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清代興建的圓明園和頤和園不僅是京城的地標式園林，集中展現了中國封建文明之大觀，而且也見證了清王朝從繁盛、式微到滅亡的全過程。關于其由盛轉衰的文學書寫，自然成為一時文人之熱點話題，而民國尤盛。黃濬說：“自民國以來，西苑、頤和園風景皆為輩流詩料，望古遙集，可采之作如林。”［1］就揭示了民國以圓明園、頤和園為描寫對象的創作蔚然成風，佳作如林。鄧云鄉說：“清末以‘長慶體’詠名園者，首推湘綺老人王壬秋之《圓明園詞》，其次即靜安先生之《頤和園詞》。”［2］可見一時之論。

在王國維晚年編定的《觀堂集林》“詩”中，即以這首《頤和園詞》為開端。他晚年對助教趙萬里談及“差可自喜”的詩歌，《頤和園詞》位居第一［3］。但即便是在當時和后來享有如此盛名的一首詩歌，而諸多問題其實久已不彰，如關于王國維之《頤和園詞》的創作背景、版本變化、基本內涵以及走向經典的過程。本文試作一初步探討。

一 《頤和園詞》的創作時間與羅振玉手書石印本

辛亥革命后，王國維東渡日本，作詩較多。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時逢辛亥之后，三千年封建帝制告終，國體遽變，王國維身經兩朝，料多感慨；另一方面，居東之初主要為羅振玉整理藏書，難以系統讀書，頗為清閑，故有以詩遣日之雅興。王國維曾致信柯劭忞回憶初抵日本的情形說：

辛壬之交初抵日本，與叔言參事整理其所藏書籍，殆近一年，此時無書可讀，故得詩二三十首。嗣是以后始得重理舊業。［4］

即是夫子自道。《頤和園詞》是王國維寓居京都不久之后創作的一篇七古長篇敘事詩。1922年，王國維編定《觀堂集林》，其卷第二十“綴林二”詩部《頤和園詞》題下注“壬子”［5］。王國維《頤和園詞后記》亦云：

壬子二月，僑居日本京都，旅食多暇，因成此詞。［6］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于“壬子”年下亦記云：“二月，作《頤和園詞》。”［7］可知“壬子二月”便是此詩明確的撰寫時間，無須別為考索。

王國維、趙萬里所言“二月”乃是指農歷而言，農歷二月初一即公歷3月19日，而二月二十九日即整個二月結束之時，已是4月16日。1912年4月15日，王國維致鈴木虎雄信，即有“前作《頤和園詞》一首”［8］云云，則4月上旬或此前當是其初稿完成的時間。1912年4月10日，王國維致繆荃孫信云：“《頤和園詞》數日內可印成，再行奉寄。”［9］所謂“印成”，乃是指羅振玉手書《頤和園詞》以付石印數日可成之意。則王國維撰成此詩當在3月20日至4月10日之間，具體在4月初最有可能，大致相當于農歷二月中旬。

羅振玉說：“他那首《頤和園詞·七古》，足足寫了快一個半月。”［10］王國維自稱作詩缺乏捷才，他說：“一詩之成，動筆后遲則三五日無不成者。惟以前實須醞釀，其期長短不定。”［11］像這樣千言以上的長篇，所費時日肯定就更多了。王國維抵京都初期，與羅振玉同住田中村，羅振玉應該見證了王國維創作此詩的完整過程。以此而言，王國維大致從1912年3月初（農歷一月）開始構思并創作這首《頤和園詞》，經過一個多月的思考、初撰與斟酌修訂，至1912年4月初定稿，隨后羅振玉以十天左右的時間手寫并付印。今檢羅振玉手書印本（以下簡稱“羅印本”），扉頁題“辰在壬子二月比叡賓萌手錄并篆首”，并鈐“馨室”之印。“比叡賓萌”為羅振玉在京都時所用號，而“馨室”則為羅振玉其時書齋名。則從王國維撰成詩歌、羅振玉激賞、羅振玉手抄并付印三事連貫而來，都是在“二月”內完成的［12］。

王國維此詩的第一讀者就是羅振玉。趙萬里說“羅先生見而激賞之，為之手寫付印”［13］，這個手寫付印本即是此詩的第一個傳本。1912年4月15日，王國維致鈴木虎雄信提及的“拙詩附呈”［14］，隨信附上的應該就是羅印本。羅印本應該印成于1912年4月11至4月15日之間。這個印本贈送的對象除了日本的朋友，還有就是國內的諸多故交［15］。

二?《頤和園詞》的六個版本與王國維的六次修訂

今通檢《頤和園詞》諸傳本，在長達十年的時間內，王國維不斷通過修訂而形成不同的版本。

羅印本之前當然是王國維的手稿本了。昭和三年（1928）七月，日本神田信暢編《王忠愨公遺墨》一種，內收王國維手書《頤和園詞》，并鈐“豹軒庋藏”印，以此可知此乃是王國維書贈鈴木虎雄者。這個文本［16］很可能是王國維甫寫就即抄贈鈴木虎雄者，時間應在羅印本之前。今檢“豹軒庋藏”本《頤和園詞》（以下簡稱“鈴木本”。），其王國維手自刪改之處與羅印本悉合。

茲略舉數例：鈴木本“官山杰構三重峙”，“杰”初作“圓”；“月地花階敞上方”，“敞”原作“敝”；“宗廟重聞鐘鼓聲”，“宗”原作“祖”；“淥水青山不曾改”，“不曾”原作“仍未”；“豈謂先朝營楚殿”，“豈謂”原作“本自”；“翻教今日作堯城”，“翻教”原作“豈知”；“深宮母子獨凄然”，“獨”原作“倍”；等等。王國維以上在書贈鈴木本上的修訂之處，羅印本皆據改。則鈴木本在羅印本之前，證據是充分的。

王國維在京都與論詩最頻繁的就是鈴木虎雄，故既手書相奉，復贈以羅印本。這是鈴木虎雄藏有王國維手稿本的原因所在。鈴木本是今存王國維的第一次修訂本，未經修訂的原稿才是王國維的手稿本。木下彪曾說：“我還曾在鈴木豹軒先生的處所，見過王氏親筆所寫的《頤和園詞》草稿。”［17］這個“草稿”即是手稿本與鈴木本的合一。

1913年7月上旬，王國維將壬子、癸丑兩年古今體詩20首合為《壬癸集》一種，由京都圣華房以江州舊木活字排印百部告竣，而以《頤和園詞》居首。（《壬癸集》本《頤和園詞》，以下簡稱“壬癸本”。）羅印本應是壬癸本的底本，但兩本仍有文字差異。試舉例如下：羅印本“方治樓船鑿漢池”，壬癸本“方”作“因”；羅印本“冠山杰閣三重峙”，壬癸本“重”作“層”；羅印本“同懷罕講家人禮”，壬癸本“同懷”作“從游”；羅印本“臥起每偕寧壽主”，壬癸本“寧”作“榮”；羅印本“月地云階敞上方”，壬癸本“地”作“殿”；羅印本“為簡儒臣嚴豫教”，壬癸本“豫”作“諭”；羅印本“后宮并乏家人子”，壬癸本“家”作“才”；羅印本“東南諸將翊王家”，壬癸本“翊”作“奉”；羅印本“獨總百官稱冢宰”，壬癸本“稱”作“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后來的壬癸本與集林本仍有不少文字差異，但壬癸本對羅印本的修訂文字，悉數為集林本吸收。則壬癸本在《頤和園詞》走向定本的過程中確實具有重要意義［18］。

鈴木本上的修改之處悉數為羅印本所吸收，而壬癸本對羅印本的修改也悉數為集林本［19］吸收。但集林本依然有新的修改之處。試對勘壬癸本，集林本的修改主要體現在以下數處：壬癸本“西宮才略稱殊絕”，集林本“殊絕”作“第一”；壬癸本“內殿頻聞久論思，外家頗惜閑恩澤”，集林本作“恩澤何曾逮外家，咨謀往往聞溫室”；壬癸本“六王輔政最稱賢”，集林本“六王”作“親王”；壬癸本“六王小女最承恩”，集林本“六王”作“東平”；壬癸本“笑談差喜繆夫人”，集林本“笑談”作“丹青”；壬癸本“憶昔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偏”，集林本“北狩年”作“幸朔方”，“常是受恩偏”作“恩幸故難量”；壬癸本“因看批答親教寫，為賜金章特與鐫”，集林本此二句作“內批教寫清舒館，小印新鐫同道堂”；壬癸本“北渚方深帝子愁”，集林本“方深”作“何堪”；“無端白日西南駛”，集林本“無端”作“可憐”；壬癸本“家帳珠簾即漸傾”，集林本“即漸傾”作“取次傾”；壬癸本“翻教今日作堯城”，集林本“作”作“恨”；壬癸本“今來翻受厲人憐”，集林本“翻”作“劣”，等等。

對勘壬癸本與集林本，王國維除了在字詞的精準和避復、語氣的承接與分寸上不斷斟酌之外，還曾幾乎重寫了壬癸本“內殿頻聞久論思，外家頗惜閑恩澤”“因看批答親教寫，為賜金章特與鐫”四句，意思雖只是有一定的調整，但文字差異就很大了。王國維如此反復斟酌一首詩歌，這應該也是其詩歌創作中很少有的現象了。

然而，集林本對壬癸本的修改是何時進行的呢？《觀堂集林》編訂于1922年，而王國維對《壬癸集》本《頤和園詞》的修訂究竟是編訂集林本時臨時修改，還是將此前修改本直接迻錄入集林本？此前尚無法回答這一問題。今博檢海內外多地藏書，意外獲悉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王國維修訂本《壬癸集》，王國維在扉頁記云：

此書刊行迄今己未已七年，今歲春開始將大不妥處改訂，錄呈子敬先生正之。國維。

由此可知，王國維修訂《壬癸集》始于己未（1919年）春。修訂全集肯定需要一個過程，但《頤和園詞》乃居首之篇，則將王國維修訂時間定于1919年春，應無問題。相較于八年前創作《頤和園詞》時的激情以及七年前編入《壬癸集》時的斟酌，現在沉淀的時間更久，也因此可以更從容地對詩歌中的“大不妥處”進行細致而理性的審視。在這個修訂本中，我們不僅可以繼續看到王國維對字詞的斟酌之痕，更可以看到他居然重寫了四句。顯然壬癸本在他看來尚有諸多不妥之處。此本存羅振常府上多年。王國維去世后，其藏書和若干手稿散出較多，其中有不少通過羅振常之手售賣至日本、臺灣等國家和地區，而此修訂本《壬癸集》就這樣輾轉到了臺灣今“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室。

今檢讀臺灣藏修訂本《壬癸集》，王國維的修訂是在《壬癸集》的文本上直接進行的，這也是他的自藏本，鈐有“王國維”朱白文方印，他將修訂文字置于原文右列。這是集林本之前的一次重要修訂，若對勘集林本，王國維的這次修訂基本上為集林本所吸收。但即便是這次修訂距離《觀堂集林》的編纂時間如此接近，王國維編定《觀堂集林》時仍然再次調整了壬癸訂本的部分文字。而且改動幅度比1919年春對壬癸本的改動更大，字詞斟酌之外，又改寫了兩句。這大概是在整理《觀堂集林》擬收錄文稿時，再次加以改動者。

對勘壬癸訂本與集林本，不見于壬癸訂本而在集林本中新改訂者頗多。這些修訂大概可以分五種類型：其一，在字詞上加強情感的力度，如“第一”“可憐”“恨”“劣受”等，從程度上來確實比原來的“殊絕”“無端”“作”“翻受”，在情感上的表達更明確，也更有力量。其二，表述更精確，如“丹青”即將繆夫人的畫家特點揭示出來，比泛泛的“燕談”更貼切身份；如“下澤車”固然寫出了此車適合沼澤地上行走的功能特點，而“短轂車”則突出了車的形制；如“取次傾”乃是表現傾覆的接連不斷，而“即漸傾”則是表現尚未開始的狀態，參諸歷史，顯然修訂后的文字更準確；而將“屬車恩遇故無量”改為“屬車恩幸故難量”，“無量”一詞未免顯得夸張，而“難量”則更能客觀彰顯帝王的恩遇之隆。其三，語意接續更自然，如“便是當年顧命臣”，原“卻”字轉折過甚，而“便”字則承接更自然。其四，避免用語的重復，如原文多次用“六王”，而集林本則以“親王”“東平”分別表述，則避免了語言重復之嫌。其五，將原意進行了翻轉，如王訂本“內殿頻聞久論思，外家頗惜閑恩澤”，集林本改“恩澤何曾逮外家，咨謀往往聞溫室”，雖然“咨謀”與“內殿”二句意思相近，但“外家頗惜閑恩澤”一句，在“恩澤”前加一“閑”字略見雖有恩澤但未免單薄之意，而修改后的“恩澤”一句，則將這種原本顧惜的“閑”恩澤也否定掉了，意思的翻轉還是明顯的。

集林本《頤和園詞》應是王國維的最終定本，王國維生前雖然對《觀堂集林》中的其它文字有過修訂，這些修訂在羅振玉、趙萬里先后主事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中都有所體現。但這篇《頤和園詞》卻再無一字改動，蓋王國維于斯篇，心力已盡矣。

從鈴木虎雄所存王國維手稿本（手稿本），這個手稿本同時也是王國維的第一次修訂本（鈴木本），到羅振玉手寫付印本（羅印本），再到《壬癸集》本（壬癸本）、王國維對《壬癸集》的再訂本（壬癸訂本），最后到《觀堂集林》本（集林本），一個文本的形成居然經歷了六次修訂，而時間也跨越了十年之久，此在在證實了一個文學經典的形成，除了需要過人的天賦之外，同樣需要經過一個不斷精心修擇的過程。

三 中日報刊上《頤和園詞》之傳播

《頤和園詞》創作于王國維寓居京都初期，故此詞當時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還在國內之上。鈴木虎雄在接獲王國維此詩后復函云：“仆欲以斯篇轉載敝邦一二叢報紙上，傳諸通邑大都，未知高明許之否？”［20］王國維則復曰：“拙詞尊意擬轉載貴邦雜志，毫無不可。”［21］在王國維的首肯下，《頤和園詞》最早即發表于《藝文》第三年第六號（1912年5月），所用刊本為羅印本。而通邑大都因此得讀此詩者果然不乏其人。新村出追憶云：

（王國維）擅長詩文，這是我從當時他在《藝文》諸號所載的篇什里知道的。《頤和園詞》《蜀道難》等名篇，其實當時我無法精讀玩味。［22］

不過《藝文》雜志當時主要在日本漢學界較有影響，國內檢讀不易。在《壬癸集》編訂之前，《頤和園詞》的傳播乃是在王國維、羅振玉周邊及國內的少數友人之間，主要以手稿本和羅印本的方式流傳。1913年《壬癸集》編定印行，因為才印百部，“不匝月亦為友好散盡”［23］，流傳范圍仍相當有限。次年，《壬癸集》整體刊入《國學叢刊》第一卷之后，流傳始廣。《頤和園詞》也在《藝文》之后陸續在中外的一些報刊上發表，聲名漸著。

日本《詩苑》第六集（1914年3月）篇首即為《頤和園詞》［24］。此詩發表時末附木蘇牧評語，以此可知當為木蘇牧提供文本。而經對勘，此本乃出《壬癸集》。1913年6月29鈴木虎雄陪伴木蘇牧訪時居京都東山神樂岡的王國維，然后鈴木虎雄、木蘇牧與王國維三人聯袂再訪位于附近凈土寺的羅振玉，當時話題即涉及《頤和園詞》與《壬癸集》［25］。7月初《壬癸集》印就，王國維遂持贈木蘇牧等人。木蘇牧從中析出《頤和園詞》，并推薦到《詩苑》發表，其前后過程大概如此。今對勘《詩苑》與《壬癸集》兩本《頤和園詞》，文字悉同，也是一證。木蘇牧在《頤和園詞》末附評云：

筆意沉著，字句深重，而家國黍離之感，鋪陳始終，有余恫焉。余謂吳婁東詩沉郁悲涼，惻惻動人處，逼真少陵。若夫此篇，無論為杜為吳，惟為詩史讀之而可言。［26］

木蘇牧認為《頤和園詞》具有如杜甫、吳梅村詩歌悲涼詩史之感，既可能是他讀詩后的自得之論，也可能是在神樂岡聽王國維、鈴木虎雄等談及此詩而表示認同之意。因為王國維與鈴木通函論及此詩，大意亦與此相近。

1914年5月，《甲寅雜志》在日本創刊，第一卷第一號“詩錄”欄目之下，開篇便是“王國維詩一首”，而這首詩正是《頤和園詞》［27］。經對勘，《甲寅雜志》創刊號所登的《頤和園詞》乃是采自羅印本。周光午說：“長沙章士釗得其詩，為揭載《甲寅日報》，一時海宇傳誦，稱盛事焉。”［28］《甲寅雜志》雖初在東京創刊，但其影響及于中日兩國。此后國內刊物也續有發表。國內刊登此詩最早的似是《大同月報》，其第一卷（1915）第十期刊《頤和園詞》，所用版本為羅印本。1921年中華書局編輯《清朝野史大觀》，卷二也收錄此詩，題《頤和園長詞》。接著便是《觀堂集林》和《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等的收錄，此外便是以邊敷文、黃濬等箋注本［29］的方式而流傳了。

四?王國維對《頤和園詞》的自許及鈴木虎雄等之藝術評價

王國維頗自賞此詩，大體將其定位在白居易《長恨歌》與吳偉業《圓圓曲》之間。在詩歌史上，能有這樣的自我地位，當然不是王國維盲目自負，而是熟悉詩史的王國維確實可以問心無愧的。1912年4月15日，王國維致鈴木虎雄信云：

前作《頤和園詞》一首，雖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蓋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為工。然梅村自有雄氣駿骨，遇白描處尤有深味，非如陳云伯輩但以秀縟見長，有肉無骨也。［30］

王國維對《頤和園詞》“雖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的定位，也足見其對此詩的自我珍惜之意。而其背后評判詩歌高下的標準更值得注意：

第一，以自然白描為高境，反對使事用典。他自認為無法企及白居易，就是因為白居易《長恨歌》寫一代史事，能不使事，故有自然高妙之致；而吳梅村《圓圓曲》被認為可以追步，就是因為吳梅村“專以使事為工”，當然用典也用得好，但典故用得再好也不如不用典高妙，故用典使事在自然白描面前，自要居下一等。王國維曾說，如果在詩詞中“不使隸事之句，不用裝飾之字”，即于詩詞之道已過半矣［31］。這足以說明使事用典在王國維的審美風尚中退居在邊緣，幾乎沒有多少翻空出奇的空間。他曾比較白居易和吳偉業兩人詩歌優劣，而“隸事”則是其中最重要的標準。他說：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于此見。［32］

《人間詞話》之撰述早于《頤和園詞》，但從關于隸事的基本態度來說，王國維的思想是大體維持的，不過在與鈴木虎雄的通信中對隸事而不失清剛之氣者多了一分認同而已。

第二，使事用典如果內蘊雄氣駿骨，白描而不失深味，則亦屬次等之好詩。畢竟比那些用典而有肉無骨、一味秀縟軟媚的詩歌，還是要高出一籌。王國維何以要把《頤和園詞》定位在“庶幾追步梅村”，其實與他早年對梅村詩歌的把玩也有著特別的關系。在晚清任職學部之時，王國維和劉季英便愛好讀長詩。劉季英之子劉蕙孫后來追憶說：

他們（按，指王國維與劉季英）當時又賭背誦吳梅村詠史七言長古。晚飯后就在房里朗讀《圓圓曲》《永和宮詞》《臨淮老妓行》等。［33］

可見吳偉業的詩歌尤其是《圓圓曲》《永和宮詞》等，曾經如此活躍在他們的業余生活中。因為對吳偉業的詩歌有如此把玩的工夫，這對于王國維后來創作長篇排律的影響自然是值得注意的。

很顯然，鈴木虎雄接受了王國維的看法。1912年五月八日，鈴木虎雄復函王國維云：

日前垂示《頤和園詞》一篇，拜誦不一再次，風骨俊爽，彩華絢輝，漱王駱之芬芳，剔元虞之精髓，況且事該情盡，義微詞隱。家國艱難，宗社興亡，蘭成北徙，仲宣南行，慘何加焉！高明不敢自比香山，而稱趨步梅村。若陳云伯，則俯視遼廓。仆生平讀梅村詩，使事太繁，托興晦匿，恨無人為作鄭箋者。且乏開闔變化之妙，動則有句而無篇，殆以律詩為古詩矣。繡組之功雖多，貫通之義或缺。仆不學則固爾，然結構措詞之間，作者亦豈無一二疏虞處哉？高作則異之，隱而顯，微而著，懷往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幾乎駕婁江而上者，洵近今之所罕見也。［34］

鈴木虎雄的評價思路似乎正是沿著王國維的自評而來，可見他們論詩之契合。“風骨俊爽，彩華絢輝”云云，也即王國維評價吳梅村“雄氣駿骨”之意。王國維還只是謙虛地說“庶幾追步梅村”，而鈴木虎雄則認為王國維此詩“幾乎駕婁江而上者”，認為其實已經超越了吳偉業。

何以鈴木虎雄有這樣的看法呢？這與他對吳偉業詩歌的定位有著直接的關系。鈴木虎雄對王國維關于吳偉業詩歌“專以使事為工”的說法并不完全認同，認為其使事而未必工，意義既乏貫通，結構也乏變化，這與吳偉業使事多、托興晦的創作特點有關。王國維此詩固然也有令鈴木虎雄未解之事實，但畢竟這樣的地方并不多，其整體成就在吳偉業之上，原因也大概在此了。

鈴木虎雄對王國維此詩的稱賞確實用足了力氣，這使得王國維也略有不安。1912年5月9日，他致信鈴木虎雄云：

《頤和園詞》稱獎過實，甚愧。此詞于覺羅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國民之運命，與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擬為《東征賦》以發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異日。［35］

寫“覺羅氏一姓末路之事”便是王國維此詩之創作宗旨。王國維兩度言及擬作《東征賦》，前者在紀事中抒情，乃容易之事；后者深探其因以及對未來社會和國民之影響，乃艱難之事。王國維的《東征賦》終究因為懸格甚高而未能成篇，以至于后人往往將《頤和園詞》一篇作為王國維全部思想和情感的落腳點，夸大其哀挽之情，而不及其原本想要表達的深沉之思，這未免令王國維抱屈了。

而在其他人看來，與這首《頤和園詞》可堪比較的，就未必是《長恨歌》和《圓圓曲》了，而是其他類似的作品。如有學者評論《頤和園長詞》云：

海寧王國維長詞一首，佳麗無倫。以長慶之清詞，寫開元之艷跡，纏綿往復，感慨淋漓，誠此題之絕作也。［36］

“長慶之清詞”指元稹的《連昌宮詞》，這與王國維的自我定位稍微有點偏離。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海內文士哀挽之作很多，其中孫雄挽詩即有“《頤和園曲》梅村體，《連昌宮詞》漫相擬”［37］句，直接說王國維的《頤和園詞》是梅村體詩，可與元稹的《連昌宮詞》相媲美。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詩云“曾賦連昌舊苑詩，興亡哀感動人思”［38］，也將《頤和園詞》與元稹《連昌宮詞》相比。蕭艾則認為元稹之詩尚有批判的鋒芒，而王國維之詩大率是哀挽的情調［39］。

如此，《長恨歌》《連昌宮詞》《圓圓曲》《圓明園詞》都成為《頤和園詞》的比照對象。以上諸家雖然對《頤和園詞》的參照對象有所變化，但所比擬的作品都堪稱是詩歌史上的名作，總體上擢拔了王國維此詩的詩史地位。而王國維對此詩藝術上的自我肯定以及鈴木虎雄“隱而顯，微而著，懷往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洵近今之所罕見也”［40］的評價也側重在藝術水平之高。從這一角度而言，蕭艾認為王國維“專從寫作技巧立說”自評其詩，倒也有幾分道理的［41］。羅繼祖說：“觀堂的幾首長歌，嗣響梅村，是從文字技巧上說。”［42］話說得絕對一點，但也可看出王國維的自矜，并不在“遺老”的情感，而在出色的藝術，“非遺老”的藝術自矜，也許是更值得注意的。

五?《頤和園詞》主題：安魂的挽歌與潛隱的批判

《頤和園詞》只是王國維為清朝覆沒而作的第一首詩歌，重點是按照歷史線索寫出清王朝走向衰落直至滅亡的過程。木下彪說：“此詩以西太后的一生為中心，詠清朝沒落之過程。”［43］既符合《頤和園詞》的實際，也切合王國維對此詩的自我體認。至于更深沉的思考則擬別為《東征賦》出之。換言之，用《頤和園詞》一詩來看待王國維對亡清的態度，顯然是不周全的。

王國維此排律篇制甚巨，結構上約分以下四層：先追述咸豐一朝的歷史，將國家一度中興的榮譽歸于慈禧太后的任賢使能；接下寫頤和園的歷史與重修過程以及慈禧在園中的行樂情景；繼而以慈禧口吻追憶五十年間所經歷之事；最后寫慈禧去世后的滄桑巨變，并抒發作者對此的沉重感嘆。慈禧是貫串全詩的中心人物。在這里當然不用多花筆墨詳細分析全詩，但其中關于頤和園的描寫以及王國維對清代覆亡的感慨是值得重視的。

王國維當然寫出了清王朝滅亡的悲涼，亦如鈴木虎雄所說“家國艱難，宗社興亡，蘭成北徙，仲宣南行，慘何加焉”，是一種無法挽回、無可奈何的悲慘之感。木蘇牧也說此詩：“家國黍離之感，鋪陳始終，有余恫焉。”［44］給人以蒼涼沉痛之感。值得注意的是，邊敷文之注與黃濬補注，只是勘察此詩所涉之史實。黃濬雖有一句“靜庵惓惓故君”［45］，略述其對袁世凱竊國之憤恨以及對隆裕母子之同情，但也只是淡淡一句而已。

關于此詩的主題，蕭艾認為：“靜安此詩……蓋用頤和園為題，借述有清一代興亡史也。詩中對慈禧太后極稱頌之能事。”［46］又說：

王國維……說什么“五十年間天下母，后來無繼前無偶”，把慈禧這個禍國殃民的咸豐帝小老婆，說成千古一人，可謂極貢諛之能事了。［47］

職是之故，蕭艾把王國維撰《頤和園詞》與后來的入宮為南書房行走直接聯系了起來，認為是為后者創造了條件［48］。蕭艾大體否定王國維《頤和園詞》的思想意義，但對其藝術成就還是充分肯定的［49］。

蕭艾的觀點似乎直接影響到羅繼祖，他說：

我認為觀堂甘心作遺老決定去日本之前……《頤和園詞》一篇如作為史論，未免把慈禧捧得過分，所謂“五十年間天下母”，正好是這位“天下母”把清室江山斷送掉的。不如他早年那首《八月十五夜月》……寫得含蓄委婉，得風人微旨。祖父編《遺書》時，把這首詩給刪去了，因為罵了慈禧。［50］

羅繼祖一直把王國維定位在“遺老”的位置上，而且認定他是“甘心作遺老”的，并非受其祖父羅振玉的影響，所以對其《頤和園詞》“未免把慈禧捧得過分”也持批評之意。但他同時又說羅振玉編訂王國維遺書，卻不收《八月十五夜月》，理由是“因為罵了慈禧”。則王國維究竟是捧了慈禧，還是罵了慈禧，似乎就成了一個問題。

竹村則行與蕭艾、羅繼祖的看法十分相似。他認為王國維《頤和園詞》以慈禧太后為核心，描述了晚清五十年間的歷史發展，而其基本傾向是惋惜清朝走向末路的命運，對慈禧太后本人總充滿了贊美和同情，而未見絲毫的批評。他說：

在《頤和園詞》中，描述的中心是五十年間操控中國清朝的西太后的生涯。西太后在這一時期，可謂是朕即中國……始終是清朝遺老的王國維，其詩筆在《頤和園詞》中刻意表達了對西太后的贊美。……《頤和園詞》可謂是清朝遺老王國維哀嘆中國清朝覆滅而作的安魂曲，是一首挽歌色彩強烈的佳作。［51］

其實，備受蕭艾、羅繼祖、竹村則行等垢議的“五十年間天下母，后來無繼前無偶”二句，寫的不過是一種歷史事實而已。從咸豐十一年（1861）開始垂簾聽政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去世，雖然其中有近三十年是東宮慈安與西宮慈禧共同聽政，但“西宮才略稱第一”，慈禧憑著出眾的才能主持朝政四十八年，“五十年”乃約數。而所謂“天下母”，其實是管理天下之意。此二句言慈禧以一位女性主持朝政如此之長，此前既無先例，此后當亦再無此例，彰顯了慈禧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性。質實而言，王國維“天下母”云云并非一味稱頌，主要是陳述歷史事實而已。此句屢被學人引為竭力頌揚慈禧者，用意不免偏至了。

王國維自稱此詩主要寫清王朝之末路，作為從晚清走進民國之人，尤其是在晚清還有近五年任職學部經歷并如愿走上自己熱衷的學術之路的人來說，哀悼一個曾給予自己一定發展空間的時代的終結，并非不可理解。而民國初年政壇上的翻云覆雨和各軍閥之間的連年混戰，客觀上導致了社會秩序的極大動亂。加上民國之初共和政體在觀念上對數千年封建文化的擠壓甚至摧殘，也使得在清朝生活了35年的王國維一時難以適應，他要為清亡唱挽歌，要為失落的清王朝安魂，原因也在此。

但在當時的王國維而言，他顯然將更悲涼的情感和思想放在對清亡的原因考索與對社會民眾的影響方面。這意味著他對清王室的悲悼還只是一種表層現象，他更關注的其實是朝代更替的原因以及所形成的社會反響。即如他在《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詩中所說：“履霜堅冰所由漸，麋鹿早上姑蘇臺。興亡原非一姓事，可憐惵惵京與垓。”［52］他關注的其實不是一姓之興亡，而是興亡的規律及其根源。王國維從不諱言清朝覆滅是悲慘的，但他認為這也絕對不是最悲慘的。他說：

至于全國民之運命，與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擬為《東征賦》以發之。［53］

在王國維看來，清王朝就是一個“病”了的王朝，因“病”而“歿”，就成為一個難以抗拒的過程，而追尋其“致病之由”，當然還要在曾經的清王朝內部去尋找，由這一病根導致全體國民所承受的艱難困辱才是更可悲的，王國維對清亡之悲的認識有著非常深刻的底蘊和層次。《東征賦》雖然沒有寫成，但其基本思路和傾向已經在這封信中透露了端倪。換言之，王國維對清王朝的批判就是這篇懸想中的《東征賦》的主要內容。而且作為挽歌的《頤和園詞》與作為反省的《東征賦》，在王國維那里是同步構思著的，并非經過一個較長時間以后才恍然明白的。這意味著王國維從一開始就是準備了兩支筆來寫清亡之事，脫離擬想中的《東征賦》的基本精神來單一看《頤和園詞》，注定是偏頗的。

明乎以上王國維的系統之思，再來回看這篇《頤和園詞》，一些看似稱頌并不乏熱烈的文辭，也未嘗沒有婉轉的批評之意在內。只是在悲戚的挽歌聲中，這種潛隱的批評不容易為人察覺而已。清王朝一度中興，離不開慈禧的智慧和用心，這也是歷史證明了的。慈禧得以垂簾聽政，并非靠個人心機上位，而是歷史機緣造成的。詩云：

倉皇萬乘向金微，一去宮車不復歸。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

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第一。恩澤何曾逮外家，咨謀往往聞溫室。

在英法聯軍緊逼北京的緊急情況下，咸豐奔走熱河行宮，次年竟然客死他鄉。同治六歲稱帝，東西兩宮太后遂被歷史推到了前臺，而西宮皇太后（慈禧）才略過人，自然在其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親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欃槍回日月，八荒重睹中興年。”此后便是重用賢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平復內亂，挽狂瀾于既倒，使清朝再度出現了中興局面。在這一過程中，慈禧所展現的膽略和才干，也奠定了此后數十年“天下母”的地位。這是曾經勵精圖治的慈禧留在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

但王國維接下的筆墨就很有意味了。清朝中興后的慈禧便開始轉移了注意力，試看以下詩句：

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閣三層峙。

磴道盤紆凌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栽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

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三月迎鸞馭。長樂深嚴苦敝神，甘泉爽塏宜清暑。

高秋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啟未央。丹陛大陳三部伎，玉巵親舉萬年觴。

……

尊號珠聯十六字，太官加豆依前制。別啟瓊林貯羨余，更營玉府蒐珍異。

以上先極寫頤和園的壯麗和富奢，接寫每年三月慈禧來頤和園休閑避暑，并在秋高氣爽之日舉辦隆重而鋪張的生日慶典，描寫了慈禧與光緒之間威儀及其與近侍之間親和的雙重性格，對慈禧貪圖名望（尊號珠聯十六字）以及斂財之行為也進行了委婉的批評。勵精圖治的精神也在這種近乎極致的享樂追求中漸行漸遠了。雖然王國維也寫到慈禧“月殿云階敞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但祝時平邊塞靜，千秋萬歲未渠央”。但一個朝代的繁盛與平順，哪里是焚香祝禱就能維持的呢？王國維的批評之意繼續委婉地流淌著。

接下來以慈禧的口吻追憶執政近五十年的經歷，其中既有追隨咸豐帝逃向熱河、攜帶光緒帝逃向西安的不堪經歷，也有備受重臣猜忌防范的過程。既寫了慈禧對咸豐帝的眷眷深情，也寫了先后扶持同治帝、光緒帝成長的經過。終究因為忠良之臣的艱難維持，而使清王朝元氣漸復。在這一系列國事動蕩之中，慈禧被歷史選擇性地坐上了統治全國的位置，但慈禧并非一心貪圖權力，而是無可推卸。這是王國維對慈禧的基本定位，這一定位從最初的垂簾聽政而言，自然是符合事實的，但隨著數十年擁權自重，就未必如王國維所說慈禧是“一自官家靜攝頻，含飴無冀弄諸孫”了。

再下便是寫慈禧臨終之事。“復數同時奉話言，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百官居冢宰，共扶孺子濟艱難。”慈禧病篤之時，年僅四歲的溥儀倉促登基，慈禧自感來日無多，遂招張之洞、袁世凱與慶親王奕劻，同受顧命，以維持殘局。結果呢？“原廟丹青儼若神，鏡奩遺物尚如新。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當年顧命臣。”木蘇牧就看出這數句之中王國維的深意。他說：“‘那知今日新朝主，卻是當年顧命臣’，十四字，真是董狐誅心筆。”［54］木蘇牧擬王國維如董狐，贊揚其評說之精準犀利。因為正是這個作為顧命大臣的袁世凱的不作為甚至反作為而導致了清王朝的終結。

慈禧去世不久，曾經的顧命大臣袁世凱就搖身一變為內閣總理，繼而更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其中當然主要是袁世凱為人之不醇厚以及對清廷之不忠誠，但也未嘗與慈禧的所托非人無關。如此，慈禧苦心經營也曾經在其中極盡歡心的頤和園，就變成“云韶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取次傾。豈謂先朝營楚殿，翻教今日恨堯城”，不意竟成為遜清朝廷茍延殘喘之地，是清王朝自建類乎自我囚禁之地也。一園之興廢實見證了一朝之興廢，慈禧在其中的功過乃是不言而喻的。

慈禧執政用人固然有神來之筆，如重用曾國藩、李鴻章等。但后來徹底葬送清王朝的也是慈禧生前十分看重的袁世凱，則慈禧用人之誤，也同樣是一種事實。詩中描寫頤和園宮殿的極盡繁華，但為何守不住這種繁華呢？作為“五十年間天下母”的慈禧當然是有責任的，因為彼時的慈禧，用竹村則行的話來說“朕即中國”，一個人與一個時代、一個王朝的命運休戚相關。歷史給了她五十年的時間，足夠經營一個強盛的清朝。但一度中興之后，慈禧就沉浸在過于鋪張的生活享受之中，而任用袁世凱的錯誤，更使得轉眼之間繁華消盡。

內在的原因必然要深追到慈禧身上。不過，在《頤和園詞》中，王國維的情感確實更多地停留在敘述歷史、哀嘆衰亡之中。“定陵松柏郁青青，應為興亡一拊膺。卻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這結尾四句的悲涼，足見王國維心情之沉痛。而對造成這種歷史和現象的深沉原因尚無法在詩中充分表現，故擬別撰《東征賦》出之。換言之，這篇《東征賦》雖未寫就，但既是更深層次的探索，則在《頤和園詞》中批評尚顯模糊隱晦的地方，當在王國維預設的這篇賦中重點揭出。既然“朕即中國”是晚清五十年的一種事實，則清王朝失落之故，也需要從“朕”身上去找。一個原本勤勉、精明而強悍的“朕”何以丟失了她的王朝呢？所以《頤和園詞》以慈禧的五十年寫晚清末路，先鳴一曲哀婉的挽歌，而為后續深刻的思考奠定基礎而已。

其實，即便這篇未就的《東征賦》不能為我們提供王國維批評晚清朝政的切實證據，但王國維稍后撰成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也可與《頤和園詞》聯類而看。《頤和園詞》結尾部分有“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何是”四句，即言及袁世凱背信棄義，令隆裕皇太后與宣統帝備受欺凌之事。而《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則以此為契機，先寫隆裕被冊封為光緒皇后以及此后備受光緒冷落的經過，接寫光緒因變法失敗而被幽禁，繼寫八國聯軍侵華以及慈禧與光緒同時病重去世，此后便是將袁世凱與隆裕對照而寫了。

在宣統即位后，攝政王曾一度解除了袁世凱軍機大臣的職務，令其回原籍養疴。但在辛亥革命爆發后的內憂外患之際，清廷仍是不計前嫌，敦請袁世凱再度回朝。“廟謨先立帥，廷議盡推袁。灑落捐前隙，低徊憶后艱”［55］云云，就是寫袁世凱被特任為內閣總理大臣，令其重組新內閣，試圖重振清廷之事。袁世凱起初是帶著感恩的心情回到清宮，但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尷尬和不安，大肆玩弄騎墻權術進行政治投機，穿梭在清廷和革命軍之間，最終脅迫隆裕太后在1912年2月12日發布清帝退位詔書。此時的清廷就像王國維在詩中所說：“黃圖馀禁籞，赤子剩中涓。”曾經龐大的清帝國只剩下紫禁城這一狹窄之地，依舊忠誠清廷的子民也就只剩下宮中的太監了。王國維的筆鋒蘸滿了諷刺之意，極為尖銳。

如果說《頤和園詞》主要以慈禧一人為中心的話，《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就是以隆裕皇太后與袁世凱為雙中心，所以此二詩的關系至為密切。袁世凱是終結清朝命運的重要推手，而袁世凱能進入權力中樞，又與慈禧的關系不可分割。王國維在《頤和園詞》中還只是一言帶過對袁世凱的譏諷，而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中，則將袁世凱置于無忠無信的奸詐之人之列，并將清帝最后的退位歸于袁世凱的脅迫［56］。換言之，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中，王國維越是對袁世凱表達不滿，便越能彰顯《頤和園詞》中對慈禧任人失察潛隱的批評，加上慈禧在朝局穩定后，追求享受與虛名，失去了初期勵精圖治的精神。如此將二詩對勘，從慈禧在艱難時期的干練，到初步中興之后的懈怠之心，再到錯用袁世凱，王國維在尊重事實基礎上的批評其實是非常清晰且分寸精切的。

由《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一詩對袁世凱的極盡諷刺之能事，可見王國維從本源上對慈禧的不滿。也許全面考察清王朝致病之由，不是一兩首詩歌可能承當的，但結合《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一詩來看，隆裕是“補天愁石破，逐日恨泉干”，是盡了全力但無可奈何了。而慈禧在政局穩定之后就貪圖安逸，對國事則希望通過焚香祝禱來求得平靜。相形之下，王國維這類語言無不是在婉轉批評慈禧。加上擢拔袁世凱為清王朝的滅亡更是埋下了隱患。如此，怠于政事、貪圖安逸、追求名利、任用奸臣，也都是王國維筆下這位“五十年間天下母”的部分作為，無論如何，這都不是王國維可能歌頌的內容。此詩畢竟是寫于《頤和園詞》一年之后，對晚清致病之由以及清末的張皇局促確實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體認。

六?王國維與頤和園的不解之緣

在隆裕皇太后率宣統皇帝宣布退位之后，民國政府在與遜清朝廷協商的基礎上，制定了《優待條件》，其中就在“甲”之第三款明確規定：

大清皇帝辭位之后，暫居宮禁，日后移居頤和園。［57］

這至少說明民國政府最初是擬將頤和園作為遜清皇室的長久居住之地的。但因為遜清皇室在紫禁城暫居期間，頗多對民國政府的無視甚至挑釁之舉，最終導致甲子之變的發生。移居頤和園便因此成為一紙空文了。民國建立后，頤和園的使用便一直是個話題。在各界人士的強烈要求下，北洋政府逐步開放頤和園以為參觀游覽之地，管理權雖仍屬于清室，但皇室私家園林的開放已然成為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原來作為帝王行宮的頤和園，便也逐漸失去了“皇室”的特征。

據現有確鑿的文獻，王國維一生至少兩度踏訪頤和園。1912年二月，當他在京都創作《頤和園詞》之時，他對頤和園內部建筑布局的了解，似乎不是一個未曾親至者能夠純粹憑想象能完成的。王國維第一次赴京，時在1906年春，次年官學部，此后一直到1911年十月中攜眷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在京前后五年半多一點時間。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尚未檢到有去頤和園的記錄。但一個從未到訪過頤和園的人，如何對頤和園的布局如此精熟呢？他如此精準地描寫出排云之宮殿、高聳之樓宇、盤曲之隥道和樹木之燈飾，若非親至其處，確實是難以想象的。

現在明確記載王國維到訪頤和園之事的，出自溥儀的英文師傅莊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一書，大致在甲子之變前的夏秋之間，也就是在1924年8、9月間。莊士敦在鄭孝胥推薦下管理頤和園事務。因為購置了大量擬被當做廢紙化為紙漿的內閣大庫文件，羅振玉亟需尋找一處安全和闊大的地方以便存放、整理和研究。大概是羅振玉起意要與王國維一起去頤和園找莊士敦，而王國維似乎對頤和園心存一份畏懼之意。1924年7月13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曾委婉道出似不便踏訪之意。他說：“莊在御園時多，其地深嚴，時有椒涂蹤跡，我輩亦未便往也。”［58］“御園”即指頤和園，“椒涂”指宮女。但王國維最終被羅振玉說服了，兩人隨后聯袂來頤和園，“做一日勾留”，“我們回到頤和園后，坐在昆明湖前，興高采烈地談論此行的收獲，并討論未來的計劃”［59］。莊士敦詳細記錄王國維踏訪頤和園雖然只有這一次。但頤和園出現王國維的身影應該并非偶爾，在莊士敦的相關語境中，王國維與羅振玉應該也是頤和園的常客。他說：

鄭孝胥和他的兒子鄭垂，是我在頤和園經常歡迎的朋友。同時，我們的朋友中還有兩個卓越的學者。一個是王國維，一個是羅振玉。”［60］

鄭孝胥父子是“經常歡迎的朋友”，而莊士敦言及王國維與羅振玉，也是用“同時”二字順延著這一語境。這時候王國維的身份是溥儀的南書房行走。

王國維出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之后，頤和園就變成了近在咫尺的存在。其時凡有友人來訪，大概是清華園與頤和園相鄰，王國維的話題也常常及于此園。署名“醉”的《回憶拾零》記云：

先生在清華也……嘗謂余曰：“吾自來此處，未窺頤和園，頑樸可羞。”言畢，先生含笑。［61］

此“醉”當為日人橋川時雄，因其在文中稱《文字同盟》為本志，而橋川正是該雜志主事者。青木正兒也回憶說：

先生住過的清華學校離先生自沉的頤和園昆明湖很近，而且我們見面的時候，他說搬到那里后一次也沒去過頤和園。……先生對頤和園有著那么強烈的依戀，且與寓所近在咫尺，卻從未去過，實在不可思議。［62］

青木正兒讀過王國維的《頤和園詞》，而對其入職清華后，于近在咫尺的頤和園居然從未去過，已有匪夷所思之感了。吳其昌說：

事后據人談起，先生在前些日子和人談及頤和園的風物，尚慨嘆自己在北平這樣久，園中卻一次沒有去過。［63］

吳其昌是聽來的文字，所以把就任清華導師后未訪頤和園，誤為“在北平這樣久，園中卻一次沒有去過”，事實雖有一點出入，但“頤和園”作為一個話題，看來是王國維時時主動提起的。

王國維對學生、友人一再提起未訪頤和園之事，其實在任教清華期間，王國維沒去過的地方何止頤和園一地。但一再將未去頤和園作為話題，可見頤和園在他心目中的特殊性。換言之，踏訪頤和園本應是王國維預想中早就應該踐行之事，而一再拖延，現在我們知道，其間或有不可言說者在。金梁記王國維自沉前三日，曾造訪王國維清華寓所，“談次忽及頤和園，謂‘今日干凈土，唯此一灣水耳。’蓋死志已決于三日前矣”［64］。看來頤和園對于王國維來說，既是必訪之地，又是憂傷之地。其原因正如木下彪所說：

曾經統領全中國的清朝……現在只余一個頤和園了。這是清朝最后的一片領地，王氏以此為辭世之所。［65］

他將頤和園作為“干凈土”，尤其以昆明湖這“一灣水”為代表，可見他心中的頤和園是一個可以安頓自己靈魂的地方。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獨自重訪頤和園，這一次他買了門票，直接就走到了魚藻軒邊的昆明湖畔，這一次不是繼續思考內閣文庫資料的處理，而是要以此一灣“干凈水”終結自己的生命。莊士敦說：“這（按，指魚藻軒前昆明湖邊）恰恰是三年前我們坐著在討論我們的計劃的那個地方”［66］。看來王國維選中這里了卻自己的一生，除了對清王朝具有一種特別的情懷之外，還因為這里曾經承載著三年前（也許還有更多年前）的記憶。那時尚憧憬著未來，王國維、羅振玉、鄭孝胥與莊士敦在湖畔暢談，四人神采飛揚；此時則中斷了現在，只有王國維一人黯然獨處。這時候王國維的身份是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

日本學者因為與羅振玉等人的關系，其對王國維思想傾向及自沉原因的判斷，大抵在忠清殉節方面。而王國維選擇頤和園作為自沉之地，亦如黃濬所說：“靜庵詠頤和園，而身自沉于昆明湖，亦是一預讖。”［67］竹村則行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說：

1912年，王國維在京都創作《頤和園詞》的時候，他肯定沒有想到十五年后自己會自沉于那個頤和園的昆明湖，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于王國維來說，《頤和園詞》就如同詩讖預示了這一結局。［68］

由此看來，王國維、頤和園與《頤和園詞》確實是一組在文學上、歷史上和政治上都值得深入研究的關系。

注釋：

［1］［45］［67］ 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李吉奎整理，第743頁，中華書局2013年版。

［2］鄧云鄉：《靜安先生〈頤和園詞〉本事》，《學林漫錄》九集，第53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3］［5］［7］［11］［28］［58］［62］［63］［64］《王國維全集》，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第20卷第426頁，第8卷第636頁，第20卷第425頁，第15卷第348頁，第20卷第291頁，第15卷第566頁，第20卷第388頁，第20卷第352頁，第20卷第219頁，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4］［8］［9］［14］［15］［21］［25］［30］［35］［53］《王國維書信日記》，房鑫亮編校，第491頁，第53頁，第38頁，第53頁，第45頁，第54頁，第60頁，第53頁，第54頁，第54頁，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6］王國維：《壬子三詩》，稿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部。

［10］參見劉蕙孫《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追憶王國維（增訂本）》，陳平原、王風編，第46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羅振玉此語為劉蕙孫轉述，或有未精確處，也許包括創作前與羅振玉的交談及構思的時間。

［12］黃濬認為此詩作于民國三年（1914），參見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李吉奎整理，第503頁，中華書局2013年版。鄧云鄉《靜安先生〈頤和園詞〉本事》一文認為作于民國二三年之交，參見《學林漫錄》九集，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第78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此皆屬于節外生枝之說，故在此不贅述。

［13］羅振玉之激賞大概是事實，但今檢羅、王往返書信及羅振玉稍后撰《五十日夢痕錄》、晚年撰《集蓼編》均未言及靜安之《頤和園詞》。故羅振玉直接之評價，尚無由得見。

［16］按：王國維草擬《頤和園詞》應有數本，只是其最初之稿本今已無法檢獲。其抄贈鈴木虎雄者當為初步定稿之本，而在抄贈完畢后，檢視之下，復有修訂。故今只能以抄贈鈴木虎雄者原本為手稿本，而以在此手稿本上修訂之本為鈴木本。

［17］［43］［65］ 木下彪：《王國維和〈頤和園詞〉》（上），《文學論集》第1集，1958年10月。按：該刊為日本岡山大學法經短期大學部編，本文引用木下彪此文，皆由艾冰梅博士譯。

［18］1913年7月，《壬癸集》印行后，原本于次年刊于《國學叢刊》第一卷（甲寅一），兩本文字相同，故《國學叢刊》刊本不具備版本意義。

［19］本文引用“集林本”《頤和園詞》，皆出王國維《王國維手定觀堂集林》，黃愛梅點校，第517—518頁，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20］［34］［40］《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第6冊，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第2595頁，第2594—2595頁，第2595頁，中華書局2017年版。

［22］［33］［61］《追憶王國維（增訂本）》，陳平原、王風編，第316頁，第460頁，第350頁。

［23］趙萬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壬癸集》，《趙萬里文集》第3卷，冀淑英、張志清、劉波主編，第401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

［24］《詩苑》雜志由森川竹蹊于大正二年（1913）十月創刊，每月一期，直至大正六年（1917）九月森川竹蹊去世，共出版48集。第六集的出版時間為1914年3月。

［26］［44］［54］《詩苑》第六集，1914年3月。

［27］《甲寅雜志》為月刊，由章士釗（秋桐）1914年 5月10日在日本東京創刊，陳獨秀等協辦。翌年5月改在上海出版，至第10期被禁停刊。

［29］邊敷文《王國維頤和園宮詞箋注》初刊《北京畫報》民國二十年（1931）二月十八日總第一百五十六期，署名“太初”，即邊敷文字，此后在二月二十八日、三月十二日、五月十五日、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三十日共分六期連載。黃濬撰《王靜安頤和園詞》，在引錄邊敷文注的同時續有補注，連載于《中央時事周報》，續刊于《學海》，兩報刊連載時間起于1934年訖至1937年8月。

［31］［32］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第168頁，第170頁，中華書局2011年版。

［36］《清朝野史大觀》第一冊，小橫香室主人編，第87頁，上海書店1981年版。按：此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收錄時，詩題改為《頤和園長詞》。

［37］《王忠愨公哀挽錄》，王高明等編，第16頁，天津羅氏貽安堂刻本，1927年7月。

［38］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附唐筼詩存）》，第1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

［39］［41］［46］［49］《王國維詩詞箋校》，蕭艾箋校，第44頁，第44頁，第43頁，第44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2］［50］ 羅繼祖：《庭聞憶略》，第160頁，第160—161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47］［48］ 蕭艾：《王國維評傳》，第182—183頁，第214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1］［68］ 竹村則行：《王國維〈頤和園詞〉與吳梅村〈永和宮詞〉》，《樋口進先生古稀紀念：中國現代文學論集》，日本樋口進先生古稀紀念論集刊行會編，第470頁，第472頁，中國書店（福岡）1990年版。此文由謝崇寧教授譯。

［52］王國維：《王國維手定觀堂集林》，黃愛梅點校，第519頁。

［55］王國維：《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王國維手定觀堂集林》，黃愛梅點校，第524頁。本文引用此詩，皆出此本第523—524頁。

［56］木下彪說：“倘若使禁衛軍協統、清軍唯一名將良弼未被刺客刺殺，升允亦未被袁世凱的偽旨所欺騙的話，清朝的統治應該還可以繼續吧。”參見木下彪《王國維和〈頤和園詞〉》，《文學論集》第1集，1958年10月。

［57］參見秦國經《遜清皇室軼事》，第5頁，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

［59］［60］［66］ 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著：《紫禁城的黃昏》，高伯雨譯注，第237—238頁，第237頁，第23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