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沈從文既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編輯。一般認為，他最重要的編輯活動，是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在北平主持編輯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及主持編輯其之后更名的《文藝》星期天特刊）。這段經歷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新聞史上都留下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筆：作為沈從文一生中投入時間、精力和心思最大的一次報刊編輯活動，它既為《大公報》開創了優秀的文藝編輯傳統，也為20世紀30年代北方京派作家群提供了起步最早、時間最長又最具連續性的“純文學”的作品陣地。

對此，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思潮中，側重“純文學”作家研究的學者已陸續開展了較多研究，但大多只依據報刊文本孤立地對沈從文這一時期的編輯活動展開論述。限于客觀條件，以往的研究均忽視了沈從文本人對這段編輯經歷的回顧梳理和總結評價，多見其外在實踐和當時言行，少見其內在思想和后續評說，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沈從文編輯實踐與思想的有機統一，以及其思想發展的歷史縱深。

新見沈從文佚文《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按：應為“文藝副刊”，后同），記錄了作者在“革命史”范式主導文學研究的20世紀50年代，圍繞這段編輯經歷自述的“種種不見于文字記載的歷史”。該文是目前所見唯一一篇沈從文從當事人角度，系統、全面、翔實地回顧和總結自身編輯實踐與思想的文獻，為彌補上述研究資料和分析維度上的不足，提供了一份關鍵文本。本文對該文的散佚原因及文獻價值進行考釋，期冀拋磚引玉，為沈從文相關研究提供參照。疏陋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散佚原因及內容概況

署名“沈從文”的《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一文，1957年2月作于北京歷史博物館。其時，沈從文在此處管理文物已五年多。雖然每日“只是上千上萬壇子罐子、綢子緞子、紅紅綠綠、花花朵朵在腦子里轉”，已疏離于曾經工作的文學事業，但間或還有機會和一二文學編輯談及自己的副刊編輯經歷，故而覺得“有些問題的確還像是一個問題，所以才就便在這里提提”。

該文發表于《新聞與出版》1957年4月10日第13號的第4版上。經查《沈從文全集》《沈從文文集》《沈從文別集》《沈從文年譜》等基礎文獻和研究者的后續輯錄，均未見收錄或提及此文，故而判斷此文為沈從文的一篇佚文。

《新聞與出版》是1955年4月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所主辦的教學和實習用報紙，于1956年9月9日試版，10月15日正式創刊，主編由首任系主任安崗兼任。人大新聞系的任務是“培養和提高新聞與出版事業中的記者和編輯人才”，按照時任校長吳玉章的要求，其教學工作應該做到：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總結我國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新聞出版工作經驗，認真研究中國和外國的新聞出版事業的現狀，并通過科學研究來逐步解決目前在工作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新聞與出版》的主要目的，即是服務新聞系的教學。一方面為新聞系學生練習編印和寫作技能提供實習和發表園地；另一方面組織各新聞出版單位的同志們“提供寶貴的經驗，適當地滿足新聞系教學、實習和各地同業的要求”。為此，報紙向全國征求有關新聞、出版、廣播的理論文章和實際工作經驗的介紹文章。考慮到稿源數量有限，該報定為半月刊，每月出版兩期，在新聞、出版、通訊、廣播、高等學校及宣傳部門內發行，創刊伊始，即受到新聞與出版領域的廣泛關注，收獲了十至十二萬份全國訂戶。

可以說，《新聞與出版》的內容定位和發行方式，決定了其編者、作者和讀者均有相當程度的專業限定性。除編者為人大新聞系師生外，該報基本上由正在或曾經從事新聞與出版工作的人員訂閱或供稿，他們構成報紙的主要讀者和部分作者。沈從文寫作這篇文章，是出于報紙約稿還是個人投稿，因缺少直接證據，暫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沈氏本人的報刊編輯經驗，既與該報刊登新聞出版類內容的專業定位相契合，又與人大新聞系以馬列主義立場總結我國歷史上新聞出版經驗的教學目標高度一致，加上沈氏著名作家的名氣加持，故而能夠在這樣一份新聞出版專業類報紙上發表。

為什么該文未被前人所發現？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如上所述，《新聞與出版》具備較高的新聞出版類專業限定性，相關研究者或未能充分觀照到文學或綜合類以外的其他專業報刊；二是《新聞與出版》原版報紙的收藏分布情況并不普遍，根據筆者有限的了解，該報的公共收藏僅見于國家圖書館報紙保存本庫，此外有少量私人收藏。相關研究者或不知不察，或未曾遍覽搜集，不僅導致該報在以往新聞史研究中鮮見利用，而且使得文學史上多位知名人物的著述有所散佚。沈從文《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一文，即為其中的重要一例。

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

《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一文，首先存在文不對題的問題。沈從文共有兩段為天津《大公報》編輯副刊的經歷：先是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編輯副刊“文藝副刊”和“文藝”的“星期特刊”，后是1946年10月至1949年1月編輯副刊“星期文藝”，中間相隔其離京南遷的十余年。揆諸內文，“一九三四年（按：應為一九三三年）我離開了青島大學回到北京工作……不久就和楊振聲先生等試編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算算日子，一九三四年距現在已二十三年”等語皆指向前者，而非標題所寫的后者。這是在介紹佚文內容之前要首先澄清的，以免引起誤會。

該佚文共計8100余字，回顧了其編輯“文藝副刊”的傳承、動因、意圖、貢獻、不足、體會和對其時文學編輯工作的期望，允稱沈從文自述其副刊編輯歷程和思想的代表性文本。

附：

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

沈從文

報紙副刊在五四后的作用

年紀五十上下的中國新文學作家，談到個人寫作經驗時，常常會提起國內某幾種報紙副刊于他一生工作的影響。這些作家或曾經用副刊當作學習寫作的對象，或曾經把第一篇作品發表到副刊上。五四以來北方故去重要作家如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朱自清、聞一多、徐志摩的作品和讀者見面，就多是副刊介紹的。魯迅先生作的《阿Q正傳》，也是在北京《晨報》副刊分期發表的。（第一節刊出時，編輯孫伏園還在題前標出“開心話”三個字。）我個人從事寫作，也由于閱讀副刊的影響。初期寫作生活，全靠向副刊投稿，每月有五七元稿費，勉強維持著住公寓的開銷。到1934年試編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按：應為“文藝副刊”下同。）時，刊物的意圖，自然都還和過去十余年五四時代副刊給我的印象有密切關系。

照我個人認識，五四以后到北伐以前，這一段時期中，報紙副刊對于新文化運動，推動作用大，實由于如下一些原因：

一、日刊性報紙反映問題快，讀者分布面又廣，副刊隨同日報發行，容易引起讀者注意。

二、當時北京的《晨報》副刊、《京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民國日報》的“覺悟”……不僅刊載新文學作品，同時有關國內外重要學術論著（如愛因斯坦《相對論》）、講演（如太戈爾和愛羅先珂等）、思想論戰（如科學和玄學論戰）、戲劇詩歌商討、兒童婦女問題，多在副刊上發表，內容因之異常豐富。

三、作者和讀者對于副刊寄托希望都極大，真正負責編輯人，因此也多知名之士，得到社會各方面重視和支持。

四、其時軍閥爭權，此來彼去，報刊新聞社論受限制極嚴。記者如不小心，在文字上稍微觸犯了軍閥隱私，或涉及其他問題，就會有被捉去坐牢殺頭的危險。副刊由于五四傳統習慣，卻偏然自成一個小小天地，可以得到較多用筆的自由，在篇幅內采取各種形式，對社會當前和明天有所表示。所談到的問題，表面上和當時政權似乎并無多大沖突，事實上給讀者的影響，卻在搖撼那個舊社會基礎。

五、有部分是日刊，容量大，需要稿件多，新作品也比較容易發表，副刊因此又是一個培養新作家的好園地。

六、這些副刊除隨日報刊出，每到月終還作成副刊合訂本，單獨發行，十多萬字只賣二三毛錢。由于內容豐富而又價錢便宜，特別受讀者歡迎，分布面日益廣大。

由于這么幾個原因，副刊對于新文學運動引起的推動作用，是極其明顯的。研究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得失，及分析到幾個重要作家成就時，都不宜把這些副刊當時所起的建設性作用忽略過去。

北伐后北洋軍閥崩潰，社會各方面都起了極深刻變化。新出版業受刺激風起云涌。一般性期刊，必有部分篇幅刊載小說詩歌。大型文學刊物，更必需用大量篇幅刊登小說，爭取讀者。這個新社會的廣大讀者群，從文學作品受教育、得娛樂的風氣習慣，就出于較前一時的副刊。許多新出版業的經濟基礎，如北新、光華、現代、新中國……主要就是由于印行短篇小說和其他文學作品賺錢鞏固的。由此看來，副刊不僅培養了許多文學作家，同時也發展了新出版業，并培養了一個在發展中的讀者群。這也是研究近三十年新文學史的人值得明白，卻照例容易忽略過去的。

副刊在時代進展中的變化

到新文學作品中的短篇小說占有廣大讀者群，新的作家也人材輩出時，報紙副刊事實上已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失去了本來的學術思想指導的地位，及培養新作家的重大任務，普遍呈下落趨勢。有的因負責無人、辦得懨懨無生氣，到后只好取銷停刊。有的雖存在下去，也隨同社會發展有了顯明分化：或以城市新知識分子作讀者對象，用諷刺性雜文為主，進一步和統治階級作側面的尖銳斗爭；或用當地小市民、公務員及阿飛式學生作對象，讓地方性小品報道、吃喝玩樂文章占主要篇幅，加上點輕飄飄半真半假文壇逸事、明星趣聞，成為都市讀者消遣品。前者如《申報》之“自由談”可以代表，魯迅、瞿秋白等化名寫的部分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能推動社會向前的；后者如若干報紙上副欄可以代表，作用大半是消極的，和上海小報相差不遠。然而兩者都各有廣大讀者。兩者又若“異途同歸”，共同加速促進了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陳舊腐敗不堪的社會的分解和崩潰。

這時節讀者想閱讀小說詩歌，雖有了許多文學刊物可以得到，這些刊物都有一定篇幅刊登新的創作，新作家露面機會已增多許多倍。文學作品的“自由競賽”趨勢，也在社會矛盾發展中日益濃厚。副刊歷史任務似乎已經完成，因此形成如上所說的分化。可是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五四以來副刊建設性的作用，在部分作家和廣大讀者群的記憶中（特別是在北方），還相當深刻。加之新出版業多集中上海，北方各學校還保留了部分能寫作的好手筆，搞創作的大學生也還多；這也就是說，一面還保留極大創作潛力待使用，另一面又還有廣大讀者樂意從副刊得到點東西。因此在報刊上還容許我們根據過去經驗作些新的安排。一個具有廣大銷路的日報，為了社會各方面的需要，可以從副刊傳統優點取法，作出些新的貢獻。

“星期文藝”的編輯，當時打算和作用

一九三四年（按：應為一九三三年）我離開了青島大學回到北京工作，因投稿《國聞周報》，和王蕓生先生相熟后，不久就和楊振聲先生等試編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按：應為“文藝副刊”，后同）。當時報紙另外還有清華大學吳宓教授等編的“文學”，不久“文學”因內容過于沉悶而停刊，“文藝”改為每星期兩次。另有“小公園”也經過改組，容納部分文學作品，由蕭乾負責。當時《大公報》在北方報刊中，頗能吸引一些讀者，報刊經濟背景雖屬于政學系大資本家吳鼎昌，社論和通訊卻似乎不大受拘束，能獨張一軍。社論涉及社會各方面問題，常用特約外稿分別執筆，本報又有幾個坐莊的文筆精悍的專家，文章作來格外引人入勝。更重要是還有幾個善于作特寫通訊的大手筆，如范長江、徐盈等，經常有關于國內重要地區重大事件的詳細報道。加上幾個性質不同的學術性周刊相互配合，因此《大公報》在北方諸省及國內知識分子讀者群中，越來越引起普遍注意的。“星期文藝”就是在這個報紙成就基礎上出現。從編排形式和內容項目說來，都可說舊而保守，但企圖卻相對“新”。當時上海方面副刊已進展到《申報》“自由談”成為讀者興趣集中情況，雜文成為許多報刊作品主流。還有幾個月刊也專載雜文。從比較上看來，“星期文藝”的編排和企圖，不免近于保守。我說的“新”是指把重點特別注意新人的創作小說詩歌、散文而言。在刊物上占主要篇幅的，不是人人相熟的老作家名字，倒是和讀者、編者都陌生的新名字。這種企圖和北方讀者傳統習慣要求是有關系的。北方讀者對刊物的要求，歡喜正面反映社會的創作散文比諷刺雜文大些，作者投稿也以小說、散文居多。其次，北方讀者不太重視作者名聲，卻能夠用一種比較廣泛興趣接受有新內容的作品。因此刊物照計劃編排下去，對作者和讀者都容易得到贊助。（這從另一工作也得到證明。過一年后，由林徽音女士負責，從“星期文藝”刊載的小說及特寫編選了一集《大公報小說選》時不久就再版三次，很多北方年青作家的處女作，都保留在這個選集中。）刊物的編排形式和取稿原則，還為后來接收人蕭乾、楊剛諸先生采用，隨同報紙共存亡。報紙由津遷滬，再過香港，轉重慶、上海……報頭上“文藝”兩個字也還依舊使用下去。

如何突破舊習慣

現在人談“五四”新文學運動貢獻時，總不能不說起幾個著名文學社團的活動。這是應當的。因為當時各社團的活動的確各有不同貢獻。如像“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在小說詩歌創作批評和研究介紹方面的貢獻所具啟蒙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此外還有好些小社團，如“未名社”對于蘇聯文學的介紹……各有其積極的進步成就。但是同路人性質刊物也有受限制的一面，值得我們知道。大社團沒有能夠隨同社會發展把工作從一個更廣大群眾中打個新基礎。小社團，照例還是以幾個知心友好、同學同鄉作基本成員。大社團不作擴大成員計劃，小社團人數又太少，因此發展到一定情況下，就都不免有些僵固，既妨礙了社團本身的發展，更難促進整個文學運動的新陳代謝。打破這種以“社團”為中心的組合，轉而以“刊物”為中心，來集合各方面作品，這也是大革命后一種自然趨勢。在上海方面，即幾個屬于商業資本的文學月刊的活動，在左聯成立以前，即出現如施蟄存編的《現代》、傅東華編的《文學》；在北京方面，如后來巴金等編輯的《文學季刊》、朱光潛編的《文學雜志》……都打破了過去以社團小單位辦刊物的習慣，吸收了更多方面的作者，來在同一刊物中寫作，并大量吸收青年作家，從這個新的風氣發展中，才有大批無所從屬的青年作家露面。我眼見到五四以來文學社團長處和弱點，由于是“過來人”，明白作者情形比較多，并且明白一個編輯對于稿件取舍的尺度，和對于年青作者的態度，影響到刊物和作者都十分大，從第一次發稿起始，就定下一個原則：報紙既屬于多數人，必需有較大篇幅讓各種各樣新作品和讀者見面。知名老作家的稿件不宜缺少，得想法弄來，增加刊物在社會上的信用。不知名的好作品，更必需努力發現，充實刊物的內容。因此刊物一面雖邀約有清華、北大兩校中外文系教授先生作經常撰稿人，部分還是編委，其實刊物主要部分作品，是靠年青未識面作家支持的。當時有些人習慣于搞小宗派的，對情況不熟習，只看到某刊物有那幾人名字，就籠統以為這是“京派”，年長知名的是“標準老京派”，年青初露面的便是“候補京派”；事實上那知道這些作家彼此就多未晤面，刊物努力方向之一，又正是打破束縛當時新文學發展的“派”，刊物中雖有幾個五四以來不出北京城的教授作家，他們彼此間也少關系。年青作家卻來源極雜，有些較左傾的，后來大都成了黨員，也有當時就是搞地下工作的。

由于稿件取舍不存成見，編者和陌生作者的關系，完全建立在為文學事業進展、作品繁榮和提高、對社會服務負責意義上，無私人絲毫利益摻雜其間。報社本來每月有一點點錢作編輯報酬，我們除間或請請客，經常也總是把它支配到外來稿費中，和退稿轉稿費用中。有時不夠支付時，就把個人寫通訊的稿費貼補上去。對編者說來，真正的報酬是從各方面支持信任中，眼看到一些新人的成長，使“文學運動”不僅僅是個動人名辭，卻是許多不同新作品繼續和讀者見面。這也正是國內當時多數文學刊物一個共同努力的方向，不過輕重各有不同而已。因為許多編者都是受過“小宗派”壓迫的過來人，已明白“此路不通”，必需要“改弦易轍”，來促進作家中的團結與合作，并產生新陳代謝作用。只有國民黨在上海、南京官辦的刊物是例外，還盡想用人為方法，制造些“知名作家”，點綴當時南京政府場面。可是絲毫不成功。照新聞記載說來，南京當時搞文學的“文官”雖不少，但事實點綴作用卻并不大。

關于作家的新陳代謝，我曾從青島運動場田徑賽得到一種深刻啟示。看見參加百米賽的人照例相當多。因為距離近，占時間少，又有許多站在路旁拍手加油的親友，人人不甚費力都可達到終點，都樂意參加奪錦標。可是這么挑出的選手，有許多偶然因子在支配，近于臨時玩票性質，看不出真正的能耐。很多跑第一名的，說不定下一次就再不肯出場或上不了場。至于三千米五千米或萬米賽，上場的就必需具有極大的決心，不存僥幸打算。在困難考驗中雖有不少人中途退場，淘汰作用大，近于生命白費。但是能克服困難達到終點的，卻總有相當本領。步法穩定又能最早跑到終點的，固然創造了新紀錄，即中途不斷摔跤，末后還是一瘸一拐趕到終點的，同樣值得敬佩。因為他認真在走，并且能用極大耐心和艱巨勞動來完成它！我覺得從事文學寫作，也應當要求人人有這種下運動場作長距離賽跑的精神，且不以得失成敗在意。這自然不是件簡單事情。特別是在大革命后社會變動中，除了少數堅決革命者外，很多人都經驗到用同樣精力在大學校作學術研究，可以名利雙收。在南京官場中從政鬼混，也能另有收獲。即退而改業經商作生意，發財也比較有辦法。從事寫作卻實在辛苦，且無多大把握得到成功。在這種現實情形下，勸人抓緊手中的筆，不受近功小利誘惑，不怕困難失敗，來從事這個“費力難見好”的工作，真不大好辦；所以刊物由我來負責時，個人理想就是要盡一切可能，讓新人新作品不斷和讀者見面。即或這些作品內容或文學風格，和個人愛好不同，又并未完全成熟也為（按：原文如此）整齊文字設法發表。照我個人估計，如當時能有一二十個日報副刊，能那么挪移出部分篇幅來擴大作者的陣地，有一二十編輯，來這么負責工作，三五年后，或可以把這一階段中國新文學內容更加豐富起來，并且從自由競賽發現更多新人，得到真正進步。我說的進步自然僅指的是作品數量上的豐收，再從中拔萃挑選出若干成熟出品。其次，即產生一批能作長距離賽的新選手，通過這些人十年二十年努力，來用大量優秀作品創造二十世紀新中國文學的新紀錄。

編者本不長于論爭，因此除京派海派問題和當時討論到公式主義的“差不多”問題，曾寫過兩次短文，其他都沒有能如上海當時報刊那么展開活潑熱烈的討論。至于個人對于文學寫作的意見和刊物企圖，當時卻常用和投稿作者通訊方式，寫了些復信，刊載到副刊末尾，這部分通訊到后來曾和蕭乾寫的信輯印成一個小冊子，名叫《廢郵存底》。當時北方作者對于寫作的態度既比較要求謹嚴，一般用筆水平和鑒賞水平也相當高，讀者青年學生比較多，也由于傳統習慣，能用一種比較嚴肅而寬容的學習態度或鑒賞態度，來接受具有種種新風格的作品，加之報館方面對于編者的信托和支持，使我在工作中也得到不少的便利。

刊物的缺點、和個人工作上缺點

刊物在當時雖得到若干方面的好評，其實缺點是十分明顯的而且與日俱增的。主要缺點就是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即或在個人的作品中，和一部分外稿安排上，都有意識的對于當時南京統治上層及一切軍閥官僚的腐敗，采取不妥協的態度、詛咒和諷刺態度，但所擁護的究竟是什么，卻少明確政治立場。以我個人說，就有游離于當時殘酷政治斗爭以外“自由主義”的傾向，且逐漸發展了“文學高于一切”的盲目夸大夢想。形成原因固復雜多方，概括說來實由于對于現實政治的無知，苦于無從把握。個人只能從辛亥以來到大革命時國是經驗出發，來有所印證。給我印象最深、最熟習的卻是軍閥時代的割據內戰。因此總認為國內問題的解決，不是從長時期內戰消耗中找出路。一切無終結的內戰，都只趨向一個共同結論，即大量消耗人力、物力，墮落國家地位，好了帝國主義者、軍火商人。國家的真正轉機，應當是“民主”和“自由”的抬頭，到各部門的專家真真抬頭，工業和科學能有計劃推進，來代替軍閥官僚支配國家前途時，社會進步才有希望。至于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必需經過一種什么斗爭過程才可實現？工業和科學的建設，又必需奠定到何種政體基礎上，才能夠日漸鞏固？以及此外更復雜種種社會矛盾，必經過某種革命過程，才能得到正當解決？我可說全然無知。在當時華北正為敵偽嚷叫特殊化，環境極其惡劣。對國家前途既缺少認識，一面感覺到風雨來臨、彷徨無主，另一面還有些舊讀書人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妄念和幻想。時事進展惡化，蘆溝橋炮聲終于在內外矛盾中響了起來。眼見著千百年青學生齊向西北跑去，我卻隨同平津各學校師生匆匆忙忙向西南撤退。報刊工作因之告了結束。

從工作中取得的一點經驗

在兩年編輯刊物工作中，給我個人最大的教育，即求一個刊物編輯得像個樣子，首先是編者工作態度十分重要。大原則一確定，必依賴大家力量，學會百分之百的任勞任怨，為作者、為讀者服務。對老作家要取得他們完全的信托與合作，才可望經常有各種不同有分量作品刊載。老作家多是五四以來露面的，到抗戰前數年，因社會在內外矛盾中發展，政治禁忌多，文學論爭糾紛也多，或由于一種不可免的驕傲矜持感，又或不過只是怕犯禁，怕麻煩，許多人都變得相當消極，不大肯開口動手。如能把一些人停擱已久的頭腦，轉變成一種持久的耐煩和有用的深思，且充滿興趣，對文學問題給以新的關心，肯繼續執筆寫作，這也可算得是一種藝術！至于把這些作品取來，不得用時，并且要作到原件退還，作者不以為意，這工作說來容易，作來可真不容易。其次，即對于新作家，一切要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來取得作者的合作和支持。要從尊重他人勞動出發，來發現各方面內容充實、文學風格不同、表現技術特別的作品，加以種種鼓勵，幫助提高作品的質量。能用的稿件，總想方設法為之安排，或轉到其他刊物上去，實在無從使用時，把原稿退還，也必需作到使作者不因之喪氣灰心，還能接受“勇于寫作而怯于發表”的意見。這自然是更不怎么容易的事情！

總之，作編輯個人責任多而權利少，在某一意義上，真可說近于白白犧牲大量有用精力，于看不見許多事情上，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刊物每期都有篇把清新醒目好文章讀得下去，從總的說對于新文學進步發展能引起一點點推動作用。工作說來容易作來并不簡單，比自己拿筆寫作實難搞些。從兩年工作實踐中，我由此學得了一分知識，就是對人的誠懇和對工作的無私熱忱，以及忘我勞動，在工作中所發生的良好作用。（這一點成績最好的還應數巴金先生。他主持的平明出版社，曾經印行了大量新作家的作品，在抗戰八年中，把這些作品分布到西南各地區，影響到各方面都極大！）

算算日子，一九三四年距現在已二十三年。中國人民在近二十余年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血和火的歷史變革嚴重考驗中，已經完全站起來了。國家社會面貌也全變了。一切事情無一不在社會發展中重新配合安排，文學藝術更在嶄新的計劃中向前推進，速度之快和范圍之廣，都不是我們五四時代中年人所能夢想。例如過去作家寫作十年八年，一書付印不過三五千冊，即出版書到三十種以后，還不可能靠版稅生活。現在報刊有印至五十萬冊的。比較優秀短篇，一刊載就可改作電影。也有作者譯書一冊，所得版稅就可終身不愁生活的。我們那一代所經過的痛苦困難，早已成為歷史故事，再不會落到年青人頭上來，年青作家真可說生活在一個太幸福的大時代中，不過因為這種變化太大，年紀在三十以下的文學教師或文學作家、文學報刊編輯，對于這些過去將近四分之一世紀時代的種種，自然已不容易完全明白理解，即或他搞的是近代文學史研究工作，也怕不容易理解這種種不見于文字記載的歷史了。能比較具體知道些問題，也許還有一點點好處，特別是分析研究到這個時期作家和作品時，會用一個比較客觀全面的態度，來進行他的莊嚴工作，可免去些僅從目前“概念”出發、或比“概念”還更要不得的某種有意阿諛及有意貶責出發，作出些和歷史本來并不符合的論斷。

還有搞創作的，工作扎根堅實，不斷進取，不以一時成就自限，這種端正謹嚴態度，還是十分重要，值得提倡。

還有搞文學報刊編輯工作的，目下所遭遇的困難，可能也還有一小部分并未完全克服。如能多知道一點二十年前若干報刊編輯進行工作的方式，或許也還有些些用處。如像對編輯要求進一步提高用筆能力，鑒賞作品的眼光，并投入大量勞動力……如此或如彼，或者會有比目前還更多些具有反映社會現實，并有真正新鮮活潑風格的作品，由不完全成熟，在作者和編輯共同商討修改中，變成組織完美的好篇章，呈獻于千百萬讀者面前。新社會有一個完全不同于過去的特點，即作者面廣大到社會各階層，作品反映表現到生產各部門、生活各部門，文學理論方針，在基本上固有助于思想正確的作品產生，卻無從具體幫助各個不同作者筆下文字篇章的純潔和精煉。報刊編輯在這點上作用大，責任大。一個近乎理想的好編輯，應當是一個有豐富寫作經驗，又能鑒賞各種不同文字風格，熟習社會各種問題的作家，他在知識方面既博聞多通，在認識方面又具有一種遠大的政治眼光，在行為中又能有高度的服務熱情，才能在工作崗位上更好的完成他的歷史任務。報刊編輯政治認識及工作能力水平共同的提高，將更直接影響到刊物上作品質量的提高，以及政治教育效果的擴大。這個工作責任，實在遠比我們二十年前更加百倍莊嚴和沉重。

只是截到目前為止，一個文學報刊的編輯，在許多方面似乎都還不如一個大學教授或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受重視，人選、配備、待遇相差是明顯的，這似乎是個值得商討的問題。因為事實上照目前北京幾個文學書刊分布數量和它的種種影響而言，可遠比大學國文系的教學工作和某些研究工作大得多、重要得多。至于如何把個人這種認識提出來，加以商討，成為各方面共同的認識，再來重新改進一下工作，還待另外有時間考慮和建議。因為近幾年來，我在新的工作上，只是上千上萬壇子罐子、綢子緞子、紅紅綠綠、花花朵朵在腦子里轉，和大學校的文學教學，辦刊物的編稿看稿，都已十分生疏，作為一個文學讀者而言，也近于孤陋寡聞了。這種舊事回顧，文字就零亂瑣碎，缺少條理，看法上也有些相當陳舊，不甚正確到家。惟間或還有機會和一二作編輯的談談，覺得有些問題的確還像是一個問題，所以才就便在這里提提，野人獻曝，表現極拙，意見卻還誠懇，希望不至于說的太錯，成為笑話。

1957年2月北京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