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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余蓮村）為晚清著名慈善家、戲曲作家，以一秀才肩任江南慈善領袖，其江南門生有嚴作霖、施善昌、謝家福、經元善等善士，廣東買辦唐廷樞、吳熾昌也是余治上海普育善堂的同仁。吳熾昌將普育堂經驗帶回嶺南，催生了晚清廣東最著名的愛育善堂。余治“友生”將洋務與慈善相結合，其影響及于嶺南、華北，非前代慈善事業可比。晚清慈善近代化包含很多特征，其中以大都市為中心進行組織、與洋務相結合、跨區域活動似不容忽略。

朱滸通過晚清義賑活動、團體、人物的研究，雄辯地指出了晚清洋務與慈善近代化的關系，特別留意盛宣懷通過賑務進入洋務、吸納慈善同人進入洋務企業的獨特歷程。王衛平將以余治為中心的“江南慈善家群體”，分為“朋友”“弟子”兩類，把鄭觀應列入與余治同辦慈善的“朋友”之中，對李金鏞、謝家福、嚴作霖、經元善等余治弟子特加注意，尚未能留意到唐廷樞、吳宗瑛、吳熾昌、蔡崇光等人。余治弟子嚴作霖1885年的嶺南賑災之行，意味著通過上海這個樞紐，從1876年賑濟華北“丁戊奇荒”開始，江南、嶺南、華北慈善事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頻繁互動，值得關注。

善書《得一錄》

余治（1809-1874），江蘇無錫縣人，號蓮村，晚清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被譽為“江南第一善人”。余治同時也是重要的文學家，尤注重創作戲劇用于勸善，著作繁富，不在本文討論范圍。筆者重視的是余治編纂的集大成慈善著作《得一錄》。《得一錄》收錄了清代各地各種類型行之有效的善會、善堂章程，給民間善士提供了實用性極強的指針，在各省多有翻印。這部書傾注了余治一生心血，流傳甚廣，其出版卻頗費周折，第一次刊刻系由四位嶺南善士為之出資。

同治八年（1869），近代著名思想家馮桂芬為《得一錄》作序稱：“粵東吳紫石明府、蔡桂培司馬、吳南皋部郎、唐景星司馬見而善之，相助捐貲，遂得次第梓行。四君善與人同之心，亦有足重者，予故樂為序之。”書成，余治本人寫成跋語：“去年薄游滬上，晤粵東舊好吳紫石明府，即予初集是書時所竭力贊成者也。至是知是書板片垂成被毀，深為惋惜，囑余重為補輯，以成前志。并為代商于香山蔡桂培司馬。蔡君素好善書，即慨任刻資之半。吳君又偕唐景星司馬暨令侄南皋部郎，相與協力捐助，促付手民，因得次第告成。分作一十六卷，凡親親仁民愛物，以及養生送死、興利除弊、移風易俗諸善舉，各已粗備，均系古今良法美意、可師可法、久著成效者。”傳教士林樂知與江南民間善士有密切交往，《得一錄》出版至次年，他給吳宗瑛《粵東創啟蒙義學議》一文作跋稱：“《得一錄》凡十六卷，其書為余茂才治所輯，而粵人吳紫石明府宗瑛、吳南皋郎中熾昌、唐景星司馬廷樞、蔡桂培司馬崇光所集資梓行者。”（《教會新報》1870年第90期第6-8頁）

出資刊印這部著名善書的四人，均非等閑之輩，有近代第一企業家唐廷樞（唐景星），廣肇公所創始人吳宗瑛（吳紫石、吳子石），率先向曾國藩提議創辦招商局的吳熾昌（吳南皋），還有近代石油開采的先驅者蔡崇光（蔡桂培）。

晚清旅居上海的廣東買辦，與江浙士人有著十分密切的交往，認為兩者之間存在楚河漢界的刻板印象是不真實的。蔣敦復（1868-1867），寶山人，晚清詩詞名家，少有神童之目，與王韜友善，曾入曾國藩幕。蔣敦復自述：“余客滬上，與粵人綏江吳氏群從昆弟游有年矣。”（蔣敦復《嘯古堂文集》卷五）綏江為流經四會的北江支流，所謂“綏江吳氏群從昆弟”，指的是吳宗瑛與其從侄吳壽昌、吳熾昌、吳逖生，以及侄孫吳大猷。蔣敦復曾為吳宗瑛之父吳廣熙撰寫墓志銘，又替吳逖生為其祖父吳訥齋撰寫行狀，極稱吳氏樂善謙退的良好家風。（《嘯古堂文集》卷六）杜鳳治當廣東四會知縣時見到吳熾昌，“少年至上海，所交皆江浙，全脫廣東風氣。”（邱捷點注：《杜鳳治日記》第2冊第796頁）值得注意的是，寶山今時雖屬上海，當時的寶山人蔣敦復仍認為自己“客滬上”。從蔣敦復的措辭看，開埠初期到上海謀發展的江浙各縣士人、商人，認為自己是“客居”上海，不覺得是天生的“上海主人”。

唐廷樞

著名學者朱英認為，慈善的近代性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從以養為主轉向“養教并重”，上海普育善堂1867年由上海道臺應寶時倡辦、紳士余治領銜。普育堂除收容流民、收養孤寡老人、施醫贈藥等傳統慈善事業外，還專門為失學青少年設立義學，初步出現了向近代慈善“養教并重”模式的過渡。

唐廷樞與余治的友誼，應該是通過上海普育堂的共事經歷得以加深。1867年，應寶時出于收容游民的需要，請余治領銜創辦普育善堂，吳熾昌、唐廷樞“勸辦捐事”。（《錄普育堂章程（第一段）》，《教會新報》1867年第53期）善堂之所以仰賴吳熾昌、唐廷樞，是初期經費收入依賴茶捐，“由各茶商棧不論紅綠茶每箱到滬捐錢五文，歸茶董集收充堂費。”（《普育堂章程（第五段）》，《教會新報》1867年第57期）后因經費不敷，又批準普育堂抽收絲捐，而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吳熾昌，正是茶業、絲業巨擘。廣東買辦為上海善堂擔任募捐工作，也與他們掌握的“行業權力”有關。

日本學者夫馬進為中國慈善史權威，所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對明清江南善會、善堂的研究可謂十分深入，唯該書對上海開埠初期的族群結構仍有些誤解。他寫到上海另一善堂果育堂董事時說：“在上述20人當中唐廷樞是廣東省香山縣人，對上海人來說他是新來之人，與同仁輔元堂的董事相比名望不高。”（該書第573頁）就其家族而言，他長兄唐廷桂1843年就被英國駐滬領事館聘為翻譯，他本人1858年起任職江海關“副大寫”，三弟唐廷庚也隨之到滬，唐廷桂1861年重返上海，唐氏兄弟在上海“落地”，比同時代許多江浙人士還早，根基很深，不能稱為“新來之人”。在洋行主導的上海商界，唐廷樞身為第一大行怡和洋行總買辦，也不能說是“名望不高”。據果育堂征信錄，20名“董事”當中，有唐廷樞、徐潤、鄭觀應、吳熾昌、李朝覲（李秋坪）5名廣東買辦，顯示這些廣東買辦在當時的上海已形成一定慈善力量。

當“丁戊奇荒”初起時，唐廷樞率先在《申報》上連續發布募捐公啟，成為近代發起賑災、救災活動的標準模式。靳環宇認為：“在1876年底到1877年初，唐廷樞與由其領導的上海輪船招商局是上海倡導和辦理義賑活動的中心。”（《晚清義賑組織研究》第108頁）唐廷樞利用輪船招商局的便利條件，迅速轉運救災物資、人員，這是慈善與洋務結合的正式開始。

吳宗瑛、吳熾昌叔侄

經宋鉆友、林輝鋒等學者的挖掘與傳播，上海廣肇公所業已廣為人知。這家同鄉會性質的機構，在近代上海社會曾發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嶺南社會也深具影響。廣肇公所的創始人當中，唐廷樞、徐潤早已名滿天下，但大力勸捐的吳宗瑛至今仍默默無名。究其實，若無吳宗瑛的積極參與，這家公所很可能定名為“廣州公所”或“廣州會館”；之所以加一“肇”字，很大程度上是吳宗瑛的緣故。吳宗瑛來自廣東四會縣，屬肇慶府。肇慶府與廣州府相鄰，多數縣份與廣府語言相通，民俗高度相似。當年旅居上海的廣東人，以廣州府所屬各縣最多。四會人吳宗瑛似乎是個特例，他在鴉片戰爭前已在蘇州經商，估計在上海開埠不久即轉來滬瀆，在上海講粵語的商人中屬于老資格。

筆者曾寫成《清末的廣東慈善家吳熾昌》，依據友人提供的吳氏家譜、族譜寫成，如今看來尚多闕略。近讀邱捷教授點校的《杜鳳治日記》，發現杜鳳治在當四會知縣期間，與吳氏兄弟有十分密切的交往。同治七年（1868）初，杜鳳治調署四會知縣。杜鳳治首先見到吳熾昌長兄吳壽昌，號仁山，戶部陜西司員外郎，又記“弟南皋名熾昌，花翎四品銜郎中，在上海開怡和洋行，京省有匯局名生和泰”。“在上海開怡和洋行”屬于誤會，杜鳳治不熟悉洋務于此可見，但可證實吳熾昌確為怡和洋行買辦。

杜鳳治蒞任四會，首先碰到的頭痛問題是積谷防饑。杜鳳治雖向富戶勸捐，大家都不為所動。“惟有且候吳南皋仁山之弟回來，令其大宗先捐，方可集事。南皋八月間可歸。”顯然，四會縣舉辦善舉，要吳熾昌率先出錢捐物作為提倡，才能得到大家響應。

1871年春，吳熾昌回廣州，與桂皮商人鐘覲平、漢口廣南洋行買辦陳次壬等粵商共同創辦廣州愛育善堂，在呈遞給粵省當局的文書中，聲明“仿上海普育堂章程”。愛育善堂在隨后數十年里，成長為廣東全省規模最大、聲譽最隆的慈善機構。廣州愛育堂成立不久，即在廣州重刊《得一錄》。故而，近代嶺南慈善事業，受惠于余治的慈善精神與慈善實踐，吳熾昌也可以說是傳播余治慈善思想的重要“門生”之一。當然，上海普育堂屬于“官辦民捐”性質，廣州愛育堂則是純粹的“民辦民捐”，兩者在領導體制、人員構成有著較大差異；廣州愛育堂實質上是模仿香港東華醫院，但在慈善精神、注重貧民義學方面，確實對上海普育堂經驗有所吸收。

蔡崇光與“亞洲第一油礦”

同治六年（1867），余治來到上海，寓居松風巷，吳宗瑛仰慕善聲，登門拜訪。吳氏得知，余治希望盡快刊刻《得一錄》，“而苦無力，因為亟商余香山友蔡桂培。蔡君一見稱善，即力任刻資之半。遂促余君重加厘定，即付手民，余更為設法集資，以速其成。”林樂知給吳宗瑛《粵東創啟蒙義學議》一文跋語中稱“蔡桂培司馬崇光”，意謂蔡崇光字桂培。據臺灣淡新檔案，蔡崇光有“選用同知”職銜，故此處尊稱為“司馬”。由吳宗瑛跋可知，蔡崇光為廣東香山人。

咸豐末年，廣東客家人邱茍在臺灣淡水廳所屬貓里溪上游發現石油，與英商寶順洋行合作開采。丁日昌巡臺得知其事，將油礦入官。“光緒四年，雇美國工師二人勘驗，以后垅地方油脈最旺，乃購機器掘之，其始多鹽水，掘至百數十丈，達油脈，滾滾而出，日得十五擔。”（連橫《臺灣通史·榷賣志》）所述后垅地方，當時屬淡水廳，曾劃歸新竹縣，后新設苗栗縣，即屬之，苗栗實即“貓里”一音之轉。連橫的記述尚有未盡。苗栗后垅油礦，為亞洲第一個機器開采的油礦，時間上僅次于美國。1877年，福建臺灣巡撫丁日昌認為油礦甚有潛力，讓唐廷樞向美國方面聘請兩位礦師，并采購機器。在鉆探至開始出油時，鉆頭斷折，兩個美國礦師回國，開采中斷。

1881年，臺灣知府陳星聚札委“知府銜升用同知”唐培香承辦臺北煤油礦務，與蔡崇光等招商集資一萬圓，重新開采苗栗油礦，蔡崇光駐扎油井現場“總管煤油磺務”。后垅地方的平埔族人以及更早來此開墾的客家人提出地權爭議，與蔡崇光等人發生嚴重沖突。1882年夏，蔡崇光以生產、運銷無法正常進行，股本虧折過巨，宣布停工。日治時期，臺灣苗栗油礦得到大規模開采，唐廷樞、蔡崇光篳路藍縷之功不可忘卻。

蔡崇光生平履歷，現時所知僅是吉光片羽。從零星史料推測，蔡崇光應該是唐廷樞、吳宗瑛的友人，熟悉洋務，對近代機器也有一定講求，《得一錄》刊行時在上海工作。蔡崇光在臺灣開采油礦之前及之后，受過何種教育、從事何項洋務工作，目前尚不清楚。

鄭觀應、徐潤

鄭觀應早期著作《救時揭要》由余治作序。余治一生除行善外，致力于戲曲改良，希望用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傳播儒學理念，勸人向善。余治為江蘇無錫（梁溪）儒士，鄭觀應則是廣東香山買辦，按一些人的刻板印象會覺得毫無交集。其實不然，他們之間保持著長期的友誼，是以慈善作為媒介。

余治逝世后，鄭觀應為其收集整理出版劇作集《庶幾堂今樂》，鄭跋云：“金匱余蓮村先生，敦行善事，垂五十年。大江南北，無賢愚疏戚，目之日余善人。其徒數十人，承其師說，凡濟物利人之事靡弗為。……而先生晚年獨取近世足為勸戒事，演為雜劇，牧童豎子無告者，令梨園老優，教以歌歙，而自為之行列節奏，攜以出游，資用屢困，謗譏屢作。先生力經營之不少衰，至病作，不能自強，乃散諸僮，各為之所，而以所演雜劇編訂付梓，將俟有力者終成其事，工未竟，而先生歸道山，故世未盡見也。余求之有年，光緒己卯望炊樓主人為輾轉搜輯，得先刻小板九種，近刻六種，草稿十余種參互厘定，得二十八種，盡付梓人。”鄭觀應在余治身后，與友人多年里搜集整理余氏雜劇著作加以刊行，表明兩人并不僅僅是慈善同仁，私人交情也極深。

徐潤晚年在自序年譜中寫道：“歷年同辦公益、善舉之友：余蓮村、李秋亭、謝綏之、施少欽、嚴佑之、陳竹坪、胡雪巖、盛杏蓀。”在他心目中，余治在一起辦理善舉的友人中排在第一位，而李秋亭（李金鏞）、謝綏之（謝家福）、施少欽（施善昌）、嚴佑之（嚴作霖）都是余治門生，其中李金鏞、謝家福等都深度參與了李鴻章的洋務企業。

光緒初年，唐廷樞、徐潤、鄭觀應、吳熾昌、李朝覲（李秋坪）5個廣東買辦加入了上海另一個慈善組織果育堂。“丁戊奇荒”初起時，果育堂率先模仿傳教士，在《申報》發布“捐啟”，這種做法后來成為各個義賑組織發起募捐的標準模式。

嚴作霖嶺南賑災之行

1885年，兩廣暴雨成災，為數十年所僅見，西江、北江同時發大水，淹沒田廬無數。江南慈善領袖嚴作霖攜帶巨款，親自到兩粵勘災賑災。江南善士親臨嶺南賑災，這在歷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其中余治慈善網絡的存在不可或缺。

嚴作霖，字佑之，江蘇丹徒人，以一廩生從事慈善，為余治最忠實信徒之一。自光緒二年（1876）至三十年，歷賑山東、河南、山西、安徽、江蘇、直隸、廣西、奉天、陜西、湖南等行省，兼凌河修堤，以工代賑。“性強毅，赴事勇決，綜毀無糜費，久而為人所信，故樂輸者眾。其施賑不拘成法，隨時地而取其宜。當時疆吏以義賑可矯官吏拘牽延緩積習，樂倚以集事。不求仕進，屢辭薦剡，僅受國子監助教銜，數被溫詔嘉焉。”（《清史稿》嚴作霖傳）

其時，廣東已有愛育善堂等慈善機構率先出發救濟，上海慈善界以文報局粵閩江浙協賑公所、陳與昌勸收廣東西賑捐處名義，委托嚴作霖為代表，直接前往兩廣災區查賑散賑。與嚴作霖一起南下賑災的，還有歷在華北各省賑災、富有經驗的香山人梁輝庭（梁資卿）。

以當日官場習慣，嚴作霖不過一微末書生，只有一個“候選教諭”的虛銜，一般來說官場不予理會。他此次嶺南之行，在兩廣總督張之洞、護理廣西巡撫李秉衡眼里變成了貴客，函電交弛，關懷備至，安排各處地方官接送，體現的是兩廣官員對江南慈善網絡的高度重視。

8月30日，張之洞從廣州發急電給梧州知府梁俊，抄送身在龍州指揮中法戰爭善后工作的護理廣西巡撫李秉衡：“江蘇善紳嚴作霖攜銀赴桂林以上辦賑，所過沿途州縣加意護送照料，切要！”次日，嚴作霖一行從梧州啟程赴桂林，李秉衡即刻“飛電桂、平、梧三府飭屬加意照料，并備扒船沿途護送矣。”梧州知府梁俊在撥出扒船護送的同時，立即向張之洞發電報匯報。（《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38冊第193頁，第55冊第714頁、第721頁）1886年1月，嚴作霖因山東賑務急需，先行回滬，梁輝庭仍留粵跟進，至此時兩人已在廣西散賑七萬八千余兩，廣東二萬二千余兩。（1886年1月11日《申報》）

嚴作霖一行不僅組織災區的散賑工作，還十分關注災后重建，特別是西江、北江堤圍的建設。他回滬之后，仍與粵省善士協商重修堤圍方案，并從上海籌集二萬圓筑堤經費。（同上第56冊第625-626頁）

天津廣仁堂

天津廣仁堂是余治友生鄭觀應、李金鏞、經元善用江南賑濟華北“丁戊奇荒”的善款余額所創辦，1878年正式成立，1880年-1911年一直由“南紳”經營管理，灌注的是江南善堂的慈善精神。朱滸認為，廣仁堂代表著“江南善會善堂向華北的移植”。由于李鴻章、盛宣懷等高級官員被視作“南方人”，創始董事李金鏞為無錫人，天津本地紳士雖有一些掛名，實際參與廣仁堂的經營管理程度甚淺。值得注意的是，李金鏞在負責廣仁堂之后，創辦了漠河金礦，該金礦被認為是最成功的洋務企業之一。

鄭觀應參與天津廣仁堂的創辦，出自王承基的提倡。王承基曾任陜西按察使，退休后擔任上海果育堂善首，鄭觀應、唐廷樞、徐潤等廣東買辦都是果育堂董事。鄭觀應與經元善湊集英洋一萬圓，交給在天津辦理賑務的李金鏞“酌量籌辦”，鄭觀應為余治摯友，李金鏞、經元善則是受余治多年熏陶的門生。天津廣仁堂由此，可以說是從上海果育堂“孵化”出來，兩者還保持著密切關系，如廣仁堂在津滬輪船上面增設“太平棺”善舉，在上海的棺木即托果育堂暫存。

天津廣仁堂在清末時期為北方辦得最為成功的善堂，善名遠播，直達宮廷。光緒七年，翰林院編修袁善等，呈請“仿照天津廣仁堂辦法，在廣安門內爛面胡同購屋建立廣仁堂一所”，成立后收養無依幼童，頗見成效。1891年，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祁世長等上奏，請朝廷每年撥給京師廣仁堂小米三百石，得到批準。（《諭折匯存》光緒十七年九月九日條）1899年，吉林將軍延茂奏請在吉林“仿天津、山東等處章程設立廣仁堂”。余治友生將江南辦理慈善事業的經驗“移植”到天津，而天津廣仁堂經驗又傳播到北京、東北地區。

洋務與近代慈善

江南慈善界賑濟“丁戊奇荒”的主力唐廷樞、鄭觀應、徐潤、李金鏞、謝家福、經元善、吳熾昌等等，其中多數為余治友人或門生，除少數儒生外，又多為商人、企業家，揭示中國慈善事業在此前后也已發生了初步的近代轉型。余治的嶺南慈善同仁，唐廷樞、徐潤、鄭觀應、吳熾昌、蔡崇光都是洋務中人；余治的江南“友生”有很多從事洋務工作，如馮桂芬（外交）、李金鏞（漠河金礦）、經元善、謝家福（中國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

朱滸新著《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將晚清洋務與慈善直接聯系起來，這是慈善史研究的一大推進。正是1871年積極投身直隸水災的賑濟（河間賑務），“才使盛宣懷得到了參與籌議輪船招商局并開啟洋務之路的機緣”，隨后被李鴻章委辦中國電報局，“全面扭轉了自己在洋務事業中的頹勢”，并通過李金鏞“與當時十分活躍的江南義賑群體建立了密切聯系”。充滿活力的江南義賑領袖，對盛宣懷后來的洋務事業有著極大幫助。

洋務與慈善之間存在著“相得益彰”的關系。郝延平曾指出：“這類紳士活動是鄭觀應一生事業的轉折點，因為他在1878-1879年間為賑濟山西水災和饑荒而募集資金的活動，結果這位當時的太古洋行買辦第一次引起李鴻章總督的注意，李鴻章后來委派他去管理幾個官督商辦企業。”（《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第231頁）

近代慈善以大都市（上海、香港、天津、廣州等）為核心，形成一定慈善網絡，在大規模救災時進行大范圍動員，其中，余治友生連結起江南、嶺南、華北，打破了傳統的畛域之見，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說余治代表著“傳統慈善”，他的友生辦理義賑，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傳教士率先救濟“丁戊奇荒”刺激的結果。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的創設，同樣是對西人在華慈善事業的回應。香港東華醫院從華洋社會對處理“臨終”事務與中西醫藥的對立沖突中誕生；廣州愛育善堂吸收香港東華醫院、上海普育善堂的成功經驗，同時也是對洋人所辦廣州博濟醫院用西醫從事慈善的競爭性回應。近代社會轉型的具體內容，往往是內在需求與外來刺激相結合的產物。

梁其姿曾談到清代慈善的“儒生化”，筆者認為余治代表著“儒生化”的尾聲。在洋務運動中，口岸城市的慈善機構逐漸從儒生主導轉向商人、企業家主導，從中涌現的一些杰出慈善家，被李鴻章、盛宣懷的洋務企業所吸納。近代慈善實踐鍛煉了一批實干人才，這些人也很容易成為洋務企業骨干。近代慈善顯示出強烈的跨地域特征，有賴于洋務運動時期報紙、輪船、電報的出現。晚清慈善與近代新事物、洋務事業、經濟創新的關系，跨地域的慈善活動如何塑造國人的“同胞”認同，尚有繼續探討的空間。筆者認為，早在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慈善事業就已出現了近代轉型，戊戌變法只是加速了這種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