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四個年輕人做夢也沒有想到，一九二二年的那個春天，波瀾不驚的西湖邊，因他們的即興發揮，湖畔詩社——竟然成為中國新詩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存在。一百年來，湖畔詩社作為一家文學社團被人們不斷提及，湖畔詩社的年輕人和他們的詩作時常走進課堂，走進讀者的心里。一代一代的讀者，常常為四個年輕人在西湖邊的舉動所感動。因為他們是用自己的心血和天性純情來滋養讀者的心靈，滋養新詩和中國文學。

文學的歷史，是有許多雜質的，不少作品距離人性很遠，從中看不到關于人的半點影子，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只在文字游戲中浪費生命；有的文學作品中，不僅看不到人性的影子，也看不到真實時代的影子，僅憑借聲東擊西耍一些文字滑頭，在歷史和現實的魔幻里，成為讀者需要猜測的謎語。所以，看到真性情的文字，仿佛聽到天籟一般，在人們心里掀起陣陣漪漣，令人久久難以忘懷。

一

一九二二年杭州的春天，和往年一樣，西湖邊的柳樹，在春風里搖擺了幾下，柳條就露出一點點黃茸茸的柳芽，在西湖邊享受陽光和軟軟的春風；從寶石山上飛下來的燕子，貼著西湖的水面翱翔，輕盈而歡快。杭州的山色，已經慢慢呈現青綠，和春天的陽光融為一體，顯得格外柔和、溫潤。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汪靜之四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在游覽了西湖的湖光山色之后，應修人提議，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在中國杭州孤山上西泠印社的四照閣里，成立一個詩社！這就是后來名揚天下的湖畔詩社。四個年輕人不經意的舉動，冥冥中已經驚動了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在中國新詩史上留下燦爛的一筆。

關于湖畔詩社的起因，馮雪峰回憶：“1921年，當時在杭州浙江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汪靜之已經有詩作在刊物上發表，這引起了那時也正在熱心于新詩寫作的應修人的注意。……大約在1922年初他開始同靜之通信，接著由靜之介紹也就和漠華和我通信，那時漠華和我也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讀書。1922年3月底……（修人）就來杭州同我們一起在西湖各處游玩了一個星期……由他發動，主要的也是由他編選，從我們四個人習作的詩稿里挑出一些詩來，編成一集，名為‘湖畔’，以作我們這次會晤的紀念……由修人出資自印，于4月間出版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卻也有進無退……從此以后，我們各人之間的友誼是仍然不變的。”（馮雪峰《應修人潘漠華選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馮雪峰是當事人，三十多年后的回憶，大抵是準確的。汪靜之回憶，當時他的詩已經編在《蕙的風》里面，馮雪峰他們認為，四個人選編了三個人的詩，不合適，于是從汪靜之的《蕙的風》里抽出四首詩，編在《湖畔》里，這樣，四個年輕人的作品就完整了。當年的驚世駭俗煙消云散之后，一切歸于平淡，當事人回憶起來，仿佛在說別人的故事。當年《湖畔》一經出版，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四個年輕詩人在衛道者的一片毒罵中，十分惶恐，幸虧有魯迅、周作人、胡適等新文學名人的支持肯定，才讓他們的詩心不滅，為中國新詩史上留下一縷新風。

當年四位年輕人正是二十歲左右的青春年華，杭州的湖光山色和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天然融合，煥發出奇異的光芒，讓這些年輕人的情感、思想一起迸發。有意思的是，四位《湖畔》愛情詩人都是男性，他們有發自內心對女性的好奇和渴望，天然的身體和自由的思想，所以他們筆下的愛情詩，自然天真、清新幼稚，如剛剛出土的幼苗，鮮嫩得沒有半點雜質。但是，這幼苗又是從泥土中生長出來的。汪靜之的《過伊家門外》，只有短短三句，卻寫出了一個年輕人內心的波濤洶涌：“我冒犯了人們的指摘，/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

二

今天的人們讀湖畔詩社的愛情詩，喜歡這些愛情詩，是因為這些愛情詩，都是年輕人自己真實生活的抒寫。沒有經歷過真正愛情的所謂愛情詩，大多是無病呻吟，湖畔詩社的年輕人寫的愛情詩，幾乎每一首詩都是來自他們生活中的故事。

湖畔詩社的四個年輕人中，汪靜之在杭州時間最長，他的愛情詩寫得最多，他的愛情故事也最生動。他小時候由父母指腹為婚，后來和對象以及對象的姑姑曹珮聲，像兄弟姐妹一樣，三個人青梅竹馬，整天在一起玩。但是，漸漸長大的汪靜之，其指腹為婚的對象忽然在十二歲時去世了，而曹珮聲已經出落成風姿綽約的大姑娘。汪靜之情竇初開，喜歡上了曹珮聲，卻遭到曹珮聲的一聲斷喝：“你瘋啦！我是你姑姑！”汪靜之一下子沒有了勇氣。后來，曹珮聲在老家出嫁，再后來到杭州讀書，尋找自己的世界，并考取杭州女子師范學校。汪靜之也到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

遠離家鄉的曹珮聲知道，汪靜之內心依然鐘情于她，只不過礙于這種世俗關系，才沒有跨出這一步。曹珮聲關心汪靜之的情感生活，希望有一個稱心如意的女子，成為汪靜之的終身伴侶。在風景如畫的西湖邊，曹珮聲去看望汪靜之，每次去，都自作主張帶一個女同學一起。私心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同學介紹給汪靜之——讓他認識認識這些才貌雙全的女同學。曹珮聲也是一位才貌雙全的女性，據說還是個學霸，所以在同學中威望很高，女同學都愿意隨她到西湖邊玩。曹珮聲前前后后一共帶了八個女同學，結果她們都不大愿意搭理汪靜之。這讓汪靜之十分無奈，他當時寫道：“最初相見驚心艷/一見頓時魂盡銷/無奈美人不理我/心涼半截覺無聊。”還寫道：“美女無情冷若冰/不敢心萌愛慕情/眼內寒冰擋愛意/冷面冷顏我冷心。”

后來，汪靜之看中了一位在杭州女子師范讀書的姑娘符竹因，于是不管不顧，用徽州人的執著，猛烈追求。汪靜之不善言辭，便用寫信、寫情詩的方式追求符竹因。據說，汪靜之當時給符竹因寫情書，最多的時候，一天寄出十三封信，這恐怕在中國情書史上也不多見吧！

符竹因出生于臨平的一個小康之家，平時在學校里的形象是中規中矩的好學生，突然一天收到十三封信，引起學校訓育主任的注意，一查，原來好學生符竹因在外面談戀愛。學校打算開除她，或者讓她退學。但因為符竹因品學兼優，許多老師都不忍心懲罰她，最后決定給她誡勉談話。學校還把此事告訴了符竹因的父親。好在符竹因的父親比較開明，也有新思想，他了解情況以后，竟然同意女兒的選擇，讓汪靜之在睡夢中笑醒。

有這樣愛情生活的詩人寫的愛情詩，自然吸引人。湖畔詩社詩人們的愛情詩，是發自內心的自然流露，沒有矯揉造作，更沒有無病呻吟，他們的愛情詩，每一句都是真實的情話。正如《湖畔》扉頁上的題詞：“我們歌笑在湖畔，我們歌哭在湖畔。”所以，他們的詩，有時候是童言無忌，他們把內心的情感赤裸裸地、不加掩飾地呈獻給讀者，尤其隨著第二本馮雪峰、應修人、潘漠華的詩集《春的歌集》的出版，再加上汪靜之《蕙的風》的出版，湖畔詩社的名聲日益擴大。

三

其實，湖畔詩社的愛情吟唱，堅持一直唱下去的，只有汪靜之一個人。汪靜之唱到晚年，唱到最后，湖畔詩社成為一個人的湖畔詩社。當年意氣風發的四個年輕人中，寧波人應修人一九二五年到了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在革命的洪流中秘密加入共產黨，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一九三一年到中央組織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犧牲，成為湖畔詩社的第一位革命烈士；金華武義縣的潘漠華，離開西湖以后，到北京大學讀書，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在革命低谷時，加入共產黨，之后在浙江、上海、河南、河北等地從事教育工作，同時秘密進行地下革命工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次年犧牲在國民黨監獄里。

新詩人有理想、有信仰，從詩人到革命家，無怨無悔。還有寧海縣的柔石，他也是湖畔詩社的成員，年紀輕輕，也犧牲了。汪靜之曾經感嘆，五四運動以后寫新詩的人中，有六個烈士，其中湖畔詩社占了一半。馮雪峰此后的經歷十分坎坷，他曾經到北京大學旁聽，后來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活動，還去過中央蘇區，擔任過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參加過紅軍長征，后來黨中央又派他到上海，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不久被捕，關進上饒集中營，被營救釋放后，到桂林、重慶從事文化工作。新中國成立后，馮雪峰在上海華東軍政委員會和上海市文化藝術界聯合會擔任領導職務，后來到北京，在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等單位擔任領導，并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汪靜之早年得到魯迅、胡適、周作人等名流的關照，愛情詩創作得心應手，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一部接一部地寫出來。新中國成立以后，老朋友馮雪峰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領導，于是邀請汪靜之北上，到出版社做編輯工作。后來情況變化了，汪靜之的日子并不好過。一九七六年以后，汪靜之又在西湖邊生活了二十年，他送走了當年一天給她寫過十三封信的愛妻符竹因，重新恢復了湖畔詩社，建立了湖畔詩社紀念館，將湖畔詩社的精神傳承給后人。

四

湖畔詩社已經百年，但是那種脫俗一樣的清新、天籟般的幼稚，自然質樸的愛情詩，依然在人間流傳。當年汪靜之望著年紀相仿的姑姑曹珮聲的照片，寫下了自己的相思：“我看著你，/你看著我，/四個眼睛兩條視線。/整整對了半天，/你也無語，/我也無言。”如此相思，如此表達，清純到了極致。再如《伊底眼》：“伊底眼是解結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著我，/我被鐐銬的靈魂就自由了呢？”這樣的比喻，直抵人的心靈。

當年許多名流為湖畔詩社的愛情詩撐腰打氣。周作人說過：“他們的是青年人的詩，許多事物映在他們的眼里，往往結成新鮮的印象……過了三十歲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覺，在詩里流露出來。”朱自清讀了《蕙的風》以后，說：“小孩子天真爛漫，少經人世間底波折，自然只有‘無關攔’的熱情彌滿在他的胸懷里，所以他的詩多是贊頌自然，詠歌戀愛，所贊頌的又只是清新、美麗的自然，而非神秘、偉大的自然；所詠歌的又只是質直、單純的戀愛，而非纏綿、委曲的戀愛。這才是孩子們潔白的心聲，坦率的少年氣度，而表現法的簡單，明了，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顯出作者底本色。他不用錘煉底功夫，所以無那精細的藝術，但若有了那精細的藝術，他還能保留孩子底心情么？”朱自清先生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當時朱自清是湖畔詩社熱心的扶持者，他后來還說：“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里。潘漠華氏最凄苦，不勝掩抑之致；馮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淚；汪靜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氣；應修人氏卻嫌味兒淡些。”朱自清畢竟是文學鑒賞大家，對湖畔詩社的詩人作品，自有獨到的看法。宗白華先生當時也對汪靜之的愛情詩給予充分肯定，認為汪靜之是“一個很難得的，沒有受過時代的煩悶，社會的老氣的天真青年”。在宗白華看來，汪靜之《蕙的風》里的詩，是“如同鳥的鳴，花的開，泉水的流”一樣的“天然流露的詩”。

湖畔詩社已過百年，蓬蓬勃勃、如火如荼的愛情詩時代仿佛漸行漸遠，杭州西湖邊的湖畔詩社遺韻，何時在西湖邊桃紅柳綠時再來？一百年？兩百年？難說。但是，相信三百年以后，還會有人說起洋溢著真情實感的湖畔詩人的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