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世紀80年代初，現代編輯家、出版家陶亢德在回憶錄里寫道：“1931年是對我一生極有關系的一年，1941年也是對我一生最有影響的一年。前者的影響，可以說是大有利的，使我進了生活周刊社，也就是從此進了文化界，實現了我想做文人的幻夢的一半。十年中名利兼有，所以30年代可以說是我的黃金時代，不過更確切些說，這十年是我的‘得馬’時代?！?/p>

在那十年，陶亢德與鄒韜奮共事兩年后，其編輯出版生涯便與林語堂密不可分。數十年后，他寫道：“我到現在還常常和朋友說，我所看過的雜志，只有兩種是成功的，就是《生活》周刊和《論語》半月刊，這也就是說，中國辦雜志辦得成功的有兩個人，一個鄒韜奮，一個林語堂。這兩個人辦雜志是胸有丘壑的，是要辦成一個怎樣怎樣的雜志的?！?/p>

時隔四十年后，2022年6月，陶亢德的回憶錄《陶庵回想錄》出版。此書記述他始于童年的一生遭遇，僅就他的“黃金時代”而言，則始于鄒韜奮主編《生活》周刊的后期。

1931年，陶亢德結緣《生活》周刊，從讀者到作者再到編者。此前，他初闖上海，曾讀過此刊，并投過一次稿。赴東北謀生后，他在沈陽青年會見到此刊代售廣告，猶如他鄉遇故知，立即訂購。他對此刊的印象是：“親切誠懇平穩樂觀。既不劍拔弩張，也不浮頭滑腦。”

訂閱《生活》周刊后，陶亢德再次投稿，但并未被采用?！昂髞碓诳锷峡吹秸锌季毩暽鷨⑹?，我立即寫去一信，說我極想應考，但人在東北，趕不上考試截止期，可否留一空額，讓我趕來報名應考。這封信是很冒失的，您猜答復怎么樣？ 答復是請我做《生活》周刊的特約通訊員，報酬是不過三千字的話，月給三十元，超過三千字，超過的字數以八元一千字計算。信是用華文打字打的，有韜奮先生的墨筆簽字。”

“九一八”事變當天，陶亢德為《生活》周刊寫了一篇通訊稿《訃聞》并快件寄出，其后此文刊發。后因形勢所迫，他與家人由沈陽乘船返鄉，經停上海，獨自拜訪鄒韜奮。后在鄒介紹下，他入職陳霆銳律師事務所。一個月之后，由于《生活》周刊需要人，他進入生活周刊社。

陶亢德在《生活》周刊的主要事務，是回復比較復雜些的讀者來信?！啊渡睢分芸x者的來信很多，內容多種多樣，從生活瑣事到人生觀，從家事到國事。讀者來信每天總有幾十封，有問必答，而且答得很快，有些問題的答復有一定之規，例如關于健康的，那就直接復信不發表在‘信箱’一欄，有的問題涉及人生觀的，也多直接答復，很少發表，發表的總是一般問題，可供大家參考的。要發表的答復由鄒先生自己執筆。復信擬稿后由鄒先生看過認可后，用華文打字機打出再蓋章或鄒先生簽名寄出?！眱H僅幾個月時間，他就從答復的對象轉變為執筆者。

除此之外，陶亢德還兼及其他。“我剛進《生活》周刊時，他（鄒韜奮）正在編一本《人物評述》，這些評述都曾在周刊上發表過，作者署名雖不一，實在都是他一個人的作品。這些人物中沒有列寧，他就叫我寫一篇，資料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本《列寧與甘地》。”“當黃炎培先生去東北慰勞馬占山將軍回來之后，他就請任老（黃炎培先生字任之，我們稱他為任老）講馬氏抗日情況，由我執筆記錄，后來發表在周刊上?！薄斑€有，《生活》周刊其時有‘望遠鏡與顯微鏡’一欄，作者原為‘冷觀’（吳頌皋筆名），當冷觀到南京外交部做官去了，這一欄由我撰述，每周約一千五百左右字?！?/p>

陶亢德對鄒韜奮如此評價：“鄒先生是《生活》周刊的主持人，但他的對人是一貫的熱誠親切，心直口快，從不威風凜凜裝腔作勢，他和年齡較大的同事們親如手足，對年少者視同子侄，愛護栽培不遺余力。”由上述鄒對他工作的安排，可見一斑。此外，得知他曾創作并發表過小說（署筆名徒然），鄒建議他收集整理而成《徒然小說集》，并作序文，1933年4月由生活書店出版。同年12月，生活書店又出版他與吳頌皋合著的《望遠鏡與顯微鏡》。

1933年，由于《生活》周刊號召對日抗戰，抨擊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主義，被勒令禁止發行。為代替此刊，陶亢德受命編輯新創的《星期三》，不過其僅出版三期即告?？２痪?，鄒韜奮被迫出國流亡，出發之前，推薦他加盟《申報》旗下的上海文庫。

其后，陶亢德又與林語堂因投稿結識，先后接編《論語》、代編《人間世》、合辦《宇宙風》。在他那黃金十年的下半場，事事處處都有《生活》周刊時期的影響。

魯迅致陶亢德書信，現存十九封，起于1933年10月18日，訖于1934年7月31日，其中兩封，是他回答陶有關學習日語的詢問。一為1934年6月6日：“我和日本留學生之流，沒有認識的，也不知道對于日本文，誰算較好，所以無從紹介。但我想，與其個人教授，不如進學校好。這是我年青時候的經驗，個人教授不但化費多，教師為博學習者的歡心計，往往遷就，結果是沒有好處。學校卻按步就班，沒有這弊病。四川路有夜校，今附上章程；這樣的學校，大約別處還不少。”二為1934年6月8日：“長期的日語學校，我不知道。我的意見，是以為日文只要能看論文就好了，因為他們紹介得快。至于讀文藝，卻實在有些得不償失。他們的新語、方言，常見于小說中，而沒有完備的字典，只能問日本人，這可就費事了，然而又沒有偉大的創作，補償我們外國讀者的勞力。學日本文要到能夠看小說，且非一知半解，所需的時間和力氣，我覺得并不亞于學一種歐洲文字，然而歐洲有大作品。先生何不將豫備學日文的力氣，學一種西文呢？”

那時，陶亢德已離開生活周刊社，身兼《論語》的“保姆”與《人間世》的“乳母”。追根溯源，他學習日語，還是緣于鄒韜奮當初的提議：“他勸我讀日文，說他自己除英文外，可以閱讀法文報刊，社里如有一個懂日文的人，在這日本帝國主義咄咄逼人橫行霸道的時刻，肯定是有用處的?！?/p>

陶亢德長女陶潔曾作長文《我的父親陶亢德》，其中寫道：“我跟父親談到了他辦雜志的選材問題。他說，首先是邀請知名作家，其次是從投來的稿子中挑選，即便是沒有名氣的作者的第一次投稿，如果寫得還可以，父親一定刊登。這是為了鼓勵他/她再次投稿。但是，如果第二次稿子沒有進步，那就不再錄用了。此外，還有一個條件：字一定要好。我說，字的好壞跟稿子水平應該沒有關系。他堅持說，連字都寫不好，不可能下功夫鉆研文章怎么寫的。他還說，雜志一定要準時出版。說好每月1號出版，不能拖到2號才上報攤。這是對讀者的許諾，不可以讓他們失望的。但你可以提前一兩天上報攤。那是給讀者的驚喜，他們會喜歡的?！边@些編輯之道，顯然與他在《生活》周刊時積累的經驗密切相關。

回顧編輯《宇宙風》時期，陶亢德自以為最得意的策劃，是約請各界人士寫作《自傳之一章》。其中，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的文章，系由鄒韜奮代他約來：“七君子是沈鈞儒、鄒韜奮、王造時、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史良。我只認識鄒韜奮，寫信給他請寫一章自傳，順帶便請他代約沈、史六位各寫一章。結果，鄒先生自己沒有寫，別的六位中也只有章先生寫了一篇來?！彼Q之為“非凡之作”的馮玉祥的《我的生活》，系由他去信約來，此果即種因于曾經的一面之緣：“我曾在中華職業教育社聽過他的一次講話，記得他穿的藍布棉襖，束的一條帶子，人很高大，面色紅潤。聽講者沒有多少人，好像不是普通的演講，講的什么，一點也不記得了?！?/p>

陶亢德透露，在上世紀30年代，一份刊物如能單期銷到五千冊就可歸本，即不至于蝕本。當時“論語派”三份刊物每期的發行量，《論語》為兩三萬冊，《人間世》為一萬冊以上，《宇宙風》為兩萬冊左右。與之相對應，《生活》周刊為十多萬冊，超過銷數最多的日報《申報》《新聞報》。“銷數多當然影響大，但是《生活》周刊的影響，即使銷數比《新聞報》少，也一定比《新聞報》大，看《新聞報》的讀者只是看看罷了，它的主張（其實也可以說它并沒有什么主張）和言論（它是有社論的）恐怕沒有多少讀者贊同，更不要說信仰擁護了。看《生活》周刊的讀者可兩樣，他們大多數是細細看細細讀，當作教導或指示的?！?/p>

陶亢德分析道：“《生活》周刊的銷數增加，不是以低級趣味迎合有些讀者的低級趣味的結果，而是以有趣味有價值的內容吸引了趣味不同的讀者。你打開《生活》周刊的無論哪一期，決沒有粗俗的文章，更不用說色情和兇殺的下流作品了。一期《生活》周刊的文章，鄒韜奮先生除了撰寫《小言論》外，還寫幾篇別的，特別是人物評述，可以說全是他的手筆。鄒先生的文章格調并不太高，他的思想也不怎么高超（至少在全面抗戰之前），但極誠懇親切，公平正直，不亢不卑，合情合理，不冷嘲熱諷，不尖酸刻薄，忠恕中庸，樂觀和平。他的為人就是這樣，文如其人，認識他的人沒有一個說他不是好人，讀他文章的人也就沒有一個說它不是好文章。他的為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罔論人短，無論對什么人，他不抹殺這個人的優點長處，當然這是對一般人而論，對于大憝巨奸，他是口誅筆伐，絕不留情的。”

陶亢德認為：“《生活》周刊的編者鄒韜奮先生，在我進《生活》周刊時還不是偉大的人物，他編輯的周刊卻已經是個空前也許絕后的刊物了?？镏軌蜻@樣杰出，當然應該歸功于它的編者，這也就是說鄒韜奮作為編輯論，是前無古人，后亦恐無來者的杰出的編輯?！?/p>

晚年的陶亢德將鄒韜奮的《生活》周刊與美國華雷斯（今譯華萊士）創辦的《讀者文摘》比較，得出結論：“我的談《生活》而涉及《讀者文摘》者，是我覺得《生活》內容和《讀者文摘》有仿佛之處，不過這決不是說韜奮模仿華雷斯，而是兩者的都能成為老幼咸宜雅俗共賞的刊物，由于編輯者的精神思想與大眾的精神思想正相契合，他倆不是‘迎合讀者’獲得讀者，而是以其合乎人情合于民心的內容使讀者‘一擁而上’?！彼瑫r斷言：“如韜奮能享華雷斯那樣的高壽（九十多歲），《生活》周刊必能銷行幾千萬冊甚至一兩億冊?！?/p>

同期，陶亢德看到徐懋庸的文中提及1932年的兩件大事，“一件是，在上海，早就有一個中華職業教育促進社，是黃炎培主持的。這個社由鄒韜奮辦了一個‘生活書店’，出版一種《生活》周刊”，身為當年的《生活》周刊編輯，他在回憶錄中指出：“徐懋庸記述這一件事，我可以毫無錯誤地指出他是記錯了，無可懷疑不容否定的事實是：生活書店是《生活》周刊的產物，絕不是生活書店出版《生活》周刊。其實這件事情，韜奮有著作講得詳詳細細，一查便知實情，并不是無可稽考的歷史往事?！彼指袊@道：“不過徐懋庸的這個錯誤，我們應該知道決不是有意為之或故意歪曲，不過如一般文章的通病，作者對于他所振筆疾書的事實，不作查核，無暇稽考，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覺中撒了一個謊，如果后人據以為史料寫成歷史，那就誤事不小了。試想十年八年之后，不要說千百年后，有人寫《生活》周刊史或生活書店史而引用徐懋庸這個記述作為史料，那兩部史不是終非信史了嗎？”

1941年，陶亢德的生活中也有兩件大事發生。一件是他與林語堂分手，退出宇宙風社；另一件看起來無足輕重，他與鄒韜奮在香港邂逅，見了最后一面：“地點在皇后大道大華飯店樓下門前。他扶著手杖，慢步走來（他有腳氣病的，那時大概在發病），我和他迎面不期而遇，他客氣地問我還在寫作吧。我對答了一兩句，匆匆而別?！?/p>

這是一種隱喻，意味著陶亢德的“得馬時代”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