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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1911—1966）是中國現代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詩人。陳夢家對殷墟甲骨文、西周銅器及漢代簡牘有極深的研究，也是一位在詩詞領域與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齊名的新月派詩人，寫出大量傳世的清新詩句，還曾撰寫過一本豫劇劇本手稿《紅日》。

鮮為人知的是，陳夢家的父親陳金鏞也是一位近現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宗教史學家、教育家。其完成于上世紀30年代的重要遺著《中華布道史》填補了早期基督教會在中國發展的具體史料，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參考文獻。這部手稿，自陳金鏞離世，陳夢家保存了近27年，后經其夫人趙蘿蕤保存至離世，又不幸流失，直至2010年，在天津的舊書肆中被發現。據悉，這一手稿12月6日起將亮相上海朵云軒預展現場，這也是這一手稿首次面向社會公開亮相。

“說起得到陳金鏞所著《中華布道史》手稿，頗有些傳奇色彩。”收藏家方繼孝對澎湃新聞記者介紹說。

陳金鏞，1887年畢業于杭州育英教育學校（學校名有誤，進校時為杭州育英義塾，畢業時稱之江學堂），畢業后留校任教，之后到南京金陵神學院擔任講師。并長期擔任上海廣學會編輯，曾為司徒雷登譯《圣教布道近史》。陳老先生一生著述很多，且大多發表。

陳夢家父親 陳金鏞舊影

陳夢家父親陳金鏞的《中華布道史》手稿

《中華布道史》是他用了三年時間寫成的，約十萬余字。成書時間是1925年至1928年。書稿的主要內容包括傳教士初到中國在各地建教會、學校、醫院的起始、困難、厄運，及在太平天國時期的傳教情況。令人不解的是，這部手稿并未匯總發表。陳老先生離世后，由他的三子陳夢家保存。“文革”初期，陳夢家被抄家，這部手稿也被抄走。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曾接觸到‘文革’中陳夢家被抄家后來退還的一些書信、文稿，但這些資料中并沒有陳金鏞先生的《中華布道史》手稿。此前和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不知道這部手稿的存在。”方繼孝對澎湃新聞說，“知道這部手稿的存在，還要緣于我依據陳夢家先生舊存的書信、文稿寫成的文章《陳夢家往事》，后來我把這篇文章收進我的《碎錦零箋》一書。恰好，一位曾經與陳夢家先生共過事的王世民先生看到了此書，并仔細讀了《陳夢家往事》一文，鑒于文中有些不準確之處，2010年2月25日，王先生特意來信指出。就是在這封信的最后，王世民先生詢問我是否藏有陳夢家父親陳金鏞先生的手稿，我才知道原來陳金鏞先生還有這樣一部重要的手稿。”

據王世民在書信中回憶，陳夢家的一批書信，是由于他的內弟趙景心未能精心保管，在夫人趙蘿蕤去世后，使其流入社會。“我雖自1956年到考古所工作以后，經雙向選擇曾確定以陳夢家先生為導師，后來雖因陳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實際接觸有限，仍先后有十年交往，略知一些事情。而‘文革’以后，陳先生遺留的藏書和書信等資料，由北京市‘查抄辦公室’退至考古所時，我曾經手將書信等資料面交趙蘿蕤先生，深知其重要的學術價值，關切日后的保存情況。”王世民介紹，在他經手面交趙蘿蕤的資料中，有一包陳夢家父親陳金鏞先生的手稿，用毛筆寫在16開白報紙上，內容好像就是《中國基督教傳教史》（中華布道史）。

接到王世民的信后，方繼孝與其通了電話。兩人在電話中除了再次談到陳金鏞的手稿外，方繼孝還特意問了陳夢家自殺前的情況，王世民說：“在經手退給趙蘿蕤陳夢家遺物時，有陳夢家的日記，其中一本是他自殺前的日記，也是他的最后一本日記，我曾把這本日記扣下，沒有給趙蘿蕤先生，但最后我還是送還給她了。我記得陳先生的最后一個日記是他第一次自殺前寫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陳先生的日記寫得很簡單，一般只有幾句，而且不連續。”不過這本日記現在亦不知所蹤。

這次電話交流以后，方繼孝因忙于冗務，就沒有再與王世民聯系。直到方繼孝在天津的舊書肆中發現這部書稿，并以重金購回，才再次與王世民有了聯系，不過這已經是來年的六月初的事情了。“當時我把王先生的電話號碼遺失了。為了盡快把這重大消息告訴王老，我便寫信，詳細報告了收藏這部手稿的經過以及當前的整理、聯系出版單位的情況。信發出前，我復印留底。這種做法，也是鬼使神差，因為從前我從來沒有這么做過，這次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場。”方繼孝說。

據方繼孝介紹，在與王世民電話聯系后沒有多久，他就接到了陳夢家的弟弟陳夢熊兒子的電話。“在電話里，陳夢熊兒子說他的父親陳夢熊已經快90歲了，看了《碎錦零箋》中的《陳夢家往事》很激動，非常想見我聊聊家里的事情。”方繼孝說。

也是在這次電話中，陳夢熊兒子告訴了方繼孝一件驚人的消息，他曾經在天津勸業場的一個舊書店發現了他祖父陳金鏞的《中華布道史》的手稿。他本想買下來，但店主開價3萬美金，回家與父親商量，父親表示要是3萬人民幣就買下來，3萬美金，實在難以籌措，只能放棄。

方繼孝聽了陳家后人提供的信息，便請他提供那個店主的電話。第二天，方繼孝便與店主取得了聯系。店主是天津人，曾在北京亮馬河古舊市場練攤兒，十多年前無意中收到了這部陳金鏞先生手稿。起初，他并不知道其價值。恰好有一親戚在天津某大學任教，有個同事是專門研究中國基督教的學者，于是這個店主就委托他的這個親戚請那位學者來店里看手稿。這位學者看過后，很感興趣，提出購買，但因店主并不因為是親戚的同事而降低價格，學者無力購下，便找到學校，勸說學校重金買下。但學校經過評估，也是認為價格太高，放棄了。之后，這個店主又通過關系找到了南京某基督教會，據店主后來和方繼孝講，南京方面很有興趣，但依然因價格問題，拖了下來。就在這個時候，方繼孝趕到天津，見到了店主。

“在這個店里，我整整呆了一個下午，把這部厚厚的，十幾萬字的手稿，大致看了一過兒。”方繼孝在書信中對王世民說，“正如您所說‘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不僅史料價值高，而且語言通順，可讀性很強，是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布道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經過幾輪的談判，方繼孝終于購得了這部手稿，當他把消息轉告給陳夢熊先生時，他老人家很是高興，表示假如能夠出版，他要寫序。后來方繼孝就開始了對書稿的整理工作。通過半年來的釋文、打字，完成了近16萬字的整理工作。遺憾的是，陳夢熊先生還沒有看到老父親遺著的出版，就離世了。不過在去世之前，陳夢熊先生仍然為這部手稿留下了一篇序言。

在這篇序言中，陳夢熊對父親陳金鏞先生的生平作了詳細的梳理與介紹。陳夢熊對趙家把父親的遺著當“垃圾”處理掉，是很氣憤的，也是讓人們理解的。我們可以推算，這部書稿，自陳金鏞先生離世，三子夢家保存近27年；1966年被“造反派”抄走至“文革”結束退還，經歷了十幾年；后經趙蘿蕤先生保存至離世。這部飽經歷史滄桑的手稿，居然被作為“垃圾”扔掉了，實在難以讓親人們接受。“從我掌握的資料看，陳、趙兩家不僅父輩交好，而且子女們也有著良好的關系。按理說，趙蘿蕤先生離世后，她的弟弟可以采取捐贈有關部門或退給陳家的方式，將陳夢家夫婦保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重要資料扔掉，顯然于情于理都有過錯。”方繼孝說。據介紹，這一罕見的手稿12月6日起將亮相上海朵云軒拍賣云袖專場預展展廳（上海市南京西路399號明天廣場）。

附：陳夢熊｜《中華布道史》序

《中華布道史》是先父陳公金鏞生前重要遺著之一，完稿于上世紀30年代，由于長期受戰亂影響，原稿失落至今未能正式出版。陳金鏞先生，字敂應，清同治8年（1869年5月31日）出生于浙江上虞縣的百官鎮，民國29年（1939年7月14日）在上海病故，享年72歲。

陳金鏞先生的一生，正好處在一個政治上改朝換代，社會劇烈動蕩，外國侵略勢力大肆入侵的時期。戰爭接連不斷，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由于清朝門戶洞開，西方國家大批人員及傳教士開始滲入內地，國內外交流日益頻繁，特別是沿海地帶，不僅修建了許多教堂，也興辦了不少學校、醫院等公益事業，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與物質文明，對中國社會的變革，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清末同治、光緒年間，上虞縣百官鎮的小桃園，住著陳姓兄弟兩戶人家，兄名夏蘭，弟名玉蘭，共有平房四間，兩戶各住兩間。據查他們的祖先一直都是小康之家。現卻家境貧困，日趨衰敗。陳玉蘭身材高大、為人勤勞，可惜卻從來未念過書，一字不識，所以經常受到鄰里的欺辱。家里除了有一條自己的舊木船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全家主要依賴這只木船，在上虞和寧波間來回運送貨物掙些微薄收入，勉強維持生計。玉蘭公在一次族里間打群架的斗毆事件中，不幸傷重不治而死，年方42歲。陳玉蘭生前養育了兩男兩女。兩男分別叫陳金鏞和陳金鈴，就是我們的父親和叔父。玉蘭公生前一心想往要讓后輩們能夠得到讀書的機會，進學校好好做一個讀書人，將來可以不受欺辱，給社會和家庭多做貢獻。后來玉蘭公的生前愿望，終于在眾親友的熱心協助下，得以實現了。

陳金鏞幼年失怙，主要是由他的外婆撫養成長。外婆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粗識文字，愛好社會活動，對陳金鏞的幼年生活影響很大。當陳金鏞年滿七歲那一年，他就被送到江對面的曹娥鎮上剛剛建立的一所教會小學就讀，開始進入人生道路上新的歷程。

光緒五年（1879年），陳金鏞十一歲時，經杜秉紳老先生介紹，他進入到杭州育英書院學習，接受新式的西方教育，而后陳金鈴也到了育英書院學習。學校除了講授傳統的經書之外，開始學習數學、格致，以及歷史、地理和其他自然科學等新知識。由于陳金鏞從小體質較差，課外他很少參加一般的活動，但卻愛好研讀古文古詩，常常在深夜偷偷學寫古詩，對中國傳統文化造詣較深。在學校期間參加青年征文比賽，曾榮獲第一名。

杭州育英書院是教會開辦的一所比較正規的學校，課程設置比較齊全。育英書院后來演變成為之江大學，成為華東地區幾所知名的教會大學之一，1949年以后并入了浙江大學。

光緒十三年（1887年），他在育英書院完成學業，時年19歲。開始在寧紹地區到處奔波、尋求職業。曾先后在杭州延定巷、德清新市鎮、武康上柏鎮等地的小學擔任教席，生活動蕩不定，十分清苦。光緒十八年（1892年）他在上柏鎮結識了當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牧師蔡禮英的二女兒蔡靈恩，并結為夫妻，時年25歲。

1893年，陳金鏞應寧波江北岸崇信學校和崇德女校之聘，遷居寧波，開始建立比較穩定的一段新的家庭生活。他在寧波一共居住了十三年之久，一心一意的投身教育事業，前后在兩所學校擔任教席、教務長、校長等職務。教授國文、數學、史地、格致等課程，以教學嚴厲著稱，學生往往望而生畏。崇信和崇德是兩所比較著名的教會學校，培養了一大批有為青年，特別是崇德女校，是國內少數幾個最早建立的女校之一。

1907年，陳金鏞應南京圣道書院之聘，擔任漢學教席，舉家遷居南京，結束了在寧波的13年教學生涯。在南京圣道書院，他一方面講授國學，一方面攻讀神學，并協助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創辦金陵神學院。民國元年，圣道書院經擴建改稱金陵神學，而后又改稱金陵神學院，成為國內培養高級神學人才的一所最高學府。

陳金鏞在金陵神學院除教授漢文外，并開始講授神學，被正式授予教授職稱。他創辦金陵神學季刊《神學志》，擔任主編。他開始從事宗教研究，特別是中國基督教發展史的研究。他與司徒雷登合作，寫有專著《中國布道近史初編》，主要由司徒雷登口述，陳金鏞筆錄寫成中文，由滬江大學出版社出版（1918年）。他積極參加各類學術性的宗教活動，例如多次參加之江、滬江等教會大學舉辦的夏令會做主題學術報告，或擔任大學董事會董事。每逢發生嚴重天災，他總是不辭辛苦，積極參與救災賑災活動。他在神學院除擔任教授職務外，還擔任過教務長和“提調”（相當于院長）等領導工作。

民國8年（1919年），陳金鏞應上海廣學會書局之聘，離開南京，又舉家遷居上海，擔任廣學會主任編輯。廣學會是英美基督教會在華最大的一個出版發行機構，在出版界具有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權威性，在社會和政治上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廣學會創建于1887年，主要領導人是英國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他不僅是一位宗教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外交活動家，與清廷中的一些高政要官建立了緊密聯系，所以他的各種活動，對清末政治社會的劇烈變化具有很大影響。例如廣學會出版發行的《萬國公報》，是當時國內發行量最大的報刊之一，它致力宣揚西方的民主社會方式和各類思潮，深受維新派和知識階層的歡迎。無形中對推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以及共產主義理論的傳播，都發揮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民國前，廣學會的大量出版物除宗教性的報刊、書籍以及科技資料外，政治性的出版物反而占有主導地位。民國以后，李提摩太因病回國，改由傳教士季理斐繼任廣學會領導。由于政治形勢的巨大變化，廣學會業務的主要重點逐漸由政治、經濟和科技文教方面，轉向到宣揚宗教事業方面，政治內容逐漸淡化，宗教內容開始占有主導地位。當時凡是外國教會興辦的各類社會事業，包括教堂、學校、醫院、工廠等，都是由外國人絕對掌握領導大權，一切都要聽從外國人的指令，受到外國人的控制。陳金鏞對此深感不滿，為此他積極倡導和推動中國基督教會的自立運動，提倡“自治、自養、自傳”，后來又稱本色化運動或三自運動，就是要實現中國基督教會的本土化（中國化）。他在廣學會任職期間，努力實行宗教工作本土化，文字工作、編輯工作、出版發行工作本土化，人事工作、社會工作本土化，在組織機構內不斷爭取華人的主導權。廣學會中原先的編輯人員中，由西方人士占絕對多數，逐漸改變成為中西雙方人員對等的局面。

20世紀20-30年代，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南方大部分地區政局漸趨穩定，形成偏安一方的局面。陳金鏞一家從南京遷居上海，先后養育了十個兒女，五兄弟與五姊妹，組建了一個兒女眾多，互相幫助、相親相愛的和睦大家庭。五姊妹都受到良好的師范教育，并且都從事教育事業，在學校擔任教師。由于父親收入微薄，家庭生活負擔很重，因此年長的姐姐還要分擔負責培育年幼的弟妹。例如夢家與夢熊，主要是由三姐陳郇磐在南京撫養成長的；幼妹智燈，是由四姐撫養成長的。兄弟們到30年代，都逐漸成家立業，并在事業上有所成就。例如長兄陳夢杰大學畢業后，在上海經營進出口業，收入較豐，開始負擔全家的主要生活開支。夢家在學術界已由一位著名詩人，成為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夢熊成為一名地質學家。他們的母親是一位牧師的女兒，粗識文字，為人溫和慈善，工作精明能干，善于操持家務，生活井井有條，又會做一手寧波風味的菜肴。她生活簡樸勤懇，平易近人，樂于承擔社會義務福利事業善于協調父親兒女之間，親友之間，或兄弟姊妹之間的和睦相處，形成一個相親相愛相互關心的和諧家庭。

陳金鏞即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又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是一位十分愛國的基督教徒。在教會中西方人士往往由于立場不同而發生矛盾，他總是堅定地站在中國人一邊，為獲得中國人的合法權益而斗爭。當育英書院剛剛開辦英語課的時候，為了反對洋人，他堅決抵制上英語課，一生沒有學習英語。后來他逐漸意識到，學不學英語與愛不愛國是兩件互不相關的事情。由于未學習英語，對他后來在事業的發展上造成很大不利影響，為此他在晚年不得不深感懊悔。

民國8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愛國反帝革命運動。陳金鏞親自率領學生北上，參加在天安門舉行的全國性示威活動，取得偉大勝利。民國14年在上海發生槍殺愛國學生工人，驚動全國的五卅慘案，據報載陳金鏞等上海基督教會各界重要領袖，在廣東路中華基督教會開會，討論對南京路慘殺學生案的應付辦法，決議向工部局提出嚴正抗議，并致函西方宣教士，要求主持公道，促請租界當局及相關各國政府，盡快秉公進行處理。上海基督教徒聯合會通電全國各基督教會同道，要求嚴懲兇手并向全市市民請罪。這一事件很快引發了全國民眾的憤慨，并迅速擴大成為一次全國性的愛國運動。

1930年的夏天，陳金鏞先生因辛勞過度突患重病，被送進上海著名的寶隆醫院醫治。當時在外地上學的或已工作的兒女，接電告都匆匆會聚上海，擔心從此要與父親永別。父親從小體弱多病，當年已六十多歲，大家都認為兇多吉少。但經醫院的精心治療，居然轉危為安，而且奇跡般的逐漸恢復健康，一直到1939年去世，享年72歲。陳金鏞在晚年積極倡導自立運動，并全力從事寫作，完成兩本專著，即《中國的宗教觀》與《中華布道史》，后者因戰亂影響，至今未能出版。這兩本著作，也是他畢生獻身基督教事業所做出的主要貢獻。

綜上所述，陳金鏞先生的一生經歷，大致可概略劃分為以下四個時期：（1）杭虞時期（1869-1893），即青少年時期，就讀于教會創辦的曹娥鎮小學及杭州育英書院，即之江大學前身；（2）寧波時期（1893-1906），分別在寧波崇信學校和崇德女校擔任教席、教務長及校長等職；（3）南京時期（1907-1919），擔任圣道書院、金陵神學院漢文教授、神學教授、提調（相當院長或教務長）等職；（4）上海時期（1919-1939），擔任廣學會書局主任編輯。1930后病休在家，專心從事寫作，并熱心倡導中國基督教會的本土化運動，創建中國第一個按中國傳統風格設計的宮殿式教堂—鴻德堂，并一度兼任鴻德堂義務牧師。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永不停留，就在陳金鏞生命的晚年，從盧溝橋傳來隆隆的炮聲，點燃了中國抗日戰爭的遍地烽火，對于每個中國人或每個家庭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分居在各地的五兄弟和五姊妹重新組合，重點集中在上海、南京、北京、香港四大城市，1949年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生活逐漸穩定。如果把陳金鏞先生作為陳氏家族的第一代，那么以五兄弟五姊妹為代表的第二代，到了上世紀的50年代，都已成家立業，并開始培育相當孫輩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不幸的是，上世紀50-60年代由于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許多好人反而變成被斗爭的對象，在精神上肉體上收到嚴重傷害。在第二代的五兄弟五姊妹中，幾乎無一幸免，甚至直接或間接被迫害致死。在第三代中，剛在大學讀書或畢業走入社會的青年，也有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如今想來，這段經歷真是一次慘痛的教訓。

中國近200年來革命運動風起云涌，潮來潮去，這段歷史與基督教會的發展和演化密切相關。即政治經濟與基督教會的發展，兩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缺少的主要內容之一。

陳金鏞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基督教發展史的研究，親身經歷各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并結合布道到各省對教會工作進行實地調查，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全書內容豐富、詳實可靠，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參考文獻。

這本失落將近六十多年的遺著，突然在天津的舊書肆中被發現了。同一時期，在北京潘家園也出現了許多陳夢家與夫人趙蘿蕤的遺稿、書信、日記、照片等大量遺物，引起中國讀書報記者的注意，并進行了專門調查，在該報有詳細報導。據該報揭露，趙蘿蕤先生（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去世后，她的一位兄弟（也是教授）竟然把這些珍貴的遺物，差遣保姆當成“垃圾”高價賣給了潘家園的舊書攤了，我不能不感到氣憤！同時要感謝收藏家方繼孝先生，不惜重金重新收購回來，使該書能夠重見天日。

陳夢熊

2012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