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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和科學中的具身想象

已故耶魯大學教授F.S.C.諾思羅普有一部著作《科學與人文的邏輯》（1947），書中有這樣一句很經典的話：“與大眾意見相反，所謂神秘而不可言傳的經驗并不在遙遠的玄想天堂，他們就寄寓于我們眼前那些被直接把握的事實中。”這句話看似深奧，但也很好理解。“被直接把握的事實”——比如桌子和天空——之所以是謎團，是因為正是這一個個似乎被直接給予我們的“事實”構成了我們的意識，要一邊站在人類意識的根基上一邊撬動它并發現其源頭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不妨礙人們前赴后繼地提出理論，有關“事實”如何浮現，又如何構成人類“意識”的研究源源不絕。在近現代科學領域，從笛卡爾的機械模型到活力主義生理學（認為身體各部分貫穿著非機械性活力，并因此與頭腦相連），再到20世紀初以來的神經科學，意識問題備受矚目。在人文學科，哲學——尤其是現象學和意識哲學——就是為這個問題而生，但文學也早已用自己的方式對“事實”的神秘內核做出了自己的解釋，這個內核的名字就叫作“想象”。

18世紀才華無雙的英語作家勞倫斯·斯特恩直接把“事實”——具體來說是肉眼看到的“事實”——與想象關聯。他在小說《項狄傳》中這樣說道：“在所有感覺當中，只有眼睛……才能夠同心靈進行最快的交流，——提供一種更巧妙的觸摸，并且把一些文字難以表達——或者有時干脆表達不了的東西留給想象。”眼睛可以對心靈進行“觸摸”，但它比直接觸碰更為“巧妙”，經由“想象”的中介，視覺可以在頭腦中構建出文字難以表述之影像，進而影響意識。這大概就是諾思羅普所說的“事實”的“神秘”核心。斯特恩將視覺與觸覺類比，就是為了強調想象的重要性，想象使肉身器官與觀念/意識相連，彼此觸碰。

雖然斯特恩談的是視覺，但同樣在指涉文學作品的視覺性。《項狄傳》處處充滿畫面感十足的人物姿態和表情描寫，可以說是設計了一個科學實驗，考察讀者如何在閱讀過程中構建頭腦影像，考察視覺描寫與物質性視覺刺激之間的關聯。斯特恩不僅在與同時代生理學對話，也預見了20世紀晚期出現的有關“頭腦影像”（mental imagery）的神經科學研究。1970—2000年代，這項研究蓬勃開展，主要圍繞人們如何構建頭腦影像，用來構建頭腦影像的素材是以圖像還是以符號形式儲存于大腦等問題。1990年代出現腦成像技術后，研究者發現人們腦海中浮現視覺形象時，大腦海馬體（情感和記憶中心）中出現血氧水平依賴效應，視覺皮質的各部分也參與進來。這說明頭腦影像與視覺本身有很多相似之處，視覺對象的構建也同樣依賴包括海馬體在內的大腦顳葉和視覺皮質。有些頭腦影像是自覺構建，有些是不自覺構建——不自覺構建有時通過屬性關聯（比如看到黑白橘子的時候在腦海中出現橙色）發生，有時則自發產生，但都類似較弱的視覺感知。換言之，視覺對象和頭腦影像的構建都是想象的過程，想象就是使物質性感官刺激、記憶、情感相互貫通，從而在腦海中構成形象的過程，而這個形象也必然會因為記憶和情感的參與而被賦予意義。

文學家和科學家都已發現，我們每天習以為常的事不簡單，需要身體和物質性大腦的交互作用，同時又需要“想象”這種神秘機制激活。我們不知道“想象”是什么，只知道它與身體相連，又能協調身體機能并產生精神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具身想象”，連接身與心。文學作品不僅品評世間萬物，更是對意識形成過程的反思，內在設定了大量神經科學實驗。“具身想象”是文學文本的普遍主題，它連接人文與科學，凸顯二者共有的神秘內核，提醒我們對未知保持敬畏，不輕易斷言人的本質。這可能就是文學乃“人學”的深意。

“具身想象”不僅是文學文本的最重要主題，也是文學解讀和文學闡釋最可信賴的基本方法。近十年來，國際文學研究界紛紛批判寓言式解讀和“癥候式”解讀，反對將文本視為某種意識形態的圖解。詹明信的《政治無意識》告訴我們,文本是承載著政治觀念的象征行為，1990年代興起的新歷史主義也將文本視為某種話語體系（比如政治哲學、法學、醫學、地理學等）的對應形式。這兩種文學研究方法都極大地推動了文學研究的社會歷史轉向，也被不斷沿用，但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寫作不是機器編碼，閱讀也不是機器解碼，文學創作和文學闡釋都是構筑和表達復雜頭腦影像的過程，以“具身想象”為媒介，需要感官、情感、記憶等身心機制的共同參與。文學不只是意識形態沖突的再現，它的任務是在不斷變換的歷史語境中直面人的根本難題，因此，文學與科學之間必然有對話。

“新文科”視域下的文學研究：實踐批評2.0

許多國際前沿文學研究都是基于上述對于文學的理解，通過文學與科學、社會科學的對話體現了與“新文科”相當契合的思路。這里稍加展開。

（一）跨學科意識理論視域下的文學閱讀研究

美國學者戴姆斯（Nicholas Dames）在《小說生理學》中以別出心裁的方式勾勒了19世紀英國小說對“具身想象”問題的探討。他認為，19世紀以大眾媒體為主要載體的文學批評往往會涉及文學作品對讀者產生的效果，文學作者十分關注自身作品對讀者的頭腦機能的影響。而與此同時，19世紀生理學也特別關注感官、情感、認知的關系，與當時的各類社會和政治議題交相呼應。因此，我們可以合理而富有創意地將19世紀小說的形式特征——情節結構、語句節奏等——與同時代的生理學話語對照，挖掘出小說中內含的生理學，說明小說如何嘗試重新組織人們的意識系統。舉例來說，薩克雷的《名利場》可以認為是在與19世紀中葉生理學中的“注意力”理論對話，參與了對19世紀英國人意識的塑造。小說不僅安排了兩條不斷游離穿插的情節主線，而且包括不少描寫虛構人物過分沉浸于閱讀或想象的場景，這些形式特征都提醒讀者要抵御過分單一的注意力，不僅與生理學話語共振，也與19世紀出現的階級關系批判遙相呼應。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中就指出，工人階級的單調工作使其注意力過分狹窄，而薩克雷小說就希望啟迪一種分神式閱讀來與階級壓迫對峙。將小說敘事形式的細節與一種意識理論相連并構建出其可能的政治意義，這是1990年代開始流行的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常見思路，但《小說生理學》的創新在于，它以自身實踐說明小說的政治意義并不僅僅以寓言的方式展現，也可通過影響讀者“具身想象”的形式手段實現，小說的節奏和讀者閱讀的節奏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要揭橥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首先要說明文學如何影響意識。

當代美國學者弗萊徹（Angus Fletcher）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領銜的“敘事項目”（Project Narrative）也很值得一提。最近，弗萊徹與合作人發表文章指出，以往有關創造力的研究一般沿用美國心理學家吉爾福德（Joy Paul Guilford）對創造力的闡釋。吉爾福德在1950年代提出“發散思維”（divergent thinking）的說法，指出發散思維的主要表現為“聯想、換位（transposition）、概念合成（conceptual blending）、隱喻、引申和再定義”。不過，在弗萊徹看來，這些思維模式仍然是基于對詞義以及詞語搭配規律的分析，因此可以被某種算法模擬；但構建敘事所需要的創造力無法被算法取代，假如將敘事轉換為算法，那么因果就只能體現為關聯，即a出現的同時出現b，但a導致b所需要的物理和生理過程卻完全隱而不見。缺少具身性的算法可以模擬“發散思維”，但無法模擬“創造力”，即對可然世界的想象，對“反事實”世界的想象。作者記錄了自己團隊設計的三個層面的敘事想象訓練，包括對可能世界物質屬性的思考，對他人具身視角的揣測，以及對事件及其后果的設定。這三個層面都說明創造力大于“發散思維”，更類似于“具身想象”。

文學閱讀研究的對象還可以從個人擴展到群體。近年來，“創意城市”理念鼓勵構建有利于文化創意活動的軟硬件基礎設施，以創意產業驅動城市發展。復興大眾性的閱讀文化，重新壯大“閱讀階層”（Reading Class），無疑是創意城市的基石。很多人指出，大眾閱讀有利于建立一種“親密的公共領域”（intimate public sphere），使得一度處于社交回避中的市民通過交流與共享私密的閱讀體驗形成情感上的聯結，逐漸締造城市中的情感共同體和創造力中樞。

總之，“具身想象”是人類個體和群體自我超越的驅力，它不等同于符號層面的聯想和重置。文學與“具身想象”有著內在關聯，讀者需要調動自己所有的感官知覺和情感經驗在腦海中重構文學文本中的鮮活世界，發現這個世界中無所不在的有趣細節，發現它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傳送新世界即將到來或已經到來的暗示。文本闡釋就是激活文本細節，在文本中發現無數重疊視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讀者需要邏輯和算法，也需要依賴具身經驗賦予我們的常識和直覺。想象的秘方變幻莫測。

（二）媒介研究的三個支流

“媒介”之所以成為文學研究前沿的關鍵詞，正因為抽象的表意和思維需要一定的物理和生理基礎，與文學相關的媒介研究一般聚焦于文學與物或人體的關系，包括文學如何呈現身心關系以及文學通過什么樣的中介與讀者的意識發生關聯。具體來說，這里的“媒介”包括三種內涵：一是傳播媒介，二是身體和感官，三是所有與人發生關系的物。從傳播媒介的角度來說，媒介研究通常關注文學與出版市場和流通體制的關聯，推進對彼得·伯克（援引Robert Redfield）所說的“大傳統”與“小傳統”關系的研究。通俗文學和文化具備什么樣的文化動能，如何向“嚴肅”文學輸送養料與資源，是一個長期關注不足的領域。“通俗”文學不能被貶為“類型”書寫或套路化創作，“通俗”文學何以廣泛流通是一種玄學，即使今天有了大數據和算法的加持，我們仍然很難預測什么樣的寫作可以成為“爆款”。多年前，學者已經將通俗文化中的流行元素稱為“不明之物”（it）。在我們這個信息推送技術高度發達的數字媒體時代，通俗和流行會呈現出何種混沌的面貌，而所謂高雅文學如何從中汲取能量（就像18世紀以降所有的偉大作家那樣），是文學研究必須直面的難題。

從身體和感官角度出發，已經有很多學者討論不同歷史時期文學作品對視覺、聽覺和其他感覺的描寫，比如喬叟詩歌中的身體感官，浪漫主義詩歌、民謠與聽覺文化的關聯，1930年代左翼詩歌的身體技術，20世紀小說中的嗅覺與帝國身份建構、戲劇表演與具身感知等。這些研究本質上都是在思考感官在文學構建的“可能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說明身體在意識構成中的媒介作用。由此可以延伸到對當代賽博朋克文學和人工智能科幻的研究。小說《神經浪游者》（1984）和電影《銀翼殺手》（1982）提出了這個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即以計算為主要機能的虛擬意識能否具備身—心聯合體所具備的意識，虛擬意識要實現與人類意識相當需要什么條件。這些核心問題吸引了神經科學、哲學和文學的關注，但至今沒有定論。元宇宙概念的走紅，根本上也是由肉身與精神如何在虛擬世界彼此交接的問題所驅動。元宇宙問題寄生于新的互聯網科技，但也與長期以來的“具身想象”問題一脈相承。文學作品很早就在思考：人們如何憑借想象創造新的世界? 是什么肉身經驗和邏輯思維支撐著堂·吉訶德的想象，使他得以殺出日常生活的重圍？

此外，有關物質環境對意識作用和影響的研究也方興未艾。物研究已經開展了很長時間，物對建構人類主體和社會結構的重要性已經成為人文學術的常識，但這個領域仍然在發展。羅蘭·巴特在1954年的一篇論文中針對羅伯·格里耶的小說提出“客體文學”（Littérature objective）觀念。近年來，有關文學與物的研究更加具有跨學科性，文學與藝術學、生態學、建筑學、設計學等互相交融，在跨學科對話中孕育出“氛圍美學”（ambience aesthetics）和“交互美學”（interactive aesthetics） 等觀念。物質環境與觀賞者身體之間的互動構成了一種新的審美體驗，或者說極大地延展了審美活動的具身性和物質性，突顯了感性和頭腦的精神面向之間的緊密關聯。當代文學中的實物書寫也參與構筑和探討“氛圍美學”，反復思考物質環境的“可供性”（affordance），即實物與行動者的關聯。

上面提到的文學閱讀研究和媒介研究都與“新文科”視域下的文學研究有著深度契合，其交接之處就是“具身想象”問題。文學不僅呈現和思索身心關系，也牽引著每個讀者的具身行為和身心互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是社會實踐，而文學闡釋是“實踐批評”。“實踐批評”這個術語來自I.A.瑞恰慈1929年的著作《實踐批評》，書中強調的是文學文本細節的效果——用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可供性”，認為文學闡釋是讀者逐漸整理混亂思緒，更全面認識自己，“重新組織自己”（reorganizing ourselves）的過程。這一文學批評觀念被將文本視為封閉系統的新批評取代，但20世紀晚期以來，“實踐批評”以全新的姿態復蘇。“新文科”視域下的文學研究與國際文學研究界出現的新型實踐批評相通，我們可以將兩者都視為“實踐批評2.0”。

在“新文科”工程中，中國學者可以做出具體的貢獻。我們可能的機遇和優勢在哪里？數字人文可能是中外學者起點比較接近的領域，中國學者有望做出標志性成果。與此同時，對中國學者來說，更重要的任務可能是與國際同行一起拓展人類想象的邊界，重新定義“世界”和“人類社會”。新文科建設取決于身體感性與知性的彌合，這種一元論思想不僅可以追溯到斯賓諾莎將上帝視為唯一實體的神學思想，也可以進一步追溯到古典時期東西方思想的融合。斯賓諾莎的一元論對古希臘伊壁鳩魯派的物質主義一元論做了轉化，而后者又與古代印度宗教中的神祇觀念有諸多牽連。許多看似標志性的“西方”思想和文學不僅與“東方”文化共振，也很有可能直接受其影響。所有文學譜系都是流動的網絡，所有文本都以許多其他文本為中介來想象世界的樣貌，進而催生更多不確定的想象。

世界無窮，而我們唯有想象。藝術與科學以養護想象為旨歸的聯姻最終會使雙方都發生改變，而“人（的科）學”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