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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科學出版社曾設立哲學社會科學編輯室（《科學出版社三十年》，1984年），即“第四編輯室”，專門對口聯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出版工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著作（《科學出版60年》，科學出版社，2014年）。其中有一小部分學術著作，因其著者在那個時代或多或少牽涉到階級背景、思想立場、學術傾向等方面而以“龍門聯合書局”的名義出版。有學者將這一時期的龍門聯合書局稱之為學術出版的“避風港”（肖伊緋：《龍門聯合書局：特殊年代的學術避風港——以朱謙之《老子校釋》出版歷程為例》，《中華讀書報》2013年1月23日）。本文即探究郭沫若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學術出版僅指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著作。

龍門聯合書局在科學出版社成立前后的學術出版情況

龍門聯合書局是在“八一三”事變日軍侵占上海后，由龍門書局發起，組織幾家較有實力的同業聯合經營，于1938年在上海成立的。龍門書局和龍門聯合書局以影印西書為特色，出版影印西書、中文科技書3000余種，在我國知識界產生廣泛影響（《龍門聯合書局簡史》，科學出版社，1991年）。在并入科學出版社之前，龍門聯合書局涉及語言文學、財經貿易等相關社科領域，但品種數很小，且多為教材、基礎書，學術影響甚微。

1954年8月龍門聯合書局實行公私合營與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合并組成科學出版社。但龍門聯合書局并沒有取消。科學出版社正式成立后，對外仍使用科學、龍門兩塊招牌，開展出版發行業務。筆者查閱了與這一時期有疊合的4種科學出版社圖書書目(《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1950-1959圖書目錄》《圖書目錄1950-1957》《科學出版社圖書期刊目錄1954-1964》《科學出版社圖書期刊目錄1954-1983》），其中僅有《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1950-1959圖書目錄》中相關圖書標明了“龍門聯合書局出版”，但明顯有遺漏，如熊十力、張國淦的著作未見收入。

為了掌握科學出版社成立之后以“龍門聯合書局”名義出版圖書的總體情況，筆者在國內專業的古舊書交易平臺孔夫子舊書網上進行了搜索統計。使用“高級搜索”，自定義時間區間比考察時間段適當延長，從1954年1月（科學出版社8月成立）至1964年12月（比科學出版社哲學社科出版業務調整到其他出版社的1962年向后延長2年），出版社為“龍門聯合書局”，為了盡可能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對銷售狀態“在售”“已售”均進行了檢索，結合書目、實物核對，不完全統計發現，科學出版社成立后以龍門聯合書局名義出版圖書共計19種，其中學術著作有13種：熊十力《原儒（上下卷）（1956年）》、《體用論》（1958年）、《明心篇》（1959年），朱謙之《老子校釋》（1958年），楊伯峻《列子集釋》（1958年），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1958年），馬敘倫《莊子天下篇述義》（1958年），蔡寄鷗遺著《鄂州血史》（1958年），劉厚生《張謇傳記》（1958年），張國凎《辛亥革命史料》（1958年），丁山遺著《商周史料考證》（1960年）《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1961年），王襄《古文流變臆說》（1961年）。另有科技類圖書6種：2種初版《物理學（初稿）》第一冊（高等工業學校物理學編寫組編，1955年），《俄華土木工程辭典》（上海市政工程局俄文學習委員會編輯，1957年）；4種再版《河套人》（賈蘭坡，1951年第1版，1955年第2版），《實用機械工程手冊》（柴志明，上冊，1951年第1版，1954年第2版；下冊，1954年第1版，1956年第2版），《實用土木工程計算圖表》（楊文淵，1948年第1版，1954年12月第2版）。更多的龍門聯合書局圖書是其在并入科學出版社之前、甚至是新中國成立前所出版科技圖書的重印，而社科領域的圖書未見再版重印記錄。筆者收集的一本1963年的油印本《科學出版社圖書選購目錄》中，單列有“龍門聯合書局出版的存書”35種，均為工程、應用技術類科技圖書。哲學社科類中僅見《原儒》在列。

由此可見，科學出版社可以說是完全替代了龍門聯合書局原有的科技出版，但龍門聯合書局在科學出版社成立之前出版的科技圖書在市場上依然延續了近十年；另一方面原本在學術出版方面基本可以忽略的龍門聯合書局卻以學術出版的面貌被推上了歷史前臺。

郭沫若與熊十力著作的出版

有關郭沫若、熊十力與龍門的故事筆者最初是從王貽社博士處得知的。他在攻讀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期間的課堂筆記記錄有：“為給熊出書，（郭沫若）在中科院恢復成立了龍門書局。”就此筆者以郵件的形式向其導師宋志明教授進行過求證（2015年12月4日，“關于熊十力與龍門書局的幾個細節向您請教”郵件），得到如下答復：“據石峻老師告訴我，該書局系科學出版社副牌，乃郭氏專為出版熊著采取的舉措，我未考證。”（2015年12月7日宋先生的郵件）新中國成立初期，石峻在任教北大哲學系期間（1952年-1955年）與熊十力（1950年-1954年10月離京定居上海，1958年10月與北大解除關系）有交集，其說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作為學者們之間口頭流傳的“恢復成立”“副牌”之說雖不盡準確，卻也提供了一個有力佐證：郭沫若為熊著出版創造性地使用了“龍門”的牌子。

在“左”的思潮籠罩下的20世紀50年代，出版熊十力的著作面臨種種困難。但是從1950年到1961年，熊十力的著作在國內印行了七種，約90萬字，幾乎占到他一生中所發表文字的三分之一，這在當時是罕有其匹的。其中，龍門聯合書局印行了《原儒》《體用論》和《明心篇》三種熊十力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著作，《乾坤衍》由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影印，還有《唐世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一文收入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宋志明：《熊十力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

這，與作為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的郭沫若有莫大的關系。

從1953年開始，熊十力著作的出版均寄郭沫若安排印行成為定例（郭齊勇：《熊十力傳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但這一定例自哪部著作開始形成，沒有明確說法。若這一定例說成立，那么1953年由董必武、林伯渠協助印行的熊十力《新唯識論》（壬辰刪定本）很有可能即此開端。筆者就目前掌握的一些材料對此進行闡釋，以就正于方家。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均是熊十力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老朋友，新中國成立后熊十力即受董必武、郭沫若聯合電報之邀而最終決定北上進京，曾多次上書或致函政府建言提議。《新唯識論》（壬辰刪定本）印行之前，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由幾人集資于1950年自印行世，《論六經》1951年5月著成后商諸大眾書店郭大中、萬鴻年印存二百余部，這兩種圖書的印行與郭沫若均無關系。1953年10月熊十力曾致函董必武、林伯渠，表示因難耐北方冬季干寒氣候等原因，申請住房移居南京或上海，后各項要求都得以批復和落實（趙建永：《新發現的熊十力兩通手札》，《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5月26日）。《新唯識論》（壬辰刪定本）的印行應該也是熊十力向董必武、林伯渠提出了請求。從后來董必武、郭沫若協助熊十力著作出版過程中的密切聯系（郭齊勇：《熊十力及其哲學》，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也可逆推《新唯識論》（壬辰刪定本）印行最后是董必武聯系郭沫若具體安排的。與此同時，熊十力在北京期間以超凡的毅力著書立說不斷，對他未來新作的出版事宜也不能不引起他這些老友們的考慮。正是基于《新唯識論》（壬辰刪定本）印行的操作方式，便形成了后續熊十力著作出版“寄郭沫若安排印行”的定例。而《原儒》在龍門聯合書局的出版便是此定例的真正實施。

《原儒》是目前查到的龍門聯合書局出版的第一本學術著作。1954年秋熊十力離京前《原儒》上卷已脫稿；下卷在1956年夏初脫稿。《原儒》1956年出版時遇到困難，董必武、郭沫若得知后出面設法幫助，才得以“由龍門聯合書局出版”，這也印證了上述石峻、宋志明“郭氏專為出版熊著采取的舉措”之說的某種合理性。這不是簡單的印行，而是由具備國家學術出版資質的科學出版社以“龍門聯合書局”的名義正式出版發行，在新中國成立后熊著的出版中具有重要意義，也開啟了龍門聯合書局真正意義上學術出版的先河。此后熊十力的《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均援此例”得以出版印行。只是隨著當時政治環境的日趨嚴峻，出版過程更多周折。到1961年《乾坤衍》印行時已未能署龍門聯合書局的名義，只是從版芯中縫中才看到“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字影。1964年《存齋隨筆》更是謀印而未果，“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直說”（郭齊勇：《熊十力傳論》）。

郭沫若在學界有著廣泛的交誼與重要影響。有不少知名文史學者出于與郭沫若的交誼與信任，有困難就寫信向郭沫若求助。郭沫若通過中國科學院這個平臺給予了他們盡可能的幫助（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傳》，作家出版社，2018年），當然也包括為學者們發表學術成果提供方便。這在郭沫若年譜長編、與學者往來的信札中多有記載，有的是學者尋求幫助，有的是郭沫若主動關心過問。這也使得其時的中國科學院（1954年8月成立了科學出版社）成為哲學社科領域的一個重要出版陣地。1954年中央批轉中宣部《關于改進人民出版社工作狀況的報告》中提出：“許多舊的學者的著作，特別是關于中國歷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據的著作，對于我們還是有用的，這類著作一般可由科學院出版，但人民出版社和三聯書店亦可酌量選印”（楊進：《“我是一個編輯”——戴文葆的編輯生活》，黃書元、張小平主編：《人民出版社往事真情》，人民出版社，2011年）。

“由科學院出版”，當然就是由剛成立的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時的科學出版社對外使用“科學出版社”與“龍門聯合書局”兩塊招牌。科學出版社專業編輯、出版各種科學書刊；部分書刊視性質和需要，亦可用龍門聯合書局的名義出版——這是龍門改組為科學出版社的會談紀要里明確的二者的專業方向與業務范圍（周汝鼎編：《龍門聯合書局簡史》），為使用龍門的牌子提供了資質保障。“視性質和需要”為龍門出版的方向提供了極大的選擇與彈性。三聯書店從1951年起就被合并在人民出版社里，人民出版社怎么處理二者關系，對科學出版社妥善處理科學與龍門兩個品牌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參考意義。上述同一批示指出，“保留三聯書店的名義，以便出版一部分不宜用人民出版社名義出版的書籍”。這或許為郭沫若解決《原儒》的出版難題提供了啟迪與參考。對于堅持唯心論的哲學家熊十力，其著作不適宜由科學出版社來出版，那么使用原本以科技出版為主的龍門聯合書局的名義來出版哲學社科學術著作，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也不失為一個重要創舉。《原儒》作為首部以龍門聯合書局名義出版的學術著作，無疑增強了科學出版社學術出版的彈性與緩沖，同時也為“龍門聯合書局”注入了厚重的學術分量，開啟了其出版史上的一個高光時刻，為更多學術著作的出版提供了一個難能可貴的選擇。

援《原儒》為例，郭沫若與龍門其他學術著作的出版

1956年12月的某一天，也就是《原儒》出版的那段時間，馬敘倫拜訪了郭沫若，“面奉”《莊子天下篇述義》一卷要求“審查”，尋求出版。郭沫若翻閱之后，致函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兩位副主任潘梓年（兼哲學研究所所長）和劉導生，建議交哲學所審閱，最好找馬敘倫本人索要原稿進行校對。出版方面，建議“最好仿照熊十力的《原儒》由上海龍門書店出版”（這一建議可視作郭為熊著出版采取舉措的第二個佐證），理由是：在北京印有困難。信函中特地補充了“（因用簡字）”，馬敘倫沒有表示不同意[郭沫若致潘梓年、劉導生信札（1956.12.13），2016年5月16日，中國嘉德2016年春季拍賣會]。劉導生隨即批轉時任哲學所副所長的張鏞，“請照郭老的指示辦”。該書很快即進入了出版環節。潘梓年寫信告知馬敘倫該書將由龍門書局出版，并要求他再細校一遍。馬敘倫對在書中能不能引用胡適的解釋心存疑慮，需要中國科學院給予他明確答復。最終郭沫若批示“有胡適的也不要緊”作答（陳福康：《郭沫若的兩則批示》，《郭沫若學刊》，2009年第1期）。可見在經歷了轟轟烈烈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后，郭沫若依然表現出了求真務實的學術擔當。該書最終于1958年6月由龍門聯合書局出版。

有意思的是，在《莊子天下篇述義》出版之前的一年多點的時間里，科學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馬敘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1957年5月）和《馬敘倫學術論文集》（1958年1月）。何以同一著者的不同著作在同一機構中以兩個不同的牌子出版，值得探究。印刷有困難的理由顯然難以令人信服，《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線裝書的印制遠比“因用簡字”的《莊子天下篇述義》復雜得多。在這些著作中作者的思想立場、學術傾向不可能大相徑庭到要區別對待，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郭沫若“仿照熊十力的《原儒》由上海龍門書店出版”建議成為改變事情走向的關鍵。何以郭沫若提出此建議？《莊子天下篇述義》“用佛學來講莊子”，很難對其“審查”論斷，是否適合在科學出版社出版有待斟酌；馬敘倫拜訪郭沫若時，很有可能郭沫若一手促成《原儒》剛剛出版，因此很自然地就想到了仿照《原儒》出版的方式，在二人晤談時即已提出，而馬敘倫“沒有表示不同意”。

從首創以“龍門聯合書局出版”《原儒》，再到仿照《原儒》出版《莊子天下篇述義》——以“龍門聯合書局”出版，此后多成為郭沫若為中科院下屬研究所和科學出版社面對一些不宜以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著作時的一種應對方式。由此，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料組便得以以龍門的名義出版了作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參考資料”的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和蔡寄鷗《鄂州血史》，以及劉厚生《張謇傳記》。已經簽訂了出版合同，面對被北京大學認定為“中右分子”的朱謙之、“右派”楊伯峻，科學出版社便將朱、楊二人的著作轉以“龍門聯合書局”的名義出版，等等。在這些學者中，丁山、蒙文通、朱謙之、王襄均與郭沫若有學術交誼。比如，郭沫若與丁山，二人交誼主要因其學術探討而建立，多有信函往來。丁山去世后，《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在郭沫若的關心與推薦下由科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雒有倉：《丁山先生學術評傳》，牛繼清主編：《安徽文獻研究集刊（第4卷）》，黃山書社，2011年）；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則是在顧頡剛的關心與幫助下由龍門聯合書局1961年出版（朱洪濤：《郭沫若致丁山的一封佚信》，《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4期）。再如，蒙文通與郭沫若為中學同學，但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的出版與顧頡剛有關，據該書序，“一九五七年夏，余至北京，時科學研究之要求甚亟，頡剛復以出版事相商，余遂以此編與《古地甄微》《先秦史學史》《老子王注校本》《老子征文》數稿以應”（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

由此可見，這些著作的出版未必也不必都經由郭沫若本人親自促成，但由郭沫若開拓的以“龍門聯合書局”的名義出版學術著作的這一特殊出版方式，使得他們的著作最終得以出版。1958年迎來了龍門聯合書局學術出版的最高峰，一年中出版了8種。于是，“龍門聯合書局”成為了那個年代“為學者特意安排的‘避風港’”。

從1957年開始，隨著哲學社會科學部逐步從中國科學院分離出來，到1960年劃歸中宣部直接領導（向明：《哲學社會科學學部與中國科學院的關系變遷——兼談郭沫若的角色》，《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9卷第3期）。科學出版社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編輯出版工作也從1961年開始到1962年陸續轉給了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等有關單位。根據郭沫若的意愿，他本人在考古學、歷史學方面的著作仍保留在科學出版社整理出版，成為科學出版社延續其哲學社科領域出版的僅有存在，直到改革開放以后，科學出版社逐步恢復和發展人文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出版工作。“龍門聯合書局”在1961年10月王襄的《古文流變臆說》出版之后，也就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