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鳳凰書評”推薦好書，倡導讀書，也十分關注作家描繪的大千世界，他們筆下的故鄉以及異鄉，他們熟悉的以及新奇的世界。作家身處其中的世界，其出生成長、生活戰斗、工作學習的城市鄉村，都是構成他們作品題材內容和藝術風格的重要元素，也是研究者分析其作品的重要視點。

為此，“鳳凰書評專刊”開設“文學地理”專欄，以中國現代以來的經典作家為視點，整版介紹地理意義上的作家人生經歷及創作歷程，介紹相關紀念場館的總體風貌及館藏珍品，推薦與此話題相關的專著、文章。我們約請對相關作家有深入研究，對其生平熟悉了解的作家、學者撰寫專稿，講述由某一作家生平足跡引發出的種種話題。

本期以及下期推出的是【文學地理】之魯迅篇。從紹興到南京再到東京，從北京到廈門廣州再到上海，魯迅一生生活過的城市，本身就是魯迅研究中的重要課題，相關的紀念場館也是值得珍視和參觀之地。專家學者們將同讀者一起，沿著魯迅的足跡逐一重訪，打開一個廣博的魯迅世界。讀者或因獲得新知而喜悅，或從熟悉的情境中讀出新的認知，從而感受到文學地理之美。

本專欄將以每月一期專版推出。敬請期待。

——開欄的話 閻晶明

“紹興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劉潤濤

1881年至1898年是魯迅“原體驗”和基礎教養的形成期。按照當前學界以生活空間命名魯迅生命時段的習慣，這一時期可稱為“紹興魯迅”。原體驗和基礎教養所決定的生命情感、知識結構、文化慣習、價值觀念，對魯迅一生的思想發展構成了本源性的影響。就此而言，“紹興魯迅”是名副其實的“原魯迅”。長期以來，學界“尋求現代性”的歷史慣性，使得“紹興魯迅”成為魯迅研究領域最為薄弱的環節，其之于魯迅的本源性意義至今遠未得到應有的呈現。

對“紹興魯迅”的描述，最早當屬1923年魯迅發表的《吶喊·自序》。在這篇對理解魯迅個人經歷、文學創作具有奠基作用的文獻中，魯迅披露了早年“家道中落”的人生經歷。1925年，魯迅作《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對《吶喊·自序》作了修改增補，成為魯迅自述早年經歷的定本。而這一“文學化”的個人自述與《朝花夕拾》等散文創作中的零星細節一起，為張定璜、瞿秋白、郁達夫、李長之、王哲甫等諸多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提供了歷史想象的空間和文學闡釋的基礎，成為魯迅生前探討魯迅文學作品、思想發展的重要歷史依據。就此而言，在魯迅生前，由于材料缺乏，學界還談不上對“紹興魯迅”有實質性研究。

1936年魯迅逝世后，周作人發表《關于魯迅（一）》描述了魯迅早年影寫畫譜、讀野史小說、看雜書的經歷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并指出“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卻很不小，它就‘奠定’了他半生學問事業的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跡”，初步呈現了“紹興魯迅”對魯迅一生發展的本源性意義。1939年，無名《魯迅的家世》較早刻畫了周氏家族興衰史、魯迅家史、母家狀況。1940年，周作人、許壽裳等編寫了《魯迅先生年譜》。林辰《魯迅傳》將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無名等人的著述及魯迅祖父周介孚的《恒訓》作了初步的史料考辨，成為當時研究“紹興魯迅”的代表性著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作人《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及散篇回憶文章，周建人《略講關于魯迅的事情》，觀魚（周冠五）《回憶魯迅房族和社會環境35年間（1902-1936）的演變》及相關回憶文章，壽洙鄰《我也談談魯迅的故事》等提供了大量“信而有征”又帶時代色彩的史料，奠定了“紹興魯迅”研究的文獻基礎。張能耿、周芾棠、裘士雄等專家，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對魯迅的親友族人進行了廣泛走訪，搜集到豐富而鮮活的一手史料，后來出版發表的《魯迅家世》《魯迅親友尋訪錄》《鄉土錄憶——魯迅親友憶魯迅》《魯迅與他的鄉人》等都建立在這一堅實的基礎之上，集中體現了紹興專家學者對魯迅研究的貢獻。除了文獻資料搜集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紹興魯迅紀念館的文物征集，紹興魯迅故居保護，為通過“文獻、文物互證”尋求歷史敘述的準確性，提供了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但另一方面對紹興魯迅故居的過度修繕裝飾，又影響了人們對“紹興魯迅” 的歷史想象。

改革開放至今，關于“紹興魯迅”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路向：

一是關于魯迅家族家世的研究。為了探尋家族經濟因素、文化基因對魯迅的影響，學界試圖通過史料考辨重建魯迅家世，恢復周氏家族的本來面目。依據魯迅族人親友的敘述及《越城周氏支譜》《恒訓》等文獻資料，甚至紹興魯迅故居狀況，倪墨炎《大魯迅傳（第一部）》，李新宇《魯迅的出身與周家的文化》，陳漱渝《從魯迅的“窮出山”談起》等展開了細致的學術研究及學術爭鳴，代表了當前魯迅家世研究的學術動向與學術成果。沈慶利《黑暗時代的雙刃劍——試論魯迅的農民戰爭觀》、周楷棋《舊日的幽靈：論魯迅的“太平天國”書寫》從魯迅的家族記憶和親友傳聞出發，探討魯迅社會觀念的淵源，具有啟發意義。

二是關于家人、族人影響的研究。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家人、族人等人際關系對魯迅的文化心理、性格特點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段國超《魯迅家世》、張永泉《從周樹人到魯迅》主要集中研究了周福清、魯瑞等對魯迅文化個性的影響。李新宇《魯迅的舊學學歷》就家庭教育理念對魯迅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提供了新的角度。王錫榮《從魯迅與父親的關系說到魯迅教育思想的形成》、趙鵬《父親在魯迅心中——“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問題的緣起及其他》均著眼于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父子關系對魯迅的影響，打開了新的研究空間和向度。

三是關于魯迅知識結構的研究。趙獻濤《魯迅視野里的讀經與讀史》就野史筆記對魯迅思想的負面作用有所注意。劉潤濤《魯迅知識結構探源》從魯迅年少讀書狀況考察出發，揭示魯迅文學、美術、雜學相互促進、作用的系統性質，回答了魯迅何以成為文學家、美術家、雜學家的根本原因。涂昕《魯迅與博物學》從魯迅童年及少年時對博物學的興趣出發，對魯迅與博物學的關系作了詳實的歷史考察，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

四是關于地域文化影響的研究。日本學者丸尾常喜《“人”與“鬼”的糾葛》通過從魯迅童年經驗、紹興禮俗提煉出“鬼”這一文化原型，來探究魯迅與傳統之間的復雜關系。陳方競《魯迅與浙東文化》是從地域文化視角切入魯迅研究的首部專著，重在發掘浙東典籍文化、民間文化、經史文化對魯迅的影響。顧瑯川《周氏兄弟與浙東文化》著眼于探討浙東文學以何種載體為中介影響魯迅、魯迅又以何種方式進行選擇，辯證考察了浙東文化之于魯迅的影響。王曉初《魯迅：從越文化視野透視》就魯迅對越文化的接受、依戀和創造性發揮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研究。丁文《家族文脈：魯迅與浙東學術的過渡環節》分別從浙東史學傳統角度、“地域—家族—個人”影響力模型出發，論證了魯迅與浙東學術的影響關系。

當前，“紹興魯迅”研究方興未艾，對整個魯迅研究領域的影響正在逐漸凸顯。近年來，《魯迅手稿全集》《紹興叢書》《紹興縣志資料》等文獻的出版，魯迅及相關研究的快速推進，文物利用條件的便利，“紹興魯迅”研究或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形成增長點：家族文化環境對魯迅基本價值觀念的塑造、魯迅知識結構對魯迅文化取向和思維方式的影響、浙東文化（越文化）對魯迅基本文化傾向影響的重估、魯迅早年生活經驗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等。這些研究必將改變學界對魯迅思想根基的理解，從而對魯迅研究領域產生深遠而重要的影響。

（作者系河北大學文學院講師）

南京和日本

——從周樹人到魯迅的一個關鍵期

□張 娟

1898年，魯迅懷著“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的想法，告別家鄉，出門遠行，在南京學習4年后，獲得官費留學的資格，赴日本留學。學成歸國之后，魯迅又應蔡元培之邀，在南京的民國教育部任職。在南京、日本時期，是周樹人成長為魯迅的關鍵時期，是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前傳。

早在1977年10月至1980年6月，山東師院聊城分院編撰了《魯迅生平資料叢抄》，里面就包括《魯迅在南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魯迅生平資料匯編》中，第一輯就包括《魯迅在南京》。近年來專門性研究更為深入，尤為值得重視的是徐昭武的南京魯迅研究和吳海勇等人的魯迅教育部時期的生活研究。

魯迅在南京的生活，包括兩個時間段。1889年5月至1902年4月是魯迅在江南水師學堂和礦路學堂的學習階段，在此期間，魯迅除了完成自己的學習任務外，還大量閱讀翻譯小說和新學報刊，學習英語和德語，了解現代醫學。2007年9月，徐昭武的《追尋魯迅在南京》由中國畫報出版社出版，2016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以《尋求別樣的人們——魯迅在南京》再版。該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主要是魯迅在南京的求學經歷、詩文寫作、重要文物、他人回憶，下編是江南水師學堂、江南陸師學堂的文獻史料，與魯迅在南京有關的人物、地名、書刊等，呈現魯迅在南京的時代氛圍與教育格局。魯迅在《瑣記》中對南京求學狀況頗有微詞，但是通過有關江南水師、陸師學堂的文獻史料整理，就會發現作為新學教育，自然科學知識與文史、不同語言知識、中西古今知識的互通，新的教育理念和知識結構，為魯迅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通過對這一時期魯迅的閱讀書單的梳理可以看到，南京的新學思潮使得魯迅和中國及現代思想大潮、西方啟蒙主義文化傳統都建立起了精神上的聯系。

1912年2月至1912年5月期間，魯迅接受蔡元培邀請，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教育部擔任部員。魯迅主要承擔了三項工作：“推動各省大力開展有關革命形勢及政策的宣傳講演；大力搜求各種圖書，準備建立‘規模宏大’的‘中央圖書館’；計劃編刊《文教》雜志。”由于袁世凱3月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4月5日南京臨時政府北遷，魯迅在南京教育部工作時間短暫。

1902年，魯迅作為被選派的6名學生之一，由南京出發，經由上海、橫濱抵達東京，開始在東京的留學生涯。關于魯迅的東京留學生涯，除了之前提到的大批傳記的書寫之外，還有眾多學者從不同視角切入的日本魯迅書寫。從城市空間視角下，有藤井省三、丸尾常喜等人的魯迅傳略，從城市空間的轉移描述了魯迅思想和文學的生成；從研究者闡釋視角來看，有“竹內魯迅”“太宰魯迅”等。近年來，還有陳漱渝、姜異新等從閱讀視角切入，通過魯迅的閱讀和寫作闡述魯迅如何認識世界與建構自身立場。

作為城市空間的東京和仙臺，是魯迅精神成長的重要場域。藤井省三的《魯迅的都市漫游：東亞視域下的魯迅言說》（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描寫了魯迅在東京、仙臺的留學體驗。藤井省三擅長從社會學、歷史學角度勾勒魯迅在東京時期的世界圖景，呈現出魯迅赴日留學時期日本的經濟快速發展圖景，魯迅置身于“讀書社會”，到仙臺學醫，棄醫從文，回到東京之后文學之船正式起航。丸尾常喜的《明暗之間：魯迅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在“思想的熔爐”一節中，介紹了魯迅的東京和仙臺時期的社會狀況和學習情形。通過當時的報紙、記錄、信件等實證材料，介紹了魯迅的求學情況和文學活動。

還有研究者以魯迅日本經驗中的“明治文學”“仙臺”等關鍵詞為導引，進一步追問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生成。伊藤虎丸、李冬木的《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回望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版）談到魯迅與日本明治文學的“同時代性”，在東京的“科學者”魯迅與尼采思想影響下小說家魯迅的誕生。董炳月的《魯迅形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提出了“仙臺魯迅”和“太宰魯迅”，豐富了日本魯迅的言說。以《仙臺書簡》為中心，指出國民意識的強化和棄醫從文的重大抉擇，都是在魯迅初到仙臺時的國民意識的延長線上進行的。仙臺時期的“日俄戰爭記憶”也影響到了“后仙臺時期”的魯迅的文學方向。

從閱讀史視角切入的是陳漱渝、姜異新編的《他山之石：魯迅讀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該書梳理魯迅在日本的閱讀書單，嘗試呈現出日本的閱讀經驗是怎樣塑造魯迅的精神世界的。在日本，魯迅的日語和德語水平都有了提升，使他能夠融入日本明治時代以德語為主要言說的知識教養結構。閱讀百來篇外國作品的魯迅，逐漸嵌入明治東京視域下的世界文學結構之中。

魯迅與日本的淵源深厚，不僅僅在于他6年的留日生涯，還包括魯迅與日本各界人士的文學交往，以及在魯迅逝世之后，日本幾代知識分子“以魯迅為方法”，借助魯迅這一思想資源對日本的思想、文學、歷史等問題進行鏡像式思考。20世紀，劉柏青先生開創魯迅與日本研究的先河，之后李冬木、趙京華、董炳月、靳叢林、孫歌等在這個命題下開創出了魯迅研究的新局面。趙京華《周氏兄弟與日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論述了戰后魯迅在日本的存在情形，指出竹內好、丸山升等人從社會思想層面，伊藤虎丸、藤井省三從學術層面，把魯迅作為認識和批判日本社會的思想資源，使得魯迅深刻嵌入到戰后日本的思想史中。趙京華的《活在日本的魯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版）指出，魯迅研究已深刻嵌入當代日本的內部，通過對魯迅精神內核的再闡釋，回應日本的現實問題。

南京和日本，是魯迅廣泛接觸新學的時期。他大量接觸西方人文社科知識，開拓了自己的視野，所學涉及文學、哲學、法律、經濟、外交、歷史、科學等多種領域，在閱讀和思考中建構了全新的精神空間，奠定其成為“精神界戰士”的基礎。這是革命的前史，也是未來的起點。從這里，周樟壽成為了周樹人，并向我們所熟知的那個魯迅靠近。

（作者系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成為魯迅：北京14年

□黃艷芬

1912年5月5日晚間，魯迅“約7時抵北京”。此時，31歲的他隨教育部北遷，在從天津往北京的車上，“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眼前的自然景象讓他失望。

然而，魯迅在這“首善之區”一住14年，從生命存在時間來說僅次于早年的紹興時期，而從個體的記憶時間來說則是最長階段。北京時期魯迅的現實和心理經歷極為豐富和復雜，家庭和愛情、事業和文學、同人和兄弟等多重關系糾結，跌宕起伏。大體上說，魯迅對北京經歷了疏離、融入、反思和告別的過程。

魯迅到達北京次日入住紹興會館，即《吶喊·自序》中的“S會館”，是他在北京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從“S城”到“S會館”的空間表述，隱喻著魯迅對紹興原鄉逃而不脫、脫而不離的矛盾糾結。從1898年出走“S城”，到留日回國后在“S城”及其周邊兜轉，現在，他漂泊到了鄉音縈繞的北京“S會館”。雖然在會館中，他有意將自我隔絕于偏僻的補樹書屋一角，但在會館內外的交游對象仍是“S城”的人。即便魯迅在將自己沉入“古代”所進行的抄古碑和佛經、整理古籍的工作中，也不乏鄉邦文獻的整理和編纂。

1917年4月1日，周作人自越至京，兄弟二人“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他們交流使用的應是紹興話，但這樣的鄉音卻讓“S會館”煥發出新的生機。在紹興會館，兩兄弟重拾起東京時期的文藝夢想，繼續推進被中斷的“新生”之夢。1917年底，兄弟二人合撰《〈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評語》，在這篇本是公務性質的推介文章中，他們表示“得此一書，俾讀者知所謂哀情滲情之外，尚有更純潔之作”，稱贊該書是“昏夜之微光，雞群之鳴鶴”，也激勵著他們自己的文學追求。

于是，北京成為東京之后魯迅文藝事業的第二個重鎮，是對他在東京所踐行的以文藝改變國民精神啟蒙理念的深入階段；紹興會館則成為魯迅北京文藝再出發的始源地，也成為中國新文學的一個原點。劉半農與錢玄同都曾來訪，或與魯迅商討通過《新青年》“召繆撒”“造蒲鞭”，或鼓動魯迅加入《新青年》隊伍。魯迅正式接受新文學陣營的邀請，形成北京時期的第一個同人聚合，以文學發出激越的吶喊之聲。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為代表的小說同時，也在“隨感錄”的批評文章中，觸及現實，直指社會、歷史和文明問題。

1919年底，在《吶喊》的第5篇《一件小事》發表前，魯迅搬入八道灣胡同11號，至1923年8月，因與周作人失和搬離，在這里度過了近4年時光。38歲的魯迅得償三代同堂的愿望，沒落于紹興的家業在北京中興，大家庭生活給予他極大的精神安慰和鼓舞，一切似乎都欣欣向榮，他在心理情感上完全接納了北京，以為北京不再是多年漂泊人生的中轉地，而是最后的落腳地。

魯迅有了事業與生活并舉的雄心和動力，他計劃在“推文藝”道路上開創周氏三兄弟文名，不僅修訂重版了在東京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群益書社1921年版），還與兩位弟弟合譯出版了《現代小說譯叢》（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又與周作人合譯出版《日本現代小說集》（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在計劃首部創作文集《吶喊》結集出版時，魯迅在《自序》中正式推出自己“小說的名”，并在文末自注：“1922年12月3日，魯迅記于北京。”

但以脫離原生鄉土，另尋現代城市空間去構建家族群居生活的置換方式是危險的，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時，未能預想到這種歷史文化之痛有一日會落到自己身上。北京八道灣胡同11號周宅很快出現危機，首先是周建人在1921年10月離開去上海謀職，已是預警信號。盡管自1922年2月底至1923年4月，俄國盲人詩人寄寓在此，他以豐沛的詩意暫時彌合了成員之間的矛盾。但到了1923年7月，在愛羅先珂離去3個月后，失和爆發，周作人在給魯迅的信中以一句“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宣示決絕。

8月2日，魯迅臨時租住磚塔胡同61號同鄉寓所，開始新的漂泊，但與此前不同的是，他的親情信念已然轟毀。他一度將私人情感融入到家族生活中，從親緣關系，尤其是與周作人的手足之情中獲得寬慰，但此時陪在他身邊的卻只剩下朱安。魯迅在現代文明之都親手構建的大家庭分崩離析，何去何從，他甚至無暇去思考新的人生可能，肺病嚴重復發的他仍要安頓好母親和妻子。10月30日，他購置了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的小院，無論地理位置，還是住宅規模，都有別于八道灣大宅院，但足以幫他重新建立起對北京的歸屬感。

1924年5月25日，魯迅入住新居。此前4月8日，他購買了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9月22日開譯，譯文自10月1日至31日在《晨報副刊》連載，是兄弟失和后他的第一個譯稿）；同時，在入住新居前后，他恢復了小說和散文創作。兄弟怡怡雖再無可能，但文藝志業并不因此而棄絕，魯迅在“推文藝”道路上繼續前行，并覓求新的同人。從《新青年》轉到《語絲》《莽原》，近10年的時光中，他前后投身于此三刊，踐行批評文章，逐漸成就獨行于世的雜感文體。

人生的破鏡難以重圓，帶給魯迅巨大創傷，但也促成了愛情發生的可能，此前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不能愛的。魯迅與許廣平從通信發展到戀愛，在這一過程中，他爆發出驚人的創作力。在北京最后一處的簡陋寓所里，他完成了《彷徨》的大部分和《野草》的全部篇章，以及《朝花夕拾》的前5篇，日后被他稱為創作5種的近一半成稿于此。

至1926年8月，魯迅的事業、愛情等種種問題交織并發，在公共和私人空間中醞釀發酵到飽和，一觸即發。是時候向北京告別了。26日，魯迅南下赴廈門大學任教，開始又一次“走異路”的旅程。

北京14年是魯迅人生歷程和思想發展的重要和復雜階段，他見證了五四運動從高潮到落幕，親歷了同人的分化和手足的睽離，從文藝到學術，又從學術到文藝，學問文章齊頭并進，融會貫通。魯迅對北京形成獨特的心理認知和深刻的文化體驗，在南下后及晚年進行的對北京的反芻性書寫中，讀者既能看到決絕的否定，懷疑的審視，也能感受到深情的眷戀。

（作者系合肥學院語言文化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