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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葆華是20世紀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也在西方現代詩論的譯介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由曹葆華陸續翻譯并集結成書的《現代詩論》和《科學與詩》，匯集了瑞恰慈（I. A. Richards）、愛略忒（T. S. Eliot）、梵樂希（Paul Valéry）等人的代表性詩論，為中國文壇與學界理解法國象征主義、英美新批評與現代派理論提供了系統性的參考，也在國內較早地建立起一套有關現代詩歌批評的知識圖譜。

曹葆華的詩學實踐與清華的學院教育、北平的詩壇動向密不可分。具體說來，二三十年代清華大學外文系的課程設置，由校園社團、刊物等營造的學院文化，“以文會友”的聚會交流，以及報紙副刊的編輯出版等，共同培育了這位出色的譯者兼詩人，也反映了1930年代中國新詩的發展脈絡。曹葆華最早以“清華詩人”的身份備受矚目，出版了多部詩集，隨后進入清華研究院外國文學所深造。在主編《北平晨報》附刊《詩與批評》期間，譯介并發表西方現代詩論，團結了一批以清華學院詩人為中心的北平詩壇同人，直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離開北平。

以曹葆華為代表的這批成長在1930年代北平文壇的青年詩人，曾被李健吾稱為“前線詩人”。這一說法既肯定了曹葆華等人充沛的創作活力和先鋒的藝術取向，也在他們身上寄寓了為新詩開辟新天地的希望[1]。曹葆華所自覺進行的詩學實踐正呼應著李健吾的這一期待，他從翻譯與創作兩個方面推動了新詩的“現代”進程，也反映了新詩界與西方現代詩學資源的自覺對話。

一、 在清華園汲取詩學資源

曹葆華的詩學資源離不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學院文化的塑造。1927年，曹葆華從四川成都省立一中考入清華大學文學院西洋文學系（1928年改稱外國語文學系）[2]，成為清華大學“第三級”[3]本科生，一同入學的還有余冠英、田德望、夏鼐、張駿祥等。這一時期的清華大學，正處在教學研究體制的改革中。從1930年秋季學期開始，清華大學停止考送留美專科學生，創辦自己的研究院，本校畢業生中“成績優良者”，有資格“準免試入部研究”[4]。曹葆華便是在1931年本科畢業后直接進入清華研究院外國文學所深造，1935年離開清華大學[5]，任職于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6]，繼續從事詩歌創作、詩論翻譯與刊物編輯等工作，直至1937年返回故鄉成都，并在兩年后奔赴延安。

相比于當時的其他高校，清華作為曾經的留美預備學校，積累了豐富的外文學術資源，為教學與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西文文學書籍雜志購訂甚多，積久益豐”，且常與外國大學互派留學生與訪問學者，“教授中各國人均有”，“對歐美學術界教育界素常接洽，聲氣較通”。[7]這一國際化的教學環境，“東西文化薈萃一堂”的學術氛圍，使清華大學以成為“中外學術交通之樞機”為目標，外國語文系也因此在清華各院系中處于顯要地位，擔負了“國家特殊之任務”[8]。

系主任吳宓在學生培養方面也起到了關鍵作用。自1926年3月辭去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的職務后，正逢西洋文學系改制為外文系，吳宓轉任該系教授，并三次代理系主任，直至抗戰期間清華大學南遷。他所負責撰寫的《外國語文學系概況》，反映了清華外文系的一些教學特色。例如，強調語言與文學并重，使學生精通外語，并“使所學確能實用，足應世需”，即使畢業后不從事文學研究工作，“亦可任外國語文之良好教員，或任外交官吏，及翻譯編輯等職務也”[9]，以“匯通東西之精神思想而互為介紹傳布”[10]。曹葆華的翻譯成就，得益于在清華外文系所打下的堅實的語言基本功。在譯法上，他講求準確嚴密的用詞，忠實于原文的行文風格。“原文是流暢的，便出之以比較上還流暢的中文，原文是謹嚴的，便采取直譯的辦法，以保存其作風”[11]。有時遇到文章中需要翻譯的詩歌，曹葆華則更為謹慎，因為在他看來，詩歌具有一定的不可譯性。他往往依照大意譯述后，提醒讀者譯文僅為閱讀之便，并不能將其完全對應于原詩行[12]，曹葆華在翻譯方面的嚴謹程度可見一斑。

清華外文系同時借鑒歐美大學的教學體系，課程設置講究系統性。吳宓將自己在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就讀時的課程培養模式引入清華，“先取西洋文學之全體”，后“縱分之為五時代，分期詳細研究”，“又橫分之，為五種文體，分體詳細研究，而每一體中又擇定一家或數家之作品詳細講讀，以示模范”。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謂的“五種文體”，除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外，還將“文學批評”作為第五類獨立的文體特別講授。對批評文體的重視，或許構成了曹葆華在詩歌批評理論方面繼續深入探索的起點。

盡管以外國語言文學教學為中心，但清華外文系強調中西相輔相成，以“創造今世之中國文學”為旨歸。章程中建議本系學生在選修外系課程時要“特重中國文學系”。除了那些在畢業后會繼續從事專業研究的學生，外文系還為畢業生設計了如下的職業道路：“創造中國之新文學，以西洋文學為源泉為圭臬；或編譯書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藝思想，介紹傳布于中國；又或以西文著述，而傳布中國之文明精神及文藝于西洋”，而勝任上述工作必須具備豐厚的“中國文學史學之知識修養”。這一以中國文學的發展為本位的文學教育，建立在開闊的文化視野的基礎上，曹葆華也因此較早養成了一種世界眼光，博采眾長的同時重新思考中國新文學的出路。

1929年至1930年間，英國文學批評家、劍橋大學教授瑞恰慈利用休假機會前來清華講學，為曹葆華系統接觸西方現代詩論打開了一扇窗口，是曹葆華在清華大學所經歷的一個重要事件。瑞恰慈任教于劍橋期間，講授英國當代小說與文學批評等課程，在當時已有多部重要著作問世[13]，影響遍及歐美文學研究界。作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批評派的重要學者，瑞恰慈在他的詩歌理論與批評學說中借鏡現代語言學、心理學等學科思路，推動了20世紀文學批評走向科學化和體系化，為傳統的印象式批評帶來了新的知識系統和實踐原則。

瑞恰慈前來清華訪學的消息公布后，即在清華師生中引起了不小反響，“此間男女老少，自晨至晚，未退笑容”[14]。清華師生對瑞恰慈的動向十分關注，校刊中多有對其教學和行蹤的報道。在一次演講中，瑞恰慈強調，自己前來中國講學的使命是做文化的“接觸”與“溝通”。他將自己看作劍橋與清華兩所大學之間的使者，為的是將劍橋大學的歷史傳統與追求新變的精神帶到清華，“在‘諒解’的田園內，好好地栽培起來的大學的學者和批評者”[15]。而吳宓在瑞恰慈講學一事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二人擬定條約，由吳宓為瑞恰慈講解中文，瑞恰慈“酌任吳課”，二人攜手在清華外文系溝通中西文化[16]。

瑞恰慈將劍橋研討班的授課方式引入清華課堂，借此進一步宣傳他的文藝批評理論。1929年9月至1931年1月，瑞恰慈在清華講授了如下課程：“第一年英文”（一年級必修課，與吳宓等合上）“西洋小說（專集研究一）”“文學批評（專集研究四）”“現代西洋文學（詩、戲劇、小說，與系主任王文顯共同開設）”。其中，“文學批評”為三年級學生的必修課，曹葆華這一年恰為三年級的本科生，應當選修過這門課程。該課程講授“文學批評之原理及其發達之歷史。自上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以至現今，凡文學批評上重要之典籍，均使學生誦讀，而于教室中討論之”[17]。通過與瑞恰慈的交流，曹葆華應當對文學批評的整體歷史脈絡有所了解，建立了相對系統的知識結構與理論基礎，塑造了他此后選譯詩論的眼光。可以說，正是在歷史的比較與鑒別中，曹葆華發現和探索著“現代詩論”的價值。

二、 《詩與批評》與“現代詩論”的譯介

曹葆華真正在西方現代詩論的譯介方面產生影響是從1933年創辦《詩與批評》開始的。這一年10月2日，以“清華大學詩與批評社”的名義編刊、實際主編為曹葆華的《詩與批評》創刊，直至1936年3月26日出完第74期后停刊[18]，曹葆華帶著從校園中汲取的詩學資源，走向了更為開闊的場域，從一名學生成長為30年代北平詩壇的重要角色。作為《北平晨報》[19]的附刊，《詩與批評》是曹葆華向時任《北晨學園》[20]主編的瞿冰森“借”來的版面[21]，每次刊發時代替《北晨學園》出一整版，作品多以短制為主，為新詩、詩論的發表提供了便利。最初計劃每隔十日出版一期，每月出版三次，后改為每逢周四出版，實際出版時間不大固定。相較文學雜志，《詩與批評》刊發周期較短，也因此需要相對穩定的稿件來源。作為實際的主編，曹葆華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詩與批評》的辦刊主旨、作品內容乃至作者群的構成。《詩與批評》除了刊登西方詩論，也刊發詩歌作品，介紹西方詩人、當代詩論著作。其中，曹葆華本人曾以不同筆名[22]翻譯了多達32篇的詩論文章，并發表了近20首詩歌，在《詩與批評》中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曹葆華本人的詩學取向也因此反映在其中。

《現代詩論》和《科學與詩》[23]是曹葆華翻譯的兩本重要的詩論集，由鄭振鐸編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在1937年發行問世。前者囊括了愛略忒、梵樂希、墨雷、雷達等人的重要批評文章，后者收錄了瑞恰慈的7篇詩論。在這些文章中，除魯衛士的《詩中的因襲與革命》一文最初發表在《北晨學園》，其他篇目的問世均依托《詩與批評》。從兩本集子所收文章的刊載情況看，兩書應當在1934年9月前就已完稿，葉公超為《科學與詩》所作的序言也早早刊登在了1934年第30期《詩與批評》上，而曹葆華《現代詩論》的序言與各篇譯者導語也發表在隨后的兩期。或許是由于這兩本集子均已定稿成型，1935年起，《詩與批評》在內容方面做了一些調整，除繼續刊發詩歌作品和詩論翻譯外，開始按期介紹“近代西洋偉大詩人之傳略與著作”，以及國內新近出版的詩集[24]。

《現代詩論》與《科學與詩》的結集出版，也是曹葆華對自己閱讀過的現代詩歌批評理論的一次梳理和總結。在他看來，二三十年代“西洋詩”的主要成就不在作品，而在理論。曹葆華希望“把足以代表這種最高成就的作品選譯幾篇，使國內的讀者能夠由此獲得一個比較完整的觀念”[25]。他將《現代詩論》中的14篇譯文分為三輯：“現代一般對于詩的泛論”，關于“純詩”和象征作用，以及“泛論文學批評一般問題的文章”。這樣的分類也揭示了曹葆華理解“現代詩論”的幾重視角：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理解作為其中“一個部門”的詩論，從象征主義的視野認識詩歌批評的意義，以及詩論如何進一步構成理解更普遍的文學原理的資源。

從曹葆華所選譯的文章中多少能夠看出30年代的學院派詩人、批評者對于“新”與“舊”的辯證看法。魯衛士關于詩歌的“因襲”與“革命”在詩歌發展史中呈現為循環推進、交互顯現的觀點，使曹葆華意識到中國新詩發展的相似路徑。“最近兩三年來”，新詩出現了“趨向于少數智識者自我的表現，而忘卻大多數群眾的要求”的變化。這一變化似與新詩誕生之初的目的相背離，曹葆華希望通過作者對英國詩歌的討論，“為研究中國詩歌的變化與發展”提供“一種參證”[26]。在《現代詩論》的作者方面，除梵樂希是法國人，魯衛士是美國人，其余都是英國作家或學者。英國的批評傳統“不善于談理論”，但理論中的“經驗”層面似乎更令曹葆華關注[27]。他向讀者特別推薦了四位作者：帶有“舊日批評家”色彩的墨雷、“科學的批評家”瑞恰慈、在創作與批評方面均高度自覺的“現代英法兩個最偉大的詩人”愛略忒和梵樂希。在曹葆華眼中，墨雷與瑞恰慈、艾略特不同，他并非“離經叛道”的批評家，在具體的批評主張方面傾向于恪守舊規，與中國“詩文評”式的批評傳統有相通之處，因而中國讀者似乎更易接受，比如，他對批評的理解囿于古爾蒙（Remy de Gourmont）“一個真誠的人之整個努力，是在把自己個人的印象構成規律”[28]這一格言，看上去并無新的突破。但曹葆華肯定了墨雷作為批評家的“眼光、學問、文筆與美德”，承認了批評者作為接受主體的主觀性，進而認為墨雷的個人感受與闡釋“在現代仍然占著重要的地位”，且提示著人們批評的限度的存在。《批評中的試驗》一文則觸及了詩歌的歷史敘述與批評理論的關系，也反映了現代詩學知識的建構過程中，詩歌史、詩歌批評與詩學理論三者的錯雜關系，而在曹葆華看來，可靠的理論正誕生于對批評經驗的總結和對詩歌歷史的敘述中。

盡管作為譯者的曹葆華在文中出場不多，但仍提供了一些觀念框架。《現代詩論》中每一篇譯文的結尾，都附有曹葆華的一段“案語”，對原作者與文章的背景，相關的理論脈絡等給予簡單介紹，說明選譯該文的理由，也順帶提供某種讀法，啟發讀者思考如何將其運用在中國新詩的創作與批評中。曹葆華還對他所翻譯的文本加以評點，雖是只言片語，也時有精彩論斷。從這些再度批評中，不難看出曹葆華個人的批判眼光和詩學主張。比如，他提出，詩論與批評主張需要與該作者的詩歌作品“合看”，但拒絕將詩歌理解為理論的演繹或注腳，而是將理論、批評與作品之間看作為一種有機而復雜的關系。[29]面對艾略特的名篇《傳統與個人才能》，曹葆華認為，大多數人對艾略特及其詩歌的觀察尚停留在“皮相”的層面，如果能夠仔細體會艾略特所主張的“詩人不能不吸收含有歷史意義的傳統”，以及“詩不是情緒的放縱，而是情緒的逃避”，便不會僅僅將艾略特的詩歌視作“理智”或“玄學”的詩，從而對艾略特的創作與理論有更全面的把握。這些評論都有力地提示了中國詩壇和讀者對西方現代詩論的接受路徑。在30年代新詩詩壇急切需要建設自身理論之際，曹葆華的詩論翻譯為中國新詩的寫作與批評輸送了新的知識資源，而他在譯介中所顯示出的這一開放而從容的態度則更為可貴。

曹葆華對于象征主義與現代主義中一些具體詩學范疇，如純詩、象征、晦澀、傳達等的譯介，則極大補充了國內對于相關問題的討論。30年代的中國詩壇對這些概念并不陌生，但在理論層面的詳細闡發并不充分，曹葆華翻譯的《論純詩》既是對國內詩壇引入“純詩”概念的補充，也借此兼論“詩歌根本問題”，順帶介紹了“現代文學批評里最惹人注視”的法國批評家白瑞蒙與蘇饒合著的《純詩》一書。[30]曹葆華之所以如此重視“純詩”，并不因為這是一個“近十幾年”創制的新名詞，而在于他看到“純詩”的理論內涵和普遍意義，甚至理解了“純詩”就“可以說對于一般的詩歌的理論參透過半了”[31]。而“把‘象征作用’當作古今一切詩歌中不能缺少的成分，是一切研究與欣賞詩歌者所不能不注意的。至于象征主義在前世紀末成為一種運動，并且在當代的詩人筆下大大地有著作用，這事實雖然很可注目，實際上倒是一件次要的事。”[32]曹葆華區分了作為詩歌理論的“象征主義”和作為文學運動的“象征主義”，他還曾翻譯威爾遜的詩論《象征主義》，介紹象征派的歷史脈絡，以澄清國內文壇對“象征即是離奇古怪、晦澀難懂”的誤解[33]。曹葆華指出，要重視西方詩歌批評中的新范疇，但要避免大而化之，或直接移植其中的概念，應當對以“象征作用”為代表的詩學理論持一種靈活的理解態度。此外，《詩與批評》上一些未被收入詩論集的單篇文章[34]也值得關注，它們也構成了“現代詩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曹葆華對“傳達”與“隱晦”的譯介，所回應的正是中國詩壇如何理解象征主義與現代主義詩歌的問題。

《現代詩論》固然是一本帶有個人眼光的選集，但曹葆華給出的“選文”與“選人”的理由，指向了如何理解“現代詩論”之“現代”，也即詩歌批評的“現代”轉向及其對中國新詩的參考意義，這在當時有關新詩出路的討論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似乎只有解決了新詩的理論與批評的問題，新詩寫作的合法性與藝術價值才能得到進一步闡發。之所以定名為“現代詩論”，既是“現代主義”或“現代派”意義上的“現代”，也包含著對現代詩歌創作機制和作品批評科學化、系統性的追求，更代表了一種探索詩人與批評者自身主體自覺性的嘗試。在曹葆華所選譯的文章中，往往可以見到他所主張的一種“現代”精神，他并不過分關注作者的地位與名望，而是專注于他們對于詩歌的見解本身，特別推崇那類具有獨立探索精神的文章。如《詩底演化》的作者威爾遜[35]，以及《詩與批評》上第一篇譯文《論詩》的作者基爾白·莫銳（Gillbert Murray），盡管莫氏以古典主義者自居，但這并不影響曹葆華從其觀點中找尋到一種“現代”態度——“他主張詩是與美一樣，不僅存在于文學里，藝術里，和人類活動里，并且，存在于人類的整體當中。”這篇譯文的針對性也呼之欲出：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新詩詩壇不乏新詩人和新作品的涌現，然而“對于詩的理論加以深刻研究而為文發表的，似乎還很少見”，詩歌批評理論的開掘成為當時詩壇亟需的部分，是認識中國新詩的有益補充，而這些批評者身上“不泥古、不炫學”的態度，從現代生活里閱讀現代詩歌的方法，更代表了曹葆華所主張的一種真正“現代”的詩論。

不同于曹葆華所輯的《現代詩論》，瑞恰慈的《科學與詩》是一本自成體系的文集，也可看作“現代詩論”重要組成。這本書早在1929年就由署名“伊人”[36]的譯者介紹到國內，被視為中國學界新批評研究的起點。1933年以來，曹葆華將《科學與詩》中的譯文分批發表在《詩與批評》，而后再以原書的體系組合還原。《科學與詩》的影響主要在“新批評”的中國化實踐層面，如蕭乾的畢業論文《書評研究》展開了對瑞恰慈批評方法的具體討論，而朱自清、葉公超等人的文學批評實踐，都在潛移默化地受著“新批評”的影響。30年代新詩界對“新批評”意義的彰顯，開啟了此后詩論家探索新詩道路的方向，特別是構成了40年代中后期詩歌批評理論界的焦點——“新詩現代化”問題——背后的關鍵資源，如“袁可嘉對現代詩的本質所持的根本看法無不借鏡瑞恰慈的學說。他甚至偏頗地認為西方現代詩歌批評是‘以瑞恰慈的著作為核心’的。”[37]

從瑞恰慈那里，曹葆華所接受的核心內容是“科學的”批評觀，以及建立在“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基礎上的一整套批評實踐主張。為避免詩歌批評陷入一種無效的“神秘主義”論調中，瑞恰慈從歐美新興的現代心理學與語言學（特別是語義學，曹葆華、李安宅等譯為“意義學”）理論中尋找分析問題的工具，更加固了一種討論文學的思維前提，即詩歌是“以文字賦予人之經驗以確定的結構”的形式，它有自己“精密平衡的結構、秩序和系統”，因而詩可解、可析，且遵循著特定的方法。瑞恰慈在《詩中底四種意義》一文中，將詩歌呈現的意義劃分為“意思，情感，語調，用意”四種，目的是使詩歌批評形成一套系統的、有步驟的分析方法，通過拆解詩歌的形式與意義，將批評轉化為一項復雜的專業性工作。

相比于回答“詩是什么”的本體論問題，曹葆華更傾向于從瑞恰慈那里為詩歌批評尋找一個新的起點。《科學與詩》因此可視為對《現代詩論》中關于“批評信條”和“詩歌意義”等具體問題的繼續闡發。在曹葆華看來，瑞恰慈所倡導的“實用批評”，依賴“科學的智識”，講求分析性、邏輯性，是對此前“以意為之”的獨斷的印象批評方法的極大革新。盡管這一學說尚在開創之中，結論或許需要日后加以修正，但從瑞恰慈“一句話有一句話的分寸”[38]的批評原則中，就足以“得益不少”。曹葆華并未將“科學的方法”理解為“死的”條條框框，而是看到其中構成現代世界核心世界觀的“活的”價值結構，這一看法也在充實著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壇對于“科學”的理解。從曹葆華對詩論的選擇和解讀中，可以看出他閱讀批評著作時將理論經驗化、將結論方法化的思路。曹葆華推崇瑞恰慈的“實用批評”，但對作者所歸納的批評“條例”也并非全盤接受，不主張將它們直接拿來當作固定的分析工具，而是建議對其進行批判性借鑒。

葉公超在《科學與詩》的序言中強調了批評理論對當時文壇的重要意義。他認為，當時國內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義，不是寫實主義，不是象征主義，而是這種分析文學作品的理論”。葉公超提到，瑞恰慈的意義在于他提出了很多“細微問題”，盡管還未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也“未必就能直接影響于讀者之鑒賞能力，或轉變當代文學的趨向”，“不過總可以使關心的讀者對于自己的反應多少增加一點了解，至少是增加了一種分析印象的方法。”[39]可見，引入批評理論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取代個人的、印象式的閱讀經驗，而是為了培養對這些經驗的自覺，并將之對象化，進而獲得對于文學作品更為深入開闊的理解。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葉公超勉勵曹葆華繼續翻譯瑞恰慈的著作。

曹葆華既在譯介方面構成了《詩與批評》的中堅力量，也通過組織來稿、編輯專題，聯系著作者與讀者，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主編《詩與批評》前，曹葆華已在《北晨學園》發表了多篇詩歌與譯作，也與當時的主編瞿冰森打過不少交道。曹葆華深知“把副刊辦好，要靠朋友維持”的道理。為保證稿件來源，借著編輯《詩與批評》的機會，曹葆華聚集了北平詩壇的一批重要作者與譯者。詩歌作者何其芳、李廣田、羅念生、李健吾、方敬、卞之琳、陳敬容、南星，以及譯文、譯詩、散文作者常風、葉公超、盛澄華、陳銓、梁宗岱等，均與曹葆華交往密切。盡管《詩與批評》作者群的規模難與《大公報》等文藝副刊相比，但他們的短暫聚合使《詩與批評》成為傳播現代詩學的重要陣地。

30年代的“文化城”北平，學院、社團與報紙副刊關系密切，《詩與批評》也處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與生產環節之中。盡管署名“詩與批評社”的相關資料尚不充分，但可以確定的是，讀書期間的曹葆華熱心于社團活動，他曾參與“唧唧詩社”[40]，也在更著名的清華文學社中承擔過核心工作。文學社成立于1920年底，是清華園中頗具影響力的老牌文學團體，從這里走出了聞一多、朱自清、梁實秋、朱湘、饒孟侃、余上沅、柳無忌等一批享譽文壇的作家名人。1929年4月，社員夏鼐、羅懋德（羅念生）二人發起了以活躍社團事務為目的的“中興運動”，邀請了朱自清、楊振聲到會，網羅了眾多“園內文人”。曹葆華在這次聚會中被選為書記，與夏鼐、羅念生等共同管理社務。他們在此后的聚會中聯絡感情，交流心得，也調侃文壇軼事，觀摩彼此的最新創作，社團活動一度十分活躍，還擬定了“在北平某報辦一副刊”[41]的計劃。隨后，由于羅念生畢業赴美，會務限入停頓，“鑒于園中文風消沉，咸有重張旗鼓的要求”，被選為干事的曹葆華[42]在1931年召集社員“會于后工字廳”，吸納了“園內有志文學之士”數人，同時組織改選，恢復集會與研討活動[43]。主持和參與文學社的活動，使曹葆華結識了一批當時或未來文壇上的重要作者，并具備了較為成熟的組織力，這為他編輯《詩與批評》、聚合相關作者奠定了基礎。

在多位詩友的描述中，曹葆華不僅在創作與翻譯方面勤勉專注，認真務實，還喜好“以文交友”。他為人耿直、倔強，對待知己熱誠而真摯，曾幫助被清華退學的何其芳轉入北大哲學系，也通過何其芳結實了方敬、卞之琳、李廣田等北大詩人。曹葆華在清華讀書期間，實際上也逐漸融入北平文壇的文學聚會。他每逢周六便坐校車進城，在城里停留一夜，周日下午回校。除購買書籍和生活物品外，曹葆華常借此機會拜訪詩友。他成為多位朋友家中的常客，交談往來，親密融洽。曹葆華是蹇先艾家中“爽快的來客”，“自來自去，來去自如”。蹇先艾回憶，“清華的校車選了西單的亞北咖啡店門口做停車站。……葆華下了車以后，總要到我家來打一個轉，坐不了好一會兒，便挺著身子，跨著大步又走了。”[44]曹葆華也會前往方敬居住的“景山東街旁古老的西齋宿舍”，“他往往抱著一大包厚厚的外文書和詩稿譯稿，足音篤篤，急匆匆而來。”[45]由于曹葆華兼任北平《文學季刊》的撰稿人，同時也在30年代沈從文、蕭乾編輯《大公報》副刊期間成為詩歌專欄的固定作者，他也常到《文學季刊》和《水星》的編輯部北海前門三座門大街，與靳以、巴金等熱烈討論[46]，成為平津作家中活躍的一員。離開清華大學后，曹葆華搬到大學夾道五洲公寓，與方敬成為鄰居，“過從甚密，朝夕相見”[47]，更方便了彼此的切磋交流。

除了固定的作者群體，《詩與批評》也向公眾征集稿件。但因版面有限，偶有已確定錄用的稿件，因版面不夠而移至別期或直接割愛。在“編后說明”中，曹葆華常常表達對于投稿作者與讀者的歉意。《詩與批評》所刊發的內容，應當是由曹葆華仔細遴選的結果，他曾以編者身份宣告《詩與批評》“以作品向讀者說話”、不夸張、不自詡的編輯態度。他也表示，對于作品的選登，秉持了“一個相當尺準”，“對自己，對朋友，都一樣不敢有一些姑息與放縱。即是稿件的取舍，我們純準于稿件本身，決不因作者的關系而有所變異”[48]。在曹葆華的努力組織下，《詩與批評》成為繼《晨報詩鐫》以來，在“詩歌創作及西方現代詩論與批評的譯介”方面“絕無僅有”[49]的一份副刊。

三、 創作、翻譯與人際的互動

對曹葆華而言，一個有意味的文學史現象是，相比于“詩人”這一身份，曹葆華作為“譯者”的一面更為人看重。除了在現代詩論譯介方面影響較大外，或許也與他走向延安后翻譯了大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無產階級文論有關。但曹葆華為何在“現代派”詩人群體中被長期忽略，或許并不僅僅因為“譯名大于詩名”，也與“現代派”詩人群、詩歌藝術被同質化的現象有關，而曹葆華這一個案，正反映了“現代派”詩人群體的異質性。事實上，作為譯者的曹葆華與作為詩人的曹葆華不應割裂來看，曹葆華的雙重身份，有助于探討譯介與創作之間相互促進的局面，以及曹葆華成長為“現代派”詩人的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是他閱讀和接受“現代詩論”所促成的結果。

考入清華大學后，曹葆華開始在北平《新晨報》副刊和《清華周刊》發表詩作，并結集出版了《寄詩魂》（1930）《落日頌》（1931）《靈焰》（1932）等詩集[50]。朱湘、羅念生、徐志摩、李長之、錢鐘書等人都曾在當時發表文章，評點和推介曹葆華的詩，使曹葆華在30年代的清華大學乃至北平詩壇都小有名氣。批評者們認為，曹葆華的詩歌表現出一種“情文恣肆”、“圓重凝渾”的藝術風格，“好像在迷夢中忽聽了鈞天的神樂”，“覺全詩的意境很高，氣魄很雄健”[51]。徐志摩與聞一多都發覺了曹詩在藝術風格上具有郭沫若式的浪漫追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于曹詩詩體的看法：相較郭沫若，曹葆華不僅“修詞嚴正過之”[52]，且創作了郭沫若不曾嘗試的十四行詩[53]。羅念生更是在通信中與曹葆華詳細討論了新詩的體式與音節問題，鼓勵曹葆華在今后的創作中控制情感，多加錘煉。

對形式和音律的看重，是曹葆華在“現代派”詩人群體中較具個人特色的方面，這或許與他的詩歌從新月派脫胎而來有關。1935年，朱自清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編寫導言時，梳理了新詩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中的發展階段，概括了新詩史敘述中著名的“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這既是三個并列的派別，又代表了一種演進的脈絡。而在曹葆華這里，則表現為三個詩派在同一位詩人身上的共生與變換。在“現代派”詩人群體中，曹葆華的創作路數有一定特殊性。早年初入清華大學時，曾與羅念生、李唯建“自命為浪漫詩人，寫十四行體詩，受新月派影響”[54]。葉公超任《新月》編務期間，曹葆華也在《新月》雜志發表作品。由于重視詩歌的形式與修辭，曹葆華作詩苦心孤詣。方敬回憶，“同葆華一塊走，上街或者逛公園，他傾身篤篤地向前急趨，走幾步忽然停住，側身斜對著你，搐動著嘴唇，用牙齒咬著字，嚴肅地強調一個什么問題，或者表示一個什么態度。”[55]與曹葆華一道，追求形式美與音韻節奏的新月派詩人多有“苦吟”作風，但這不僅代表了一種藝術風格，更是一種作詩機制或創作心理。曹葆華堅信，新詩的寫作是一項嚴密細致的工作，也是一種需要苦練才能夠掌握的技藝，不靠一時的靈感一揮而就，而是依賴長時間的字斟句酌，詩人應如苦行僧一般勤奮和執著，投入心神，不斷試驗。

1937年5月，曹葆華的詩集《無題草》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之一，詩集收錄了54首無題詩。曹葆華可謂新詩中創作“無題詩”的第一人。同一時期的林庚、卞之琳、廢名等都曾寫作無題詩，但曹葆華不再將這一體式限于表達愛情或理趣，而是通過書寫歷史想象與心理意識，拓展了詩歌的容量，這與他主動吸取和融匯西方現代詩學資源密不可分。除了現代詩論，曹葆華對美國詩人、小說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也情有獨鐘，曾“一絲不茍”地翻譯過愛倫·坡全集。愛倫·坡以及法國象征主義作品中神秘詭異的美學氛圍對曹葆華無題詩的寫作影響較大。寫作無題詩期間，曹葆華的詩體更為自由，風格上也逐漸帶有了現代主義色彩。蹇先艾認為《無題草》在詩風上更接近“漢園詩人”[56]，構成了曹葆華詩歌創作的一次轉折。這一轉折的發生與其譯介西方現代詩論幾乎同時，曹葆華一方面為中國詩壇引入現代詩歌觀念和批評實踐原則，促成了30年代“象征派”、“現代派”詩歌在中國的生成、定名以及文學論述的形成；另一方面或許也在解答著自身的創作困惑，在西方詩歌批評中尋找著參考、啟示與信條。

曹葆華的無題詩寫作是在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氛圍與政治環境中誕生的。特別是到了抗戰前夕，他的詩歌常流露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曹葆華的學生許伽回憶，《無題草》中詩人“冷僻的情懷”乃是曹葆華抗戰前“浪跡北平時期苦悶心境的寫照”[57]。戰爭風云和政治風波下，作為曾經負載著厚重歷史與文明的古都北平，在1935年《何梅協定》簽訂后成為了“一座軍事上不設防的空城，氣氛異常壓抑”[58]， 在詩人筆下表現為衰落荒涼、滄桑破敗的頹勢，有了與艾略特的荒原相近的特征。曹葆華對于現代派新詩的探索，也由此融入了當時批判現代文明、反思國族命運的普遍主題中。

曹葆華的多首無題詩最初發表在《北平晨報·詩與批評》上，“無題詩”這一詩體也借著《詩與批評》的園地逐漸固定了下來。一些本有題目的詩歌在收入《無題草》后成為無題詩。30年代的現代派詩歌為中國新詩貢獻了豐富的藝術母題與詩學景觀，而曹葆華對無題詩這一體式的探索，匯入了30年代現代派詩歌突出的詩藝成就中。《詩與批評》上刊發的詩歌很多注重形式探索，除曹葆華的無題詩外，還有十四行詩、格律詩等。此外，《詩與批評》也開辟了難得的詩歌對話空間，如署名鸞譚的通訊，表達了對《詩與批評》上所刊詩歌在“疊句”等形式方面的不同意見。《詩與批評》在傳播詩學理念和批評主張的同時，也對新詩體式提供了一個實驗場。

曹葆華幾本詩集的誕生，并不完全是理論資源指導創作實踐的結果，而往往帶有某些具體的、因“人”而作的歷史契機。如《落日頌》“獻給敬容”的背后，是一個充滿反抗的青春故事。曹葆華曾動員樂山同鄉陳敬容來京讀書寫作，卻在出川時被陳家長輩阻止于萬縣。經歷重重坎坷，陳敬容終于在曹葆華的鼓勵與幫助下來到北平，逐漸融入詩人圈中，也成了曹葆華的戀人。曹葆華倔強反叛的心路歷程保存在了這部詩集中，展現出蓬勃大氣的詩歌活力。

《寄詩魂》[59]則是獻給清華學長朱湘、羅念生的作品。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清華詩人圈中，曹葆華較早因詩作的出版引發關注和爭論[60]，但他似乎由于個性的原因，很難獲取或維持自身在清華詩人群中的重要位置，常表露自己的憂郁和自卑，即使偶爾處在眾人矚目的中心，也不曾在創作心態上樹立自信，而常常自居邊緣。曹葆華曾在寫詩不到半年時，“對于自己創作的能力，起了絕大的懷疑”，“不相信自己以后能寫出好的作品”，于是計劃“一心念書”。此時，歸國后受聘于安徽大學英文系的朱湘在《清華周刊》讀到曹葆華的詩歌，覺得“不同凡響”，并以“一個飽嘗世味的長年詩人”的身份致信曹葆華，提醒和關切“一個初嘗世味的少年詩人”[61]。一方面高度肯定了曹葆華的詩歌成績，希望能在詩歌創作方面保持交流；另一方面也在“詩人生活”的經驗方面，建議曹葆華能夠過上一種簡單而自由的生活，不為人事、家事所拖累。這一事件對曹葆華的詩歌創作影響很大。羅念生說，朱湘是曹葆華的贊助者（patron），他從美國回國后“唯一的好處”就是“鼓勵了葆華”，曹葆華學會作詩“不過是為一點私人的感情”[62]。對一名初嘗創作艱辛且猶豫不決的“無名的學生”而言，收到來自前輩毫不吝嗇的贊美與鼓勵，無疑極大紓解了自己的創作焦慮。此后，信心不斷增強并愈加勤奮的曹葆華特意將自己的詩集《寄詩魂》獻給朱湘。

正因如此，這位對他有著知遇之恩的詩人的逝去，給曹葆華帶來了極大沖擊，也多少影響了他在創作上的轉向。1933年12月5日，朱湘因困厄悲觀，在采石磯投水離世的消息震驚了文壇。“紀念朱湘”在一段時期內成為《詩與批評》的主題，先后發表了曹葆華、何其芳、羅念生、慈俠如等人的悼詩，朱湘致梁宗岱的遺札等。身處雅典的羅念生從曹葆華那里聽聞噩耗后，二人開始商討整理朱湘遺作事宜，并討論了朱湘身后的兒女養育問題。羅念生的回信與挽辭刊登在《詩與批評》上[63]，他也借此向社會公開征集朱湘的書信和遺稿，此后出版了兩本紀念文集[64]。詩人走到末路的自殺事件令羅念生感嘆：“如今是小說家的全盛時代，是詩人的倒楣時代”[65]。曹葆華為朱湘離世而作的多首詩歌，后來都收入詩集《無題草》，他的離去也給曹葆華思索新詩出路帶來了更為沉重的生命啟示。

1931年，羅念生在與曹葆華的通信中建議他早日“脫離清華，出外游歷”，走向更加開闊的社會生活，以“觀察人情”，“攝取自然的精靈”[66]，為詩歌寫作尋找更多的靈感和資源。縱觀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的曹葆華，他由清華園走向北平詩壇的過程，擁有了更豐富的創作資源，也面對著更多的讀者，更復雜的人事關系。但這并不完全是一個“脫離”小圈子、融進一個更大場域的過程。相反，這一過程極大地依托了北平的校園詩人群體。“現代作家既在立體的場域空間中進行多重的文學、文化、政治實踐，同時也正是他們的多重實踐本身在生成和塑造著場域空間和邏輯。”[67]在1930年代的北平，曹葆華的寫作與翻譯始終帶著學院派的底色，他的詩學實踐推進了清華詩人群在北平文壇的影響力，使以學院為中心的創作、編輯、社團等活動成為1930年代北平詩壇的重要組成部分。

注釋：

[1] 劉西渭：《〈魚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華集》，第134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張潔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紀30年代北平“前線詩人”詩歌研究》，第2-6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

[2] 曹葆華原名曹寶華，是1927年“正取九十七名”一年級新生之一。參見《一九二七年錄取新生名單》，《消夏周刊》，1927年8月。

[3] 由于清華大學在1925年設立大學部，開始首次正式招收四年制大學生，曹葆華所在的1927級被稱為“第三級”。參見《國立清華大學第三級畢業生一覽》，《國立清華大學歷屆畢業生一覽》，1939年。

[4] 參見《文科研究所 外國語文學部》，《清華大學一覽》，1937年。

[5] 根據馮友蘭1935年9月9日的日記：“上午10時在辦公樓會議室出席研究院部主任會議。會議由梅貽琦主持，議決如下：……外文部研究生曹寶華、哲學部研究生周輔成、歷史學部研究生徐敦瑜未經推薦或經所屬部聲明不推薦，應即取消學籍”。參見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174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6] 蹇先艾：《憶曹葆華同志》，《文藝報》1979年第4期。

[7] 吳宓：《外國語文學系概況》，《清華周刊》響導專號，1935年6月14日。

[8] 吳宓：《外國語文學系概況》，《清華周刊》響導專號，1935年6月14日。

[9] 《文科研究所 外國語文學部》，《清華大學一覽》，1937年。

[10] 《文學院 外國語文系學程一覽（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清華大學一覽》，1937年。

[11] 曹葆華：《〈現代詩論〉序》，《現代詩論》，第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12] 《論純詩（一）》，曹葆華譯，《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5號，1933年11月13日。

[13] 《美學基礎》《文學批評原理》《意義學》《科學與詩》《實用批評》等。

[14] 《吳宓與瑞恰慈之條件》，《清華副刊》，1929年第32卷第2期。

[15] 《瑞恰慈先生演講辭》，汪梧封譯，《國立清華大學校刊》，1929年第87期， 1929年9月20日。

[16] 《吳宓與瑞恰慈之條件》，《清華副刊》，1929年第32卷第2期。

[17] 《國立清華大學本科學程一覽》，第1929-1930年度，國立清華大學編。

[18] 《詩與批評》的終止似乎是一個突然的決定，甚至在第74期最后一期中，還刊有署名靈風的尚未翻譯完整的《譯愛略忒》，這也是《傳統與個人才能》的另一個譯本。《詩與批評》的終刊，在此后出版的《北平晨報》上也未見相關說明。之后的版面被“北平晨報社農村問題研究社”主辦的附刊《農村（半月刊）》取代，或許是由于全面抗戰前夕外部環境的變動，討論社會問題的迫切，或相關人事關系的變動等，尚不得知。

[19] 《北平晨報》是國民黨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部隊駐防北平地區時期主辦的報紙，1930年12月16日創刊，1943年12月30日停刊，前身為《晨報》和《新晨報》。

[20] 《北晨學園》與《北晨藝園》是《北平晨報》的兩大副刊，作為相并列的兩個欄目，前者主要刊登社會科學領域的文章，譯介西方小說，發表新文藝作品等；后者連載通俗小說，發表與文化掌故、近代社會史料相關的隨筆等。其他如《國劇周刊》《人物志》《社會研究》《婦女青年》等定期出版的專刊，話題豐富，各具特色，影響較大。《詩與批評》屬其中的專刊之一。

[21] 根據季羨林1933年8月21日日記：“晚上曹葆華來屋說，瞿冰森已經允許他，每月借北晨《學園》三天給他，辦‘詩與批評’。聽了大喜。他約我幫他的忙。”參見季羨林：《清華園日記》，胡光利、姜永仁編，第144頁，沈陽：沈陽出版社，2017年2月。

[22] 如果《現代詩論》所收文章均為曹葆華所譯，那么曹葆華使用過的筆名應當至少包括：陳敬容、鮑和、霽秋、葆華、漆乃容、志疑、白和等。

[23] 《現代詩論》，曹葆華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科學與詩》，曹葆華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24] 《啟事》，《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45期，1935年1月17日。

[25] 曹葆華：《〈現代詩論〉序》，《現代詩論》，第1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26] 魯衛士：《詩中的因襲與革命（一）》，曹葆華譯，《北平晨報·北晨學園》第565號，1933年8月31日。收入《現代詩論》后，譯者導語刪減，參見《現代詩論》，曹葆華譯，第107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27] 曹葆華：《〈現代詩論〉序》，《現代詩論》，第3-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28] 《批評的信條》，曹葆華譯，《現代詩論》，第267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29] 《傳統與個人才能》，《現代詩論》，曹葆華譯，第12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30] 《論純詩（一）》，曹葆華譯，《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5號，1933年11月13日。

[31] 《論純詩（一）》，曹葆華譯，《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5號，1933年11月13日。

[32] 《詩中的象征主義》，曹葆華譯，《現代詩論》，第255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33] 威爾遜：《象征主義（一）》，曹葆華譯，《北平晨報·北晨學園》第619號，1933年12月15日。

[34] 包括《詩與宣傳》《艾略特的詩》《近代英國詩歌》《完美的批評家》《論隱晦》《論傳達》《詩的演化》《波特萊爾》《魏爾倫》《現代詩的演變》《現代詩歌的趨勢》《象征派作家》《渥茲華斯》《梵樂希》《詩的題材》《安諾德詩序》等。

[35] 《詩底演化》，曹葆華譯，《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43號，1934年12月14日。

[36] 《詩與批評》，伊人譯，北平：華嚴書店，1929年6月。對于譯者伊人的身份，學界有多種猜測。參見陳越：《重審與辨正——瑞恰慈文藝理論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反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2期。

[37] 臧棣：《40年代中國詩歌批評的一次現代主義總結》，《詩探索》，2010年第1期。

[38] 《詩的經驗（一）》，曹葆華譯，《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10號，1934年1月1日。

[39] 葉公超：《〈科學與詩〉序》，《科學與詩》，第1頁，曹葆華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

[40] 在《清華周刊》1929年5月的“唧唧詩社創作專號”中，曹葆華發表了四首詩歌。

[41] 《文學社中興記》，《清華周刊》，1929年第31卷第3期。

[42] 《文學社年終大會記》，《清華周刊》第463期，1929年6月1日。

[43] 《文學社近訊》，《清華周刊副刊·園內》，1931年第35卷第5期。

[44] 蹇先艾：《憶曹葆華同志》，《文藝報》1979年第4期。

[45] 方敬：《寄詩靈》，《花環集》，第95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2月。

[46] 蹇先艾：《憶曹葆華同志》，《文藝報》1979年第4期；方敬：《寄詩靈》，《花環集》，第96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2月。

[47] 方敬：《寄詩靈》，《花環集》，第96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2月。

[48] 《編后》，《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9號，1933年12月22日。

[49] 孫玉石：《〈北平晨報·學園〉附刊〈詩與批評〉讀札（上）》，《新文學史料》，1997年第3期。

[50] 有資料表明，1929年曹葆華自費出版了詩集《抒情十三章》，但未尋見。參見吳天才編：《中國新詩集目錄》，第58頁，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出版，1980年；《延安文藝檔案》第25冊，第158頁，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5年9月。

[51] 《羅念生致曹葆華》，《清華同刊》，1931年第34卷第10期。

[52] 《徐志摩致曹葆華》，《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278號，1931年3月30日。

[53] 《聞一多致曹葆華》，《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278號，1931年3月30日。

[54] 羅念生：《自撰檔案摘錄》，《羅念生全集》第10卷，第64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

[55] 方敬：《寄詩靈》，《花環集》，第96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2月。

[56] 蹇先艾：《憶曹葆華同志》，《文藝報》1979年第4期。

[57] 許伽：《一顆紅心走西北——曹葆華印象》，《青年作家》，1989年第1期。

[58] 林庚、龍清濤：《林庚先生訪談錄》，參見林庚：《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第159頁，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1月。

[59] 曹葆華：《寄詩魂》，北平：震東印書館，1930年12月。

[60] 例如，齊：《〈寄詩魂〉》，《大公報·文藝副刊》，1931年3月30日。芳中：《評曹葆華著〈靈焰〉、〈落日頌〉兩詩集》，《清華周刊》，1933年第38卷第12期。長之：《介紹與批評：“落日頌”》，1933年第39卷第4期。春霖：《評曹葆華的〈落日頌〉》，《清華周刊》，1933年第40卷第3-4期。中書君：《〈落日頌〉》，《新月》，1933年第4卷第6期。

[61] 朱湘：《致曹葆華》，《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278號，1931年3月20日。

[62] 羅喉：《憶子沅》，《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34期，1934年9月3日。

[63] 羅喉：《憶子沅》，《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34期，1934年9月3日。

[64] 此后根據收集到的材料出版了《朱湘書信集》（南開大學人生與文學社1936年版）和《番石榴集》（朱湘選譯，1936年，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65] 羅念生：《關于朱湘》，《人生與文學》，1935年第1卷第3期。

[66] 《羅念生致曹葆華》，《清華同刊》，1931年第34卷第10期。

[67] 吳曉東：《場域視野中的曹葆華》，《中華讀書報》，2011年3月9日。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