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文學科的研究必須從經典文獻和語言文字入手，思想的創新需要新材料、新方法和新問題。古典教育在當代中國的內涵和意義，并不局限在知識層面上的傳承與研究，而是反思和接續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脈，與世界文明體系形成有機的整體。

什么是“古典語文學”

按照通行的說法，古典語文學是古典學的組成部分。在現代大學里研究古代經典，其出發點并不像在古代社會是為了給這些經典培養傳承者和實踐者，而是試圖以實證的方式還原或再現古代文明。

我們今天在看到古代文本時，其實早已得益于歷代古文字學家和古文獻學家的工作，他們對這些文本做了辛苦的考訂篩選。文本的識讀和考訂，是古典語文學最枯燥、最基礎的工作。

作為現代大學學科體系里的古典語文學，并不以古典主義的人文教養為目的，但這并不是古典語文學的錯誤。古典學作為領域更寬廣的學科，必須承擔古典語文學在學術以外的使命。

“中國古典學”的邊界

“古典”在中國古籍里，既可以專指上古的典籍，也可以泛指古代文獻，同時還可以指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說，“古典”一方面指古代的典籍，另一方面也指這些典籍所記載的典章制度。典，既可指典冊或典籍，也可指典例。所以，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應以古代經典為中心，但也可以擴展到廣義的古代文明。

今天的中華文明遭遇新的歷史情境，即全球化共生格局取代了此前的儒家天下觀。厘清中國古典學的內涵和建設目標非常重要，我們今天對待古代中國的歷史文化，不再拘泥于“信古”和“疑古”的邏輯循環，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釋古”上。

筆者個人相信，重構中華文明的經典譜系，是建設未來中國文化的必由之路。

東方學與世界文明體系

討論古典學的學者，大多提到古希臘文化在歐洲歷史上的中斷。古典學的工作使他們的文化能與古希臘羅馬的經典思想直接相連，把后者作為現代西方文明的根源，而其18世紀以來的古典學，還給同時興盛起來的“東方學”提供研究和學術基礎。這樣做的結果，古典學幫助歐洲社會走出中世紀，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釋放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光芒。另一方面，借助于東方學的構建，古典學使古希臘羅馬文化獲得了接近于人類文明制高點的話語權，乃至于世界上好多地方出現了“言必稱希臘”的現象。也就是說，歐洲東方學的興盛，得益于歐洲社會普遍重視的古典教育。

在19世紀的歐洲大學，古典教育風光無限。在古典學方法延伸到東方學的過程中，世界文明體系的圖景在西方社會逐漸清晰，并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體系影響“世界史”的建構。

東方學讓西方人對東方社會了如指掌，而亞洲人對西方社會并沒有太多的認識。豐富的東方知識，成功地建構了西方對東方的話語權。

直到今天，我們仍在不斷引用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文化或東方社會的解釋，卻很少能對西方社會、西方思想做出學理上的批評或重構。在這樣的語境下，古典學對中國的大學教育特別重要。我們需要一批熟知西方歷史、思想和社會的專家，更需要一批真正能給中華文明賦予一種世界意義的專家學者，能在世界文明體系里找準中華文明的位置。

中華文明確實不同于西方。支撐中華文明的力量，不僅有世代流傳的經典系統，還有蘊含在這些經典里的核心價值觀，用于塑造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中國古典學的使命，因此并不完全是學術的，同時也是實踐的體系，與傳世的價值系統有直接的關聯。語文學、解釋學和世界史，是中國古典學最重要的學術工具。

中華文明經典系統的重構

中華文明的古典時代，是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到春秋戰國結束，最主要是指夏商周三代。這一段古史很復雜，有的人很相信古史，有的則完全否定。中國古典學的重任之一，如裘錫圭所言，是這段古史的重建。而對歷史專業以外的學者來說，古書的重建可能更為重要。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出土文獻，有很多出自戰國和西漢初的古墓。可以說，現在是兩千年來古書重建的最好時期。

裘錫圭提出“古典學的重建”，有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即要依靠出土文獻走出疑古時代。但他也不是主張“信古”。在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上，一方面要糾正疑古過頭的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過頭的傾向。近年來，在學術界“走出疑古”的氣氛中，信古過頭的傾向已明顯抬頭。現在最需要對先秦兩漢文獻進行系統的梳理。出土文獻現已成為中國學術界最大的熱點之一，清華、北大等高校都有一批出土竹簡，時不時有新的重要成果問世。簡帛是繼甲骨文之后對中國古典學影響最大的新資料，現在應有意識匯總簡帛研究的新成果。但是，這個匯總工作，肯定不是簡單的史料堆積，而是意味著一次精神的蛻變，內蘊文明觀念的重大突破。這就不是“重建”，而是“新建”。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的經典系統發生過兩次大的調整，也就是《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分類系統。前者把漢代保存的典籍分為“六略”，即：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后者把隋代保存的典籍分為“四部”，即：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后附道經、佛經。技術性的書籍在四部分類法里被邊緣化了，道經和佛經得到了重視。不過，兩種分類法都把儒家典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從漢代開始，儒家的經典譜系發生了多次變化，在歷史上有“五經”“七經”“九經”，乃至廣為流傳的“十三經”，“四書五經”則又成為儒家核心經典最通行的說法。中國古典學確實應該把儒家經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畢竟不再是獨尊儒術的時代了，老莊等諸子百家，《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部經典，楚辭、漢賦、唐詩等歷代文學經典，乃至道經、佛經，亦可視為支撐中華文明的基本經典。哪些典籍可被列入中華文明經典？這需要長時段的理論解釋。經典結構的調整與知識分類體系的重大轉變直接相關，但哪些典籍能被稱為經典，既要有卓越的理論闡釋或藝術表現，也取決于社會的實際需要。因此，這里涉及復雜的解釋學工作，很多時候是在“重讀”古典，每一次深刻的重讀，往往表現了一種新的學科視野，甚至誕生了一門新的學科。以往我們從事古典文獻研究，基本上被稱為“文史”工作。但如果想要重建中華文明經典譜系，研究方法上則要兼容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從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現代學科的視角出發，可發現新的經典組合。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重新理解以前被普遍忽視的自然科學類古籍。近代以來，中國人的知識體系再一次進行重大調整，從“四部”轉變為現代西方學術意義上的“七科”，逐漸發展出今天的學科體系。我們的教育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傳統的書院轉變為新式的學堂，逐漸建立從小學到大學、研究生院的現代教育體制，也就意味著優秀人才的選拔機制和評價機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樣的轉變中，以往支撐書院的經學，失去了社會組織的依托而趨于黯淡，而以真理或客觀自居的哲學占據新式教育的中心位置。經歷了這么多的重大變化，支撐中華文明的經典是什么？學術界并沒有想清楚，中國社會也沒有取得完全的共識。

所以，我們今天對中華文明經典既要有學術意義上的“重建”，還要有思想意義上的“重讀”。北大國學研究院推出“新編新注十三經”，突破了傳統的儒家經典范圍，把《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墨子》《孫子兵法》列為中華原典。社會上還有“佛教十三經”“中醫十三經”等不同的典籍匯編，也是一種經典的重構。國家圖書館召集一批著名學者，選編“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從2017年起陸續出版，涉及各個學科門類，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對中華文明經典的再認識。

中華文明經典系統能對中華文脈有所表現，但還不全面。中華文脈代表中華文明的傳承，代表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這要由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身體力行。在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時代，重建或新建中華文明的任務非常艱巨，必須放在世界文明體系的大框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