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正是橘子紅了的季節。萬綠叢中仿佛晃動著無數小燈籠。

一個月前，消息就在村子里傳開了：今年徐瀆村蔬果節，農技專家趙亞夫會來。

村里早早籌備，專門請鄰鎮的文化站老站長岳煥彬擔綱，策劃了一臺節目。老站長多才多藝，能編會演，能說會唱。這次他創作了一個小戲《那年那月》，情景再現了趙亞夫年輕時在徐瀆蹲點的故事。

我最初知道趙亞夫，是好多年前了，人稱周百合的公社農技員周權軍那時還活著，他憶起往事，三句不離“亞夫”，親切得很。后來，老農藝師吳士俊邀請趙亞夫來宜興，參加草莓協會的活動，我見到了趙老，并采訪了他。這是一個真正扎根大地的人，想必老天就是派他來跟農民做朋友，幫農民的。

老站長的節目排練了好些天，我在電話里感覺到，他信心滿滿，如果不出意外，演出會收到感人效果。

結果沒想到，11月17日這天上午，下了一場雨。考慮到天氣等因素，露天搭臺的開幕現場只安排了重要的簽約、揭牌，鎮領導宣布嘉賓先行退場，演出隨后在村頭小劇場進行。

這就好比農家燒了一桌豐盛的佳肴，客人沒看一眼，最后自家人落座吃菜。老站長失落的心情沒法形容。這個精心準備的節目，無論臺詞還是音樂，亮點多多，他多么希望趙老能看到徐瀆人對他的記掛。

遺憾歸遺憾，老站長心里非常明白，趙老肯定不會忘記那年那月，如同徐瀆人永遠不會忘記他一樣。

二

趙亞夫的“記得”尤見情懷——對土地的深情，對農民的深情。

他記得農民的疾苦。1958年，他考入宜興農林學院，恰逢三年自然災害，有次他到醫院看病，見走道里擠滿了農村來的病人。因為吃不飽肚子，他們的病情加重。目睹這一幕，趙亞夫非常心酸。他那時就想，農民太苦了，農村太窮了，要用學到的知識幫助農民改變命運。

他記得農村貼心的暖。1974年趙亞夫到徐瀆大隊蹲點，日思夜想提高稻麥產量，一度神經衰弱，睡不著覺。周權軍說，搞點百合來，每天在飯鍋上蒸兩個吃吃，準能好。村里人對農技人員很重視，負責燒飯的社員就蒸百合給他吃。當時百合比較緊俏，趙亞夫每天都能吃到百合，是不容易的事。不久他的病好起來了。回首徐瀆三年，苦中回甘的百合味道他必定難忘。

當他已是全國聞名的時代楷模、道德模范時，他謙卑地以原宜興農林學院首屆畢業生的身份寫下：感謝宜興人民的培育之恩。

當徐瀆人有需求時，他欣然而至，受聘擔任徐瀆村鄉村振興總顧問，以自己的影響力，為這里的農民做事。

三

徐瀆村蔬果節開幕的當天下午，趙亞夫給周鐵鎮村干部上了一堂生動的課。講到生態保護時，他說：“我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宜興出過兩個打虎英雄。當時報紙上刊登過報道。你們知道嗎？”

臺下坐的人大多是70后、80后，自然不知道打老虎的事。

我倒是聽說過。1965年春，幾個武裝民兵在龍池山上發現沾著毛發的老虎糞便，還冒著熱氣，立馬放了一記空槍。隨著一聲虎嘯，跳將出來一只老虎，眾人嚇得大叫，跑的跑，爬樹的爬樹。有個叫姚洪根的民兵特別沉著，他閃躲在大樹后面，用火銃打中了老虎的右后腿。老虎撲過來，他手腳并用，幾番搏斗，將一只48公斤的老虎打死。這件事發生后，湖父山里又出現一個打虎“女武松”。這個婦女我后來采訪過。

我明白，趙老提起打虎不過是話題的由頭。他真正的意思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宜興山林中還有老虎、金錢豹出沒。人為破壞生態是近幾十年的事。

除了老虎，他還提到了許多小動物。中華圓田螺、土種蜜蜂、蝸牛、青蛙、螳螂、蜘蛛、白鷺、黑喜鵲、斑鳩、貓頭鷹……他說，如果這些小動物在田野里豐富起來，那生態環境肯定會好起來。

舉例說，他在句容戴莊搞的農業科技基地，已經十多年不用化肥農藥，稻田里生存著各類小動物約130種，體現了當地的生物多樣性。為改善生態環境，農民放養青蛙、放土蜂。田埂邊種矮棵草，讓青蛙藏身；種紅花草，供蜜蜂采蜜。

他說，自然界的生物鏈很神奇，A吃B，B吃D，ABCD吃下去。益蟲多了，害蟲就少，即便有稻飛虱，由于蜘蛛等天敵的制約，一般不會造成危害。所以，“牌”不能“押”在化肥農藥除草劑上，要搞土壤改良，用有機肥養豬、養羊、養雞。土壤不改良，就不能持續高產高效。只有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確保生態系統的功能性、穩定性，走循環農業發展之路，才是正道。

有意思，我以為來旁聽趙老講課，他要深入講講廣為流傳的“亞夫精神”——“做給農民看，帶著農民干，幫助農民銷，實現農民富”。結果，他講了螳螂、土蜜蜂、青蛙、老鷹、貓頭鷹……這些物種從前農村多見呀，現在稀缺了。

原來，所謂的博大精深，其實藏在微小處。

四

趙亞夫更“記得”自己的初心：用學到的知識，幫助農民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耄耋之年，他講了一句動情的話：“為最難、最偉大的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繼續奮斗，終己余生。”

這句話讓我非常感動，我想起了自己的姑父。

我的姑父王富生是與趙亞夫同時代的人。姑父學農，正規院校畢業，在宜興農業局搞技術推廣。作為年輕的農技人員，他曾被外派到海南一段時間，后來組織上準備派他到非洲，援助當地農業發展。為此，他接受出國培訓，搶時間學異國語言。但最后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行。

姑父年輕時非常有精神，不光人長得英俊，而且什么都能露一手。那時候，宜興縣人民廣播站的廣播中，由王富生提供的農業稿經常播出。我們聽了，都覺得姑父了不起。1984年我考到宜興報社當記者，有一次收到一篇來稿，表揚農業局的王富生多年義務為周圍的人理發，是“活雷鋒”。我笑了，這便是我姑父。

姑父是不經意中漸變的，他后來不太得志，熱衷于釣魚、打麻將之類。有次坐人家的摩托車出去打麻將，開車的人沒摔壞，他摔斷了骨頭，好長一段時間走路都不太利索。人的風化剝蝕是多么厲害，一個很精神的人就這么模糊起來，直至消失。在一個春日的下午，他突然倒地，一句話都沒來得及說，就告別了人世。

如果姑父活到今天，應該八十幾歲了，跟趙亞夫年齡差不多。我沒問趙老，是否認識王富生。我想他們也許是認識的。那個年代，像我姑父一樣懷抱理想的農技干部很多很多，但能不改初衷，走到底，難。

“如果將一個人看作是一個立面墻，初始光挺整潔，就好像新房子里的墻面，你怎么看都覺得舒服。沒有一面墻會始終保持著光華如新，歲月可以將墻面改得面目全非，慢慢地墻上花里胡哨，繼而灰塵斑駁，一點點被風化一點點被剝蝕。一個墻面是這樣，換句話說，一個人最難得的也是貫穿于一生的品質和品格，永遠不褪色。”

這是我在姑父去世后，寫在文章《一點點剝蝕》中的話。

一個人最難得的是永不褪色。趙亞夫真正做到了。他始終記得自己的初衷：為最難、最偉大的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繼續奮斗，終己余生。

這不是空洞的口號，是他漫長一生里最刻骨的“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