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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鄧云鄉筆下的廣和居
    來源:北京晚報 | 李喬  2022年11月24日09:09

    寫京華掌故的人不少,但要我來評價,鄧云鄉先生應該排名第一。鄧云鄉雖然是原籍山西靈丘的上海人,對舊京歷史民俗的稔熟程度,真是比許多“北京通”還要“北京通”。他是有名的社會史家、民俗學家,當過電視劇《紅樓夢》的民俗顧問,前幾年謝世了,留下十幾卷文集,其中寫京華掌故的文章甚多。我們北京人真該好好感謝鄧先生。

    從清朝嘉道年間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大約百余年的時間,北京宣南的北半截胡同里,曾有一家字號為“廣和居”的飯館。這家飯館不大,卻蜚聲京城,譽滿海內,從史學的角度看,它是北京商業史、食肆史的一個典型案例,又是清末民初官場政治史的一個側面,值得記述和研究。如今,已經很少有人知曉這家飯館的歷史情況與研究價值了。

    鄧云鄉慧眼識珠,對廣和居的歷史做了精湛的研究,寫了好幾篇關于廣和居的研究文章和隨筆,給我們留下寶貴的史學遺產。對老北京的飯館業,鄧云鄉是極為熟悉的,他認為最有特色和最具歷史價值的飯館有兩家:一家是廣和居,另一家是坐落在什剎海北岸的會賢堂;但若排名,還是廣和居排第一。他曾說:“在北京飯館中,名氣之大,故事之多,廣和居可以首屈一指,再無出其右者。如有人把所有有關廣和居的記載和詩文都收集起來,一定可以編一本很厚的《廣和居志》,這樣的飯館,恐怕在世界上也很少有吧?”(《云鄉話食·廣和居與會賢堂》)

    為什么廣和居最有名呢?我在看了鄧云鄉寫廣和居的多篇文章后,概括出兩個要點:第一,來這里吃飯的官宦多、文人多、名人多。第二,在這里發生的政治故事多、文化故事多。

    關于第一點,即來廣和居的食客以何許人為多,諳熟北京歷史文獻的鄧云鄉在文章中援引了多篇文獻以證之。

    如引近人夏仁虎《舊京瑣記》云:“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廣和居,張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可知來廣和居吃飯的人中,官宦文人尤多。“張文襄”即軍機大臣張之洞,他是在京官宦中的大佬,又是廣和居的常客和“粉絲”。鄧云鄉認為,大批京師士大夫選擇到廣和居吃飯,實與張之洞的鼎力推介分不開。

    鄧云鄉又引近人鄧忍堪《春興》詩注云:“廣和居例為朝賢文宴之地,其老傭能言松禪、廣雅遺事。”所謂“朝賢”,是對京師士大夫的敬稱。“松禪”指翁同龢,“廣雅”指張之洞。廣和居的老傭能談論翁同龢、張之洞的舊事,也就是說他們對官場的事聽得不少,頗能講出個二三來,于此可見廣和居不愧為“朝賢文宴之地”。

    鄧云鄉又引清人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云:“廣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東,歷史最悠久,蓋自道光中即有此館,專為宣南士大夫設也。”“專為”二字,表明廣和居的食客大都是官宦文人。這些人士多住在宣南,故謂“專為宣南士大夫設也”。

    鄧云鄉所舉的這幾條史料,清楚地說明了來廣和居吃飯的食客絕大多數是何許人。他在《廣和居與會賢堂》一文里舉例,金石書法家何紹基、大學士祁寯藻、大名士李慈銘、文學家樊樊山、詩人易實甫等,都是經常光顧廣和居的食客。無名的士大夫食客自然就更多了。實際上,廣和居已成為京師士大夫的一處公共食堂。

    當然,來廣和居吃飯的不僅有士大夫,還有社會上的各業名流。鄧云鄉在《廣和居倒字文書跋》一文里說,廣和居因為飯菜質量高,“不斷得到大名士、大官僚,以及王公貴族、名優名妓的鼓吹”。他在《廣和居與會賢堂》一文里指出,京劇名角譚叫天,名妓賽金花、小鳳仙都曾到廣和居吃飯。

    鄧云鄉還記錄了一則傳說,謂同治帝來廣和居吃過飯。對這個傳說,鄧云鄉認為:“那拉氏兒子同治皇帝載淳,本來就是十分荒唐,常常穿便衣溜出宮亂逛的人物,到廣和居吃館子,雖是傳說,但這是十分可能的。”鄧云鄉在《文化古城舊事·八道灣老屋》里說過,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也愛光顧廣和居。奕劻是晚清赫赫有名的宗室重臣,擔任過首屆內閣總理大臣。

    即便是在民國年間,清朝的遺老依舊常來廣和居吃喝,鄧云鄉說:“辛亥后,一幫遺老,在北京做寓公,都是廣和居的老主顧,不少又是著名詩人,每有飲宴,必要作詩,前后持續也有二十多年。”例如1929年正月,樊樊山、陳寶琛等人在廣和居聚餐,樊樊山寫了一首有名的即席之作,題為《上元后一夕纕蘅招陪弢庵太傅宴于城南廣和居酒肆,即席有作》,這是一首七律,首句為“入都六十二年強,傭保依稀識老蒼”。據說和詩甚多,我見過幾首,水平自然很高,但我是半懂不懂的。我看可以輯成一本小冊子。

    民國了,當然民國的官員、文人和名流也成為廣和居的常客,例如魯迅先生和他的許多同事、朋友。鄧云鄉對魯迅喜到廣和居吃飯,下筆頗多,他在成名作《魯迅與北京風土》一書中專門立了一節《別了,廣和居;別了,先生!》,專談魯迅到廣和居吃飯飲酌的事。有關史料是鄧云鄉細讀魯迅日記覓得的。他寫道:魯迅先生壬子(1912年)五月五日到北京,六日搬到紹興會館,七日晚就在廣和居小酌,魯迅日記云:“夜飲于廣和居。”又引一九二四年六月三十日魯迅日記道:“午訪孫伏園,遇玄同,遂同至廣和居午餐。”孫伏園是著名的《晨報》副刊的編輯,魯迅的《阿Q正傳》就是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玄同”即文字學家錢玄同。

    魯迅住在紹興會館時常去廣和居吃飯,不僅因為廣和居的飯菜好,離紹興會館還很近,步行前往很方便。當年廣和居提供一項服務,可以把飯菜送到食客的住處,就像今天的美團外賣。魯迅常在客人來會館時,叫廣和居的伙計送餐。

    魯迅買八道灣的房產時,還在廣和居請過客。鄧云鄉在《文化古城舊事·八道灣老屋》里說過:北京當年,買到一所大房子后,照例要買家出錢請客。魯迅買了八道灣的房子,便在廣和居請了客。

    關于魯迅與廣和居,鄧云鄉曾感嘆道:魯迅“昔年不知去過多少次廣和居”,“一所古老的北京式的大院子,開過一家著名的飯莊,有過一位給時代留下巨大影響的人,在這家飯莊進出過,飲宴過,談笑過……”我想,魯迅先生不僅對時代產生了非凡的影響,也為廣和居增添了很大的榮光。

    廣和居最有名的第二個原因,是在這里發生的政治故事多、文化故事多。鄧云鄉在《廣和居倒字文書跋》一文里說,每與老師謝國楨先生談京華掌故,總要談到廣和居,“因為這家小小的飯館,與半世紀前百余年中北京的政治、文化關系太密切了”。這也就是說,廣和居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飯館,主要是因為它帶有頗濃的政治色彩和文化色彩。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廣和居題壁詩”事件。鄧云鄉曾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學林漫錄》第六集上發表過一篇《廣和居題壁詩》,詳述了此事的原委。他還寫過一篇《廣和居小志》,也談及題壁詩的事,收錄在《水流云在叢稿》中。

    事件的大致情況是,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與其子載振(貝子,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陳夔龍(貴州人,北洋總督)、朱家寶(云南人,安徽巡撫)等人互相包庇(彼此結成郎、舅、兄、弟的親屬關系),貪贓枉法,被御史江春霖彈劾,結果因奕劻勢力太大,這一狀未告準,江春霖反被斥回原衙門行走。此事傳到社會上,引發輿論嘩然,人們極為不滿。有個熟悉官場政情的無名氏便在廣和居的墻上題了兩首詩,諷刺奕劻、載振、陳夔龍、朱家寶等人。

    兩首詩如下:

    其一,居然滿漢一家人,干兒干女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云貴是鄉親。鶯聲嚦嚦呼爹日,豚子依依戀母辰。一種風情誰識得,勸君何必問前因。

    其二,一堂二代作干爺,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定應呼格格,請安應不喚爸爸。岐王宅里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

    這兩首詩是典型的諷刺詩,寫得尖銳而詼諧。鄧云鄉在評論這兩首詩時說:“這兩首一看就知是譏而近謔的諷刺詩,雖然有點‘打油’‘釘鉸’的口吻,但說的都是當時的實事,內中譏刺到了四個人的特殊關系。”這四個人即奕劻、載振、陳夔龍、朱家寶。徹底弄明白這四個人的連帶關系,需要費很多筆墨,暫且不說了,可以看看《學林漫錄》和《水流云在叢稿》上鄧云鄉的文章。

    這兩首詩題寫在廣和居的墻壁上后可不得了了,宣傳效果極佳,轟動京城。別忘了,廣和居是士大夫和社會名流經常光顧的地方呀!可以說,御史江春霖雖然被斥,但由于這兩首詩的流傳所形成的輿論,給奕劻等人的打擊是相當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清末的政局。馮其庸先生很肯定這兩首諷刺詩的史料價值和鄧云鄉對詩的解讀,認為鄧云鄉“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及詩的底里說得一清二楚,(二詩)實在是研究晚清政界內幕瓜葛和京華掌故的好材料”。近人楊滄白的《廣和居》中有這么兩句:“春盤菜半成名跡,懷壁詩多系史材。”不同于宋江的題壁詩,這兩首題壁詩是地道的“史材”,是關于晚清政情時局的珍貴史料。

    廣和居本來只是一家飯館,但由于很多喜談政情時局的士大夫的到來,這里便成了一處談論國事、發表政見的好地方。就這一點來說,稱廣和居為政治俱樂部也未嘗不可。

    廣和居的文化故事也不少。從鄧云鄉的書里,我梳理出幾個典型例子。

    一是“廣和居倒字文書”的事。關于這件事,鄧云鄉寫了一篇《廣和居倒字文書跋》,解釋和評價了這篇文書的內容和價值。文字較長,不引了。大致說來,文書說的是清朝道光年間一個叫盛連英的人愿意將自己開設的隆盛軒酒鋪,“倒”(鋪底叫“倒”,不叫“賣”)與一個叫申廣泰的人開設廣和居,代價是“銀四十六兩整”。文書中最關鍵的一句話是“情愿倒與申廣泰開設廣和居”。這件文書據說為張之洞的舊物,是謝國楨先生提供給鄧云鄉的(原件未見,是照片),鄧云鄉見后如獲至寶,認定“這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有關北京商業史、酒肆史的文獻”,“是廣和居最珍貴的第一手原始資料”。而后,鄧云鄉便為文書寫了一篇跋文,即《廣和居倒字文書跋》,發表在《中國烹飪》雜志上。

    二是關于書法家何紹基與廣和居的掌故。鄧云鄉在《廣和居與會賢堂》一文里介紹,何紹基一家二三代都很照顧廣和居的生意,在飯館里宴客不用付現,而是在“三節”(端午、中秋、除夕)時還錢。何紹基偶爾欠賬過多,一時半會兒還不上,就寫欠條。欠條多了,廣和居的掌柜的就把欠條裱成軸掛起來,人們爭相一睹何大人的欠條,結果廣和居利市十倍。這堪稱利用名人效應打廣告的范例。

    再一個是廣和居的有些菜肴與名人有關。鄧云鄉引夏仁虎《舊京瑣記》中有這樣的話:廣和居的菜肴,“其著名者,為蒸山藥,曰‘潘魚’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魚’,創自曾侯,曰‘吳魚片’,始自吳闿生。”這里提到的“曾侯”,即大名鼎鼎的曾國藩,另兩位也是清代官宦。文中提到這些菜肴時,用了“出自”“創自”“始自”這些字眼,可知這些菜肴的制作有曾國藩等人的貢獻在內。

    鄧云鄉還舉了一個例子,廣和居的一道菜與清廷的一個衙門有關——這道菜是雜燴海鮮,取名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實就是外交部,因它管各國的事兒,“雜也”,所以有了這個冠名。現在來看,這有點拿莊嚴的大清外交部“打镲”的意思,但因名字取得巧而怪,這道菜出名了,也好賣了。

    鄧云鄉先生生前有一個愿望,希望有作家能以廣和居為素材,寫一部小說。他的原話是:“如果以廣和居為線索,寫一部反映晚清政局的歷史小說,不是既有趣味,也很有意義嗎?”我想,既然有人為全聚德寫了《天下第一樓》,那么寫一下廣和居也是可以的。不知哪位作家能考慮考慮這個題目?

    我也有一個愿望,如果有企業家能在廣和居的原址上恢復廣和居飯館,把飯菜做好、做精,并且弘揚這家老字號的歷史文化內涵,那該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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