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浩然代表作在近年的集中再版是當下文壇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1）這表明，自1978年的“浩然重評”現象至今，浩然的文學時代雖然已經結束，但他并沒有真正離場。如何理解浩然是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難題。而遺憾的是，研究者大多以浩然為材料印證自己預設的觀念，結果一次次落入站隊式研究的模式。浩然被抽象為一個文學符號，成為不同知識立場纏繞的扭結點。作為曾經被樹立為文學樣板的“一個作家”，他的遭遇實則反映了20世紀70年代文學研究的普遍問題。

面對浩然現象，無論是程光煒提出的整合“新時期文學視角”和“七十年代視角”，“從七十年代再出發”的方案，（2）還是賀桂梅尋找的“在‘金光’或‘魅影’之外談論浩然的方式”，（3）無不提醒我們走出狹隘的歷史觀，走出新啟蒙范式設置的文明和愚昧的沖突，“地上”和“地下”的對立，在廣闊的歷史視野中理解浩然以及70年代文學。受此啟發，筆者試圖通過引入“閱讀史”的理論與方法，規避在“文學”內部無法調和的矛盾，轉而以“閱讀浩然”這一歷史現象和社會行為作為研究的切入口。

閱讀史是西方近30年來新興的研究方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關心書籍的生產、流通以及最終到讀者手中的方式；其二是將閱讀作為一種社會行為，討論閱讀的方式和讀者的心態；其三是分析閱讀對于個體、社會和歷史的影響”。（4）本文即試圖以這些問題為導向，探討浩然在70年代如何被閱讀，以此勾勒支撐浩然作品廣泛傳播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體系，呈現70年代閱讀史的復雜面向。

一、作為“地上文學”的浩然作品

1972年5月7日，葉圣陶在給葉至善的家書中寫道：“昨夜浩然來，談了一小時許。《金光大道》中旬可出，印數驚人。‘人文’和‘北京人民’兩家共印一百萬冊。有十三個省、市、區訂了紙型，每地以十萬計，即為一百三十萬冊。”（5）由此可見，《金光大道》僅初版的印數即可達230萬冊，整個70年代，《艷陽天》《金光大道》均是一再重印，其最終的發行數量是今天的讀者難以想象的。

筆者關心的是，這么大規模的圖書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內印制完成？這些書籍又如何到達全國的讀者手中？這關系到對書籍制作、流通環節的考察，通常不在文學研究的視野內，卻是閱讀史研究所要回答的問題。相對于書籍的內容，閱讀史研究更關注書籍的物質形態。它不僅涉及傳統文獻學的范疇，還意味著把書籍的制作和流通看成社會分工的結果，設想了一套涵蓋作者、出版人、印刷人、運輸方、書商、讀者的傳播線路系統。（6）目前對70年代文學的研究，不論是情感還是理論上，重心都在挖掘反叛性的“地下閱讀”和潛在寫作，而往往以簡單的價值判斷的方式處理“地上文學”。其實，對于理解70年代的書籍傳播線路系統而言，具有歷史合法性的“地上文學”反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這一套體系如何運轉，就隱藏在葉信“十三個省、市、區訂了紙型”之說里。

通過《金光大道》初版本版權頁可知，承擔一版一印任務的印刷廠全部集中在北京。70年代的出版物種類不多，但政治學習材料以及類似的暢銷文學作品印數極大，動輒以百萬為計算單位。若只由北京供應全國，既不能適應需要，也會增加圖書運輸、發行的成本。這樣，區域出版生產力與全國性的出版物需求以及圖書發行的成本之間就出現了較大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供需矛盾，國務院出版口1972年8月專門下發文件，推行跨地區租型，分區協作印制的辦法。葉圣陶所講的，正是出版史上這一特殊現象。

《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印刷早于出版口的文件，或許帶有試驗的成分。不久后，分區協作印制的政策在正式文件中被落實下來。圖書取自中央出版單位出版的全國需求量很大的部分圖書，北京之外，另設上海、山東為印刷點，并將全國分為8個“協作印制區”，每個區推出一個省負責與中央出版單位聯絡，召集本區的印制計劃。供型書目發出前，中央的出版單位同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商定每種書的印數，再分配到其他印制區。文件要求分區協作印制的數量要除去北京發行所的分配數，即印制北京發行所供應不足的那一部分。（7）

為了標示“身份”，記錄版本時，租型印制圖書的版次按照原出版者的記載，記載原出版者和重印者的名稱，如“1972年5月北京第1版/1972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這種版本的印刷時間并不統一，且略晚于一版一印本。據筆者查閱的版本，山西、四川完成于7月，遼寧、安徽在8月，河南在9月。《金光大道》第一部出版后，“各省出版社租型印刷都供不應求”，（8）想來各省讀者接觸的多是此類本子。中央供版、地方租型、協作印制，實質上是通過中央出版社讓渡部分版權的方式，實現了國家行政權力對印刷生產力的調度。

印刷問題解決之后，接下來便要考慮如何把書籍從印刷廠運送到書店，進而送交到讀者尤其是工農兵讀者手上。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重新審視普通讀者的閱讀記錄，這些隱藏在各類回憶性文章中的“邊角料”，因為可以揭示接觸書籍的情境，反而變成了具有研究價值的材料。

在筆者梳理相關材料時，兩位邊疆小讀者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位蔣曉華70年代生活在“新疆兵團農四師六十五團場最偏遠的八連，圖書這種資源十分匱乏，找書十分困難”。他在團部住校的姐姐每周六從學校圖書室借閱小說帶回家，周日下午帶回去。他憑借這種方式，在小學和初中時期閱讀了包括浩然作品在內的許多流行小說。（9）而另一位小讀者潘小松少年時期“在閩北的一個前線小島上隨父親過著軍營生活”，小島上有一家公社一級的新華書店，當時公開出售的只有《艷陽天》《金光大道》等為數不多的文學書籍，他因此對閱讀浩然記憶深刻。（10）從北國邊疆到前線小島，從學校圖書館到公社書店，這種散點式的閱讀個案并發，顯然不是遵循西方世界“書商”的商業法則，而體現著一套依托于國家行政力量的發行體系在井然有序地運作。

在當代中國的書籍傳播線路系統中，發行方新華書店始終是一個固定項。1958年，除保留極少的外文書店、古舊書店外，私營書店全部并入新華書店。為了擴大農村的發行網絡，根據當時的文化部與供銷合作總社1956年的聯合指示，新華書店依靠基層供銷社和部分零售點進行圖書發行工作，最終形成了“以國營新華書店為主渠道，以供銷社書刊門市部為支渠道”（11）的全國圖書發行網絡。“文革”期間，發行工作以工農兵讀者為重點服務對象，工作重心由此向農村和邊疆傾斜，并通過全國供銷社合作售書點拓寬發行渠道。

鑒于我國幅員遼闊，當時的交通網絡又遠不如現在健全，即使出版口指示印刷分配數量適當照顧邊遠地區，但在一個“協作區”內部，如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以及跨度更大的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圖書發行難度依然很大。汽車需要一個星期才能把圖書從烏魯木齊運到南疆和田地區，邊疆、沿海地區還有駱駝馱運、帆船運輸的方式，西藏曲水縣書店的兩名工作人員則是輪流騎馬下鄉賣書。即使地處沙漠邊緣的巴倫別立公社供銷社，書店亦可以做到備有圖書七八十種。（12）通過國家權力的毛細血管，“地上文學”得以滲透到最基層的讀者手中。在此意義上，讀者所面對的書籍，便不單純是作為審美對象的文本，更是一套被建構起來的文化秩序。

除了書籍形態的傳播之外，《艷陽天》《金光大道》等小說被改編為電影公開上映。根據浩然作品改編的連環畫達百余種之多。《艷陽天》則被改編為評劇、話劇、京劇、黃梅戲、眉戶劇、呂劇、錫劇等多種藝術形式。（13）浩然作品為其他藝術形式提供了底本，相應的改編也擴大了閱讀行為的范疇。在諸多外溢的文本形式中，筆者擬對電臺的小說連播略做梳理。

“小說連續廣播”是中央廣播電臺的經典欄目，在當代文學作品的傳播和經典化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節目在1966年后一度中斷，1974年重新開播，1977年的節目時間表顯示，欄目的播出時間固定在每天12：30—12：50。（14）據《建國以來全國電臺〈小說連播〉節目錄制重點書目匯總表》記錄，《艷陽天》集數為100，制作臺有中央臺、天津臺、鞍山臺；《金光大道》集數為70，制作臺有中央臺、黑龍江臺、鞍山臺。這兩部前面都用符號△標記，代表這是70年代受歡迎的節目。（15）

鞍山廣播電臺于1972年首先恢復了“評書連播”的錄制生產和廣播，錄制者系藝術家楊田榮。不過，由于電臺覆蓋范圍的影響，傳播度最廣的并非鞍山臺，而是曹燦在中央廣播電視臺播講的節目。曹燦的風格以朗誦加評述為主，聲音條件優越，擅長對人物性格的創造和對外部環境聲音的模仿，給聽眾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收聽《艷陽天》也是李敬澤對70年代的一個特殊記憶。“每一句中宣喻式的煞有介事的起始重音和暗示性的拖音，在莊重和引逗之間滑行。”曹燦的男中音給他留下了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至今翻出一頁《艷陽天》，我仍能在內心按照曹燦的語調誦讀，我認為，那就是浩然本人的聲音，奇怪地混雜著造作與生動”。（16）

書面閱讀以閱讀者的意愿和能力為先決條件，但是沒有人能夠拒絕聲音。彼時的鄉村，“各個大隊都有廣播喇叭，家家戶戶都有小喇叭”，（17）農村廣播網的建立和普及賦予“聲音”以政治的意義。每當公共高音喇叭響起，不論聽眾意愿如何，都在客觀上被納入讀者群中。這種方式也使得浩然及其作品在70年代家喻戶曉，沉淀為無數普通人生命中的一段記憶。出身、年齡、地域、教育程度、文學趣味千差萬別的普通讀者共同組成了浩然作品的接受主體。因此，浩然作品是在一個時代的精神生活中留下刻痕的社會性文本，“在作家作品—批評家—文學史家這個圈子里打轉，很少關注圈子之外普通讀者的反應”的“內循環式研究”（18）顯然不足以應對它所蘊含的問題。

二、“教材型”讀法——如何組織與引導“閱讀”

70年代書籍傳播線路系統的政治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是，在本質主義的判斷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如何引導閱讀、個人讀者如何接受當時的文學作品等問題，依然有待于學理性的討論。《金光大道》出版、《艷陽天》《金光大道》被改編為電影在全國上映后，“階級斗爭教育的生動教材”（19）“農村基層干部的好榜樣”（20）等類似字樣直接被用作文章的標題。“教材”作為一個關鍵詞，引導出閱讀浩然時“教材型”讀法的規范。

作為“政治教材”，傳播浩然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當時基層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據報道，北京市亦莊管理區在1972年底開始啟動講革命故事的活動。他們選擇《艷陽天》等十幾部長篇小說和浩然的《新媳婦》等十幾個短篇故事，“利用管理區廣播站，每天占用半小時廣播時間，向全管理區一萬零一百多口人播講革命故事”。（21）這種做法被《人民日報》樹立為“用毛澤東思想占領農村的思想文化陣地”的先進事跡。

在先進事跡的示范作用下，浩然作品的教育作用在公開的材料中被放大，小說中的人物事跡在基層治理中被轉換為現實社員的行為規范。黃社章是湖南秦家坳生產隊的圖書管理員，針對隊上棄農經商、搞副業單干、蠶食集體土地、損公利私等資本主義傾向，他向社員推薦《金光大道》《艷陽天》等圖書，幫助基層黨支部克服了這種不良傾向。（22）黑龍江某奶牛場大隊里有個干部主張高價售出剩余的谷草，文藝評論骨干便給大家講評蕭長春攔車的故事，以此實現對干部的社會主義教育。（23）類似的閱讀個案只有在文化工作向農村傾斜的時代，在將文學作品等同于現實生活指南的時代，才有可能以這種方式進入公眾的視野。1972年前后，部分公共圖書館開始恢復活動，提供借閱或開架閱覽。囿于當時的出版環境，可供公共圖書館采購選擇的書目很少，于是只得加大每種圖書的采購量，由此造成了購書品種稀少而復本極高的現象。因此，《艷陽天》《金光大道》在各級別圖書館都有極高的館藏復本。據查，成都市圖書館、天津市河西區圖書館復本量均在100冊以上。（24）即使是公社一級的圖書館，如蘇家屯區陳相公社圖書館，復本也可達二十幾冊。（25）重新開放的圖書館構成了一個閱讀文學作品的公共空間，大量的館藏則保證了浩然作品的可得性。余華的文學閱讀便是在這樣一個小環境中展開：1973年海鹽縣圖書館重新開放，余華在父親和哥哥的幫助下得到一張借書證，自稱“把那個時代所有的作品幾乎都讀了一遍”，他所舉篇目中，便包括了《艷陽天》和《金光大道》。（26）

公共圖書館除了供給書籍，還通過開展讀者座談會、作家交流會等形式組織、引導讀者的閱讀。當時的北京市延慶縣文化館（1974年恢復，1975年建縣圖書館）曾陸續邀請包括浩然在內的文化名人為文藝愛好者講課36次。（27）黃石市圖書館在70年代還為小說《艷陽天》《沸騰的群山》等舉辦了讀者座談會，為《冷月英》《魯迅雜文》《金光大道》等組織了讀書輔導活動，并有專題講座等錄音報告會。（28）長春市圖書館于1973年2月、1974年5月分別組織《金光大道》小說報告會和《艷陽天》小說報告會。（29）公共圖書館作為一條重要的閱讀渠道，它們的活動為讀者以“教材型”閱讀浩然作品提供了外部環境。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試行以“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方式招收工農兵學員。借助于“政治教材”的合法性，浩然作品隨著大學招生的恢復，進入到中文系的教學環節。“一個時期的文學經典的秩序，最終需要在文學教育和文學史撰寫中加以體現和‘固化’，以實現其合法性，并在教育過程中普及和推廣。”（30）隨著文化精英群體在閱讀趣味和人員構成上的工農兵化，浩然作品在大學課堂上的著陸，意味著完成了來自專業和權威的認定，而這是“經典”確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

1974年春天，當時的文化部寫作組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組織師生撰寫評論《艷陽天》的文章。這件事落在由林志浩和洪子誠任教的1973級工農兵學員身上。一兩個月的時間里，他們和學生讀作品，讀資料，分組討論多次，然后規定師生每人各交一份作業。最終，統稿后的論文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被初瀾采納。（31）復旦大學中文系為組織“現代文學專題課”教學，選擇以長篇小說《金光大道》《虹南作戰史》《牛田洋》《江畔朝陽》作為教學內容。“教師先介紹社會上評論這四部小說的各種意見，并講解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短篇小說創作的新特點，然后組織學生分頭到工廠、農村、中學和文化館進行調查，聽取工農兵群眾對這些作品的意見。”（32）作為教學成果，署名“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金光大道〉評析》一書于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校中文系的教學需要同時催生了第一本浩然研究專集的誕生。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資料室編輯的《浩然作品研究資料》一書，于1973年4月初版，次年修訂再版。再版本分為“浩然簡介”“浩然談創作體會”“浩然作品評介選載”“附錄”四個部分。雖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入選文章多帶有時代風格，不過附錄中的《浩然著作目錄》《浩然作品評論資料索引》卻頗具資料價值。《關于浩然作品中部分方言詞的解釋》一文由浩然好友楊嘯解釋作品中不易理解的北方方言詞匯。

這也讓我們意識到，浩然作品的文學性很大程度上來源其民間、民俗色彩，尤其是生動鮮活的北方農村語言。

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文化部寫作組的認可、各種形式的改編、貼近真實生活的內容、基層組織的閱讀、大學的文學課堂……促成文學作品“經典化”的諸多要素在浩然作品的接受中日漸齊備。只不過，這種由政治主導的文學評價并不穩定，隨著新時期的到來，浩然的“定評”受到挑戰，成為一個被“重評”的作家。

三、70年代文學的彈性空間——個體閱讀行為一瞥

對于浩然的“定評”，表現了70年代主流的閱讀規范。問題是，當閱讀行為落實到個體的層面上，歷史上的真實讀者果真會亦步亦趨地追隨這種規范嗎？

閱讀史理論認為：“歷史環境變動不居，各色讀者都有不同的規范和套路引導他們閱讀，任何一個文本，沒有任何意義是固定不變的。讀者再造文本，從中抽繹出他們自己的意義，與作者、出版者的意圖可能相差十萬八千里。”（33）總體來看，80年代的“浩然重評”，問題在于將70年代對浩然的閱讀窄化了。對于浩然政治化寫作的批評意見以及以“圖解政策”為旨歸所做的文本分析，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出發點：將70年代設定為一個沒有縫隙的“極權社會”，而從人性/人道主義/純文學等概念出發，談論讀者所受到的壓制。其視野的盲區恰恰是忽略了讀者感受力的能動性，因先在的價值觀念預設，而遮蔽了對歷史上真實讀者的閱讀行為的考察。真實讀者/歷史讀者指的是“真的接觸過書籍，讀過其中的文本，并且生成了自己對文本的闡釋”的讀者，以便于同“文本和副文本暗示的讀者”，以及“作者和批評家想象的讀者”區別開來。（34）對真實讀者的關注，意味著重視讀者的閱讀自主性和歷史性，由此探尋當時的讀者究竟是如何閱讀浩然作品的。

從這一角度進入閱讀史的研究，首先應該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沉淀在中國人閱讀記憶中的“地上文學”是《艷陽天》《金光大道》，而非集體寫作的《虹南作戰史》《牛田洋》等。1964年，《艷陽天》第一卷出版不久，孫犁便贊賞其是“有生活、有情節、有語言、有人物的作品”。（35）汪曾祺亦曾和浩然接洽，擬將《艷陽天》改編為京劇。（36）阿城也有過“趙樹理和浩然都是會寫的”（37）這種評價。這些今天備受推崇的作家在浩然作品中看到的文學性因素，同樣也會被當時的讀者看到。正因此，千差萬別的個體閱讀行為溢出了“教材型”讀法的規范，呈現出閱讀的多樣性。相對于把70年代文學結構化為在大時代和個人之間建立一種劍拔弩張的關系，我更愿意關注二者之間犬牙交錯的中間地帶及其縫隙，以70年代文學的彈性空間來想象這樣一種多樣和柔性的文學狀態，貼近已被學院語言抽象化的時代經驗。

如此一來，當時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之外的閱讀狀態，同樣可以被賦予文學史的意義。如葉圣陶父子對浩然作品的閱讀。葉圣陶不僅對浩然有發現、培植之情，而且是浩然作品的忠實讀者。在他的影響下，葉家成員大都讀過《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其子葉至善彼時在黃湖干校勞動，“本來嫌它字數太多，不想看”，不成想隨手翻看兩節，覺得有意思，便從頭看起。只用四天時間便看完了小說，并認為“這是目前的長篇中最好的一部，也是浩然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的說法是公允的。對于葉氏父子來說，《金光大道》可謂是寂寞文壇的驚喜之作。不僅如此，他們談論閱讀的語言與主流文壇差異很大，為我們展示出在主流話語系統之外，歷史上還真實存在著另外一種談論浩然作品的方式。比如，他們在書信中臧否人物塑造上的得失：“《金光大道》我還沒有看第二遍。近日想想，這部書寫高家弟兄，弟弟比哥哥寫得好。寫一些富農，富裕中農和思想落后些的中農，似乎也比寫貧下中農好。正面人物英雄人物難寫，我看是有些規律性的。高大泉在書中，長篇說白多，有些空議論，有些重復，我對浩然說了。”（38）“弟不如兄”的判斷很有“中間人物論”的味道，揭示了“三突出”創作方法在美學問題上的失效。

面對浩然作品，不少閱讀者為語言、人物、情節所吸引，獲得愉悅的審美體驗。陳曉明回憶：“少年時代讀《艷陽天》而有非常生動的感受。”（39）對于年齡相仿的青少年讀者而言，無處不在的思想引導不免使人厭倦，閱讀浩然有時便帶有逃避現實的味道。李建中70年代中期在家鄉小鎮中學做語文教師，他記憶中的課堂總是一片混亂，按性別分為前后兩大區域，女生在后男生在前。坐在后面的女生，或者織毛衣或者讀《金光大道》之類的小說。（40）對于這些不諳世事的少男少女來講，這一方小天地就是一片“陽光燦爛的日子”。對于這樣一個以年齡為主要區隔方式的社會群體而言，浩然作品幾乎是那個時代最具文學性的公開讀本了。閱讀浩然也成為趙勇“少年時代一段不折不扣的文學記憶”，“一套《艷陽天》顛來倒去讀了許多遍，繼而再讀《金光大道》，又讀《西沙兒女》，浩然似乎就打發了我少年的不少時光”。（41）

對于這些青少年而言，蕭長春與焦淑紅的愛情雖然描寫得含蓄、克制，經過了階級話語的層層包裹，但男女主人公之間千絲萬縷的情愫還是可以透過紙面，讓懵懂躁動的青春期少年為之心旌搖曳。如易光所說：“政治讀者或許矚意階級斗爭的風云變幻，鹿死誰手，更多的讀者，則依了自己的興趣，注目于家長里短，民情風習，尤以男女情事最為上心。”（42）在那個文學匱乏的年代，《艷陽天》支撐起了70年代青少年的愛情想象。李大龍和他的少年伙伴便為小說中“尤為美麗動人的女主人公”傾倒，“發誓今后非得找這樣一位‘偶像’當老婆”。（43）在愛情啟蒙的年紀，青年們總是能夠在政治的縫隙中放置對異性的想象。

單獨來看，以上所引材料不過是一些瑣屑的閱讀個案。然而，相似的閱讀風格和闡釋策略卻讓一個“闡釋共同體”漸漸明晰。上述閱讀記錄大多基于“青少年視角”，閱讀者多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彼時的他們有閱讀的渴望，但是由于特定的時代氛圍，所能接觸的文學書籍很少。尤其是對于那些遠離權力中心的普通少年來說，可接觸的讀物中，浩然作品便顯得愈加珍貴，成為在生命中刻下印跡的書籍。如程光煒所說，這一代人“其實是從一個非常弱小和可憐的個人記憶的基礎上，是從一個精神生活的低端上來‘重新’看待浩然的‘價值’的”。通行其中的詮釋策略，是“我們那代人接近于零的一個低端的文學教育”。（44）

然而，恰恰是這種“低端的文學教育”，以及更廣泛的70年代經驗，構成了這一代人的“內面”。只不過，閱讀浩然的行為在80年代之后一度被“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對“地下文學”、西方思潮的閱讀。借由2008年浩然去世的契機，個人經驗中被塵封的“浩然”才逐漸被照亮。時至今日，這一代人已成為當代文學的創造者和書寫者，他們身上的70年代質素如何被清理、轉化、沉淀，不僅僅是一個代際群體的問題，同時也是如何理解70年代與80年代的歷史聯系的問題。

對于新時期作家而言，閱讀浩然應當是他們文學起步階段的必修課。何立偉于1975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進入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書，他的文學訓練便是“找來報紙學了劃甚么主語謂語和賓語，或是一行行地讀《金光大道》”。（45）勞馬亦曾表示10歲閱讀《鐵道游擊隊》《艷陽天》《金光大道》《喜鵲登枝》等文學作品，“心中崇拜的作家僅浩然一人”。（46）如同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人之于80年代文學的意義一樣，浩然在70年代也曾一度扮演著“作家中的作家”的角色。諸如路遙、曹文軒、莫言等從70年代進入新時期的作家，浩然以及70年代經歷在他們的創作中具有起點性的意義。他們如何處理從“浩然”到“馬爾克斯”的轉換，斷裂的兩個時期有哪些一以貫之的文學質素，此類研究目前似乎還不夠。

孫郁曾同筆者講：“浩然是‘文革’文學里保留人性最濃的一個作家，‘左’的錯誤觀念指導的寫作下面，依然保留了人性中善和溫暖的一面。他的文本的存在使我們不能一下子否定那個時代所有人的書寫。面對生活，他能夠堅持真善美的標準，有我們這個民族里面可貴的東西。過去我們覺得浩然簡單，今天看來浩然是復雜的。”（47）這里不乏對作家的“同情之理解”，以及重新建立理解浩然的坐標系的趨向。對于浩然的認識從“簡單”到“復雜”，使得今天的浩然形象的知識范式由此開始被撼動。

結語：“讀書無禁區”

“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個不尋常的現象發生了。門庭冷落的書店，一下子壓倒美味食品和時式服裝的店鋪，成了最繁榮的市場。顧客的隊伍從店內排到店外，排到家岔路口，又折入另一條街道。”（48）李洪林在《讀書無禁區》一文中描繪了70年代末“文藝復興”時節，民眾渴求閱讀的社會現象。閱讀的民主權利訴求，呼應了時代的改革氣息和“撥亂反正”的實踐。從“一個作家”到“讀書無禁區”，社會土壤的更新、文學觀念的變革，松動了使浩然作品暢銷全國的機制。對于閱讀的記憶，也在這樣一種歷史轉型中被后來人重述。

以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為代表，圍繞著“地下文學”，一批精英知識分子群體的閱讀生活占據了主流的視野。不可否認，地火涌動的反叛閱讀、持燈先行的文化英雄是一種值得敬重的歷史事實。但我們也要意識到，這種由新時期的啟蒙論創造的閱讀神話，將70年代籠罩在意識形態的魅影之中，有可能使我們陷入以歷史敘述覆蓋歷史事實的境地。如此一來，仿佛閱讀皮書、手抄本便是時代的先覺者，閱讀“地上文學”則變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與此相關的閱讀記憶便受到有意壓制。這就有可能造成對歷史的新的遮蔽。讀書無禁區，閱讀行為本身并不存在高下之分的等級序列。無論是“地下”還是“地上”，都是一個時代國人精神生活的記錄，也都應該平等地成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和文獻資料。

“怎樣找到一個理論框架把這些發現加以整合性的總結”（49）是進行微觀閱讀史研究的棘手之處。本文立意在這個層面上對浩然的“讀法”進行一次研究嘗試，同時亦感到存在呈現大于研究的問題。如此處理材料，目的是希望通過閱讀史的鉤沉尋找一種從70年代再出發的可能。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鉤沉差異性的個體閱讀，并沒有超歷史地拔高浩然作品文學性的意圖。如果我們將真實讀者的閱讀行為與當時推行的閱讀規范理解為二元對立的緊張關系，用文學性推翻政治性，看似完成了對浩然的“解放”，實際上只是又一次陷入邏輯陷阱。因此，我更愿意將它們當作70年代的內部視角，當作手抄本或是“地下閱讀”之外的維度，以此重新進入被意識形態判斷簡單化了的70年代文學和歷史。

〔本文系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2020GN068）研究成果〕

注釋：

（1）2018年，《蒼生》入選“改革開放四十年四十部重要長篇小說”，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再版；2019年，三卷本《艷陽天》列入“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系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2021年，《西沙兒女》列入“百部紅色經典”叢書，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再版；據悉，《金光大道》的再版也已提上日程。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浩然作品再度大規模的舊作重印。

（2）程光煒：《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說》，《文藝爭鳴》2011年第18期。

（3）賀桂梅：《重讀浩然：“金光”或“魅影”之外的文學世界》，《南方文壇》2008年第4期。

（4）韋胤宗：《閱讀史：材料與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3期。

（5）葉小沫、葉永和編：《葉圣陶葉至善干校家書（一九六九-一九七二）》，第5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見〔美〕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第88-90頁，蕭知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7）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編：《國務院出版口關于中央出版單位出版的部分圖書分區協作印刷的試行辦法（1972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14卷，第104頁，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

（8）浩然：《有關〈金光大道〉的幾句話》，《泥土巢寫作散論》，第262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9）蔣曉華：《在惠遠腳下》，第19頁，五家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2012。

（10）潘小松：《書夢依舊》，第3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11）（12）見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第548-550、547-557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13）梁春水、梁秋川：《浩然書目》，《讀書臺》2018年1-4期合刊。

（14）楊波主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1977年節目時間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簡史》，第526頁，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

（15）王大方、葉子主編：《“上帝”青睞的節目——〈小說連播〉業務專著》，第393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

（16）李敬澤：《浩然：最后的農民與僧侶》，《南方周末》2008年2月28日。

（17）北京市紅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亦莊管理區革命故事組：《講好革命故事，占領農村的思想文化陣地》，《人民日報》1974年8月29日。

（18）溫儒敏：《關注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中華讀書報》2014年11月5日。

（19）辛文彤：《階級斗爭教育的生動教材——〈金光大道〉從小說到銀幕》，《人民日報》1976年2月28日。

（20）歷城縣柳埠公社文藝評論組、山東大學中文系工農兵學員《金光大道》評論組：《農村基層干部的好榜樣——贊〈金光大道〉中高大泉的形象》，《文史哲》1975年第1期。

（21）北京市紅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亦莊管理區革命故事組：《講好革命故事，占領農村的思想文化陣地》，《人民日報》1974年8月29日。

（22）見黃社章：《我是怎樣當圖書管理員的》，湖南省圖書館編：《努力辦好農村圖書室：醴陵縣圖書室工作經驗介紹》，第60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5。

（23）中共安達縣委宣傳部、安達縣革委會文化科、綏化地區文化局：《活躍在農村的群眾性文藝評論——黑龍江安達縣文化公社奶牛場大隊一隊的調查》，《人民日報》1975年11月1日。

（24）見陳實華、肖平：《成都圖書館今昔》，《少城文史資料》第17輯，2004；魏錫林：《河西區圖書館的初創、變遷與發展》，《河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99。

（25）《蘇家屯區陳相公社圖書館：辦好公社圖書館，為廣大農民服務》，沈陽市文化局編：《公共圖書館工作經驗專輯》，第87頁，1981。

（26）余華：《最初的歲月》，《沒有一條路是重復的》，第60-6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7）《延慶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延慶縣志》，第68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8）萬群華主編：《黃石市圖書館建館四十周年紀念冊（1956-1996）》，第27頁，黃石，黃石市圖書出版印刷發行服務部編，1996。

（29）王兆主編：《長春市志·文化藝術志》，第467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0）洪子誠：《中國當代的“文學經典”問題》，《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3期。

（31）洪子誠：《材料與注釋》，第203-20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2）《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人民日報》1973年5月30日。

（33）（34）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第90、16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35）孫犁：《孫犁1964年11月25日致徐光耀信》，《孫犁文集》（補訂版）第9卷，第280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

（36）徐強：《汪曾祺文學年譜》（中），《東吳學術》2015年第5期。

（37）阿城：《閑話閑說》，《阿城精選集》，第282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38）葉小沫、葉永和編：《葉圣陶葉至善干校家書（一九六九-一九七二）》，第52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9）陳曉明：《浩然：依然令人懷念的鄉村敘事》，《朔方》2008年第10期。

（40）李建中：《作文課》，《湖畔之舞》，第284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41）趙勇：《浩然與我們的文學記憶》，《南方都市報》2008年2月26日。

（42）易光：《浩然：記憶與遺忘》，《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43）李大龍：《往事與追尋》，第188頁，五家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2012。

（44）程光煒：《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學教育——由此想到小說家浩然》，《南方文壇》2008年第4期。

（45）何立偉：《流水落花》，《何立偉散文》，第27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46）朱厚剛：《勞馬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3年第6期。

（47）孫郁2019年6月11日與筆者的談話。

（48）李洪林：《讀書無禁區》，《讀書》1979年第1期。

（49）〔美〕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第140頁，蕭知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