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芳:網絡職場小說論
〔摘要〕現實題材小說成為網絡文學新的增長點,職場小說是其中值得關注的一種類型。網絡職場小說中影響最大的作品因其現實功利性、寫實性而被讀者稱為“職場教科書”。大多數職場小說都有一個勵志的主題,講述主人公從單純、幼稚的職場新人成長為業界精英,其中以女性為主人公的作品數量更多,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形成了特有的模式;網絡職場小說以大都市的消費文化景觀為背景,而背景中物的展現、堆積及對物的不加掩飾的欲望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小說中人物奮斗的內驅力。此外,近年逐漸興起的包括工業文、醫療文、商戰文等在內的行業小說可視為職場小說的專業化細分,技術流是其發展趨勢。
〔關鍵詞〕網絡文學;職場小說;現實題材
近幾年,由于文藝主管部門和各大文學網站的鼓勵與倡導,現實題材作品成為網絡文學發展新的增長點,更多的現實題材網絡小說類型受到關注,職場小說就是其中一種。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來考察,我們所說的職場小說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未曾出現過,我們很難找到一部專門描寫職場中的各種關系或一個行業的發展運作的小說,茅盾的社會剖析小說《子夜》雖有較多的筆墨描寫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但其意在表現中國社會錯綜復雜的階級關系,而不是討論所謂商戰技巧、職場規則。傳統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雖有所謂農村題材、工業題材、軍事題材等提法,但與我們將要討論的作為類型的職場小說亦相去甚遠,彼處的農村、工業、軍事等更多只是提示作品主人公的身份或生活場域,而非講述相應行業的生存、發展、運作規律。
如果非要在網絡文學興起之前的文學史脈絡中找尋職場小說的蹤跡,則向外可以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的歐美文學,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被稱為“職場小說之王”,他的《錢商》《航空港》《大飯店》《晚間新聞》《汽車城》等作品分別以銀行、航空、酒店、新聞媒體、汽車制造等不同的行業為故事背景,小說的主人公也多是職業經理人、醫生、銀行家等職場人士,其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在故事情節中對行業細節進行極度逼真的描述。阿瑟·黑利的職場小說曾出現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還入選了MBA教材,部分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后,更風靡一時。向內溯源,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則有20世紀90年代香港作家梁鳳儀創作的一系列“財經小說”,這些作品多以都市商界為背景,將現代職場商戰與言情故事融為一體,創造了一種新的通俗小說類型,可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中較早出現的職場小說。梁鳳儀的作品多達百部,她本人也當之無愧地成為華語財經小說的開創者。
在今天的網絡文學中,職場小說雖然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類型,但網絡職場小說作為一個概念則出現比較晚,出版于2013年的《網絡文學詞典》(歐陽友權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中收入了31個文類術語,職場小說并不在其中。這一方面是因為在網絡文學發展的前期,小說類型較為集中于幻想類的作品,而原本在數量上、影響上并不占優勢的現實題材小說在類型上又多聚焦于都市、校園言情書寫,較少關注職場空間、行業發展等,前者屬于私人生活領域,而后者聚焦公共生活空間。網絡職場小說出現的大背景是現代職場這一新的生存場域的快速發展、都市白領階層達到一定規模。職場是新興白領階層的生存空間,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新興白領在職場的生存境遇、心路歷程及他們獨特的價值觀和審美趣味,都需要在精神上以文學的形式有所體現,由此,職場小說應運而生。近年來,隨著網絡文學題材領域的不斷拓展,一些以職場生存為主要書寫對象和更為具體地反映商界、IT業、制造業、醫療業等行業發展的作品從海量的網絡小說中脫穎而出,成長為一個值得關注與期待的新的小說類型。
那些被稱作“職場教科書”的網絡小說
網絡職場小說以表現都市白領的求職、競爭、升職、加薪等為敘事對象,重在反映現代職場的生存狀態和人際關系,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認知價值。最具轟動效應的網絡職場小說往往都有所謂“職場教科書”之稱,如被稱為職場小說“開山鼻祖”的王強的《圈子圈套》被稱作“職場教科書”或“職場生存《圣經》”;李可的《杜拉拉升職記》[1]被譽為“中國白領必讀的職場修煉小說”;藍88的作品甚至直接以《職場教科書》作為書名。
對于這些作品,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首先看重的是文學諸多功能中的認知功能。作者意在以小說的形式將自己多年來在職場上領悟與積累的生存哲學、處事經驗和實用策略分享給讀者。《浮沉》是作家崔曼莉以網名京城洛神發表在“天涯論壇”上的小說,講述了女主人公喬莉驚心動魄的職場拼搏,圍繞對一個七億元大單的爭奪,外企職場各色人等之間的矛盾糾葛、辦公室政治、商界博弈等都得到了真實展現。作品還對外企人員結構、工作模式、薪酬體系、經營策略及外企在中國的地位等都做了全面而可信的介紹。
在《杜拉拉升職記》中,作者總結出“下屬無性別”“上級的性別只關乎授權的程度”“WHY比WHAT更重要”等職場規則。小說還以大量篇幅介紹HR(人力資源經理)專業知識,如SMART目標設定原則、SWOT分析、SOP定義、360度績效評估等,作者如同寫作教科書一般不厭其煩、娓娓道來,比如在談到SMART目標設定原則時,小說寫道:
先解釋一下SMART原則:該原則是在工作目標設定中,被普遍運用的法則。
S就是specific:意思是設定績效考核目標時,一定要具體——也就是目標不可以是抽象模糊的。
M就是measurable:就是目標要可衡量,要量化。
A就是attainable:即設定的目標要高,有挑戰性,但是,一定要是可達成的。
R就是relevant:設定的目標要和該崗位的工作職責相關聯。
T就是time-bounding:對設定的目標,要規定什么時間內達成。[2]
作者把她多年職場積累的心得體會如數家珍、傾囊相授,大到如何對待工作及與上司、同事的相處,小到著裝細節。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說,這是一部特別適合職場新人閱讀的作品,很多讀者就是通過閱讀這部作品對HR(人力資源經理)這一職業有了全新的理解。初涉職場的年輕讀者希望能從中學習職場生存法則,復制杜拉拉的成功,因此,稱這部作品為“職場教科書”實不為過。對于小說實用性的倚重使網絡職場小說的創作與接受帶上了濃重的功利色彩。
職場小說的出現除了與特定讀者群對職場知識的強烈需求有關外,還與作者的傾訴、分享欲望有關。網絡職場小說的作者大多不是專業作家或寫手,而是拼搏在職場多年的精英人士,寫作只是他們的副業或者興之所至、偶爾為之的一種愛好。他們的第一職業身份大多與自身作品中人物相關,他們所塑造的人物原型,多為他們自己或熟悉的朋友、同事,所寫的事件常常也是他們親身經歷過的,因此,網絡職場小說帶有作者自敘傳的色彩。
《圈子圈套》的作者王強是一位工科背景的職業經理人,他199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精密儀器和機械學系,獲工學碩士學位,隨后走入職場,先后擔任過聯想集團高級銷售、西門子中國區負責人、希柏系統軟件有限公司中國區總經理、SAS中國區總經理等職務。王強寫《圈子圈套》就是以自己在外企工作的經歷作為藍本,塑造了一位出身底層的銷售人員洪鈞的形象,講述了他從人生的低谷,經歷種種波折,最終一路過關斬將,升任維爾西中國區總經理的經歷。王強后來又寫了《圈子圈套2:迷局篇》和《圈子圈套3:終局篇》,完成了他的“中國現代商道三部曲”,這是他十多年商海經歷和職場體悟的產物。王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坦言小說中的主人公、故事情節都是根據自身的經歷編排的,并且主人公洪鈞融入了他以及他的上司等人的形象[3],事實上,除了洪鈞,在俞威、鄧汶、小薛等人物的身上也都有王強自己的影子。
《杜拉拉升職記》的作者李可也是名校畢業,長期在外企做職業經理人,從事過銷售和人力資源工作,《杜拉拉升職記》橫空出世,引起巨大反響,隨后李可繼續講述杜拉拉的職場故事,推出了《杜拉拉2:華年似水》《杜拉拉3: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和《杜拉拉大結局:與理想有關》,構成了由四部小說組成的“杜拉拉系列”。說起寫作“杜拉拉系列”的初衷,李可認為是“提供實際、可運用的常識、知識與經驗,供職場中人參考,至少引起其有益的思考,包括職業規劃、理財和個人生活經營”。[4]“杜拉拉系列”的走紅使她在網文界聲名鵲起,但她并沒有轉型做職業寫手,而是在分享完自己的職場經驗之后,仍然繼續擔任企業高管,同時也保持著低調的生活姿態,“杜拉拉系列”之后她沒有再出新作。《沉浮》的作者崔曼莉,畢業于南京大學,做過電視節目主持人、策劃人,有過國企、知名外企從業經歷。她于2001年開始自由寫作,但她主要從事純文學創作,職場小說《浮沉》是她唯一的網絡小說,也是一部與讀者分享了諸多全新商業概念的作品,如“賣軟件與賣冰棍的區別”,“商業轉型時期,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去理解真正的商業,提高核心競爭力,使得機會最大化”等。《格子間女人》的作者下午茶(本名舒儀),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畢業后進入了世界五百強知名企業做職業經理人,跟上述創作一樣,《格子間女人》凝聚了作者十年外企商業生涯的所見所聞及感悟。
正是這種自敘傳色彩,使網絡職場小說更為真實可信,我們讀“杜拉拉系列”甚至會認為那個從行政部小職員一路打拼,成長為企業高管的都市白領杜拉拉就是李可本人。寫作者把個人成長經歷和豐富的職場經驗投射在網絡職場小說中,這就使作品的人物塑造、情節構成非常接近生活真實。然而,這種對生活真實的高度還原使作品顯現出鮮明的寫實主義傾向,卻不一定是現實主義精神,“因為所謂現實主義,并不僅在于如實地描摹現實,也在于憑借明確的價值理念有目的地結構現實并賦予文本化的現實以內在遠景,使現實成為可理解的與可介入的”。[5]而寫實主義顯然更注重再現生活的真實性,當一位企業高管、職場精英借助于小說的形式如實地講述他(她)多年的所見、所聞、所感時,對于生活真實的忠實甚至執著顯然是占據上風的。
此外,職場經驗的傳達迎合了讀者的現實功利需求,無數人渴望成功,并且將走向成功看作可以操作的技術活,成功學由此應運而生。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些作為“職場教科書”的職場小說就是文學版本的成功學。對于成功的渴望原本無可厚非,但對于文學作品,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不能將正確的價值觀放在首位,而一味強調獲得成功的手段與謀略,教人做事,而忽略教人做人,就有走向厚黑學的危險。
勵志·成長·女性:網絡職場小說的要素
網絡職場小說大多擁有一個勵志主題,這也是這種類型小說廣受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歡迎的重要原因。小說的主人公多為從底層職員做起的都市白領,他們憑著堅韌的毅力與智慧頑強打拼,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一步一步艱難前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面臨各種考驗,如杜拉拉一進外企DB公司就遇到上司玫瑰的惡意排擠,要她處理兩個棘手的公司大整修項目;也會如《圈子圈套》的書名所提示的那樣,會誤落他人設置的“圈套”“陷阱”,遭遇各種挫折甚至背叛,但他們在充斥著陰謀詭計、明爭暗斗的職場環境中學習各種生存技能,領悟職場經驗,卻始終堅守正道,不違良知,這也對年輕的讀者做出了正面的示范與激勵;他們通過歷練,逐漸由職場新人成長為成功的職業精英,最終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夢想,杜拉拉們、洪鈞們的成功,為尚處于事業起步階段、仍在曲折中艱難前行的年輕人提供了繼續奮斗的動力。
網絡職場小說也大多是成長小說,按照巴赫金的說法,“成長小說”的“主人公的性格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6]。每一個初入職場的小白都帶著幾分青澀與幼稚,《圈子圈套》中的洪鈞出場就在一個項目中落入昔日好友俞威設計的圈套,被老板開除、女友拋棄,人生陷入低谷。《浮沉》中的女主人公喬莉剛從一名小前臺轉做銷售時,就遇到了一個價值七億元的大單,她缺乏對困難的正確估計,僅憑一腔孤勇,很快就遭遇了挫敗。隨著情節的推進,他們能在失敗中學習,在與對手的較量中成長,性格也會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逐漸變得成熟、睿智。洪鈞進入維爾西中國公司擔任北京地區銷售經理,繼續與昔日宿敵俞威較量并取得勝利,被升任為維爾西中國區總經理,同時也收獲了愛情。喬莉在遭遇挫敗之后,重整旗鼓,屢敗屢戰,最終反敗為勝。每一次失敗、每一次挑戰都并非一次簡單的“打怪升級”,而是能讓她(他)得到鍛煉和成長,人物形象始終在動態中發展。在傳統的純文學書寫中,并不缺少這樣的年輕人的身影,從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劉震云的《一地雞毛》《單位》,直至閻真的《滄浪之水》、邵麗的《我的生活質量》等,主人公都曾是職場中人。就每一部網絡職場小說而言,它的主人公在作品中都經歷了一個成長的過程,其性格、能力隨著故事的推進都有所變化;但就網絡職場小說的整體狀況而言,這些主人公的塑造仍是模式化的,體現著通俗文學的特征。這個特征在以女性為主人公的作品中尤為突出。
女性職場書寫在網絡職場小說中獨樹一幟。《杜拉拉升職記》可謂職場菜鳥杜拉拉的成長史,《浮沉》中的喬莉從外企前臺到秘書、銷售員,演繹的是一部底層職場人的奮斗史,而秦與希的《米婭,快跑》、白飯如霜的《傲骨》、舒儀的《格子間女人》、丁郗的《楊小羊求職記》、金津的《加油!格子間女人》、凌語嫣的《爭鋒》等講述的無不是女主人公從單純幼稚的職場新人成長為胸有城府的職業精英的故事。這些小說開辟了女性社會生活書寫的新領域,這種題材的崛起與新形勢下女性生存的現狀密切相關。近些年,雖然女性的就業率大大提升,但女性職場生存環境依然嚴峻,都市職業女性如何突破傳統與現實的束縛,實現自身價值,仍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現實問題。這對于年輕的女性讀者來說也是她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網絡女性職場小說中最為常見的職場“灰姑娘”形象設定正是抓住了讀者的心理需求,為現實中普通年輕女性讀者的生活境遇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的答案。無論是《杜拉拉升職記》中的杜拉拉、《浮沉》中的喬莉,還是《米婭,快跑》中的米婭、《格子間女人》中的譚斌,都可謂是職場“灰姑娘”,她們共同的特征是:不是所謂“白富美”,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沒有傾國傾城的美貌,也不是靠小鳥依人般的柔弱喚起男性保護欲的弱女子或“傻白甜”,她們出身、容貌皆平凡,在蕓蕓眾生中是最平凡的女孩。這樣一種人物設定的意義在于,它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更為真實可信的女性形象,也是一個對于普通人來說具有可比性、夠得著的形象。
這些職場“灰姑娘”聰明好學,意志堅定,樂觀自信,有進取心、責任心,在激烈的競爭與嚴峻的挑戰中,她們憑借著對理想的執著和個人的不懈努力,積累經驗,不斷成長,最終成功蛻變為一個更為獨立自信的職場精英。正像李可對杜拉拉的概括:
杜拉拉是個普通人,姿色中上一點罷了,但凡看著順眼的人都夠得上這個姿色等級,她的聰明程度也談不上出類拔萃,在高等教育普及得不錯的年代,拿個大學文憑也很應該。她能做得到的事情,一般人就有可能做得到。當然,她是個努力的人,大家也要通過努力才能有那樣層級的收獲。[7]
這種“灰姑娘”形象及其成長過程的塑造極具典型意義,她概括了新時代自強自立女性的基本特征,也給閱讀小說的蕓蕓眾生樹立一個成功追夢的勵志榜樣,激發她們奮斗的信心與勇氣。同時,也通過“灰姑娘”形象及其際遇真實地反映了普通職場女性的酸甜苦辣,她所遇到的困境也正是普通讀者在工作中可能遭遇的,而她所獲得的成功當然也應是普通讀者有可能復制的。
作為網絡類型小說,職場小說不可能回避言情書寫,幾乎每一部網絡職場小說中都有一條言情的線索,因而大多數的女性職場小說是職場、愛情雙線并存的。但作為合格的職場小說,尤其是那些有“職場教科書”之稱的作品,言情的內容絕不會壓倒職場內容,這不單單表現在篇幅上,更體現在主人公對于事業與愛情的態度上,作為職業女性,她們既追求美好的愛情,又表現得相對理性。在這類小說中,幾乎看不到女主人公為了愛情而犧牲自己事業的橋段。
都市消費文化景觀:網絡職場小說的背景
網絡職場小說常常將主人公活動的舞臺設置在外資企業,且動輒是世界五百強的跨國企業,這些企業的所在地又大多是在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繁華大都市的中央商務區。這就決定了故事的空間位置坐落在中國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是我國率先步入消費社會的區域。
消費社會是一個物質極度豐盛的社會,用鮑德里亞的話來說,是“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了物的包圍”[8]。極度豐盛的物以及物的堆積激發人們消費的欲望,但人們更多的不是在消費物的使用價值,而是消費物的象征意義和符號價值,更加注重的是物品背后所蘊含的身份、地位、權利等因素。
網絡職場小說的消費主義傾向首先通過對符號化的物和物的堆積空間的書寫來實現。最具代表性的符號化的物是都市白領的時尚衣著和使用的各種高檔物品,這些物品凸顯的不是其使用價值,而是其背后的符號價值,即對使用者身份的標識意義,而這種標識也形成與其他人身份的一種區隔。這類小說中常常會出現大量帶有消費符號的文字來描寫職場男女的穿著打扮、消費觀念,從服裝到包、飾品、香水、護膚品等品牌,宛如一本時尚雜志的廣告軟文。
最具有象征意義的物的堆積空間則是都市中的高檔酒店、購物中心以及吻合中產階級身份的咖啡館、酒吧、度假村等,這些地方也正是網絡職場小說的主人公常常出現的場所,它們構成網絡職場小說的物質化背景,奢靡、繁華,令人眼花繚亂,也刺激著讀者的物欲。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都市題材創作并不繁盛,在現代文學中尚有以上海書寫為中心的海派小說的文脈流傳,由這條脈絡向上可追溯至20世紀初的鴛鴦蝴蝶派,再經新感覺派,一路綿延至張愛玲的滬港傳奇;但在當代文學史上,都市題材則萎縮為零星出現的少量作品,甚至直到今天,在純文學創作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們仍大多擁有“農裔城籍”的身份,他們最擅長的仍是鄉村書寫。真正具有較為純粹的都市體驗的作家是更為年輕的70后、80后、90后,他們也正是網絡文學的主力。年輕一代對都市生活具有一種天然的認同感,而不像年長一輩的“農裔城籍”作家那樣始終難以擺脫城鄉二元對立的眼光,在這種眼光的燭照下,都市生活方式、都市文明以及都市中人總是被置于批判、審視的位置,成為鄉村及鄉村文化的對立面。
正是基于對都市生活的認同感,網絡職場小說描寫都市化景觀時完全沒有批判的眼光,有時甚至表現出對物質欲望的津津樂道,流露出鮮明的消費主義傾向。《杜拉拉升職記》中說,DB是全球通信行業的領頭企業,也是杜拉拉所經歷過的最好公司,那么評價好的標準是什么?答案簡潔明了:“所謂好,一是收入,二是環境,三是未來。”[9]杜拉拉一進入DB,就清楚地認識到公司員工是以職位、經濟收入的高低來劃分階層的:經理以下級別的叫“小資”,就是窮人,一般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不然就會影響房貸;經理級別算中產階級,他們買第一套房子不需要靠貸款,一線經理開寶來,二線經理開帕薩特;總監級別是高產階層,不止有一處房產,或者是好地段的優質房,或者是別墅,和車相關的費用完全由公司負擔;總裁、副總裁就是富人,不僅有管家門房,還有公司配的專用司機,出差坐頭等艙。為了不當窮人,杜拉拉決定不能一直做銷售助理,有了清晰的目標之后,她開始了由銷售助理成長為HR經理(人力資源經理)的升職歷程。《沉浮》中的喬莉之所以由小前臺轉行做銷售員,就是奔著賺錢的夢想而去的。在這些作品中,主人公對金錢、物質的追求顯得理所當然、理直氣壯。這類小說還常常將對物質欲望的追求與享受渲染為一種外企文化,比如DB的墻上貼著大大的標語“Work Life Balance”,而作為這句標語的形象表達就是這些外企精英們精致的衣著品味和消費方式,以及健身、瑜伽、高級會所水療等休閑方式。
有人認為以《杜拉拉升職記》為代表的職場小說“是一種典型的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者’)的文學想象和趣味”[10],姑且不論這種“文學想象和趣味”是否合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它對讀者的影響力,對于剛剛步入職場的年輕人來說,“中產階級”的生活正是他們的理想,而這類小說中形象展現的消費文化景觀既給處于辛苦打拼中的讀者描述了成功的愿景,許諾了奮斗之后的美好未來,也讓讀者在閱讀中得到替代性的滿足,身處庸常生活的讀者借由作品中那些紙醉金迷、衣香鬢影的上流社會生活獲得一種“白日夢”般的神奇體驗。
技術流:走向行業細分的職場小說
在討論職場小說時,我們還會提到另一個使用頻率較低的概念:行業小說,它與職場小說有聯系又略有區別,各大網文平臺的分類、著名寫手的推廣標簽上較少使用這個概念,而大多冠以更為細分的工業文、醫療文、商戰文等標簽。跟職場小說一樣,行業小說也以特定行業的職場人士為主要人物,書寫人物之間在職場中的競爭、合作等關系,但與普通職場小說不同的是,行業小說更關注特定行業的發展、職業特征及行業文化,表現出專業性特征。這種專業性特征在某些行業文中甚至發展為一種技術流傾向。
關于職場書寫與行業書寫的區分,《圈子圈套》的作者王強曾有過明確的認知與辨析,他說他的小說“商場和職場交織在一起的,職場應該是主線,商場不斷在里面有反應”[11]。這里的職場、商場之分,實際上就是職場與行業之分,職場書寫關注的是人物在職場中所遇到的具有普遍性的上下級關系、同事關系、個人的升職、加薪等問題;而行業書寫則是指《圈子圈套》系列作品中主要人物洪鈞、俞威等人所從事的銷售行業的做生意、拿項目、打單等日常工作,以及所遇到的其他問題。《圈子圈套》以職場為主線,因此,屬于較為典型的職場小說,但其中涉及一些商戰的情節,因而也兼有某些行業小說中所謂“商戰文”的特點。
基于行業小說與職場小說之間的緊密聯系,不必將二者視為完全不同的小說類型進行嚴格區分,而可將行業小說視為職場小說的專業化細分,對特定行業的職業特點、發展態勢及行業文化的專業性書寫是這類小說的重心。因此,作家大多有相關行業的知識基礎或工作經歷,如寫作《艱難的制造》的阿耐,曾是浙江某著名制造業的高管,她在小說中所講述的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山寨和模仿橫行、質量認證體系和環保工程里的貓膩等都是她親身經歷過的現實情況,她在作品中以文學的形式還原了中國民營制造業艱難轉型的歷史,她的創作初衷如她所說:“我只想還原這一行躲在犄角旮旯的,極端啰里啰嗦的真相。我只想用小說的形式說真相,如此而已。”[12]工業文《中國鐵路人》的作者恒傳錄(本名武玉傳)投身鐵路建設20余年,曾先后參建京鄭線、鄭徐線、鄭焦線、廈門地鐵1號線等多條電氣化鐵路的施工,他作品中展現的我國電氣化鐵路的發展歷程來自他的親身經歷。
作者的專業身份為專業化書寫提供了可信性保障,而將這種專業性推向更高水平的是走向技術流的醫療文,在這類作品中,作家往往以大量文字描寫疾病的醫治原理、手術細節,文中充斥大量專業術語與醫學知識,而這些術語、知識的講述既經得起有醫學專業背景的讀者的檢驗,對于普通讀者而言,也能起到普及醫學常識的作用。在當代文學中也曾出現過一些以醫院為背景、以醫生為主人公的作品,如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講述眼科女醫生陸文婷不堪工作、家庭的雙重負荷,瀕臨死亡的故事,但這部小說通常被定位為知識分子題材小說,而非醫療行業小說,盡管小說中有醫院工作背景、女主人公陸文婷的眼科大夫身份,作品中也一再提到各種疾病及手術治療等情節,但這些都是為了真實地表現人物的生活狀態,從而展現一代知識分子的艱難人生和生存困境。六六創作的醫療劇《心術》廣受關注,盡管劇中有大量病例、手術等真實的技術性細節,但這部電視劇以醫患矛盾這一社會敏感話題作為聚焦點,所謂“心術”,乃是倡導仁心仁術,而非醫治疾病的技術,因此,這類作品并沒有技術流傾向。
技術流醫療文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完全基于客觀真實的現實寫作,如馮濟業的《情瘦醫生》,主要描寫了醫生馬亮的成長史和感情生活,書中醫生的手術和患者的故事都來自馮濟業自己真實的日常工作,主人公馬亮身上也多少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另一種則是帶有一些幻想性元素的寫法,即所謂硬核醫學技術+二次元敘事的模式,如真熊初墨的《手術直播間》講述一個外科的小醫生鄭仁,意外得到了一個超級系統,妙手回春,拯救了無數生命。類似的作品比較多,如志鳥村(本名高晨茗)的《大醫凌然》、二毛君的《全科醫生》、臧福生的《醫路坦途》等都屬于此類。盡管有金手指加持,但作品中仍有大量真實可信的專業知識,如《大醫凌然》中急診科實習醫生凌然學習縫合技術,書中將“對接縫合法”“間斷垂直褥式縫合”“徒手止血”以及“Tang法縫合”等專業技術一一呈現出來,讓讀者既了解到凌然高超的醫療技術,也理解醫生這一職業的艱辛。這一類技術流醫療文以專業性吸引讀者,為走向行業細分的職場小說探索了一條新路。
當然,由于醫療文的專業書寫門檻更高,大量醫療文的作者都是醫生或有醫學院教育背景的作家,如《八四醫院》的作者王鵬驕(本名王強)、《手術直播間》的作者真熊初墨、《情瘦醫生》的作者馮濟業都是從醫多年的醫生,《ICU48小時》的作者笙離(本名盛美蕾)畢業于南方醫科大學。至于《大醫凌然》的作者志鳥村(本名高晨茗)雖然不是醫生,但為了寫醫療文,在資料準備階段,志鳥村搜集了診斷學、外科學等專業書籍認真研讀,甚至還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去體驗生活、觀摩手術;在寫作中,他還會有意識地參考醫生寫的手術報告,咨詢專業醫生的意見,這樣就使他的行業書寫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專業性。
從網絡文學發展的大趨勢來看,作者的低齡化傾向十分明顯,但網絡職場小說卻是一個例外,不管是普通職場小說,還是走向行業細分的職場小說,在職場經驗和行業知識方面都有較高的要求,這讓缺乏社會生活經驗和相關工作經歷的低齡化作者無法駕馭。從創作與現實的距離來看,職場小說也是網絡文學中的一個異數,它不像大多數網絡文學類型小說那樣重幻想、輕現實,反而無限地貼近生活的真實、直面人生。這個例外與異數為網絡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性,我們期待更多有社會生活積累和專業知識準備的作者加入網絡文學寫作,創作出更多的貼近現實的文學精品。
注釋:
[1] 嚴格地說,《杜拉拉升職記》是一部來源于網絡的小說,經過出版社挖掘、策劃、打磨,最后才成型為現在人們讀到的版本,在最初的網絡版中女主角甚至不叫杜拉拉,而叫杜朝陽。
[2] 李可:《杜拉拉升職記》,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頁。
[3] 參見新浪讀書:《圈子圈套》作者王強聊天實錄,2006年8月17日16:30,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6-08-17/1630203857.shtml。
[4] 喜平:《職場小說的功能》,《中國科學報》2017年12月1日第6版。
[5] 石岸書:《小橋老樹小說〈侯衛東官場筆記〉:網絡文學的現實主義欲求》,《文藝報》2014年8月18日第2版。
[6] 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見《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
[7] 李可:《杜拉拉升職記》,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8] 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9] 李可:《杜拉拉升職記》,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頁。
[10] 張頤武、徐剛、徐勇:《職場文化與都市白領的文學想象——關于職場小說的筆談》,《藝術評論》2010年第1期。
[11] 《圈子圈套》作者王強聊天實錄,新浪讀書,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6-08-17/1630203857.shtml。
[12] 阿耐的博客:《我的人品非常糟——〈艱難的制造〉的出版問題》,2009年11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bc5c40100fya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