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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伽里瑪出版社出版了《位置》（La Place，中譯本標題為“一個男人的位置”）一書。這是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的第四本書，也是其轉型之作。在這本書中，埃爾諾放棄了小說體裁，放棄了虛構，承認“我”即是作者本人。在文風方面，埃爾諾拋棄了對美文的追求，轉向了用詞簡單且精確、少用比喻修辭的平白行文。這本書的主角是埃爾諾的父親，是一位經歷了戰爭與貧困的諾曼底平民階層男性。埃爾諾以回憶為素材，用冷靜的筆調書寫父親一生的經歷。通過對日常生活細節的描寫，埃爾諾呈現了一個社會階層的現實，她的個人經驗因而有了普遍性。

從小說轉向敘述

1967年4月25日，埃爾諾通過試講環節，正式拿到中學教師資格證（capes）。同年6月25日，埃爾諾的父親阿爾豐斯·杜切奈（Alphonse Duchesne）去世。《位置》是從這兩件事講起的。在這本關于她父親一生的書里，埃爾諾沒有按時間順序寫父親從童年到老年的歷程，而是在開篇就寫了父親的死和葬禮，之后再敘述父親人生不同階段的經歷。這種敘事安排體現了埃爾諾與父親之間的聯系和疏遠：這個男人是埃爾諾的父親，《位置》寫的是她的視角觀察的父親的一生；成為文學教師、用標準法語寫作的埃爾諾在文化上已經脫離了她父親所在的階層。

在2014年出版的訪談集《真正的地點》（Le vrai lieu）中，埃爾諾與米歇爾·波爾特（Michelle Porte）對談，她說起父親的去世對她沖擊很大：

我看清了是什么讓我跟我父親疏遠了，我和我父親之間的鴻溝不可彌合。我意識到自己經歷了一場社會適應過程，我的情況算是非常成功。我爺爺不認字，我父親最開始在農場務農，后來當工人，再后來開咖啡雜貨店，而我成了文學老師。我和我父親徹底地疏遠了，我跟他之間仿佛有一個深淵。沒法彌補的深淵。之后，我再也不能用之前那種方式寫作了，我要寫一些我當時還說不清楚是什么的東西。很久以后，社會學讓我明白了我的情況屬于“跨階層者”。然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我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個詞。

《位置》是埃爾諾的轉型之作，然而這種轉型并不輕松，1982年埃爾諾思考了很多。她意識到自己在前三本書里用的是“充滿暴力的筆調”，而“這樣下去不行”。埃爾諾的寫作日志從1982年開始或許并非偶然。正是在這一年，她開始思索自己該用何種姿態寫作。2011年，埃爾諾出版了這份寫作日志，名為“黑色工作室”（Atelier noir，2022年再版）。正如書名所言，對寫作的思索仿佛是在黑暗中打轉，試圖找到一個出口。在1982年4月22日的寫作日志中，埃爾諾寫道：“我覺得普魯斯特的比喻很美、很能說明事物的特點，然而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比喻。對我而言，要表現一種情感、一個場景，不一定非得用比喻。”至此，我們已經能看到《位置》文風的雛形。1982年11月，埃爾諾開始寫《位置》，1983年6月完稿。

在《位置》的開篇，埃爾諾在切換時間線、準備敘述父親的一生之前，用三段文字總結了自己寫作姿態的轉變。“最近，我意識到了小說是行不通的。”在此之前，埃爾諾已經出版了三本小說，即《空柜》（1974年）、《他們所說的或空無一物》（1977年）和《被凍結的女人》（1981年）。從《位置》開始，封面上的“小說”（roman）一詞不見了。埃爾諾放棄了小說的體裁，轉向了敘述（récit）。在轉變體裁的同時，埃爾諾放棄了虛構，她要寫的是記憶中殘存的感受，是真實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位置》之前，埃爾諾也是用第一人稱寫作的，但小說中的第一人稱不同于敘述中的第一人稱。在埃爾諾看來，“我”是一種聲音，而不僅是一個人稱。“我在《空柜》中和在《事件》中的聲音很不一樣。變化是從《位置》這本書開始的。變化的不僅是聲音，還有寫作的整體姿態。”

“平白行文”首次出現

在文風方面，埃爾諾選擇了既不美化也不嘲諷的風格，如實描寫，少用比喻。她在意的“不是寫得美不美”，而是“寫得對不對”。批評家在討論埃爾諾的文風時常用的“平白行文”（écriture plate）一詞便出自《位置》，這是埃爾諾本人的表達。然而，“平白行文”的字面意思往往引發誤解，有人誤以為這是一種乏味、無趣的風格。2022年10月19日埃爾諾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首次參加電視采訪，“大書店”節目（La grande librairie）的主持人奧古斯丁·特拉佩納爾（Augustin Trapenard）剛提到“平白行文”，埃爾諾就馬上反駁：“其實也并不完全是這樣。”她繼續解釋：平白行文意味著既不是傷痕文學（misérabilisme），也不是大眾贊歌（populisme）。埃爾諾在紀錄片《詞語仿佛石子》（2013年）中也解釋過：贊美勞動人民的偉大，等于否認切實存在的統治和異化。埃爾諾認為自己在寫《空柜》時把自己放得高于父母，把自己放在了統治者的一邊。

埃爾諾的父親曾說：“書啊，音樂啊，這些對你都有好處。我呢，我活著不需要這些東西。”埃爾諾在《真正的地點》中寫道：她父親讀書不多，但讀過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對于科地區（pays de Caux）的人而言，莫泊桑是“他們的作家”。埃爾諾的父親曾說：“總算有個作家寫到咱們了！”當埃爾諾要寫自己的父親時，她開始思考何種筆調、何種方式才能寫得公正。“我不想通過寫作給我父親實際遭受的統治再添上一層統治。”埃爾諾最終選擇了用以往給父母寫信時的筆調。“平白行文”不僅是文學范圍內的審美選擇，更是一種倫理上的選擇，埃爾諾不希望自己的書只被所謂精英階層的人讀到。她寫的是出身平民階層的父親，她希望平時可能沒有閱讀習慣的、出身平民階層的人也能看懂她的書。

埃爾諾在上天主教私立學校時一度為父親的用詞感到羞恥，她曾向父親抱怨：“你們一直都說不好話，你們怎么能要求我不被老師揪出來批評啊？”父母用詞粗俗比家里經濟條件不寬裕更讓她難受。在準備寫父親時，埃爾諾意識到她父親使用的話語反映了一個階層的現實。在《位置》中，埃爾諾如實記錄她父親的用詞。其中一部分是直接引語，另一部分直接嵌入敘述，這兩類都用斜體標出。一般情況下，法語寫作中斜體的部分要么是書名，要么是拉丁文，埃爾諾打破使用斜體的慣例，用斜體來標注他父親的話和諾曼底方言。在《真正的地點》中，她強調諾曼底方言中的詞對她非常重要。這些詞是她所生活過的“第一個世界”留給她的遺產。“諾曼底方言里的詞在我嘴邊，我不說，可是這些詞在這兒。”“諾曼底方言里的詞跟我童年的那么多東西聯系在一起，環境、嗓音、母親的微笑，這些詞沒法翻譯。”而埃爾諾寫作時用的是她在學校里學會的標準法語，在她看來那是一種“合法的語言”。諾曼底方言中的詞力量很大，埃爾諾希望她在寫作時用的這套語言也有這種力量，于是她引入了諾曼底方言，引入了她父母常用的表達。她的父母怕“又只能去當工人”，她父親認為“做生意不該表露自己的觀點”，得改掉“那些臭毛病”，得“守住自己的位置”，“不管怎么著，總得好好活著吧”，“別人可得怎么看我們？”……埃爾諾如實地記下了她記憶中父母說過的話。這些話不僅是父母的語言，還是平民階層的語言。用這些詞來描述這個階層，埃爾諾說這是“一種政治性的選擇”，“我對此非常有意識”。

文學不是社會學

埃爾諾從七十年代起開始閱讀社會學著作，布迪厄的《區分》給了她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和現在的視角，她注意到自己與父親的疏遠體現在生活中的種種細節上。她詳細地描寫她父親在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如：他用歐必奈爾牌小刀把面包切成小方塊，然后把小塊的面包放在盤子邊上，把奶酪或者香腸放在上面，叉著吃；他每周刮胡子三次，而且是在廚房的水槽刮；他喜歡跟客人開玩笑，他從來不去博物館……如果我們套用布迪厄的理論，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都屬于“慣習”（habitus）。埃爾諾通過不加道德判斷的方式如實地描寫他父親的日常生活。而她之所以能注意到這些細節，一是因為她讀過社會學著作，二是教育和婚姻使她完成向上的社會流動，她在回憶她父親的一生時已經具備外部視角。

通過描寫這些細節，埃爾諾試圖展現跨階層的機制和體驗。在她的行文中，隱約透出社會學的視角，她本人也公開承認社會學，尤其是布迪厄學說帶給她的影響，但她選擇的形式仍是文學的。在《位置》中，埃爾諾描寫了她父親的生活習慣與她在私立學校的同學、她上大學以后認識的同學、她丈夫等的生活習慣之間的差異。她努力“破解這些細節”的含義，她“花很多年來‘理解’那些教養好的人怎么只說一句‘您好’就能顯得那么和藹可親”。她在行文中會用“習慣”（habitude）這個詞，卻從沒有用過“慣習”一詞。埃爾諾寫跨階層體驗的方式是視覺的、感官的，她的描寫圍繞具體的事物展開。比如，她寫在伊沃托上學時去同學家做客，同學的父母問她喜歡聽爵士樂還是古典樂，喜歡誰的電影。這些有關品位的問題一下子讓她明白了自己已經身處“另一個世界”。

2005年，法國社會學家伊莎貝拉·夏爾邦吉埃（Isabelle Charpentier）與埃爾諾對談，她說：“您似乎打破了文學和社會學的邊界，在固有的認知中，這兩個學科是對立的。”埃爾諾的回答實際上否認了她的寫作是文學和社會學的混合：

我在作品中不用社會學術語，而在別的地方我會用社會學術語，比如在接受采訪的時候……我是用有點野的方式習得這套術語的（笑）。在閱讀社會學著作的過程中，有些詞會讓你覺得這是討論某個事的時候最合適的詞。我在寫作時，偶爾會用一些社會學里的詞，但我不是全用，因為實際上當我寫東西的時候，事情并不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現在我眼前的……比如我現在能跟您在這兒談統治或者象征性暴力，但當我寫東西的時候，我想到的絕對不是學術用語，不是社會學術語；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場景，是感受，我需要用詞展現出這些場景和感受，我要用一些能讓這些場景和感受被看見的詞，通常是非常物質性的詞。這些詞對應經歷過的場景、看到的東西和聽到的話。

個人的也是普遍的

埃爾諾通過對父親的描寫展現出了自己的跨階層體驗，因為這些描寫都是通過“我”的眼睛實現的。《位置》一書寫的不僅是埃爾諾父親的人生，更是她本人跨越階層的體驗。而這種體驗是成千上萬的人都有的，埃爾諾看似極具個人性的敘述因此有了代表性和普遍性。她對此也有清晰的認識，在與夏爾邦吉埃的對談時她說：“我一直覺得在我經歷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和想到的一切中，有一些不屬于我的東西，這些東西不是我的。而這種認識很顯然被社會學加強了。我實際上是歷史的產物，我是一個可以被客觀分析的路徑的產物。”“寫作的工作就是持續地展現出這些并不是只有我才經歷了的事情，把這些事情用文字呈現出來。”

埃爾諾多次在陌生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父親和母親。在《位置》的結尾，埃爾諾寫道：“我在人們在等候室里坐著和無所事事的姿態中、在他們招呼孩子的方式中、在車站月臺上與人告別的樣子中，尋找我父親的形象。”埃爾諾在陌生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父親，看到了父親所代表的一個社會階層的人所經歷的現實生活。正是這些場景激活了她的記憶，讓她能在父親去世十五年后開始寫一部關于他的書。在《外部日記》的結尾，她寫到在超市收銀臺前等待結賬時看到了一個女人，那女人的言語和動作讓她想起了母親。埃爾諾也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在中學教書時，她教過一些準備考職業資格證的學生，她在這些學生身上看到了自己過去的樣子。正因如此，埃爾諾相信個人經驗具有普遍性。她在《真正的地點》中寫道：“我確信那些曾經穿過我的東西也一定穿過了其他人。”埃爾諾曾被問到為何一直書寫自己的親身經歷，她干脆地回答：“因為我是受害者。”她年輕時曾在日記里寫過“我寫作是要為我這種人復仇”，之后她不斷在多處重復這句話。然而，埃爾諾的寫作絕不只是個人的復仇，她在個人記憶中挖掘的并非屬于她自己的真實，而是諸多有過類似經驗的人所經歷的真實。

《位置》一書的標題也透露出了這一點，這個位置不僅是埃爾諾父親的位置，也是所有閱讀本書過程中思考自己人生經歷的人的位置，埃爾諾認為社會地位比性別更顯著地影響一個人的生存狀況。她在這本書中要寫的絕不只是父親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而是一種社會機制。她否認她的作品是自我虛構（autofiction），她在《真實的地點》中說：“每次有人說我的寫作是自我虛構，我都會反抗，因為這個詞形容的是只關注自己的狀態，是與世界隔絕。”埃爾諾想寫的不是個人經歷的特殊性，而是經歷的普遍性。“當不可說的東西被寫出來以后，它就具有了政治性。”埃爾諾的多本書的標題都體現出了這一點，她寫父親的書標題是“位置”，寫母親的書標題是“一個女人”，寫墮胎經歷的書標題是“事件”，寫第一次性經歷的書標題是“女孩的記憶”……這些簡短但又具有解釋力的標題正是普遍性的體現。

在《位置》中，埃爾諾不僅寫父親的一生，寫自己與父親是如何疏遠的，還在敘述中穿插自己寫作的心得。開篇時，她坦言自己沒法用小說體裁寫父親；在中間，她寫道：上述這些對父親的描寫，或許在上學的時候也可以寫在作文里；在結尾，她表示：“從11月以來，我感覺我就像被關在一種不變的天氣里，又冷又下雨，隆冬時稍冷一點。我沒有想過我的書何時收尾。現在我知道我要寫完了。6月初，天熱了。聞到早上的空氣，就知道天氣肯定很好。”這些句子讓人感覺埃爾諾是在直接跟讀者對話。在閱讀《位置》的過程中，能清晰地看到埃爾諾寫作的軌跡，因此也覺得與她更親近。

1984年，《位置》獲勒諾多獎（Prix Renaudot）。1974年，埃爾諾以《空柜》一書出道時曾入圍龔古爾文學獎，當時她非常希望得獎，但最后沒得到。到1984年，她的心情已經變了。“十年過去了，我一點都不惦記、不希望拿獎了。”她在意的不再是文學獎，而是持續出版作品。2022年出版的《萊爾納手冊》（Cahier de l'Herne，埃爾諾卷）公開了埃爾諾日記的節選，1984年10月14日，她寫道：“每次取得成就以后我都感到一種深深的惡心，累得想哭。我頭一回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這樣的。我總想做一些看起來很難、很重要的事，我想被認可。可是我等我做成了這件事，我就不想在這種成功的狀態里了。我想重新回到匿名狀態，去別的地方做別的事。”這種心情促使埃爾諾繼續創作，在《位置》之后，她不斷挖掘記憶中的秘密，用在《位置》中打磨出的聲音繼續講述女性在人生各個階段的經歷。現在，埃爾諾有四本書（《悠悠歲月》《一個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女孩的記憶》）已經被翻譯成中文。我們一定能跨越語言的界限，作為人，在閱讀中與她心意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