳長。1959年、1964年分別被選為江蘇省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席。1960年出任江蘇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1954年6月，在《光明日報》發表《熱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一文。1956年在《新華日報》《人民日報》分別發表《必須重視和遵守國家法制》《審判人員能不能向科學進軍》，強調法制建設。1957年，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分別發表《對于目前婚姻關系變化的分析》《對被告人供詞應該怎樣正確地評價》。1962年，力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出版。至1964年6月底，主持江蘇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共征集史料1022篇（近700萬字），選送全國政協159篇（約170萬字）。從中，我們也可深切地領悟到高一涵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

縱觀高一涵的一生，我們會發現正如吳漢全所言“高一涵的一生是追求進步、追尋民族復興理想的一生，始終貫徹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理想，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其愛國情懷、批判意識、開放視域、求真態度及豐富而有開拓性的學術著述等，都值得認真地學習和研究。高一涵自述的“遵守法令，接受批評，愛護組織，服從領導”等優點和彰顯的“穩重、勤懇、率性、正直、自律、正義、清廉”等品質，也值得真切地學習和踐行。這樣一位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現代政治學開拓者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和宣傳者及新中國事業的建設者，我們不應該忘卻。

（作者單位：龍巖學院師范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