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早期的東西方文藝領域，作為敘事性文類的小說不約而同地先后產生。西方現代小說作為一種講述故事的虛構文體，在民國時期被引入中國，小說這一中國自古就有的文體反而成了舶來品，這使民國以來的小說研究帶上濃厚的西學色彩。進入21世紀后，研究者開始反思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特色與本土化研究方式，對于散文與小說關系的研究逐漸進入大眾的學術視野。而理清先秦散文與先秦小說的關系，則有助于從源頭上理解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特色。

由于文獻的散佚與缺失，我們只能通過相關記載窺見先秦小說的一鱗半爪。從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來看，其所列的十五家小說大致有記言和記事兩種，這與先秦散文的類別不謀而合。目前，學界將先秦散文主要分為語類散文、史傳散文和諸子散文三類。語類散文以記言為主，源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考古發現，是21世紀初以來散文研究的新成果。20世紀70年代，馬王堆出土帛書《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90年代，上博楚簡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其中有20種古書和《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類似。這些古書呼應了現存于世的《尚書》《國語》《戰國策》等以記言為主的散文。

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印證，研究者開始意識到這類語類文獻在先秦時期的重要地位，表明先秦的散文與小說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從文字層面來講，先秦散文是小說的源頭，從先秦散文的三大類別切入，可以發現其對先秦小說的影響至深。

先秦語類散文與小說

語類散文是以記言為主的散文，兼以記事，大致有格言體、對話體和事語體三類。《說文解字》中對“語”的定義是“論”，“論”的本質是言語表達的觀點，因而記言的目的就是記載思想，更具體地說是留存治國修身的經驗。無論是格言體、對話體還是事語體，實際上都突出了言語的教育與啟示功能。如格言、對話，是歷代流傳下來的訓言諺語、先賢語錄，這些嘉言善語有益于治國安邦、修身齊家，在歷代傳播過程中凝聚并維系著古人的價值認同。

語類散文源于上古的“左史記言”傳統，在春秋時期的重言風尚和立言追求的推動下繁榮不息。而先秦小說的產生也和散文記言、重言、立言的傳統有關。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追溯了小說的起源：“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先秦時期有行人（專門采集民間歌謠的官員）采詩以將民間心聲上達天子的采風制度，稗官當也類似于此，稗官所采主要是百姓的街談巷語。《國語·周語》同樣有記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見言論在先秦的重要性。班固引用孔子的話對小說家評價道：“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那么，小說的“可觀之處”在哪里？

當時的小說的可觀之處在于它保留了古人的智慧和思想，進而達成立言的理想。班固所錄當時的小說文本多記載先王圣賢的話語，可以推斷出小說家所記載的有關治國齊家的嘉言善語、格言德語、慧語箴言，應當出于先王圣賢及當時的鄉賢之口。這些格言善語在流傳過程中有所散佚，有些可能沒有被史書所記載，僅通過口頭流傳，難辨真偽，小說家將其收集起來，作為正史的補充材料，期待“一言可采”。東漢的桓譚在《新論》中寫道：小說家于“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其立言的宗旨可以與此相印證。由此可見，小說家保留古人的智慧、思想，以期立言不朽，這正是小說的“可觀之處”。以善于收集嘉言善語而著稱的先秦小說與語類散文同出一轍，在先秦重言、立言的傳統之下，語類散文擴充了先秦小說的生長空間，使小說獲得了“可觀”的價值。

先秦史傳散文與小說

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除了有《伊尹說》《黃帝說》等“記言”的語類小說，還有《青史子》《周考》等“古史官記事”的史家雜記，這類作品是小說作為史的支流的表現。唐代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勾勒了史的源流，認為正史以外都是“偏記小說”，且由來已久。《隋書·經籍志》認為小說家源于“誦訓”與“訓方氏”，他們都屬于地方類史官。關于“誦訓”和“訓方氏”，《周禮·地官·誦訓》云：“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愚，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可見，“誦訓”是一種地方史官類，非常了解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久遠之事與方慝忌語。在帝王四方巡邏時，“誦訓”跟隨在王車左右，以便帝王咨詢該地之事。《周禮·夏官·訓方氏》曰：“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注云：“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疏云：“亦謂四方政事等，既為王道誦之，又以布告于天下，使人知世所善惡，以為法戒。”可見，“訓方氏”對該地往古之事、傳聞言說十分熟悉，為王誦之，并教導天下，使人知善惡，以為法戒。

將這些往古之事、傳聞言說作為治理某個地方的基礎文獻載記下來以備治理之用，這些傳聞史料大致就是劉知幾所說的“偏記小說”，小說明顯屬于外史的范疇。依周禮舊制，史官將國家的大事、政令書寫在簡策上，而將傳聞異說記錄在簡牘上，到春秋戰國時期仍是如此。正是憑借簡牘，史官才掌握了對歷史的再現及闡釋權力，因而史官對于傳聞文獻無疑是十分重視的，這便促進了小說史料的收集與編訂。隨著春秋諸侯爭霸，王室衰頹，史官的地位受到沖擊，天子之史官懷抱典籍流亡到諸侯國，即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失職史官開始以傳播史著謀生，因而促成了史著文獻的編訂和流傳，于是地方傳聞資料開始不斷涌現。《新唐書·藝文志序》中明確寫道：“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由此可知，小說是正史的外傳，從先秦開始已經如此。小說家自成一家的理由，除了語類文化傳統的“立言”之外，還有上述史家精神傳統的“法戒”，后世小說懲惡勸善的宗旨可溯源于此。由此，也可以看出史傳散文對于先秦小說的深遠影響。

先秦諸子散文與小說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諸子的定義是：“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入道，指深入研究道；見志，指表現思想。班固將小說家作為先秦諸子學術流派之一，從上文分析可知，小說家的“道”是對上古智慧之道的總結，同樣是“圣人之教”。那么，作為諸子流派中的先秦小說家，其文本樣貌與寫法是什么樣的？

東漢桓譚在《新論》一書中對小說家的描述，是我們探索先秦小說文本樣式的重要參考資料。“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這充分說明小說是有觀點的，是論說文性質的，這與諸子論說性散文的特點不謀而合。桓譚還提出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說明小說家善于將嘉言善語、道聽途說等材料進行加工，“合”，有拼合、捏合之意；“譬論”，說明小說常用的方法是譬喻，這也是諸子論說文中常用的論證方法。例如《荀子·非相》曰“談說之術……譬稱以明之”，《非十二子》曰“辯說譬諭”，皆認為論說文以譬喻為尚，小說顯然具有論說文“善用譬喻”的特點。“近取譬喻”中的“近取”當指身邊常見的現象，不排除周邊發生的故事；“短書”將小說與詩史等高文大冊區別開來。很明顯，桓譚描述的小說是諸子之書，與先秦諸子論說文相似，有觀點、論說、譬喻等論證方式。因此，諸子散文是先秦小說樣貌極其重要的參考文本。

綜上所述，先秦語類散文、史傳散文和諸子散文都在先秦小說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先秦小說是先秦散文的縮影，開啟了后世小說的語類特質與敘事機能，使中國古代小說不僅以敘事為主，還以思想、觀點為尚。這構成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特色，源遠流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代散文與小說文體的共生結構研究”（20BZW08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