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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內涵

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是指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在“中國化”過程中，因面臨新的“中國語境”、使用新的“中國方法”、追求新的“中國價值”所創生的新的闡釋學形態。這一形態在近百年的“中國化”過程中先后表現為“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相統一”的中國形態、“真實性與政治性相統一”的中國形態、“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 的中國形態與“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相統一”的中國形態。這四類中國形態所共同具有的闡釋學特征，就是它們均以闡釋學的“應用”而非“原理”為取向，探求意義的“應當”問題而非“是”的問題，即探求闡釋者的效果歷史意識與闡釋對象的效果歷史所合力鑄就的闡釋活動的效果歷史事件，而非某一固定的文本意義。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應用”取向的形成，從理論創生角度看，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化”過程中文藝政策邏輯周延的理論要求，而是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本身的實踐要求，即它視“好的闡釋”為批判性、知識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的闡釋，從而使自身成為一種因時因地創新發展的實踐過程；實踐闡釋，正是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全新內涵。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本義，并不以危微精一的形式存在于其經典作家論述里，而是存在于因時而變的社會生活實踐里。實踐，才是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本源性“文本”。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實踐本質之所以可能，其邏輯依據即在于此。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實踐本質的展開過程，就是通過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彰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實踐空間。它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理念引導，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不僅致力于科學‘解釋世界’，而且致力于積極‘改變世界’”。因而它所隱含的目的，就是通過文學闡釋的實踐應用，實現全新社會與政治秩序的理想化重建。

從理論淵源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萌生于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化”過程中理論本身的邊界反思與實踐應用。理論超越其單純的語言學與修辭學意涵而走向實踐應用，并在實踐應用中擴展其原有意涵，是理論旅行的一般邏輯。在這個過程中，理論因其實踐應用而得以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指引著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動。……實踐的觀點、生活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區別于其他理論的顯著特征。馬克思主義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為了改變人民歷史命運而創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的，為人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理論的實踐應用或“中國化”過程也就是舊有的規范性不斷被打破，新的規范性不斷被確立的過程。由于規范性與特定社會生產方式及其制度性實踐天然關聯，因此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就不僅是文本意義的理解(一般闡釋學)，更是意識形態批判(批判闡釋學)。因為面對變化了的文學現實，唯有調整闡釋原則以適應正在發生的變化，才能實現闡釋的實踐批判功能。但作為溝通自然科學的“說明”與精神科學的“理解”之實踐批判原則，它并非規定性判斷，而是一種類似于審美判斷的調節性原則，后者通過“激發所有的人通過自我沉思把可以因果說明的行為方式轉化為可理解的行為”，實現“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因而實踐闡釋學作為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并非實證科學，而是統一實踐對象與實踐屬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哲學，它可以跨越闡釋學的單純知識學設定而成為推動文藝變革與現實實踐的巨大力量，進而成為引領人本身全面自由發展的價值理念。

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實踐指向，要求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闡釋，須從原義闡釋走向創造性闡釋與批判闡釋。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從而表現為一種辯證闡釋觀念：它不僅是理解的，更是實踐應用的，且唯有通過實踐應用，它才能獲得一種深刻的變革動力，使自我擺脫了一切教條的束縛，成為真正的科學，并在具體的實踐應用中根據不同語境，明確自我的批判性、知識性與價值性三重闡釋向度。

二、批判性：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反思向度

中外文學闡釋學一般原理告訴我們，文學文本的闡釋原則，并不歸于普通大眾，而是專屬于作為公共教化的文學體制，加上闡釋的前見，也常由權威把持，因此，以實踐應用為取向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就需要對自身展開意識形態批判，以消除其與統治及暴力的合法性關聯。批判的目的，在于通過自身“非暴力的末世學”特征而指向“解放的旨趣”，來實現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改變世界”的目的。如利科爾意識形態批判所指向的，并不是一般闡釋學所勠力的文本背后的意圖，而是文本面前所展示的世界。“意識形態批判是從不同于詮釋學的立場，即從勞動、權力與語言相互交織的立場提出它的要求”，揭示文本背后的非人化機制與異化狀況，釋放文本的解放潛能。與之相應，理解的對象就不再是文本或自我的意義，而是經由文本而展開的整個世界。而為了達到對文本及其展現世界的積極理解，文學闡釋學與意識形態批判就必須走向合流，進入實踐闡釋學，以克服一般闡釋學的意義蹈空的缺陷，釋放闡釋學與意識形態批判的解放功能，最終實現經由“解釋世界”而通向“改造世界”與“創新自我”的目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因此成為一種“批判的批判或元批判(meta-critique)。”

但與哈貝馬斯強調闡釋學前見中的意識形態問題不同，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突出了闡釋活動中意識形態問題的普遍性，將意識形態批判置于人類實踐領域，將批判作為方法論貫穿于整個闡釋活動中，因而超越了伽達默爾與哈貝馬斯在闡釋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簡單擇一立場——伽達默爾與哈貝馬斯的“闡釋學與意識形態之爭”，表面上是闡釋學出發點的爭論，深層卻是思想領域的浪漫主義與啟蒙運動之爭，或言當代技術與權威意識形態主導下當代文化發展的古典主義與現代性方向之爭。而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則堅持，既非前見(伽達默爾)，又非意識形態批判(哈貝馬斯)，而是實踐視野中的意識形態批判——實踐而非其他，才展示了人類理解與交往的根本特征：在實踐中并且通過實踐來理解文本、自我及其社會關系，在理解文本的同時運用批判的視野，以獲得對理解者及其背后社會關系的理解，實現理解的認識論、本體論與價值論的統一——才能將歷史化的前見與觀念的意識形態批判統一起來，確立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真正前提。

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意識形態批判方法源于文學與其社會關系的意識形態屬性。但意識形態天然攜帶信仰因子。“作為在宗教和巫術衰落以后出現的世俗信仰體系，它服務于在一個失去了傳統的世界里調動政治行動”，因而能夠對世俗生活的觀念認同產生直接影響。如同伽達默爾所指出的：“我們先天繼承和后天獲得的歷史教化的意識形態，即審美意識和歷史意識，都表現了我們真正歷史存在的異化形式，并且通過藝術和歷史所傳達的原始經驗絕不可能從這種異化形式出發得到理解。”而以把握藝術和歷史中原始經驗為鵠的闡釋學，唯有通過對包裹于其外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才有可能。從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揭示的意識形態的虛假性，就不再是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問題”與“中國形態”關注的重點，相反，作為區別于現實存在的觀念系統，以及觀念系統本身所攜帶歷史的前見與現實根據，才是其重心。這也意味著，韋伯所提出的現代性“價值中立”的知識學立場在此將無濟于事。因為在時時攜帶意識形態批判因子的實踐闡釋學里，無論是闡釋者，還是闡釋對象，都既是“劇作者”，也是“劇中人”，它們難以脫離社會與其主體性條件。而以“應用”為取向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之重要目的，就在于透視每一文本的社會條件并對其做出合理性闡釋，使文學的闡釋超越實證科學的解釋而成為體現意識形態批評特性的社會科學闡釋：即闡釋必然延伸到闡釋對象及其背后社會關系的闡釋，意識形態批判必然延伸到批判者自身觀念的批判，繼而深入到社會歷史批判。由“觀念批判”到“意識形態批判”，再到“社會歷史批判”，從而構成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由表及里的地形學邏輯。

這當然不是說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止步于或完成于意識形態批判，恰恰相反，它將由意識形態批判進入更為宏闊的實踐批判視野。蓋因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同樣無法避免的“前理解”結構所排除的對理解活動做整體性反思的可能，而意識形態批判卻預設了對理解者與理解對象的整體性反思，二者的矛盾使文本理解陷入“要么闡釋學，要么意識形態批判”的簡單擇一困局，除非我們能夠抵達歷史的末端或者進入理想的闡釋共同體。因為意識形態本身，乃至對意識形態的批判與再批判，本身都無法逃脫我們的“前理解”結構。同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主義原理決定了意識形態批判本身并不具有免除再批判的資格，它尚需要從意識形態本身的觀念性特征及其與現實的對應性關系出發，對其進行再批判。“文本?理解者?意識形態?社會結構”意識形態批判循環，從而就需要被拉伸為“文本?理解者?意識形態?社會結構?實踐內容”的實踐批判循環。闡釋從而不單是對文本、闡釋者及其圍聚于文本與其闡釋者周遭的現實和歷史關系的闡釋，更是展現歷史與現實的實踐行動，并在實踐內容中體現出與現實歷史的同構性。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重要貢獻，正在于它以一種歷史的實踐辯證法來消解上述矛盾，并在具體的實踐中將整體性反思置入歷史與現實的無限循環中，使理解與批判本身都成為一個無盡的實踐過程。

三、知識性：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邏輯向度

在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形成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闡釋所形成的闡釋文本，并不是原文本的“重疊文本”，而是“再生文本”，具有溢出原文本意義邊界的絞纏意義。這種意義，常需通過“對位闡釋”才能發現。所謂“對位闡釋”，是指將原文本與闡釋文本并置，對位審視原文本與闡釋文本的意義裂隙，發現文本的意義張力，闡明原文本在闡釋文本中被弱化、強化抑或改寫的意義分歧，揭橥不同文本意義背后所潛藏的不同闡釋語境與闡釋心理，發現文本“闡釋的政治”與“闡釋的知識”。

從“闡釋的政治”的角度講，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形成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闡釋，既是建構文化主體性的方式，也是解構文化主導權的方式。其目標端賴于中國社會不同的歷史語境與闡釋學的現實語境，核心問題是：闡釋者以什么樣的目的去組織并締結意義共識，發現意義的差異。從“闡釋的知識”角度講，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闡釋，并非旨在顛覆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本義，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闡釋學轉向一種微觀的社會政治分析，發掘其知識學的普遍意義，推進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當代性發展。它在具體的闡釋過程中，常因闡釋的知識偏向而形成差異化的闡釋路徑：重視語言學維度，形成了語言闡釋學；重視政治學維度，形成了政治闡釋學；重視倫理學維度，形成了倫理闡釋學；重視美學維度，形成了美學闡釋學。

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并非是要顛覆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本義，而是要因時因地調校自身，以實踐為導向，開拓出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新傳統來。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所立足的“知識”，不是一種蹈空的抽象理論，而是一種扎根歷史與現實的實踐觀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種掏空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實踐性知識根基而做純粹知識化辨析的馬克思主義，深深誤解了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知識”本質，也與現代科學所揭橥的知識的實踐源泉相距甚遠。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作為實踐知識，要求關注理論自身的知識譜系，探究其在世界不同地域的承繼、傳播、改寫及其原因與意義。正因為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主流意識形態才一直尊奉馬克思主義為官學正統，并通過教材入典、文本修訂、教育考試、培訓宣講乃至官員銓選等社會強形式，塑造全社會一體遵行的價值觀念與知識模式，而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群體也由此盡量在話語概念、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分享諸多共同點，以此建構一種堅實的知識共同體。如同漢代儒學與國家制度曾經互為奧援，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借助主流意識形態博取話語高位，主流意識形態借助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顯示制度與知識的統一，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須明晰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知識真義。唯當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轉而通過實踐涵養其知識精神，致力于知識的實踐開掘時，才得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知識性精髓。

以知識性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將文學文本及其闡釋觀念置于其背后更加深廣的知識社會學語境中，通過揭示前者與后者的結構性關聯及其實踐要素(“必要的中項”)，來闡明自身的實踐性本質。以“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的知識闡釋形態為例，其之所以出現，與20世紀90年代主流意識形態故意弱化文藝規約以形成一種文學領域的“審美意識形態”知識觀念攸關。“審美意識形態”知識觀念的全新出場，雖未徹底消解先前那種刻意營造的規范型闡釋共同體，但闡釋者已被允許締造一種與自己闡釋目的相一致的新的闡釋共同體，憑此共同體，闡釋者對文本所做的違拗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本義的闡釋便具有合法性。同時，這種明顯有違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本義的“中國形態”的出現，也與90年代初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改革開放所開啟的中華民族第二次集體“睜眼看世界”浪潮、現代化發展所要求的現代性進步主義精神以及為了獲得這種精神而故意擇取矯枉過正的后現代性主義姿態攸關。而貫穿于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過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與進步主義觀念同時在社會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領域發揮理念引導作用，并進一步促成了引領中國社會現代性建設的他律性觀念，恰好也成為引領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形塑“中國形態”的知識學前提。結果是，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正統觀念由于難以跟上中國社會現代性的理念，它就要求把自我加以總結，以適應變化了的中國文學現實。這便是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產生的知識學邏輯。而這一知識學邏輯在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形成過程中有其深刻的實踐邏輯：理解的公共性源于語言的普遍性，語言的普遍性源于人性共同情感，人性共同情感源于人類實踐的普遍性，人類實踐的普遍性源于人與自然的協同共在。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知識基礎與實踐邏輯中，我們才看到了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開放性內涵：理解不是去發現意義，而是創造與生成意義；理解的對象，不是客觀自立并有待我們去發現的東西，而是理解者在當下的理解視域中全新建構的對象。理解活動與理解對象，從而成為一種飽含知識性與價值性內涵的實踐生成過程。

四、價值性：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倫理向度

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建構的歷程，實際上仍然是通過特殊的“中國問題”來重構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普遍問題”，而非對普遍性問題的解構。它在概念上不是要求我們拋開馬克思主義或中國文學的闡釋學觀念而構造一個獨異的全新概念，而是采取了一條更為可行的路徑：為已有的相關概念注入新的、符合中國精神與中國現實的闡釋學內涵。這樣，以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和“歷史的”觀點為原型，通過援引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實踐觀念與倫理觀念，就為這一概念注入了能動的主體性(“人民的”)與規范的價值性(“藝術的”)內涵，使這一概念不僅具有歷史哲學內涵，更獲得了實踐哲學的全新內涵。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從而不宜理解為追求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話語的“中國表達”，更宜理解為對一些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的普遍話語與一般概念加以符合語境的改造，以注入現實的中國內涵，即通過“中國性”彰顯“普遍性”，而不是強化中國的“特殊性”。因而 “中國形態”建構的實質，是通過中國文學闡釋學的“特殊性”來重構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普遍性”。

這一特殊的價值邏輯，使得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經典文本”雖曾長期配享“卡里斯瑪”神圣地位，但其“中國形態”，卻是運動的、發展的和開放的，而非僵死的、封閉的與完成的，即它并未停留于符義層面的中國話語生產，而是向具體的中國化實踐“應用”前行一步，成為一種人們在民族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理解世界、參與世界、改變世界的精神武器與價值理念。今日文化全球化的現實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元統一歷史觀，則更進一步要求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具有包容性與普遍性，體現中國性與世界性。未來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不僅在于創新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當代表現形態，更在于建構符合中國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中國當代文學闡釋學，以推進其對一般意義上的世界文學闡釋學的貢獻。

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理論向度的梳理，中國當代文學闡釋學便獲得了兩個重要進展。其一，它確定了新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與文學闡釋標準。正是在對馬克思主義文學本質、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概念的重新闡釋過程中，才建立起了中國當代文學闡釋學新的歷史原則、現實原則與美學原則。其二，它強化了文學的實用主義觀念。雖然“文以載道”的觀念曾長久地占據中國文學的舞臺，但它在近現代以來文學現代性與文學自律性洪流中受到沖擊，而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通過突顯文學的價值性而使人們在一種放大的效果中重新認識到文學的基本實踐品性，并構成此后中國當代文學闡釋學的基本價值取向，使得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本質上雖然是對文本實踐關系的闡釋，是經由文本而展開的對文本背后復雜社會關系的闡釋，但通過這一闡釋，卻同時獲得了對闡釋者與世界的真理性認知，使闡釋成為創新文本、創造自我、改變世界的本體性存在方式。

當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強調自我內在的主體性力量，并將關于未來的敘事用宏大敬慕的語氣(“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表達出來時，它也便同時產生了進步主義的觀念力量。在“中國形態”的形成與闡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話語的自主性要求與民族國家的意志沖動及社會革命(變革)的現實需求互為奧援關系，看到了馬克思主義逐漸退去其意識形態乃至教義內涵而向科學范式轉型的本質。在當下世俗彌賽亞與科學主義意識形態不斷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基于“中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很可能會在未來社會現代性建設中爆發出巨大的力量。

歷史地來看，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作為一種知識形態經歷了早期原典中的原理形態，到中國化的革命與建設時期的實踐形態，再到今日信息技術時代創新與發展的折疊形態轉變。今日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之“實”之所以仍循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先前之“名”，不僅在于“名”所承載的義理為已獲歷史明證的唯物史觀，而且在于其可以溯及自然法權依據。當以“應用”為取向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因應急遽變革的中國社會現實并催生未來形態時，它便不會再停留于單純的實踐形態，而會指向一種折疊形態，后者通過實踐形態重鑄原理形態，推動原理形態的創新并時時指向未來。本文研究的目的，并非要重繪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形態”的地圖，而是通過重析其闡釋學屬性，提煉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中國化”過程中所創生的“中國形態”，闡明這些“形態”所具有的“中國價值”，為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在當代實現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提供方法津途。在此基礎上，提供一種從“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進入“中國當代文學闡釋學”的知識路徑，實現從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中國形態”出發，經勾連闡釋學的“西方形態”，最終通達闡釋學“普遍形態”的世界闡釋學在地化圖景，闡明這種圖景對于世界文學闡釋學的貢獻。最后，超越當代文學闡釋學的意義內生與闡釋循環邏輯，擴展文學闡釋學至生活世界與生存實踐領域，使每個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文本的意義都能在“中國形態”中得到最大限度呈現，每個理解者都能在闡釋實踐里找到自己生存的影子，并萌生意義的認同感。這樣的闡釋當然不會最終完成，但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形態”(文學闡釋學的“中國學派”)必須建立這樣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