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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共評出5部優秀譯著，包括：許小凡譯《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楊鐵軍譯《奧麥羅斯》、陳方譯《我的孩子們》、竺祖慈譯《小說周邊》、薛慶國譯《風的作品之目錄》，從作品數量、所涉及語種以及譯者年齡分布等各方面來看，都顯示了較高的文學翻譯水準，也體現了當下文學翻譯事業的繁榮發展。

魯迅文學獎首次評選于1997年，距今歷時25年。至于魯迅文學獎各獎項中的文學翻譯獎的歷史要稍早一些，其前身為英籍華人韓素音女士于1985年首創、中國作協外聯部承辦的彩虹翻譯獎。在那個改革開放已初見成效的火熱年代，文學翻譯事業也是與日月同輝，在一批學養深厚的老翻譯家支持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從評委會集體推薦的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陳占元、金克木、黃源、劉遼逸、呂叔湘、施蟄存、孫繩武、伍孟昌、朱維之、陳冰夷、齊香、方平、金堤、蔣路、磊然、李芒、錢春綺、孫家晉、唐笙、辛未艾、袁可嘉、葉水夫、鄭永慧、草嬰、任溶溶等的大名。這是一個何等強大的方陣，囊括了外國文學翻譯界的大部分精英！即便在其后兩屆曾被稱為“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的評選中，譯者們也承續了這個榮光，與其他兄弟獎項一樣，滿額評選出各五部獲獎譯著，這批不負使命的譯者為楊德豫、燕漢生、綠原、范維信、顧蘊璞、屠岸、董燕生、王煥生、董純、陶潔。

轉折開始出現在第三屆（2001-2003）——只有兩部由北大學者翻譯的譯著獲得文學翻譯獎。這里有一個需要提及的情況：在《神曲》于2004年獲得該獎項之時，其譯者田德望教授已于四年前溘然離世，甚至都未能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拼著性命翻譯的《神曲》三部曲于2002年12月全部變為鉛字。第四屆（2004-2006）同樣未能扭轉這個頹勢，只是在紙面上顯得不十分難看而已，許金龍、王東亮、李之義這三位中年譯者算是大致維持住了臉面。未能滿額評出五部譯著固然雄辯地明證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寧缺毋濫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卻也顯現出文學翻譯界的翻譯質量下跌的尷尬局面。尤其在接下來的第五屆（2007-2009）評審中，竟然連一部優秀譯著都未能評出。之所以出現這種遺憾，細究起來大致緣于以下幾種困境。

首先是經濟因素。文學翻譯稿酬未能隨著生活水平的改善而相應提高，客觀地說，在當今文學翻譯界，如果僅靠翻譯稿酬收入是難以生存的。如何“復活”大批專業翻譯家，使其稿酬能夠維持家庭必要開支，使其能夠心無旁騖地產出大量優秀譯著，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制約文學翻譯的另一個困境是學術機制因素。不知從何時起，外國文學研究機構和諸多大學都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文學翻譯不能算作學術成果。事實上，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學術修養和研究能力，是絕對譯不出優秀譯著來的。同理，倘若不經過大量文學翻譯實踐，恐怕也難以大幅度提高學者的研究能力。

幸運的是，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近年來包括文學翻譯工作者在內的人民大眾經濟收入的持續增加，相較于自己心儀的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名家名作），譯者對于遲遲未能相應提高的翻譯稿酬也就不再那么在意。與此同時，部分院校在制定科研成果考核標準時，也會根據實際情況而稍稍放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學翻譯作品開了綠燈。以上這些變化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學翻譯的環境，激勵了具有文學翻譯能力的學者，第六屆（2010-2013）和第七屆（2014-2017）魯迅文學獎的文學翻譯獎隨即各有四部譯著摘桂，其譯者為趙振江、劉方、王家湘、韓瑞祥、李永毅、王軍、余中先、路燕萍，大幅扭轉了此前的頹勢。

借助這個良好勢頭，第八屆（2018-2021）更是時隔20年后，再一次與魯迅文學獎的其他獎項比肩而立，滿額評選出了五部獲獎譯著，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個時期的文化之繁盛。這種繁盛從有資格參評的送審譯著數量上可略見一斑，本屆參評作品數量達到了85部，這是近年來參評數量的最高值；亦可從送審譯著語種上得以體現；共有包括英語、德語、法語、俄語、匈牙利語、波蘭語、羅馬尼亞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拉丁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日語、韓語、西里爾語、越南語在內的17個語種翻譯作品參評，這些語種所在國家和地區幾乎涵蓋了整個世界；還可從俄語、圣盧西亞語、阿拉伯語、英語和日語的這5部獲獎譯著的文類上加深這個印象——計有長篇小說、詩歌、傳記和隨筆這4大文類，其原著所在國廣泛分布于歐洲、南美洲、非洲和亞洲。當然，我們還可以從本次獲獎的5位譯者的年齡上來佐證這種繁盛，獲獎譯者以竺祖慈、薛慶國、陳方、楊鐵軍等老年、中年譯者為主，也有許小凡這位30歲出頭的青年譯者，體現出我國文學翻譯隊伍以老帶新、后繼有人的可喜局面。這里有一點需要強調：許小凡不僅是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所有獲獎者中年齡最小者，甚至還是魯迅文學獎設立以來的獲獎年齡之最小者。許小凡的獲獎既是對這位文學翻譯界新秀的最高褒獎，更是對眾多有能力、有意愿從事文學翻譯的青年譯者的召喚。

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的評選結果還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5位獲獎者中有3人的職業為教師，且都在北京的大學任職，顯示出北京在外國文學翻譯事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其次，獲獎的五部譯著中第一次出現了敘利亞和圣盧西亞的作品，前者擁有古老而燦爛的阿拉伯文明，近年來卻陷于苦難和戰火之中，后者則是南美洲的一個島國，在世界文學中的存在感并不很強。這兩個國家的文學作品于我國首獲文學翻譯大獎，除了顯示出其文學本身的優秀之外，也反映出我國的文學研究和翻譯在經過多年積累后，確實上了一個大臺階。顯然，歷經多年挫折和沉寂后，外國文學翻譯界終于在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評選中重見彩虹，再登絕頂。當然，卻也不是從此高枕無憂，這次評選過程中發現的一些現象：譯者粗心大意、不求甚解、學養不足……這些問題已經并將繼續制約翻譯質量，倘若不及時予以足夠的重視，則有可能為文學翻譯事業留下巨大隱患。

且以這屆文學翻譯獎評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現象為例進行探討。某部送審譯著的原著作者是對中國人民極為友善的國際友人，其著作本身亦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歷史參考價值，譯者本人的中文功底極佳，曾在源語言所在國長期學習和生活，回國后亦長年從事專業外語的教學工作，其文白兼用的翻譯文體與原著文體也比較貼近。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其譯文中卻出現了諸多本不該有的誤譯、增譯和漏譯等現象。倘若譯者細心一些、對作品及其文化背景多些了解，便不會犯下此類錯誤了。有別于此，某部獲獎譯著明顯表現出一種特別的質地：譯者選用了貼近原著的精當詞語和雋永文體，用以表現其清新的氛圍和隱而不顯的哲理，足見該譯者對源語言所在國和目標語言所在國的傳統文化均有良好的學養，且對原著理解深刻、把握準確，忠實再現了原著的文體以及審美情趣。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該譯者顯然具有嚴謹的工作態度且對文學翻譯流程極為熟稔，否則如此之高的完成度是難以想象的。即便是應用翻譯，在翻譯之前，也需要具備有關源語言文本的專業知識，倘若僅僅熟悉源語言本身而不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話，我們是無法指望翻譯出來的目標語言是準確和暢達的。文學翻譯當然更是如此。

其實，“優秀譯著”只能是相對之言，而非絕對之物，因為所有譯著都不可能與原著等值，文本中的原始信息在翻譯過程中將不同程度地衰減甚或佚失。換言之，除了譯者之外，譯著的所有讀者閱讀到的內容都將是不完整的，這就是文學翻譯工作不可避免的局限了。在談到類似局限時，錢鐘書先生也是頗感無奈。其于1964年討論文學翻譯的標準時曾表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為化境”，對于所有譯者而言，“化境”是我們一代代譯家需要全力以赴的最高理想。值得慶幸的是，當下正逢盛世，中華文化繁榮昌盛，文學翻譯必將隨之繁盛，譯者較之以往更有可能接近錢老先生筆下的“最高理想”。文學翻譯任重道遠，面對那道令所有譯家向往的、由赤橙黃綠青藍紫編織而成的彩虹，誰能手持彩練當空舞呢？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