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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先生誕辰130周年紀念日。回望他的學術生涯，郭沫若留下了大量成果：38卷《郭沫若全集》包括文學編20卷、史學編8卷、考古編10卷。1926年3月南下廣州后，郭沫若的興趣不再是文學創作，但為何仍然留下了大量文學作品？考察一下他的經歷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善于積累情感、生活和知識。

深切地表達著對國家和人民的摯愛

郭沫若出生于一個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祖先卻是因為赤貧而從福建汀州移居到四川的。父親做生意時，“奔走于銅、雅、府三河之間……恒以褡褳負金于左肩，日輒行百數十里，雖風雨寒暑無間”。母親是一個“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兒”，剛嫁到郭家時，所過的生活基本和女工一樣，洗衣、漿裳、掃地、煮飯全由妯娌三人輪流擔任。正因為如此，郭沫若從小就對勞動人民懷有好感：“農夫耕耘時常唱秧歌，我覺得好聽。撐船的人和拉纖的人發出欸乃的聲音，我佩服他們有力氣，冬天不怕冷。牧牛童子橫騎在水牛背上吹蘆笛，我覺得他們好玩而水牛可怕。”

郭沫若作品中，很自然地出現了歌頌、同情勞動人民的內容。《香午》描寫了“一架糞車兒，松樹林中過。女在后面送，爺在前面拖”的情景，郭沫若在詩中甚至將“糞香”“汗血香”“老者腳上金泥香”“女郎面上玫瑰香”相提并論。在《金錢的魔力》中，郭沫若詛咒了“金錢的魔力”對一個母親的折磨：“她從前是極肥壯的一個身體，到現在只弄得個皮骨相連。”郭沫若1944年5月1日在《序·不朽的人民》中正式提出“人民本位”的文學觀，先后寫作了十多篇文章呼吁為人民創作。

郭沫若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在成都讀中學時便參與了保路運動。留學日本第二年，日本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在發出最后通牒的5月7日那天，郭沫若和幾位同學回到上海參加抗議活動，并寫下“男兒投筆尋常事，歸做沙場一片泥”的詩句。在郭沫若心目中，“五四”以后的中國“就象一位很蔥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女神》中收錄的幾篇重要作品便是他這種情緒的表達：“我的那篇《鳳凰涅槃》便是象征著中國的再生。‘眷念祖國的情緒’的《爐中煤》便是我對于她的戀歌。”在郭沫若其他體裁形式的作品中，同樣融入了他的愛國感情。

熱切地感受生活、擁抱生活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1卷至14卷收錄郭沫若的自傳，占整個文學編的五分之一，共計110余萬字。可以說郭沫若是中國現代作家中自傳寫得最多的作家。這些自傳包括郭沫若童年到1946年在南京的情況，內容非常豐富，是我們了解郭沫若及那個時代的重要史料。郭沫若在寫作自己的第一部自傳時就在《前言》中寫道：“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因此，盡管寫的是自傳，卻具有時代意義。對此，毛澤東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信中有這樣的評價：“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

郭沫若1919年至1926年間創作了近30篇中短篇小說。鄭伯奇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中把這些小說分為兩類：“一類是寄托古人或異域的事情來發抒自己的情感的，可稱寄托小說；一類是自己身邊的隨筆式的小說，就是身邊小說。”在這兩類小說中，以身邊小說居多。郭沫若說，他在寫作《漂流三部曲》時“盡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胄通統剝脫了”。

《女神》是郭沫若最重要的文學作品，其中收錄的詩歌有將近一半是他生活的記錄，包括《筆立山頭展望》《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死的誘惑》等詩歌。《詩刊》1958年6月號發表了郭沫若的《遍地皆詩寫不贏》，內收35首詩，是郭沫若1958年5月24日至6月7日訪問張家口期間所作。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的不少詩作記錄的是他到全國各地巡游、出國訪問的經歷和感受。

看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6卷至8卷收錄的“戲劇”可以知道，不少劇本后面有附錄，其中一些文章介紹了寫作《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武則天》等劇本的情況，它們實際上也是郭沫若生活的記錄：如果沒有創作這些劇本，郭沫若便寫不出這樣的文章。通常被當作文藝理論文章的《我的作詩的經過》《序我的詩》《鳧進文藝的新潮》《我怎樣開始了文藝生活》等同樣是郭沫若創作生活的記錄。

就是在強調“創造”的“五四”時期，郭沫若也并不否認“感官的材料”的重要性：“我對于藝術上的見解，終覺不當是反射的（Reflective），應當是創造的（Creative）。前者是純由感官的接受，經腦神經的作用，反射地直接表現出來，就譬如照相的一樣。后者是由無數的感官的材料，儲積在腦中，更經過一道濾過作用，醞釀作用，綜合地表現出來。就譬如蜜蜂采取無數的花汁釀成蜂蜜的一樣。我以為真正的藝術，應得是屬于后的一種。”1924年春夏在日本翻譯完成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而“形成了一個轉換時期”后，他在給成仿吾的信中寫道：“今日的文藝，是我們現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藝，是我們被壓迫者的呼號，是生命窮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預期的歡喜。”由此可見郭沫若的文學創作與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

懇切地汲取廣博的知識

郭沫若的童年生活是幸運的，不但衣食無憂，并且父母、兄長都很重視教育。在郭沫若發蒙前，母親便教過他不少唐宋人的絕句。重視教育的父親在家里辦了一個家塾，請了很有名望的先生，郭沫若跟著學習古文。郭沫若大哥郭開文在成都東文學堂讀書時，將《啟蒙畫報》《經國美談》《新小說》《浙江潮》等書報“源源不絕地寄來，這是我們課外的書籍。……除開這些書報之外，還有各種上海出版的蒙學教科書……差不多現在中學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們家塾里便用這些來做課本”。很明顯，扎實而豐富的童年教育讓郭沫若終身受益無窮。

郭沫若曾將自己“五四”前后創作的詩歌分為泰戈爾式、惠特曼式、歌德式三個階段，這清楚地告訴我們他當時的詩歌創作主要受這三位詩人的影響，這種影響很明顯是學習的結果。郭沫若對這些詩人作品的學習不只是閱讀，而且是親自翻譯了《泰戈爾詩選》《海涅詩選》《浮士德》（前兩部詩選因找不到出版社而未出版，最終沒有保存下來）。今年將出版的《郭沫若全集補編·翻譯編》多達17卷，其中不少就是文學譯著，郭沫若的文學創作曾受到這些譯著的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

在日本留學期間，郭沫若需要面對枯燥的醫學知識和術語，這樣的學習仍然對郭沫若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正面影響。郭沫若作品中出現的大量醫學術語便是最為直接的證明。郭沫若作品有一個特點，即喜歡運用自己的醫學知識對某種現象進行分析。如：“他（王獨清）喝了酒還有一種脾氣，便是喝到將醉時要傷心地哭。……那是因為腦里的制止中樞先受了麻醉，那些感情的沖動失掉統攝，于是便胡鬧起來了。”假設郭沫若沒有學醫，不太可能進行這樣的分析。

后來，郭沫若打算轉學主攻文科，遭到了成仿吾的反對：“仿吾認為，研究文學沒有進文科的必要，我們也在談文學，但我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學上的基礎知識。他這些話把我想轉學的心事克服了。”應該說，成仿吾的看法有道理。

學界普遍認為，就對郭沫若的研究而言，由多到少的順序為文學、史學、考古，就其本身成就而言，由大到小的順序卻為考古、史學、文學，由此可知郭沫若學術成就之大。考察一下郭沫若的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他的學術研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仍然是正面的，這典型地體現在郭沫若的歷史題材小說《豕蹄》和歷史劇的創作上。可以說，如果沒有對相關歷史問題的研究，郭沫若不太可能寫出這些作品。郭沫若寫道：“創作之前必須有研究，史劇家對于所處理的題材范圍內，必須是研究的權威。關于人物的性格、心理、習慣，時代的風俗、制度、精神，總要盡可能地收集材料，務求其無瑕可擊。”郭沫若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屈原》盡管只寫了10天，卻在1920年創作了《湘累》，1935年出版了學術著作《屈原》；《孔雀膽》甚至只寫了五六天，寫作前卻進行了大量調查，寫滿了一個抄本，超過《孔雀膽》本身字數的5倍。

1948年8月5日，郭沫若在《我怎樣開始了文藝生活》中寫道：“本來我的生活相當復雜，我有時是干文藝，有時是搞研究，有時也在過問政治。有些生活好像是分裂的，但也有它們的關聯，它們事實上是一個有機體的各種官能。”這實際上較好地總結了他的創作與生活、研究之間的密切關系。

復雜的生活、深入的研究，為郭沫若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一旦進入創作就常常文思泉涌。有如他參加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后創作詩集《恢復》一樣：“詩的感興，倒連續地涌出了。不，不是涌出，而象從外邊侵襲來的那樣。”有如他在抗戰時期創作歷史劇《屈原》一樣：“數日來頭腦特別清明，亦無別種意外之障礙。提筆寫去，即不覺妙思泉涌，奔赴筆下。”郭沫若曾用“詩=（直覺+情調+想象）+（適當的文字）”來定義詩，認為真詩、好詩的標準是“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所以他的詩歌常常是在感情充沛時創作的，有如他創作《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一樣。

郭沫若的創作經歷告訴我們，與其閉門造車，不如多培養自己的感情、豐富自己的生活、充實自己的知識。一般而言，文學作品的價值主要取決于其寬度和厚度：寬度主要涉及內容的豐富程度，厚度主要指藝術水準的高低和思想水準的深淺。一部具有寬度沒有厚度的作品至少還有史料價值、知識價值等，而一部既沒有寬度也沒有厚度的作品則一無是處。

（作者：廖久明，系樂山師范學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