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8年夏，野生動物學家迪莉婭·歐文斯出版了小說處女作《蝲蛄吟唱的地方》，初版印數僅2萬余冊。令人意外的是，到2019年末，小說重印四十余次，售出450萬冊；截至2022年1月，這一數字達到1200萬冊。根據官方數據，其紙質版銷量超過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斯蒂芬·金等名家新作紙質銷量總和。小說反復登上紐約時報、亞馬遜等平臺新書暢銷書排行榜，上榜時間超過百周，多次位居周榜單榜首。書名中詞匯“crawdad”進入韋氏詞典2019年十大熱詞名單。在小說銷售市場總體低迷，網飛、亞馬遜等算法驅動娛樂公司為消費者提供一系列“客制化”產品背景之下，作家似乎已很難通過單打獨斗突破工業化運作的圍剿，而它為何吸引了如此眾多的美國讀者？行業分析人士試圖尋求原因，Codex Group甚至對數千名購書者進行了政治派別歸屬調查，結論與大部分小說閱讀群體構成并無明顯差異。圖書行業資深人士宣稱它“藐視了新的萬有引力定律”；蘭登書屋銷售主管認為這是他從業30年來前所未見的現象級事件，且無法從中獲得任何可以借鑒的經驗。

獨立書商大力推廣功不可沒。好萊塢演員兼制片人瑞茜·威瑟斯彭看中這部小說，由其擔任制作人的同名影片已于今年上映，泰勒·斯威夫特為其作曲，因出演BBC劇《正常人》在年輕人中頗受歡迎的黛西·埃德加-瓊斯扮演女主角卡婭。威瑟斯彭此前還曾投拍澳大利亞暢銷書《大小謊言》改編劇，斬獲許多影視劇獎，小說銷量也略有增長，但遠無法與《蝲蛄吟唱的地方》相提并論。

迪莉婭·歐文斯此前有三部非虛構作品：回憶錄《大象的眼睛》《卡拉哈里的哭泣》《大草原的秘密》，講述她作為非洲野生動物學家的生活，曾獲約翰·巴勒斯自然寫作獎。迪莉婭早年在喬治亞大學學習動物學，后于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獲動物行為學博士學位。上世紀70年代起，她和丈夫馬克·歐文斯到非洲研究野生動物，在博茨瓦納的卡拉哈里沙漠建立研究營地，觀察獅子、鬣狗等動物，研究它們的遷移模式和社會行為。他們的基金會為村民提供職業培訓、小額貸款、醫療保健和教育服務。但這些行為也引發了爭議，《紐約客》報道稱馬克在贊比亞政府監管之外建立了一支狩獵偵察隊，“通過提供武器、靴子和金錢”收買當地人，巡防人員使用暴力手段阻止偷獵者。《大象的眼睛》（1992）記述了與偷獵者的沖突，美國廣播公司還就此拍攝過一集紀錄片（1996），該片最后的鏡頭中，一名被指控為偷獵者的男子被槍殺。盡管歐文斯夫婦自陳不在現場，但并未完全洗脫罪名，他們很快回到美國，在愛達荷州北部的僻靜農場定居下來。離婚后，迪莉婭獨自搬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山區。他們是動物保護主義者，但“以動物救世主自居”也被詬病為變相的殖民主義，“文明”的入侵擾亂了原有的生態邏輯，導致當地人價值觀的混亂。

小說出版時，這位作家已經69歲。突然而至的成功讓她感到猝不及防。“我從沒想過自己能寫小說”，作者自陳十年前開始寫作這部小說，當時腦中只有模糊的故事：一個女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沼澤地里獨自長大，后來被指控謀殺了一名年輕男子。故事是虛構的，但作家借鑒了她與社會隔絕的荒野生活經歷，她一生中多數時候都盡可能遠離人類，住在偏遠的地方，靠近野生動物，“這是關于荒野求生的嘗試”。在紐約植物園舉辦的演講中，她把面對觀眾講話的感受與多年前的一次逃生經歷相比，當時，為逃離一頭沖過來的大象，她跳進一條鱷魚泛濫的河里。

小說的閱讀體驗至少與以下關鍵詞相關：謀殺、懸疑、自然寫作、生態學、冒險、浪漫愛情故事，成長小說……敘事沿著兩條時間線展開。一條是1969年的一樁沼澤命案：男孩們在沼澤深處廢棄的消防塔下發現當地青年蔡斯的尸體，意外墜落身亡的現場疑點重重，附近居民的流言蜚語和警探調查將矛頭指向沼澤女孩卡婭·克拉克。另一條敘事線則為卡婭成長的故事，起始于1952年，六歲的卡婭目睹母親離家出走，父親酗酒、家暴，哥哥姐姐相繼離開，她承擔家務，跟隨父親駕船捕魚，沒多久父親也不辭而別。卡婭孤身一人住在沼澤深處的棚屋里，靠清晨撿拾貽貝到鎮上交換行船所需的油氣和基本生活補給。15歲時，她與同樣癡迷于沼澤的男孩忒特建立了友誼，他教她讀書、認字，分享他喜愛的自然科學書籍。忒特上大學后便銷聲匿跡，直到博士畢業后重新回到小鎮工作。多年的孤獨生活中，卡婭融入了沼澤的生態環境，她收藏羽毛、貝殼等，觀察動植物的生存模式、生命周期，用文字與精美的繪畫描繪它們的形態和習性。歸來的忒特將其推薦給出版商，這些關于貝殼、鳥類、昆蟲的研究得以出版，它們圖文并茂，獲得生物圖書獎。卡婭也由此擺脫生存困境。兩條敘事線在蔡斯死后匯合，卡婭經歷刑拘庭審，最終無罪釋放。小說結尾概述了此后卡婭與忒特的隱居生活。她過世后，忒特從隱藏的遺物中發現大量詩稿——原來她一直用筆名發表詩作——未刊發的一首揭示了蔡斯死去當晚發生的一切。庭審過程中最大的疑問，蔡斯死后離奇消失的貝殼項鏈，那是早年相戀時卡婭在消防塔上送給他的，也在卡婭遺物中。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獨特的女性成長故事，雖然與自然、貧窮相關，但和魯濱遜改造自然獲得新生活的路徑全然不同，相反，歐文斯虛構了現代生態學視角下自力更生的另一種可能性：主角的價值恰恰不在于征服環境，而是與自然環境建立和諧共生的關系，在盡量不影響自然環境的前提下，換取基本生存所需。

書中最令人興奮的是濃墨重彩的生態環境描寫，它們體現了作者的博物學和生態學專業素養，以及一個長期生活在野外并有著敏銳洞察力的觀察者對于大自然的強烈情感，少了浪漫主義多愁善感的想象，更加務實，交互、親切。這是一片荒原般的廢棄之地，過去百年間從海上上岸的人們匆忙逃往此處，饑不擇食地安頓下來，“以后凡到此地定居的人，都要灰心喪氣。”詛咒和命運并未減損自然伊甸園般孕育生命的本能，海岸如此深邃、神秘、廣博。她詳細區分了沼澤與濕地（小說也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為濕地，后一部分是沼澤，與主人公心靈的成長及命案逐步揭示形成隱喻結構），繁復多變的水道、潟湖、泥塘、環礁湖為人物提供了安全的棲身之所。那也是植物與動物的盛宴，橡樹、松樹、蒲葵、香蒲、樹莓、香楓、山核桃木；禿鷲、海鷗、灰鷺，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咸水中的草和泥濘中佇立的樹以風的形態生長，斑駁的光線，變化的潮汐都有了生命，而動物自有其生存法則，卡婭在海灘投喂食物，認識每一只飛翔的鷗鷺，尋找并收集它們掉落的羽毛，卻從未在家中飼養過寵物。

小說中最精彩的外貌描寫，很可能是卡婭首次出場時“烏鴉的翅膀那樣濃密漆黑的頭發”，當她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被建立起來，這樣的比喻便水到渠成，而不是模式化的套用。卡婭從動物身上，而不是從人類身上，學習并理解生存的法則，從螢火蟲在交配行為之前發出的不誠實的信號以及牛蛙的交配中學習兩性關系；受傷的鳥類可能被同類殺死，以免在集體行動時拖后腿；受審時，她將法庭上的專業人士按照動物世界的標準分成不同層級。在走投無路、孤立無援時，人類以生存為目標的本能恢復了。也因此，小說結尾兩處懸念的揭曉：人物隱匿的詩人身份；為擺脫困境而不顧忌任何規則的危險、幽暗一面，悄然引向了文明與野蠻的吊詭關系。

生態環境、修辭、主人公的成長和復仇似乎暗示著：人也是一種動物。她的精神活動被這樣描述的部分令人深思，并非以人類中心主義推己及人。這體現了“文明”的悖論，如弗洛伊德所說，“文明的未來”究竟是什么，人類的動物性與文明之間的關系，我們是否真的了然于胸、勝券在握？

這也是一個異類的故事。作者將卡婭描繪為“沼澤深處的女孩”，鎮上的人們認為她野蠻、未開化，將她比作狼孩，她的真實生活鮮為人知。青春期的卡婭和忒特成為戀人，但忒特上大學后便試圖澆滅愛情的火苗，因為他認為她屬于沼澤，永遠不可能進入正常的人類社會。卡婭后來對富家子弟蔡斯動心，他們秘密約會，直到她從報紙上看到他同別人訂婚的消息。庭審過程中，卡婭被辯護律師描述為受誤解的受害者，他向陪審團發問：我們給她貼上標簽并拒絕她，因為我們認為她與眾不同，但很可能正是我們的排斥迫使她逃離人群。

無法否認的是小說敘事存在許多失衡之處。比如語言風格的混亂，與豐饒的沼澤詞匯相比，其他場景描寫顯得貧瘠，人物對話中方言和口語的使用過于刻意；且人物常常用完整的句子清晰表明他們的想法，像是英文青少年讀物。當然，一些動詞在人與動植物之間混用，類似的創造性毋庸置疑。

此外，具體描述時，鄉野被理想化了。似乎為凸顯人類社會偏見的可怕，原本暗流叢生的沼澤變得過于安全，它成為富饒、自給自足的溫暖巢穴。主人公在沼澤中優雅地滑行，沒有弄臟過自己，沒有受到其他物種的侵擾，甚至沒有受過傷，沼澤中唯一的安全隱患是人類建造的消防塔和刺傷過童年卡婭的釘子。同時，物質條件的艱難也被美化，主人公的生存環境缺乏前后的一致性。隨著敘事展開，簡陋、逼仄的棚屋變得越來越富足，像是神話里取之不盡的百寶箱。卡婭出場時常常伴隨著小說家傾心盡力的穿著描寫，襯衫、牛仔褲、短褲，以及各式各樣的裙子，早年間，它們來自母親的衣箱和黑人社區的捐贈，但后來又作何解釋？既然人物不光顧鎮上的商店，在蔡斯死去那晚之前也從未離開過小鎮。

這些或隱或顯的缺陷在改編后的同名電影里被進一步放大。影片中棚屋窗明幾凈，瓊斯復原的人物穿著過于潔凈、整齊，不僅符合社會規范，也完全順應大眾的審美，很難在主人公精心打理的頭發和她艱難的生存處境以及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之間建構合理的邏輯性。當然，小說的硬核部分也未能在影片中重現。人物與自然互動的方式，她真正的家——神秘、幽深的濕地、沼澤，無疑是讀者最為期待的。影片取景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片沼澤，它肯定不是小說中那片原始的、包藏著動物生存法則和人物內心深處隱秘的神秘之地，盡管是美的，卻顯得清脆、明亮，敷衍。缺少了敘事者的鋪墊和引導，卡婭的成長更顯得不可思議。像是隔著一層濾鏡，每個細節都被打磨得锃亮，沒有任何污垢和砂礫。故事的粗糲之處也幾乎被磨平，只剩下三角戀愛、懸疑故事和美麗的沼澤風情展示。

此外，小說人物形象和情節設置的模式化也削弱了硬核部分搭建的基礎。長期關照卡婭的黑人鄰居形象刻板、甜膩，其存在似乎只是為了主人公服務，同時映襯她被偏見排斥的相似處境。黑人男性是慈祥的父親，黑人女性的描寫僅限于豐滿的胸部；與此相對的，是忒特金色的卷發和蔡斯明亮的皮膚對于卡婭的吸引力。他們身體強壯，或是好學生，或是橄欖球四分位，思想簡單，扁平、虛假，與青少年浪漫愛情小說中的白人男孩別無二致。近年來女性作家筆下常見的酗酒、家暴作為一切戲劇化災難導火索的情節設置也未缺席。二戰中歸來的父親拖著因膽怯而被炸毀的腿，整日酗酒，將對生活的不滿發泄到妻子和孩子身上；蔡斯也試圖用暴力馴服卡婭。一些讀者認為作者歪曲了北卡羅來納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真實情況。事實上，小說可能從未顯示出對于復雜、艱難、種族主義等議題真正的興趣，它們不是故事的結締組織，而更像是裝飾。

“一個貧窮、沒受過教育卻美麗得出奇的女孩，獨自在沼澤中長大，一邊寫詩，一邊研究量子物理。”人物是否可能在幾年時間內由只字不識成為足以被專業領域認可的動植物圖書作家（除非是天才），也是讀者爭論的焦點，盡管她曾接受忒特的專業指導。這種指責大可歸咎于學院教育體系的偏見，她對沼澤和濕地的熟悉程度確非坐在室內研讀文獻、做切片、觀察顯微鏡的人可比，更不必說文明社會還要耗費大量時間精力爭取經費、進行人事斗爭等，不過，圖書資源和科學研究條件的匱乏呢？也有讀者質疑長期與世隔絕的主人公是否可能有足夠的現實世界經驗，制定完美的殺人計劃并成功脫罪。或許作者過度執著于傳遞野外自力更生的生存方式有助于專注和深入的理念？如果對人性和人類社會構成的理解是出于對自然的觀察，出于直接的體驗和思索，而非對已有規則的簡單接受和適應，是否會更加深切？

也有狂熱讀者將駕駛破舊小船在迷宮般水道中航行的卡婭比作亞哈船長，自然的神圣力量則是潛藏的白鯨；沼澤中的生存被與《神曲》中地獄烈火的淬煉相提并論；有人將小說主題引向梭羅的隱居生活；討論人們對自然法則的向往，對文明規約人性的厭倦和悲觀。然而，無論蝲蛄能否吟唱，卡婭的生存問題終究還是依靠人類社會認可才得以解決。沒人知道，文明的建構將我們引向何方，是否真能逃出文明世界，小說提供了濟世良方還是安慰劑，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銷量奇跡都不是思考的終點。