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長篇小說歷來是當代文學版圖的重要構成。在建黨百年和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際，2021年的湖北長篇小說如何講述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如何重述歷史的脈絡？如何進一步深化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共同富裕的新型發展思路下，如何書寫城市和鄉村？如何塑造新農民形象？在疫情依然嚴峻的當下，能否敏銳捕捉社會變遷的底層邏輯？能否觸及人類生存的永恒命題？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當前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痛點，能否提供一些新的文學經驗？帶著這些問題，進入2021年的湖北文學現場，可以發現2021年湖北長篇小說創作在穩步推進的同時出現了不少驚喜。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公開出版發表長篇小說二十余部（見附錄），盡管題材、風格和審美旨趣各異，但一個普遍的藝術追求是以“返回”的姿態重塑共同體。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成果是林白的《北流》。無論是藝術創新性，還是文學影響力，無論是對林白個人創作的縱向考察，還是對整個2021年中國文學的橫向梳理，《北流》都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文本。從整體上來看，2021年湖北長篇小說賡續現實主義傳統，以鄉村題材和歷史題材最為發達。鄉村題材小說主要是在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的時代背景中講述鄉村變遷的故事，《有底線的人》（荒湖）、《按鈕》（王青）、《山若有情》（李伯華）、《出山》（徐宗義）等小說在整個二十世紀的長時段中書寫鄉村、鄉愁和人情冷暖；《富水河畔》（李俊勇）、《天坑村》（朱寒霜）、《雁潭揚波》（敖維）則在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新形勢下講述鄉村扶貧、社區管理和鄉村教育的故事。歷史題材小說大都致力于挖掘和展現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中的家國情懷。《拈花佛》（朱朝敏）打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孤島”，彰顯紅色文化和民間力量；《茶道通漠北》（陳敬黎）以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戰爭初期的歷史為背景，萬里茶道的篳路藍縷和紅色精神的初心使命相互映襯，強化國家認同；《民族英雄向燮堂》（向彩源）在還原真實歷史的基礎上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增強民族凝聚力；《隋煬帝》（丑人）、《大裂變：南北朝的天空》（余耀華）、《僧兵悲歌》《蒼天在上》（朱清明）則以歷史演繹的方式弘揚正氣。以《俄耳普斯的春天》（錢墨痕）和《花季“蜜”聞錄》（王詩怡）為代表的青春文學帶來新一代的生活態度和文學趣味，也是2021年湖北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

一、《北流》及其地方路徑

林白成名于19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潮流，《一個人的戰爭》在建構林白標志性寫作高地的同時，也成為林白此后寫作不斷反撥的對象。自《婦女閑聊錄》以來，林白一直行走在自我突圍的道路上，在朝向外部世界的突進和朝向底層世界的寫作中，不斷破除《一個人的戰爭》制造的種種標簽。在新作《北流》這部四十余萬字的長篇巨制中，林白返回故鄉，融入大地，一方面以注、疏、箋、異辭、植物志、詞典等形式創造先鋒性的文本結構，另一方面又以龐雜的方言土語、民間經驗和成長記憶建構地方性的敘事路徑，重識故鄉作為共同體的意義。小說在整體上貫穿著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歷史與現實的對話，并重建自我與故鄉、與世界、與內心的關系，潛隱著豐饒繁復的多重意蘊，在現代性反思中將地方置于寫作的前沿地帶，以地方路徑通達過去、現在和未來，在繁復的時空中建構全新的自我認同。

逃離地方曾經是現代性道路的普遍共識。正如林白在《北流》中借躍豆之口說的那樣：“小鎮青年都是要離開的，從偏遠的小鎮去往更大的城市，這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種不竭的原動力……一個人從小地方去往大城市，實是文明進化的永恒內驅力。”但在朝向現代性的遠景前行的路上，躍豆卻在四處漂泊的無根之旅中墮入前所未有的焦慮。事實上，地方是一個人生命的來處，也是一個人獲得自我認同的源泉，更是由一整套文化習俗和經驗慣例形成的地方共同體，因為“這些地方不僅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點，每一個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僅表明你住在哪兒，你來自何方，而且說明了你是誰”（英國學者邁克·克朗語）。

《北流》的注卷大體上可視為林白的“回北流記”，疏卷則可視為林白的“出北流記”，而前者正是在后者的映照下才突顯其不同尋常的意義。在主人公李躍豆的心里，故鄉那個“七線小城”留給自己的幾乎全是黑暗的深淵，“掩埋著的無數不能觸碰的東西，生生就咬爛人，不死也千瘡百孔。”因為一次“作家返鄉”活動，躍豆原本不過是在回到當年插隊的地方時“順便”回到故鄉，卻在“六日半”的行程中不斷召喚起內心深處對故鄉的眷戀。躍豆在外面廣闊的世界里得到當初義無反顧逃離時想要的自由和聲名，可當她游走于現代化大都市的酒店和會議廳時，內心卻充滿了虛空，“在外游蕩幾十年她從未找到自己的避難所”。正是在遠離故鄉走向世界的漂泊歷程中，躍豆逐漸意識到，那些曾經刻意疏離的故鄉風物及其人事其實一直潛伏在自己的血脈中，它們總會在那些慌張惶惑的時刻升騰起來，帶來最深刻的也是唯一的慰藉。當躍豆穿行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時，隨時遭遇的英語讓她處處緊張，但當她突然在這個城市的褶皺間——地下一層——發現故鄉的“雞粥”時，當她猛然間意識到可以用粵語——她的母語——演講時，驟然放松下來，曾經努力摒棄的圭寧土話放出光來，外婆家的狼蕨在心里瘋長，“還原回一個日常的自己”，這種感覺讓她在異地他鄉獲得重生般的喜悅。

多年在外的生活中，躍豆忘記了故鄉，忘記了弟弟，也忘記了母親。偏執讓她自以為是，她不屑于母親那一代人置身宏大話語的生活，也無法理解同胞親弟弟米豆完全不在同一頻道的凡俗人生。幼時母親再婚，躍豆和弟弟一起被送到鄉下外婆家，半年“被拋棄”的生活成為躍豆一生的陰影，不但多年未能釋懷，還被她一次次夸大和強化。她曾寫下這樣的詩句：“那根簕是雞叮鋤的樣子/它被時間縮小/釘入我的肉身”。“簕”是一種象征，是深入骨髓怎么都拔不掉的深深的隱痛。但現在，“無盡的植物，無盡的歲月/無窮河水永恒沖刷的你的兩岸/北流河/以及我血液中沉淀的簕”，生命中的那些“簕”在時間的河流里被沖淡，當往事在故鄉的風物中被重新喚醒時，照亮了那些曾經被遮蔽的溫情、善良與勇氣：她“多年以后才發現母親生命飽滿勝過所有兒女……任何災難都壓她不垮”；她理解了母親與姨婆之所以不斷談論“世界革命”，只是在延續一個善良的謊言，轉移姨婆的喪子之痛；她也意識到那個被自己鄙棄為“身體里的兒童從未長大”的弟弟米豆，擁有她永遠無法達到的“隨地安頓心情，樣樣安之若素”的生命狀態；更重要的是，她終于在返回時間的河流中找到了自我：“當我無可挽回地錯過了一切，當我的前方越來越空曠，我就越是看見那個幾十年前的自己。”

《北流》采用地方志、方言寫作、植物志等方式，以返回的方式將地方陌生化的同時獲得自我新生的源泉。但是，“返回能回到哪里去，逃離又能離得多遠？”當時間穿越到2066年，李躍豆的曾外孫女讀到《李躍豆詞典》結尾處的這兩行手記時，已經無法穿透這部“詞典”的“修辭方式”。北流話要么作為“標本”安靜地躺在故紙堆里，要么作為“表演”虛假地漂浮在景區節目里，“北流話作為一種文化，已經是死去的文化”，就連“語膜”項目中那些八九十歲的北流方言語料提供者，也“總是沒說幾句就要提到北京和東京”。對李躍豆來說，無論是返回還是逃離，都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安頓自己的一種選擇，并不遙遠的2066年已經昭示了返回的虛妄，而返回的意義也正是因此而熠熠生輝。

二、鄉村、鄉愁與城鄉中國

對有著深厚鄉土傳統的中國而言，鄉村敘事承擔著講好中國故事的重任。湖北文學歷來重視鄉村題材創作，2021年的湖北長篇小說涌現出一大批鄉村題材小說，尤其是一些草根作家和基層作家，以其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呈現鄉村歷史和現實，以鄉村為鏡像觀察中國社會的變遷，書寫新形勢下傳統鄉村共同體的解體和新型鄉村共同體的重構。

荒湖《有底線的人》重寫高曉聲《李順大造屋》的經典故事，講述周家父子兩代人半個多世紀造屋的經歷，涉及鄉村變遷、官場博弈、留住鄉愁等多層面主題。父親有過兩次造屋的經歷。三十年后，兒子周正海又有過三次造屋的經歷。對中國人來說，房屋不僅是一個遮風避雨的生存空間，更是一個安放心靈的港灣。小說在周正海一波三折的“造屋”之外，還講述了“兩塊石頭”的故事，一是新國縣烈士陵園的紀念碑，二是東楚市江邊的楚國界碑遺址。紀念碑是新國縣作為烈士縣的見證，楚國界碑是東楚市的國寶級文物，凝聚了“楚人血脈里的雄性基因”，這種基因又與烈士紀念碑隱含的民族精神高度一致，小說的主題由此延伸至民族文化精神深處。在以東楚市、新國縣、周家灣為標識的地理空間中，小說觸摸到時代的痛點。在急速推進的城市化進程中，傳統的倫理秩序崩壞，新的現代文明尚未完善，欲望之惡與貪婪被充分釋放，如何“留住鄉愁”，如何堅守底線，如何平衡物質與精神、現代與傳統、個人與國家、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關系，是城鄉中國面臨的難題，也是長篇小說寫作的公共關懷所在，但小說以一個縣長在官場上的相對弱勢及其博弈來彰顯社會正義，其內在合理性或許是要打折扣的。

新時代鄉村扶貧和建設工作為鄉土寫作提供了新的資源。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扶貧干部、新型農民、基層工作者齊心協力，共同繪制出新時代的鄉村新貌。李俊勇的《富水河畔》講述新世紀發生在江漢平原富水河邊一群青年社區干部的工作和情感故事，小說以潘慧和洪明山的成長經歷及感情糾葛為主線，塑造了江偉鋒、洪明山、潘慧、嚴義軍、柳心怡、陳玉、郝琴等人物群像。當工作的“強度”、生活的“硬度”遇上人性的“溫度”，新時代青年的精神風貌和心路歷程盡顯無疑。朱寒霜的《天坑村》講述下派干部為精準扶貧主動造血，打造鄉村生態旅游產業，帶領群眾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集中展示大時代新農村的歷史巨變，以及變革與轉型中產生的干群一家親的新型關系和新型共同體。敖維的《雁潭揚波》則獨辟蹊徑書寫足球進校園的故事，突出足球對鄉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學生精氣神的改變，是鄉村教育小說的重要補充。

鄉村志是近年來書寫鄉村的一種重要方法。李伯華的《山若有情》以團山村為原型，將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安放于一座小小的村莊，講述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來團山這塊熱土上發生的故事，創造出一部充滿鄉土氣息的“團山志”。曾經狗吠雞鳴的老家團山村日益凋敝，逐漸淪為荒涼的空心村，作家在痛心之余以小說的方式復活家鄉的歷史，融入當地的神話傳說、山川地貌和人文風情，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見山見水見鄉愁。小說充分調動紅色資源和地域文化，接續中國共產黨一貫的群眾路線和人民立場，將當下的鄉村振興和扶貧工作置于整個二十世紀的革命視野，有利于在更深廣的意義上理解新時代的歷史性意義，建構新時代的鄉村審美經驗。

鄉村變革不僅改變了鄉村的面貌，也給傳統鄉村女性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我發展機會。王青的《按鈕》以柔弱女子柳心蓮的成長為線索，書寫江漢平原近半個世紀從野蠻貧窮到文明富裕的苦樂歷程。柳心蓮一生命運多舛、自強不息，她用精神彌補生活的殘缺與沉重，用寬容啟動人性善的按鈕。她是傳統美德的傳承人，也是現代市場的開拓者。她發掘江漢平原的傳統美食焌米茶，推出“蓮香焌米茶”品牌，帶領家鄉人致富，直到敲響上市公司的鐘聲。徐宗義的《出山》中沙河鎮的女孩枝子渴望走出大山的夢想，延續了四十年前鐵凝的《哦，香雪》中鄉村女孩渴望山外文明的主題，但小說的敘事空間延伸到山外的城市。作為城市異鄉人，枝子屢次遭受命運的捉弄，但她胸懷夢想，永不言棄，終于等到命中注定的意中人，小說以枝子由鄉入城的經歷展現了改革開放逐漸深化的城鄉圖景。

鄉村既面臨著轉型期的困境，也在困境中蘊藏著新的生機，在結構性調整中具有多種可能性，這是當下鄉村現實的復雜性所在，也構成了鄉村敘事的難度。如何講好新時代的鄉村故事，重塑城鄉關系，是新時代對鄉土寫作新的召喚，也是鄉土文學變革的內在要求，更是對鄉土作家的一種挑戰。

三、革命、歷史與家國情懷

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反復在被重述，集體認同和民族共同體意識則隨之不斷強化。“十七年”的紅色經典歷久彌新，當時大多數作家就是革命斗爭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們以小說的方式重述革命歷史，謳歌新生的共和國，對民族認同產生著持續而深刻的影響。但是，經歷了1980年代以來紅色經典的重評和新歷史小說的解構后，如何重新講述革命歷史，成了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進，當下大部分作家已然無法獲得親歷者講述的天然合法性，再加上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對作家立場的規約，都給革命歷史題材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在這個里程碑式的歷史節點，再現百年紅色歷史，書寫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重構和強化共同體意識，依然是當下長篇小說寫作的重要面向，如何以個性化方式書寫反復被言說過的革命歷史，則是作家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朱朝敏的《拈花佛》以1943年到1950年代初期的革命歷史為背景，敘事空間主要集中在“孤島”。這是朱朝敏在多年持續不斷的寫作中打造的文學地理，承載的是她關于人性、鄉村乃至中國的認識。此前的《百里洲紀事》等作品主要聚焦孤島的現實，《拈花佛》則返回孤島的過去，從抗日戰爭、肅奸運動、剿匪戰爭、解放戰爭直到建國初期的革命歷史，滾滾前行的時代洪流都在孤島打下深刻的烙印，浴血奮戰的川軍將士、俠肝義膽的自衛游擊隊、善良淳樸的廟村百姓無不用鮮血和生命詮釋著“悲壯”。小說的妙思在于并未從正面直接書寫革命戰爭，而是立足于她熟悉的文學故鄉“孤島”，選取孤島上的廟村為基點，以廟村村婦扈娘的成長為主要線索，以民間傳奇的方式講述革命歷史，融合民間社會里的倫理糾纏與殘酷戰爭中的英雄傳奇，譜寫出一曲革命年代的慷慨悲歌。小說對歷史和現實的拷問，不僅追求內涵的凝重深邃，還在形式上勇于大膽實驗和探索，在廣闊的時空維度敘寫人物奇崛的命運。

時代在變化，個人在成長。廟村女人扈娘性情倔強，兒時就以拒絕裹腳特立獨行。她先后遭遇水匪和日軍，原本普通平常的鄉婦人生從此跌宕起伏。她和丈夫連生有意無意掩護地下抗日組織的活動，多次打擊日寇，破壞日軍西進的計劃。在被日軍關押的牢獄之中，扈娘受到年輕女共產黨員蘇海榮的深刻影響，加快成長起來。連生被日軍槍斃后，扈娘陷入有口難辯的境地，被誤會她的村民們孤立并唾棄。抗戰勝利后，扈娘又被當作漢奸整肅，被水匪哥佬會的人暗中救下落入匪寇，幾經輾轉，扈娘變身為水匪大當家“埠上花”，成為江湖上的一個傳奇，她暗地里打擊國民政府軍，支持解放戰爭，后又帶領手下匪幫投誠，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貢獻力量。在某種意義上，扈娘從一個倔強的大腳村婦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傳奇歷程，恰似《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另一個版本，凸顯了鄉村蘊藏的革命內生動力，豐富了革命歷史敘事的民間視角。

小說以傳統鄉土空間為底色，古楚民俗是其民間敘事的重要構成。“孤島”源自枝江百里洲，百里洲是長江第一江心島，也是歷史悠久的古楚之地，島上有楚懷王墓和三國魏吳浮橋戰爭遺址。《后漢書·郡國志》記載“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有說“丹陽聚”就在今百里洲臨江的村莊里。小說里的廟村正是孤島臨江的一個小村莊，古風濃郁。能王氏因其神奇的招術被尊稱為“能婆婆”，她會鋪蛇皮扎針灸治病救人，會以“魂兮歸來”的聲聲呼喚召回亡者的魂靈。能家祖傳的醫術、招魂術及其儀式深得古楚精髓，是廟村人作為古楚后裔傳承古楚遺俗的明證。當然，民間習俗和信仰總是蕪雜萬象的，廟村人也敬奉菩薩和佛祖。孤島寺廟古剎香火旺盛，佛門寶藏也多，連廟村山林里沒有名號的廟寺也有悠久的歷史，長年供奉著廟村人的菩薩佛祖仙人。哪怕時局不太平，扈娘從未停止信佛拜佛，無論何時，扈娘心中都懷有大義和大善，這是她個人生命的底色，也是革命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動力。日軍垂涎廟寺里全身鎏金的拈花佛和村口漢白玉蓮花座的石獅子，打破了古老廟村的寧靜，廟村人的命運也因此發生了轉折。扈娘從懵懂不自覺到有意識暗中支持革命、收養烈士遺孤，孝紀老人至死護衛石獅子，都與廟村人樸素的民間信仰相契合。拈花佛悲憫而激情地釋放萬物初生的歡喜，給予苦難深重的廟村人向善的信念，“佛在，你在，我在，人間在。”

革命歷史本身的復雜性蘊藏著無限的寫作可能。文學的要義就在于打撈那些歷史的細節和碎片，發現其中潛藏的歷史真實和復雜人性。在并不算長的篇幅里，《拈花佛》融入了欲望的恣肆與罪惡、靈魂的沉淪與救贖、歷史的沉重與荒誕、個體生命與民族大義等多層面思考，是朱朝敏個人創作歷程的重要突破。

陳敬黎的《大道通漠北》在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戰爭初期的時代背景下，追溯從咸寧經漠北到歐洲的萬里茶道，呼應新時代的“一帶一路”倡議，以“生甡川”牌青磚茶的掌門人何建樸為中心勾連廟堂、民間與江湖，建構了闊大的歷史時空。小說在繼承湖北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實現了對本土題材的再發現，融合歷史傳奇與地方文化，傳承家國情懷與紅色精神，弘揚茶文化與仁義之道，是一種有難度、有情懷的寫作實踐。自明代以來的何氏青磚茶，“既無思想，也無言語，但萬物有靈，它所經歷的一切都在何建樸身上留下了深刻而不可磨滅的印記”。何建樸在艱難時世中秉承誠信和仁義之道，將“生甡川”青磚茶揚名漠北，同時，他也深切感受到民族國家的苦難與屈辱，在董必武、陳譚秋等早期共產黨人的感召下，他逐漸從自發走向自覺，支持和參與革命，昭示了荊楚大地紅色基因的強大力量。小說在當下視野中處理復雜的二十世紀之初的歷史，在全球化語境中挖掘本土文化，在主題寫作的規訓下探索個性化寫作，是2021年湖北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獲。

除了革命歷史小說之外，2021年的湖北長篇小說中還有一些歷史通俗演義值得注意。向彩源的《民族英雄向燮堂》以清朝末年真實發生的“施南教案”為題材，講述民族英雄向燮堂英勇抗敵的偉大壯舉。鴉片戰爭后，大量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施南教案”曾震驚中外。小說回到歷史現場，融入恩施地區的山水風情和民俗事像，在多維視野中重溫發生在恩施沙地的這一歷史事件，高揚愛國主義精神，塑造民族英雄向燮堂的光輝形象，是一部禮贊忠勇信義和家國情懷的鄉土傳奇。丑人（鄭彥平）的《隋煬帝》重估隋煬帝的是非功罪，不拘泥于“艷主”“昏君”的醒目標簽，肯定他作為雄才大略的實干家開疆拓土、修建大運河等歷史功績，力求全方位還原歷史的本真。余耀華的《大裂變：南北朝的天空》（《南北對峙》《魏裂東西》《天下歸隋》三卷本）橫跨近二百年的南北朝歷史，個人命運與王朝興衰相互疊映，《興吳破楚：伍子胥的復仇之路》講述伍子胥傳頌千古的歷史佳話，二者均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頗具趣味性和可讀性。朱清明的《蒼天在上》和《僧兵悲歌》均采用章回體形式，書寫大別山地區的革命歷史、地域文化、自然風物和民間傳說，飽含抗爭精神、家國情懷與人性之光。

四、青春寫作的“野心”與創新

青春文學是年輕一代“文學的狂歡”。湖北曾經擁有輝煌的青春文學創作傳統，以《女大學生宿舍》為代表的青春小說是當代文學的重要構成。2021年，《俄耳普斯的春天》《花季“蜜”聞錄》等小說在接續湖北青春文學傳統的同時，也打開了新局面。

《俄耳普斯的春天》年輕的作者錢墨痕是有“野心”的，正如他在故事的尾聲說的那樣，“我寫作是為了時代，為了我們這代人”，“我覺得這個時代需要我”。但是，當“我”以此回答劉局問我為什么寫作時，“說完我自己都覺得話說得太大了”，并將上述回答指認為“假大空的東西”。“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這是魯迅一百年前“失語”的孤獨和虛無，外部壓力與內在焦灼筑起的高墻讓他無法言說，但無論如何，那都是在一個狂飆突進的年代里生成的現代性焦慮。“我們這個時代”到底是怎樣一個時代？這是一個總體性瓦解后的碎片化時代，是一個宏大敘事被放逐的小時代，是一個無數轉瞬即逝的時刻持續消解烏托邦想象的拼貼化時代。“我們這代人”又是誰？是敘事者“我”，是死去的主人公阿徹，也是警察李sir、小胡、劉局，是阿徹曾經的戀人谷雨、夏天、宋立秋、米雪，以及關聯人小麥、宋之等，1994年生的錢墨痕和他的人物及其讀者共處一個斷裂的時代，小說散落著整整一代人青春的光影，也充滿了年輕一代對自我及其時代的反思。

外在世界已經不再提供曾經穩定的價值體系，無法指認自我的確定性，內在情感世界也已無法生成彼此信任持久的親密關系，無法提供心靈的歸宿。阿徹與素不相識的“我”同在德國留學，一次火車上的偶遇制造了長達六個小時的暢聊。多年后，在他離開人世前的那個夜晚，又給“我”打來電話暗示道別。一個僅僅見過一面的人被他視為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但“我”卻連他的真名都不知道，接那個電話時也是心不在焉。這種陌生人社會的反常社交，反襯的是現代個體的孤獨宿命，無所牽掛亦無所慰藉。阿徹物質豐裕，但一直“覺得生活缺少一種熾熱的期待感”，他什么都能做但做什么都缺乏意義感，他急于尋找一種“饑餓感”，那是一種為了某種人生目標而奮斗和成長的有意義的生活，但他卻始終無法擺脫麻木的生活狀態。他在情感世界先后經歷過“白玫瑰”（賢良的初戀谷雨）、“紅玫瑰”（拜金的情人夏天）和“蘭花草”（樸素的前妻宋立秋），最后將情感寄托在一個歡場女子米雪身上，以拯救他人的方式救贖自己。最終，阿徹在巨大的精神焦慮中以決絕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小說里因阿徹之死卷進來的人無不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被哥們兒稱為“戀愛大師”的“我”早就視戀愛為游戲、李sir分居的妻子小花被“掃黃”、劉局和伴侶楊柳的開放式關系、宋之對妹妹宋立秋的畸戀……所有的親密關系都已無法建立相應的情感結構，小說選用這個年齡最切膚的情感世界作為入口，以略顯浮夸但不無真誠的方式，展現年輕一代的精神困境。

小說在形式上具有明顯的先鋒氣質。首先是仿偵探的小說結構。阿徹到底為何而死？小說一開始就設置了一個懸念，隨著對這起死亡事件的調查，不斷回溯和分析過去相關的人與事，這是偵探小說常見的套路。但故事的結局卻并非偵探小說式的，因為答案并非來自于確定的罪犯，而是來自于調查過程中逐漸浮出的一個隱喻，即“我們都是俄耳普斯，我們是無法回頭的”。希臘傳說中俄耳普斯歷盡艱難帶領愛人歐律狄刻離開冥府時，不顧冥后的告誡，在出冥府大門前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結果讓愛人再次陷于萬劫不復。小說以俄耳普斯的故事隱喻著青年一代的困境，正如阿徹一直保留著十五年前的初戀谷雨寫給他的信件，但卻永遠失去了“回頭”的可能，那是他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

其次是元小說的敘事模式。小說的故事層是幾個人物不同的愛情糾葛，但加上敘事人“我”的重新組合，便有了超出愛情小說的哲思。在人物講述的過程中，作者與人物一起分享故事中的愛情與婚姻、存在與死亡等主題，打破傳統的敘述方式，充分呈現出元小說的敘事追求。作者錢墨痕變身為小說中的虛構人物，但仍名為“錢墨痕”，并以作家的身份充當敘事人，也以阿徹生前最后的聯系人身份參與調查過程。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在調查與被調查的過程中以第一人稱向“我”講述自己的戀愛故事，這種設置將作者、敘事人和人物相混淆，模糊了虛實之間的界限。“我”則在配合調查的同時坦白小說的構思，明確交代小說從《阿徹的春天》變成《俄耳普斯的春天》的過程，以及所有人物的命運走向。小說的后記“我去2030年”改變一般后記的寫法，將時間推及寫作時間十年以后的2030年，以現在的“我”想象十年后的“我”，又以十年后的“我”凝視現在的自己，在重新編織的時空里反思自我，追問人生的意義和永恒。

更年輕的“95后”王詩怡則以《花季“蜜”聞錄》接續四十年前轟動文壇的《女大學生宿舍》。小說以“工大127女生寢室”的四個女大學生為主要人物，展現具有新時代氣息的大學校園生活。家境優越的乖乖女王小茴、來自城郊的“虛榮公主”錢媛、鄉村的平凡姑娘黃芷蓉和特立獨行的二次元少女李童，四個女生從微妙的矛盾嫌隙到親密的互幫互助，都在校園日常生活細節中呈現出來，獎學金、校園貸、共享單車等貼合校園的現實書寫，則增加了小說的當下感。同時，女大學生宿舍也是一個社會窗口，折射出當下社會的現實問題，如心理問題、師生關系、消費觀念、貧富差距等。小說在形式上融入繪本小說的手法，繪制高潮情節配圖，在小說中加入以文本形式設計的微信、QQ和游戲聊天界面，提供了鮮活直接的當代經驗和審美形式。書名中的“蜜”字暗示著“閨蜜”和“甜蜜”，與輕快靈動的小說基調相契合。

縱觀2021年湖北長篇小說創作，既有突出的亮點，也有重要的突破，但也出現了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就作家隊伍而言，以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為主體，且大多為基層寫作者，基層寫作者雖然擁有第一手鮮活的寫作資源，但往往有待進一步打開歷史視野和思想格局；就題材而言，鄉村小說占據明顯優勢，都市小說相對匱乏，在繼承和發揚湖北強大的鄉土文學傳統的同時，城市書寫不充分；就人物而言，女性形象的數量明顯多于男性形象，但仍不乏刻板的女性印象，部分小說現代女性意識不足；就創作方法而言，大多采用傳統現實主義方法，部分小說以觀念先行和戲劇性巧合推動故事發展和塑造人物形象，內在邏輯說服力不足；就重大主題和重大現實創作而言，建黨百年和鄉村振興都是比較集中的主題創作，但個性化寫作和地標性寫作仍有大量繼續探索的空間，革命歷史敘事中的歷史眼光和人性深度也還有待進一步深化，部分鄉村敘事也要免于成為膚淺的記錄者和時代的傳聲筒。

新時代要求作家講好新的中國故事，發掘典型的中國經驗，但現實瞬息萬變，新時代也給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穿透繁雜的表象抵達生活的真相？如何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看到底層的確定性？如何在艱難的疫情時代依然傳遞對于未來的信心？首先是要打開寫作的視野格局。一個作家要兼具歷史感與現實感、本土眼光與世界眼光，才能在古今中外的闊大視野中發現中國經驗的獨特性，在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多重觀照中抵達時代精神的本質，才能在一地雞毛的日常生活中潛入人性的深處，在為時代造冊立像的同時，突破自我經驗的限制，抵達更廣袤的世界。其次是要建構寫作的當下意識。現實題材創作日益成為當下寫作的主流，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時代主題為長篇小說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當下意識并不僅僅局限于觀察和復寫當下生活，而是要將現實感融入對歷史的重構和對未來的考量，捕捉一個時代的普遍情緒，傳遞一個古老民族的強大生命力，在歷史的長河中追問和反思當下。另外，還要培養寫作的問題意識。小說要立足于現實，但不能成為反映現實圖景的一面鏡子，更不能完全拘囿于既定的標準答案和正確結論，而是要充分發揮作家的主體性，在看似密不透風的現實中發現獨屬于自己的寫作領地和言說方式，從而避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同質化書寫，創造高辨識度的有靈魂的個性化寫作。

長篇小說的生產和傳播是極其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尤其是對于基層寫作而言，除了作家個人的努力外，有力的引導和組織是產生優秀作品的重要保障。作為文學大省，湖北作協的長篇小說扶持計劃已經持續十余年，正不斷豐富著湖北文學的版圖。精品意識、特色意識和破圈意識，或許是當下長篇小說生產和傳播不可或缺的三種觀念。一是精品意識。配合中國作協發起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加強主題寫作的頂層設計和大力扶持，圍繞黨和國家重大戰略部署、重要時間節點，提前策劃選題，鼓勵作家們充分發揮湖北文學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直面復雜現實，回應時代主題。但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好的長篇小說要始終以文學性為鵠的，充分融合想象性、創造性和審美性，避免簡單的概念化和公式化演繹，才能打造新時代文學精品的大格局和大氣象。二是特色意識。圍繞地方文化大力推進長篇小說寫作的本土路徑，立足長江經濟帶建設和生態保護、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充分利用湖北豐富多元的傳統文化資源，如古代的屈原文化、近現代以來的紅色文化、地理上的長江文化等，在重審本土文學資源的過程中獲取深層的文化自信和共同體意識，不斷創新藝術表現形式，鑄就具有文學地理坐標和典范意義的文學品牌。三是破圈意識。影音視聽等文化產業對長篇小說影響力的推動日益彰顯，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也催生了文藝形式的創新，有必要構建文學創作生產的新格局，形成多方統籌的聯動機制，在選題、作家、出版社和市場之間架構文學生產傳播的全鏈條，全過程扶持優秀作品的成長，充分利用新技術平臺的傳播優勢，通過圖像、動漫、影視、游戲、短視頻等多種形式將優秀文學作品數字化、有聲化、影視化，推動優秀的文學作品進入大眾視野，進一步擴大湖北文學和湖北作家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同時，加強長篇小說的評論工作，在評論與創作良性的互動中，一方面使優秀的新作品脫穎而出，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動以往優秀作品的歷史化和經典化。

站在時代的高度，沉潛到生活的細部，抵達歷史的深處，發掘人性的疑難，是長篇小說的重要使命。新時代是正在進行的現在時，如何在零碎的細節中把握時代的整體性特征，捕捉人性的細微變化，如何從深度和廣度上理解這個時代的精神內涵，如何在總體性視野中回望歷史展望未來，并確立新時代在歷史中的位置，在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視野中重塑共同體，既是對作家的挑戰，也是長篇小說寫作難得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