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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編史修志、撰書弘文，這是我國特有的一個文化傳統。清朝進入康雍乾時期，我國封建社會日益走向穩定趨于祥和，逐漸呈現出承平局面和繁興景象。特別是到了雍正和乾隆兩朝，經濟發展迅速回升，綜合國力幾近巔峰狀態，以至于后世將康雍乾三帝統治的130多年譽之為康乾盛世。作為與長城、大運河比肩的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清高宗乾隆親自主持編纂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是康乾盛世的主要象征和重要標志。我國古代把圖書按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劃分為四大部類，合稱四部。后因分庫儲藏，故又稱四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四庫全書》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不僅是經濟強盛在文化上的集中體現，也是社會演進的一個必然結果，可以說《四庫全書》不僅有力彰顯了康乾盛世的經濟豐饒與國家富庶，而且充分表征了這一歷史階段封建集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經濟是文化的基石和依托，只有經濟昌隆才能實現文化繁盛。康乾盛世之際，清政府實施了包括鼓勵墾荒、蠲免錢糧等在內的諸多與民休息的革新舉措，于較短期內促進了生產恢復和經濟發展，至乾隆中期國家富足、國帑充裕、國力驟增，彼時全國白銀總數逾2億兩，GDP總量占據世界首位，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正如著名歷史學家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描述：“于時海宇清宴，民物雍熙。在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中，固屬絕無僅有之時代，即在我國歷史上，亦可以媲美漢唐，光延史冊。”經濟的繁榮興旺，客觀上為纂修《四庫全書》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一向以“文治武功”自詡的乾隆皇帝著力推行“稽古右文，崇儒興學”，廣泛動員和全面組織全國政界與學界力量，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由紀昀等360多位著名學者和高官集中參與，由3800多位文人士子整理抄寫，開始纂修空前絕后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自乾隆三十八年到五十七年，《四庫全書》纂修完畢。體量巨大、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涵括文、史、哲、理、工、農、醫等幾乎所有學科，分經、史、子、集四部，其中經部10大類、史部15大類、子部14大類、集部5大類，總計7.9萬卷、3.6萬余冊、約8億字，相當于我國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文字量的3.5倍。《四庫全書》將儒家著作放在四部之首，重點收錄2000多年來儒家文化的典籍文獻，系統輯錄反映清朝統治者“文治武功”的各類著述，所據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的善本，還有一些是失傳很久但在搜集中重新發現的書籍，幾乎囊括了乾隆以前歷朝歷代傳世的經典文獻，是對我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存文獻的集結和總匯，具有難以逾越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文物價值和版本價值。作為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一部官修叢書，《四庫全書》第一部完成后，乾隆又命人精心抄寫了6部，這7部巨著分別藏之于北京紫禁城文淵閣、北京圓明園文源閣、遼寧沈陽文溯閣、河北承德文津閣（“北四閣”），以及江蘇揚州文匯閣、江蘇鎮江文宗閣和浙江杭州文瀾閣（“南三閣”）。《四庫全書》是一個博約廣涉的鴻篇巨制，整體編纂工作加之后來收尾事宜，一直持續到乾隆五十八年才全部告罄，如此浩繁龐大的曠世文化工程，假如沒有巨量財政投入和強力資金支撐，斷難以有效實施和圓滿完成，因此康乾盛世所積累的強大經濟實力，是《四庫全書》得以順利編纂并最終成功的首要前提。

文化建設與社會穩定、文教昌明密不可分，也與寬松和諧的人文環境和文化氛圍直接相關。有學者指出康乾盛世“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逾前代，它是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在18世紀創造的一個偉大奇跡，而當這個奇跡發生時，傳統文化本身也就達到了光輝的頂點”。清朝入主中原后竭力擴大疆域版圖和鞏固中央集權，康雍乾三帝先后蕩盡南明勢力，平定“三藩”和邊疆之亂，成功收復寶島臺灣，強化對西藏控制，擊敗沙俄多次入侵，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至此完全形成。加之康雍乾三帝均認識到儒學是鞏固統治的重要工具，將文化教育作為治國安邦的根本大計，不同程度地推行“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在對反清勢力進行文化牽制的同時，鼓勵和引導漢族知識分子參加科舉、入世為官、襄助朝政，并要求他們摒棄儒家倡導的經世致用思想，回轉身去面向故紙堆發掘和詮釋傳統經學，對傳統學術資源進行一次全面盤點和系統抉發，傾力甄別、考證和疏解清中期以前的儒家經典，其突出表現和重要成果就是舉全國之力纂修《四庫全書》，所以《四庫全書》的纂修過程既是對傳統文化的發掘過程，也是對傳統文化的整飭和摧殘過程。盡管彼時清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征書、獻書運動，大規模搜征天下遺書，但“寓禁于征”是其根本用意和真正目的。據統計此間我國古代典籍遭到毀棄和肢解的多達3100種、15.1萬余部，銷毀書版亦高達8萬多塊，這也是后人在分析康乾盛世與《四庫全書》二者關系時，應著重把握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